浙江省企业集群成长的创新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江省论文,集群论文,模式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经济现在正处在关键的转折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水平的提升、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环境的变迁，原有的企业成长模式变得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过去支撑中国企业发展的经济环境、体制边界、市场空间和竞争条件已发生很大变化，甚至不复存在。加入WTO后，中国正在进入经济结构调整与提升时期，这必将对中国现有产业组织形式与企业组织结构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企业的发展面临新的问题，需要寻找新的思路，并要求探讨企业实现集群式的可持续成长的创新模式。
一、企业集群成长模式已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
所谓企业集群是指一群既独立自主又彼此依赖，既具有专业分工、资源互补现象，又维持着一种长期的、非特定合约的企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集聚。现在一乡一品、一县一业的“集群成长”模式已成为浙江经济的一大特色，并成为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主流模式之一。在浙江，可以发现不少地区的单个企业规模并不大，有很多甚至是家庭作坊式企业。但由于大量小企业在空间上集聚，该地区形成的行业规模却很大。例如，“生产基地型”的绍兴轻纺工业聚集区的化纤和轻纺工业品每年的销售收入超过200亿元，总产量占全国的1／10。又如，“产销联结型”的海宁皮制品年销售额达200多亿元；嵊州的领带年产2.5亿条。再如，“商品集散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聚集了上万种各类小商品，年成交额达数百亿元，产品覆盖全国。据统计，“九五”以来，仅浙江省就形成了主导产品产值超亿元的企业集群306个，年产值总量达2644亿元； 专业市场4600个，年成交额3200亿元。这充分显示了企业集群成长模式的强大生命力和竞争力。
对于集群成长理论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有了很深刻的研究，并形成了以“劳动市场共享、专业性附属行业的创造和技术外溢（Technology spillover）”为支撑的马歇尔产业集群理论。而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则从工业区位理论（集聚效应）的角度阐述了企业集群式成长的商业模式。他认为，企业集群式发展之所以成功，主要取决于以下4 个因素：一是集群强化了技术设备专业化的整体功能；二是集群强化了劳动力市场的优化配置和使用效率；三是集群大大地提高了批量购买和出售的规模，得到更为低廉的信用，甚至消灭“中间人”，从而降低了交易费用；四是集群发展可以做到基础设施共享，减少经常性开支成本。笔者根据对浙江集群经济的研究，发现浙江集群经济的成功除了以上4个因素外， 还源自改革开放后市场化形成的千百万个市场竞争主体。它们借助于邻里效应，选择了最适合自己能力的产品，运用了最佳的生产分工，从而大大地提高了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他们借助于集群这种产业组织形式，用市场交易关系替代内部管理关系，将产品的零部件由内配转化为外配，将产品由垄断配套转化为竞争配套，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生产率，降低了成本。例如，我国最大的徽章生产基地——浙江省苍南县，其铝制徽章的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45％，并出口至欧美各国。实际上，正是由于该基地的产品有如此巨大的市场规模作支撑，企业才有可能在生产经营中根据效率和经济原则进行广泛协作与分工。对于一个小商品铝制徽章的生产，在生产工序上先后有设计、熔铝、写字、刻膜、晒版、打锤、钻孔、镀黄、点漆、制针、打号码、装配以及包装等十几道工序。按照一般的生产方式，这十几道工序只是工厂内部的分工；对于批量不大的生产，也只能由一个企业来完成。但在浙江的苍南县，铝制徽章加工的每道工序都是由独立的企业（加工专业户）完成的，而且每道工序产生的半成品都要通过市场去交换。经过市场的中介，由800 家企业参与的各道工序集合起来才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生产“流水线”。集群内众多的加工企业，对内是由市场联结的独立生产者，对外则联合起来发挥着一个特大型企业的功能。这种经济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既克服了通常所说的“大企业病”，又取得了专业化协作与规模经济的效益。
值得指出的是，企业集群成长模式并不总是有效的，聚集经济的取得不是无条件的，只有把存在着种种内在联系、具有协同效应的工业企业按一定的规模集中布局在特定地点才能获得；那种“袋装马铃薯”式的企业集结，不但不会取得聚集经济，反而会给地区经济带来严重后果。一般说来，通过价值链（注：此处的价值链主要指集群内相关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在价值上的体现。）一市场化渐次繁演出来的、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具有历史渊源型产业的企业集群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二、浙江省企业集群成长中的创新模式
我国在进入WTO后， 国内企业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来自国外企业的越来越大的挑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已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只有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才能图生存、求发展。正如新加坡的马成信先生所言：“在一个速度和变化的时代，创新是帮助中小企业成长的最有效的方式（注：《人民日报》2001年9月3日。）。”中国山东双星集团的总裁汪海先生也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年代，今天不创新，明天就落后；明天不创新，后天就有被淘汰的可能”（注：《人民日报》2001年9月3日。）。
