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之问与《代悲白头翁》的著作权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头翁论文,著作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3)06-0027-06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是脍炙人口的唐人诗句，但要问起作者是谁，则难以说清楚，因为语出两诗两作者。在清人彭定求等于康熙四十六年编纂的《全唐诗》卷八十二中收录的《代悲白头翁》（一作《白头吟》），署名作者是刘希夷。同时，《全唐诗》卷五十一亦收录该诗，题目是《有所思》，诗中唯“洛阳女儿”变为“幽闺女儿”，余皆同，署名作者却是宋之问。在至今所能见到的各种唐诗全集、选集中，选编者几乎从来没有忽略过收录《代悲白头翁》一诗，署名作者刘希夷，而《有所思》则绝少见其收录者。作者究竟是谁呢？历史典籍中对此曾有记述，但未作深析详判，结论不一。若用现在的时髦说法，这是一桩关于著作权的历史疑案。
一
刘希夷（公元651-678?）、宋之问(656-713)都是初唐诗人，甥舅关系，宋小刘五岁，为刘的老舅。二人在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双双高中进士，却走了两条迥异之路。据载，刘希夷少有才华，善弹琵琶，落拓不羁。诗以长篇歌行见长，文采恣肆，词旨悲苦，多依古调，与时不合，生前不为时人所重。后孙昱撰《正声集》，以刘诗为集中之最，方为人称赏，声名雀起。刘希夷在作《代悲白头翁》时，有“今年花开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一联，吟后觉似谶语，思以他句更换之，遂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一千古传诵的名句，但仍觉似谶语，却不复改，乃并收诗中。果然，一年后，刘即被害，时年不及30岁。惜哉英年早逝，时人无不痛惜。有人说是一语中谶，因诗罹祸，其实命被奸人算，非关谶语灵。
凶手何人？历史的矛头多次指向他的舅舅宋之问！
此案在唐代时就有记载。刘肃《大唐新语》写得简括：“……诗成未周，为奸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1]（卷8《文章》）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写得生动：“刘希夷诗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问苦爱此两句，知其未示人，恳乞，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袋压杀之。宋生不得其死，天之报也。”[2]其中，“知其未示人”语与著作权相关联，也就是说，宋获悉此诗尚未对外发表时，便欲据为己有，恳请刘希夷将该诗的著作权转给他。这就成了一桩牵涉到命案的著作权案了。
自唐以降，在元人辛文房所撰《唐才子传》、清人编纂的《全唐诗》等典籍中，也都对此案有详略不同的释述。《全唐诗》刘希夷条有白描式的记载：“诗成未周岁，为奸人所杀。或云，宋之问害希夷，而以《白头翁》之篇为己作。至今有载此篇在之问集中者。”[3]（卷82）《唐才子传》记载最详：“舅宋之问苦爱一联（指‘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知其未传于人，恳求之，许而竟不与，之问怒其诳己，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时未及三十。人悉怜之。”辛文房在介绍了刘希夷之后尚有评说，谨录于此，以共欣赏并相与析：“希夷天赋俊爽，才情如此，想其事业勋名，何所不至。孰谓奇蹇之运，遭逢恶人，寸禄不能沾，长怀顿挫，斯才高而见忌者也。贾生悼长沙之屈，祢衡痛江夏之来，倏焉折首，夫何殒命。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所较者轻，所失者重，玉迸松摧，良可惜也，况于骨肉相残者乎！”[4]（卷1）当然，怀疑此说者亦有之，否则就不成为历史疑案了。
二
我们的老祖宗历来倡导为人做事的两条标准：道德、文章，道德列于先，文章步于后。毋庸讳言，在文章方面，宋之问对初唐的宫体诗改造和律诗定型做过重要贡献，特别是其逆境中的作品较之奉诏应制之作具有独特的晦忧魅力。但是宋之问个别文章归属上的争议常在历史上明灭闪烁，而在他的仕途中，道德上的非议更是接踵而至。重觅宋之问仕途中的道德轨迹，索析其道德对文章的影响，对于推判《代悲白头翁》著作权的历史遗案或许是有帮助的。
宋之问可追索的主要政治生涯始于武则天久视元年(700)。在进士及第25年后，宋之问得以供职于武氏宠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的控鹤府，控鹤府不久改为奉宸府，宋任左奉宸内供奉。奉者，侍也；宸者，天子居住之处，引意为天子。奉宸府是专门为武氏提供内服务的所在，麇集了一群美容少年。张易之正当年少，姿容美奂，风流倜傥，又善于吹拉弹唱，引博调笑。武氏恰喜宴饮，最爱嘲谑，又必设曲乐以助兴。张易之的擅长正对武氏的胃口，每每将浑身解数发挥到极致，深得太后的宠幸，做了奉宸府的领班。张易之初任奉宸令，序列朝班，品秩仅次于御史大夫。为了可持续性地发展，“二张”也没有脱开女子作态邀宠的套路，常常是朱粉敷面，锦绣裹身，以取悦于武氏。“奉宸”果然有功，张昌宗从秘书监累迁散骑常侍，至封为邺国公，张易之从尚乘奉御迁至司卫少卿。二人权倾朝野，炙手可热，门前自是冠盖如云。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宗楚客、宗晋卿等一帮溜须拍马之徒如苍蝇见血状，随时恭候在“二张”的门庭，争相牵马执鞭，肉麻吹捧，称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唐朝习俗，家奴往往对主子称“郎”）。瞧，连武氏的侄子都甘愿为奴，畏“二张”三分呢。
在张易之兄弟烝昵宠甚之际，宋之问厕身其间，做个二等帮闲，却也对“二张”倾心附媚，不曾怠慢。张易之雅爱宋之问的诗才，常令其捉笔代劳，奉悦于武氏。以张易之署名的奉诏应和诗篇，多是宋之问等一批帮闲文人所为。幸亏宋之问等人不在乎著作权问题，否则又成了另一类的历史遗案。宋之问以高级学者的身份，替张家兄弟赋诗，做一位高级帮闲也就罢了，但他为了尽表衷心，竟为张易之倒便壶，这则是找“闲”帮，真正委屈了这位“才子”，未能人尽其才。（注：《旧传》于叙宋任左奉宸内供奉后云：“易之兄弟雅爱其才，之问亦倾附焉。”《新传》至谓：“于时张易之等烝昵宠甚，之问与阎朝隐、沈佺期、刘元济倾心媚附，易之所赋诗篇，尽之问、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此时宋之问当在四十五岁以上，而立之年早过，将知天命矣。
当然，宋之问不轻易放弃任何邀宠晋升的机会。武则天当政后，为了分宰相之权，选拔文学之士参政，时人谓之“北门学士”，这北门学士是很显赫的职位呢。据《本事诗·怨愤第四》载，宋之问对此很垂涎，提出申请，但未被批准，于是作《明河篇》以明志，诗末云：“鸳鸯机上疏萤度，乌鹊桥边一雁飞。雁飞萤度愁难歇，坐见明河渐微没。已能舒卷任浮云，不惜光辉让流月。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成都卖卜人。”诗的目的很明确，哀叹之余，却是希冀龙颜垂顾，简拔登阁。武则天见其诗，激赏其才调无伦，无奈嫌其口臭，仍是不许，实在令宋愧惭终身。