1.浙江企业集群成长中创新模式的基本特征。纵观浙江省企业集群成长创新模式，可以概括为：在企业集群这个产业组织的平台上，实施“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三位一体的创新，并形成由分步创新逐步走向协同创新的复合创新系统。这里的创新系统是指在企业集群内，在一定制度体系下运行的，为创造、利用和扩散知识而相互联系和作用的企业组织网络。根据笔者的研究，较为发达而成熟的企业集群创新系统更强调知识的创造、利用和扩散的统一，而相对初级的企业集群创新系统则更多地表现为如何从其他系统中有效地吸收知识并加以利用。
2.“信用网络”是支撑企业集群成长的基础，观念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前提。将浙江省企业集群成长模式纳入改革开放以后的“两个转型”之中进行历史地考察后发现，民众的诱致性制度创新是集群创新的原动力，而民众的制度创新又来自民众的观念创新。即观念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前提。在调查中还发现，企业集群形成的基础性因素，例如，某一地区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民众的观念，而且这些因素往往会通过历史、文化的沉淀来逐步起作用。这一点，浙江温州表现得十分明显。温州一面临海，三面临江，金温铁路于1997年才全线开通，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的不便造成了改革开放前温州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例如，1978年温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仅3762万元。与此同时，土地稀缺和人口负担（注：1978年温州市人均耕地面积仅0.53亩，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13元。）又给温州经济带来沉重的生存压力。 但永嘉学派的功利主义哲学观的历史沉淀对温州人的商品经济意识的崛起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特别是自1876年温州被辟为商埠后，西方商品经济的意识形态与永嘉学派功利主义哲学观的碰撞与融合，造就了温州人的以冒险、务实和创新为主要特征的“温州精神”（注：金祥荣、朱希伟：《温州模式变迁与创新》，《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年第8期，第71页。）以及创业理念与竞争文化等。浙江省为什么能成为中国“老板”最多的省份？浙江人为什么对创业情有独钟？正如一位十分成功的企业家在谈到创业理念时自嘲地说，“中国其他地方很多人有钱就炒股票，温州人有钱就办实业”；“有5000元钱就想自己当老板”。这是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很多人的创业理念。
企业集群成长中另一个基础性要素是集群参与主体的“诚信”和它们所信奉的商业文化与竞争理念。在企业集群中，人们的经济行为总是与行为人在这个群体中所处地位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故有学者认为，企业集群运作的前提条件是以“业主之间的信任和承诺为主要内容的协作精神”（注：石亿邵：《企业群落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工业经济》2001年第10期，第4页。）； 业主间的“信用网络”是支撑企业集群的基础网络。只有在适当的人文环境下，才能在集群内激发“价值链与技术传递链”的整合机制，造成企业间关系的高度合作与协同，实现企业集群内的资源禀赋提升、企业—产业组织提升和技术水平提升。试想，如果没有这种人文环境，“同质”的业主之间的恶性竞争就会迅速滋长蔓延，精细的专业化分工将难以为继，企业集群的整体对外竞争力也将丧失，集群的范围经济也就无从谈起。在这方面，浙江的企业集群发展尽管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教训也不少。例如，10年前在杭州的武林广场，时称“星期鞋”、“晨昏鞋”的大批温州皮鞋被付之一炬；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温州低压电器行业成为国家有关部门打击的重点；等等。当年浙江省的不少地名已成为假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企业不敢打“本地牌”。但是，它们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做到“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假冒伪劣的温州皮鞋被焚烧掉了，质量低劣的低压电器被砸掉了，崛起的是康奈、正泰、德力西等一大批行业知名企业。它们的崛起，使温州再次成为中国知名的中高挡皮鞋生产基地，使柳市获得“中国电器之都”的美誉。
3.“抢先一步”的制度创新是浙江企业集群成长的原动力。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制度性因素是决定浙江经济发展速度的主要因素。所以，制度创新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决定经济发展的最关键的因素，是所有创新中最重要的创新。但这种制度创新是一种“非帕累托”创新，会遇到各种阻力。熊彼特曾经指出，创新对被替代的一切具有破坏性的作用，即创新客观上具有“创造性破坏”的性质。浙江制度创新的成功之处在于探索出一条在解放思想方面的政治成本最小化的路径（注：例如，浙江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减少改革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采用“挂户经营”、股份合作制和非公有制企业建党等方式。），成功地规避了意识形态刚性所形成的制度性壁垒，从而取得了“抢先一步”的效果。由于这种宝贵的“抢先一步”，浙江（像温州、宁波等地区）与其它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形成一个较大的“制度落差”。这种“制度落差”，吸引了大量生产要素（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等）的定向流动，为企业集群式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样，浙江的企业家们还利用“抢先一步”所形成的“制度落差”，恰当地采用他人的创新要素来弥补自身企业的创新要素的不足；利用企业集群的产业组织形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区域集聚效应来弥补自身企业的规模经济的不足；用专业市场创造的市场拉力来弥补自身企业的技术推力不足等。这些创新思路取得了成功，从而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