神龙元年(705)二月，武则天病重，年届八十的秋官侍郎同平章事张柬之等借羽林军杀了“二张”，枭首示众，拥太子显（中宗）复位，复唐号。在血雨腥风的一片喊杀声中，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皇帝——大周皇帝武则天气数终尽，一命归天（684-705，在位21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二张”既没，宋之问因躬身谄事张易之，坐贬为泷州参军，只好偕其弟宋之逊南下广东了。
三
中宗是一位短命的帝王，从其复位到被害，仅五年的时问(705-710)。这五年却也是多事之秋，也因之演绎了宋之问仕途沉浮、道德失准的“多彩”篇章。公元705年，当张柬之、敬晖等人要杀尽武则天众亲族时，武三思恐惧，便通过与之有暖昧关系的上官昭容求见韦氏，得到中宗皇后韦氏的庇护和宠幸，旋被任命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权倾人主。武三思这条冻僵的毒蛇苏醒后，即与韦氏勾结，着人多次捏造张柬之、敬晖等图谋叛逆的罪名。张柬之四遭贬黜，最后被流放岭表，诬杀致死。
就在翌年(706)之春，宋之问、宋之逊兄弟乱中投机，放胆从泷州贬所风餐露宿，潜逃北上。中途过汉江时，宋之问以异于常人的复杂心情写下《渡汉江》一诗：“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阔别故乡的游子在归心似箭的途中，倘遇乡人故旧，一般都急于询问家人和家乡的情况，应是“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应是“近乡情更切，急欲问来人”。宋氏兄弟在贬所熬过一冬一春，冒死潜逃，心情是复杂的，他们不仅仅担心家人因受其牵连而罹祸，恐怕主要还在于怕被发现而重新治罪，所以越是趋近都城，越是心中胆怯，越是“不敢问来人”，真是有家归不得啊。长安归不得，他们只好如走投无路的中山狼一般，蜷局于洛阳，藏在了朋友张仲之（或云光禄卿、驸马都尉王同皎）家蛰居残喘，以伺他日得志。
时机来得很快。神龙二年(706)三月，就在宋之问兄弟藏匿觳觫之时，适逢王同皎等在张仲之家密谋策划，欲杀武三思以安王室。他们在谈到武三思猜忌正士、干黩时政的种种劣行时，每每咬牙切齿，义愤填膺。谁知隔墙有耳，宋家兄弟在窗外恰恰窃听到话语所谋，即派宋之逊之子宋昙及其外甥、校书郎李悛紧急向武三思告发，同时倾表衷心，乞求法外开恩，免追宋之问兄弟从贬所潜逃回洛的罪行。事情办得很利落，王同皎等“五王”很快被捉拿“正法”，比东郭先生的下场还惨，他们至死也未必知道死于谁手。凶手是谁呢？《旧传》、《新传》皆说是宋之问主谋，《资治通鉴》说是宋之逊，总之未脱离宋家兄弟。究竟是谁，现在已没有必要细察了，仅从王同皎等人被杀后，宋家一班人皆恩宠有加，便可略知一斑。宋之问不但未被追究潜逃回来的罪责，不但免死，还擢升为鸿胪主簿，光禄卿王同皎死了，宋之逊升为光禄丞，李悛做了太仆卿。噫嘻，闻道佞臣加朱绂，原由朋友血染成。这种恩将仇报的下作勾当如中山狼，自为天下人所不齿。宋之逊等五人益发谄事武三思，“时人谓之五狗”。[4]（卷208）宋之问亦躬身投靠武三思，仍然干着如谄附“二张”的营生。
多行不义必自毙。武三思作恶多端，激起民怨鼎沸，时人皆曰当杀。神龙三年(707)，太子李重俊矫诏调集羽林军，一举结果了武三思父子的性命。此次未见史载与宋之问有甚牵连。但是，景龙中（约708），宋之问因表现突出，诗才笔健，在群臣应制的百余篇诗文中鹤立而出，深得中宗赏识，再次受到提拔，转升考功员外郎。至此，宋之问的仕途发展到峰巅，史称“宋考功”。这“考功”是个掌管着读书人龙门一跃的要职，也是使天下士子望而生畏亦生羡的肥缺呢。
在政治的旋涡中，宋之问自认为历练老道、游刃有余，希冀继续升迁。当时，公主们不爱红装爱政治，权力很大。公元706年，中宗颁布制书，允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公主并开府，置官署。她们于是竞立府署，各自为政，自选僚属，各树朋党。吏门大开，贿赂成风，虽屠夫酒肆之徒、奴婢等下之人行贿30万钱，就可以获得皇帝敕封的官位，谓之“斜封官”，一时间这种“斜封官”就达数千人，数倍于正员空缺。此时，武则天虽死，其女太平公主还在，武家在政坛上还算一方神仙。因此，宋之问投靠太平公主，景龙三年冬四年(709)春有颂诗，试读《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青门路接凤凰台，素浐宸游龙骑来。涧草自迎香辇合，岩花应待御宴开。文移北斗成天象，酒递（一作“近”）南山作寿杯。此日侍臣将石去，共欢明主赐金回。”这种媚附的手段确也高明，自己从南山上拣一块石头带回家，却高高兴兴地认为是主子赏赐的黄金，宋之问真有点石成金之术了。
在中宗执政时，其女安乐公主在众公主中“尤骄横，宰相以下多出其门”。[5]（卷209）宋之问又转身谄附安乐，拿手把戏之一还是写颂诗，有《宴安乐公主宅得空字》为证。诗首云：“英藩筑外馆，爱主出王宫。宾至星槎落，仙来月宇空。”寥寥数语，把安乐公主云从星随的宏大势力描述得淋漓尽致，主人自是怡悦陶然。宋之问自以为左右逢源，正自醉心地走钢丝绳之际，他的政治秋千着实荡伤了太平公主。当中宗欲提拔宋之问为中书舍人时，太平公主妒意大发，认为报复时机已到，揭发了他在做考官时贪污受贿的丑事。宋之问非但没做成中书舍人，反而受到惩治，贬到汴州做长史。汴州距京城较近，又是个富庶的所在，太平公主可能觉得罚不尽兴，心中不塌实，在宋之问未及成行时，一道诏书又下来，改贬为越州长史。宋之问此次可谓“孔雀东南飞，十里一徘徊”了。
四
宋之问的道德无常呼应了他的政治命运的短促。当初，中宗被武则天废黜后，与其妻韦氏幽居于房陵，忧惧不愿生还。韦氏常以祸福无常之类的话语相劝，中宗方觉宽慰，并允以韦氏：“一朝见天日，不相制。”中宗复位后，韦氏仍为皇后。由于中宗曾有对韦氏不加管束制约的许诺，她与武三思到中宗的龙床上玩棋，中宗不但不认为是犯上，反而在旁边帮助计点筹码。韦氏将一些跳大神的、巫医、厨子等引入后宫，做她的面首，中宗也是视而不见。中宗“弃祖宗之业，循女子之意”，[5]（卷210）致使韦皇后威权日重。他做皇帝不及五年，于公元710年突遭毒死，舆论归罪于韦氏的面首和女儿安乐公主，韦氏于惶恐中调兵谴将，立温王李重茂为皇太子后，方才发丧。李重茂登基，是为殇帝，韦氏临朝摄政。
物极必反。就在中宗暴死那年，睿宗李旦的第三子、临淄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共谋，率兵起事，结禁军杀入宫内，韦后仓皇逃入飞骑营，被乱兵杀死。李隆基派兵捕捉韦后亲族及其党羽，全部斩首，将韦氏和安乐公主的首级悬挂于东市示众。李隆基便是后来的唐玄宗。
睿宗复帝位后，以韦氏死有余辜，撤消其皇后爵号，追贬为庶人。宋之问虽远在越州做个小小的长史，但他的存在并未被人忘怀，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这次被核定的罪名是：狡猾阴险，恶贯满盈，怙恶不悛。《新传》说他“狯险盈恶”；[6]（卷202）《资治通鉴》说他“无悛悟之心”，[5]（卷209）被流放钦州。宋之问尚未到所，御史再次弹劾奏准，便赐死归天了。
五
宋之问死去了，在政治上已是盖棺论定，但他留下的著作权的历史遗案亦似应有个判说。诗文与作者的道德取向是联系在一起的，宋之问的道德失准为评判这一遗案提供了重要参考。而道德的积厚或积贫离不开社会的土壤，宋之问的道德与那个时期的社会和政治是分不开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透视宋之问所处的那个社会的环境条件。
宋之问从公元675年进士及第，到710年被判死刑，前后三十五年，不过弹指一挥间，倘若从谄事“二张”时计，乃十年耳。这一时期恰是武氏从当皇后(655)逐步摄政，进而称帝(690-705)，到韦氏临朝摄政(705)而终被杀(710)的朝纲混乱之期。