4.集群企业渐进式技术创新模式是提升浙江产业技术水平的基本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企业集群成长中的技术创新更多地表现在“模仿创新”阶段，并呈现出由“集群创新”到“创新集群”的特征。企业集群内的技术创新，一般是围绕着集群内的主流产品渐进展开的。一般说来，创新模式（注：傅家骥等：《技术创新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5页。）主要有：第一，基于技术轨道（trajectory）的顺轨性创新模式。这种创新往往表现为一种持续的创新行为，比如产品特性或形式、工艺技术得到持续的改进。第二，基于技术平台（platform）的衍生性创新模式。这种创新模式是指集群内企业在特定的技术平台上以满足市场的差异化需求而展开的创新活动。与单个企业不同，企业集群的技术平台是指集群内企业总体在某一产品领域内，设计、生产和制造一系列产品所积累或达到的水平。第三，向技术关联域（related field）发展的渗透性创新模式。由于企业集群内聚集了许多“同质”和关联度很高的企业群体，一旦有新的产品或工艺技术在集群内出现，很快就会在集群内传播、溢出和渗透，从而将一个创新活动发展成一群创新活动。
在企业集群内部，一些知识、技术甚至理念，常常被看成是一种公共产品，因为它一旦产生，往往很难限制集群内其它企业的同时使用。但对于集群以外的企业，这些创新的转移，尤其是一些内隐知识的转移，往往伴随着高昂的交易费用。关于企业集群内特有创新模式的形成机制，加拿大学者德布瑞森（C.DeBression）从中观（meso－level）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促使创新集群形成的因素包括范围经济诱导效应、知识与技术溢出效应和外部经济所产生的协同效应等（注：傅家骥等：《技术创新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关于“集群创新”的动力机制，有学者认为，产业的柔性集聚体实质上是一个知识创新体（注：盖文启等：《产业的柔性集聚及区域竞争力》，《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年第10期。）。在企业集群内，高度专业化的技能和知识的堆积，相关企业与竞争者的既竞争又协作，密集分布的中介机构与精于经营的客户在地理上或产业组织内的相应集中，为集群内企业提供了实现创新的重要来源与物质基础；同行之间的相互比较带来竞争压力，进而转化为创新的动力。特别是对创新极为重要的隐含经验类知识（tacit knowledge），蕴藏在人们大脑中，个人属性较强。这类知识转移往往不是在市场中发生，而是依赖于非市场化的交流完成的，即通过企业间的人才流动和私人交往的方式来实现。特别是由于中国的技术市场不够发达，在我国许多传统产业中，这类知识含量较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集群这种产业组织形式对于技术扩散、技术创新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例如，当笔者在浙江海宁考察并问及为什么皮装生产要集中在并没有多少资源优势的海宁时，当地人开玩笑说，“海宁风水好！”也就是说，在海宁随便找一个什么人，都能做出很象样的皮装，而在外地，情况则大不相同。根据笔者理解，这就是在海宁这个皮装产业集群内的技术、特别是隐含经验类技术溢出效应的结果。浙江的经验证明，企业集群这种产业组织形式为浙江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的发生和增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企业集群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活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大家熟悉的浙江绍兴“中国轻纺城”，已很难找到能热销一个月的花色品种，而流行的概念是所谓“礼拜产品”。“贴近大市场，三天出小样，五天成批量，七天上市场”已成为绍兴轻纺产业集群进行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的一大特色。激烈的市场竞争，推动了产业的升级、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这里，竞争机制、技术进步机制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不难想象，激烈而有序的市场竞争和“礼拜产品”的更新速度，对企业的经营机制、技术设备和各类人才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生存和发展，一场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手段，以经济为目的技术创新热潮在各个企业集群内以各自的方式悄然兴起。当笔者在“中国轻纺城”与一些企业厂长、经理交谈时，他们无不感慨地说：“在轻纺城的市场较量中，我们真正尝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滋味！”
三、结论
企业集群发展的模式是中国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发展的主流模式。企业集群发展的绩效已经超越了基于自然资源的区位、运输成本等古典分析的范畴，它涵盖了集群内各参与主体之间的信息与知识的交流、溢出和信用网络、创业理念、竞争文化等人文环境。一般说来，通过价值链—市场化渐次繁衍出来的、具有历史渊源型产业的企业集群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在浙江省，义乌人以“鸡毛换糖”的货郎担精神，成功地创造了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永康人有专门串户打铁补锅的“百工之乡”的创业意识，建立了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中国科技五金城；东阳有做“泥水木匠”的历史，这种历史的沿袭使东阳的建筑业在省内外颇具影响。
企业集群发展的模式必须伴随积极的创新体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浙江经济发展中创造的“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三位一体的复合创新系统，以及由分步创新逐步走向协同创新的创新模式，对其它地区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一般说来，具有完整的创新链（研究开发—柔性专业化生产—市场开拓）是企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现在人们已经注意到许多地方都在积极发展集群经济，主流是好的。但必须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在政府的倡导下，以已知的产业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致力于发展实际上已经或正在衰退的行业，导致各地大规模的产业同构、重复建设和生产能力过剩。不难预测，其结果只能是价格大战，最终使大多数企业元气大伤；加之政府介入了企业的运作，可能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