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标志着中国历史上“贞观之治”的基本终结，标志着一个君主知人善任、从谏如流的时代的终结，一个良将拓疆用命、忠臣肃政敢言的时代的终结。唐太宗在用人上内举不避亲，外荐不避仇，不因长孙无忌是皇后之兄就不委以重任；也不因魏征曾经效忠过太宗之兄李建成就不任用他；更不因李勣（即徐懋功，皇上赐姓李）忠诚于李密，乃至为李密披麻戴孝而不信任他、重用他。这种第一把手听断不惑的作风对开创贞观年间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一代新风至关重要。
但是，太宗在选择接班人时出现了问题。已立太子李承乾谋反被废，他只好另立李治。
太宗对太子亲加教诲、精到谋划。后来，太宗悟到李治是扶不起来的天子，曾私下里商议于长孙无忌，欲改立吴王李恪为太子，长孙无忌苦劝遂罢。太宗不幸而言中。高宗李治执政伊始，在太宗临终托付依靠的国之干城褚遂良、长孙无忌等大臣的辅佐下，永徽年问确曾出现过短期的“贞观”遗风。但他终究是昏庸无能，听信佞臣谗言，忠臣良将陆续被贬、被害，无善其终，政权逐渐被武后家族夺去，唐王朝几至亡国。早先高宗做太子时，进寝宫侍奉太宗，看见太宗的武才人则天便非常喜欢。太宗驾崩后，武才人没有得到特殊恩宠，也随三宫六院的众位妃嫔到感业寺当了尼姑。到了太宗的忌日，高宗到感业寺行香拜佛，见到武氏，相与流泪，互倾爱慕之情。王皇后得知此情甚为高兴，暗中派人让武氏蓄发，这边又劝说高宗纳武氏入后宫，欲以武氏离间高宗对萧贵妃的宠爱。武氏为人乖巧，善施权术，入宫后卑躬屈膝地逢迎王皇后。王皇后便在高宗面前极力美言，并在不知不觉中甘愿作枪，帮助武氏击败萧妃，使之取而代之。武氏大得高宗的宠幸，拜为昭仪。王皇后只知“螳螂捕蝉”，未料到“黄雀在后”，王皇后的目的达到了，也就立即成为武氏的绊脚石。武氏心地高远，想当皇后，她首先唆使中书侍郎李义府捏造事实，不断地向高宗进谗言，开展舆论造势。李义府容貌恭顺，内心却狡险忌刻，时人称之“李猫”，是一个典型的笑里藏刀、阴柔害人的佞臣，在浑噩的皇上面前建言，自然有一定的影响。此外，王皇后无后，特别喜欢武氏的女儿，经常去武氏处逗耍孩子。武氏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活活掐死，反将罪名扣到王皇后的头上，向中宗告了御状。王皇后背负冤屈，有苦难言，最后失宠被废。在逐一阴袭了两个对手之后，武氏将她们禁闭于后宫别院，囚室密封。后来，将她们各打一百大板，再断其手足，投之于酒瓮中。数日后，她们死去，又被砍下脑袋，完尸不存。萧淑妃死前大骂：“阿武妖滑，乃至于此！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5]（卷200）从此宫中不养猫。不过上天亦有报应，武氏常常噩梦连天，见王、萧披头散发，浑身滴血，如死时模样，令武氏梦中惊恐嚎叫。
武氏为做皇后，既练内功，又练外功。当初，高宗欲立武昭仪为后，曾多次征求褚遂良、长孙无忌等大臣的意见，均遭反对。他于是根据昭仪的意旨，秘密地将十余车金银宝器、锦缎布帛赐给长孙无忌，并亲自偕昭仪到其府上探望，还把他的三个儿子都提拔为朝散大夫。武昭仪又派其母到无忌家老脸求告，但他就是不赞成。武氏又着另一个佞臣、卫尉卿许敬宗多次游说，均遭到无忌严词厉色的拒绝，于是心怀嫉恨。在她做了皇后之后，许敬宗、李义府善于揣摩武氏的心意，陆续诬告褚遂良等暗中图谋不轨。显庆二年（657年）褚被贬为爱州刺史，658年死于任所后又被削除官爵。翌年，无忌亦遭诬陷，高宗明知其中有诈，竟始终未召见无忌对质审问，便将其流放黔州。三个月后，高宗似乎悟出有点儿不对头，下令复查，武氏闻言一惊，即令许敬宗着人到黔州酷刑审问，逼其自尽，长孙无忌知已江河急下，遂自缢身亡，其家族中在政界的也大都被牵连，降职的降职，流放的流放，被杀的被杀。
武氏终于将内外铺垫齐备。公元655年10月19日，高宗亲下立后诏书。诏曰：“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绂，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二，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壸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5]（卷200）这诏书写得很艺术，不但借其父皇和先母之口，夸赞了武氏恪守妇道的光灿品质，而且援引了汉宣帝将宫女王政君赏赐给皇太子的先例，立武氏为后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人心不足蛇吞象。武氏做了皇后，尚不过瘾，继而称高宗为“天皇”，她则自称“天后”，高宗的帝位式微。及至公元683年高宗卒，中宗、睿宗乃如走马灯一般，登基未及暖热宝座便被废黜。中宗即位（嗣圣元年，684）不及一年，被废为庐陵王。豫王旦立为帝，是为睿宗（文明元年，684），但居偏房别殿，政事悉决于武后。这些不义之行终有人看不过，徐敬业等起兵扬州，移檄声讨，可惜兵败而死。
摄政五年后(690)，武氏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从幕后走到前台，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睿宗皇帝被逼上表，请求赐姓武氏。
武后君临天下之后，并未进入极乐世界，而是终日战战兢兢，心澜跌荡，一怕唐李王朝的家族造反，二怕众大臣不服。为了预防不测，她便在朝堂上摆设下硕大的铜铸投诉箱（“铜匦”），鼓励告密，挑动官官相斗，官群相斗。据《旧唐书》载：“垂拱二年(686)三月，初置匦于朝堂，有进书言事者，听投之，由是人间善恶事多所知悉。”[7]（卷6《则天皇后纪》）告密之风遂大盛，奸佞小人得春风。“是时，告密者皆诱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赏。”[5]（卷205）
诬陷栽赃的揭发投诉信大量地投入铜匦，需要着人进行处理，处理的办法很简约：罗织罪名，刑讯逼供。于是酷吏肇始，冤情遂炽，满朝文武坐卧不宁，朝不虑夕，忠良诤臣遭贬、被诛，一时间乌云密布，刀光血影，钟吕毁弃，瓦釜雷鸣。据记载，武则天自垂拱起（685年），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死于酷吏周兴等人之手者数千人，被来俊臣破毁的家庭一千多家。人人畏怖的周兴刑讯逼供有创新，有绝招，来俊臣更是“小鬼高一尺，阎王高一丈”，接任后“请君入瓮”，先把周兴在热瓮中干煎了一次。多行不义必自毙。来俊臣终在闹市被处死，时人无不拍手称快，仇家争相挖其眼睛，剥其脸皮，披腹出心，腾踏成泥，争吃其肉，片刻之间食之告罄。士民皆相贺于路日：“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5]（卷206）宋之问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步入仕途的。
中宗的昏庸无能不亚于高宗，于是又出现了韦氏的临朝摄政，上演了历史的短暂一幕，却与武氏时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武、韦两皇后摄政时期，一批以雕虫小技而邀宠的近臣得到嬖幸。据《全唐诗》载，在武氏当政时，张易之、张昌宗奉宸有功，沐浴皇恩无限，连做妈的也都叨了光。“二张”的母亲臧氏、韦氏皆被拜为太夫人，赏赐不可胜纪。武氏又亲下敕诏，令凤阁侍郎李迥秀为臧氏私夫。这个李迥秀做男妓有功，公元701年从夏官尚书擢升为同平章事。另据《新唐书·韦皇后传》，韦氏临朝时，国子祭酒叶静能惯弄符咒制鬼，常侍马秦客医术高明，光禄少卿杨均擅长烹调，皆被引入后宫，供韦氏受用。依唐朝惯例，倘考妣丧亡，做臣子的儿子须辞官守丧1-3年。但是杨、马因服丧免职，不及十天即被召用。
家臣擅权也是这一时期的宝贝产物。据《资治通鉴》载，武氏称帝后，欲立其侄武承嗣、武三思为太子，宰相狄仁杰苦苦晓以利害方止。但是武则天多用武氏诸王和驸马都尉等一班不学无术之人，致使学生不复习业，二十年间，学校殆废。武三思被杀后，仍被追赠为太尉、梁宣王，其子武崇训被追赠为开府仪同三司、鲁忠王。至韦氏临朝摄政，中宗被害，韦氏乃令其兄韦温总领宫廷内外军队，控制皇宫和朝廷官署。韦氏族弟一干人等皆安排在重要的掌兵职位上。京城臣民惊恐万状，传言四起，认为又要换姓改朝。
总之，在这一时期，近臣、家臣威显，酷吏、佞臣横行，致使朝纲不振，阴阳错乱，萧艾繁密，椒兰萎残。这种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善恶不分，真伪难辨，趋腥逐臭，无仁无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道德堤岸溃决，做人标准痈疡。武三思在杀死张柬之等五王之后，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很有代表性，他说：“我不知代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5]（卷208）
在波诡云谲的政治风浪中，宋之问道德失衡。他未能特立独行，慎守情操，而是随波逐流，看风使舵，上下沉浮，三起三落，忘恩负义，出卖朋友，害人以求苟活，最终不得其死。
应该承认，宋之问在《有所思》的著作权问题上做得确是高明，使后来人缺乏历史的直接证据（人证物证），但是风起于青萍之末，便有了典籍中“或云”、“人言”之类的问接记载，虽有言之凿凿者，却也有对此持疑义者，现在只好推理判断了。在两皇后摄政的特殊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的气候深刻地影响了宋之问的道德观和政治生命，宋之问的道德标准又渗透到他行为的方方面面。作为进士及第并以吟诗作赋为营生的高级文人，在以文华风采取士的朝代，诗文应是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之问的文章是其道德的一面镜子，他所遇到的著作权上的小麻烦是其政治上、道德上的大麻烦的一个侧面。宋之问丧失人格做谄事拍马的小人，“至为易之奉溺器”，丧失了做人的起码标准，无是非曲直，无仁义信用，惟利是图，惟命是图，那么杀人灭亲以窃取著作权则是顺理成章的雕虫小技了。
或许有人会问，宋之问的著作权麻烦只此一例，由此推理，似显单薄。是的，但历史常常记载不爽，无独有偶，宋之问的其他诗作也曾有类似的麻烦。据有关资料，宋之问在贬赴泷州（今广东罗定县），路经杭州时，曾作《灵隐寺》一诗，其中一联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登楼排闼，看江涛海澜，日出其里，画境极其壮观。该诗问世后影响颇大，人们争相传抄。但《古今诗话》认为，这两句诗是当时在灵隐寺出家为僧的骆宾王代作。骆宾王是初唐才子，曾为徐敬业代拟著名的《讨武曌檄》，兵败后，一说投海自杀，一说在灵隐寺出家为僧。当然也有对此持疑义者。但无论如何，这也是一桩关于著作权的历史疑案。
收稿日期：2003-8-25
标签：宋之问论文; 张易之论文; 武三思论文; 代悲白头翁论文; 唐朝论文; 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全唐诗论文; 刘希夷论文; 武则天论文; 有所思论文; 新传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