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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软权力”辨析
“软权力”一说由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之后，引起了学术界乃至普通公众的关注。奈认为，软权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以达到目标的能力”①；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国际制度是其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文化是“一种相对廉价和有用的软权力资源”。他认为，美国文化虽非万能，但是“蕴藏在产品和交流中的美国流行文化具有广泛的吸引力”②。从理论史的角度看，将非物质因素纳入权力范畴并非奈首创，至少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早已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概念。③ 奈的贡献在于，他使人们对冷战后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和方式有了新的思考。有些西方学者认为，软权力理论“存在过于肤浅无深刻内含等缺陷……约瑟夫·奈所流露的大众化的情绪虽然使得软实力理论十分易懂，同时却给其学术性打了折扣，使其缺少严谨的逻辑结构”④。事实上，在涉及文化时，奈似乎并没有很好地解释：文化是否都能够成为软权力？如果不是，那么什么样的文化且在怎样的条件下能够被转化为权力？
文化本身的一些特性使我们不太容易从软权力角度对其细致区分。文化至今没有统一的概念界定，甚至在很多时候同文明相混淆。一般来说，文化指的是人类的精神产品及其相应载体，它同物质活动及其产品相对应。文化和物质产品一样，并不必然包涵着权力。权力意味着控制，是使他者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能力。⑤ 因此，权力只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无论是文化还是物质产品，只有在进入与他者关系之后，才可能附带有权力的属性。另一方面，文化又不同于物质产品。前者是特异性的，它蕴含着一个共同体的独特观念和生活方式，不同文化难分轻重优劣，因此难以从权力角度对它进行表述和区分；后者是普世性的，如一支铅笔在中国或在美国具有同等效能，因而可以通过所拥有的质和量，比较不同个体的力量大小，从而使物质产品转化为权力。
软权力理论关注的是文化的吸引力，但也认为这种力量很难驾驭。“我们文化的很多作用或多或少脱离于政府的控制之外”，软权力“倾向于对外部世界产生漫射性作用，而且并不容易控制以获得特定结果”⑥。由于文化在软权力化时的模糊性和复杂性，软权力理论在论证中只着重阐述了美国大众文化的软权力化；而关于软权力在冷战初期对苏联的作用，只强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必然性神话和跨国的共产主义制度”，没有谈到苏联或俄罗斯文化；在论及欧洲的软权力时，也仅提到制度因素，认为“西欧国家也从它们的民主制度中获得软权力”，同样没有谈到西欧文化。⑦
软权力理论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关注，中国学者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批判美国的“文化外交”，认为“美国政府正在实践着摩根索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美国“利用文化软权力所展开的文化外交是实施其‘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策略……”，“历史上美国的对外文化政策同对内政策一样，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其根本的出发点”，等等。⑧ 其二，提出中国应构建文化安全或实行文化外交，认为“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开放的全球化的经济世界中，有效地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同时又能有效地维护好国家文化利益与安全，是一个日趋紧迫的重大现实课题”，“捍卫文化主权不仅事关文化的独立性，而且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政治主权和独立地位”，并指出“实施文化对外战略，要具体落实到文化外交活动中”。⑨ 然而，这些研究既没有解答什么样的文化可以软权力化、什么样的文化不能的问题，也缺乏对除美国外其他国家对外文化行为的深入探讨。
显然，文化并不都是软权力，也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已经成为或可以成为软权力。尽管从软权力的角度区分文化并不容易，但这却是必要的，因为对于不同范畴的文化及文化交流，应当通过不同的方式加以处理。正因为如此，本文试图在文化并不都是软权力这一基本判断之上，探讨文化软权力的边界问题，并尤其注意比较美国流行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异同。奈的理论对文化软权力的作用方式有比较明确的描述，这为本文的探讨提供了研究起点。奈认为，软权力“作用的方式是：说服他人跟随或者使他们同意那些能够产生预期目标的规范和制度。软权力可以建立在一方的观念或文化之上……”⑩ 由此可以推断，文化要成为软权力，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其一，文化的传播能同化他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其二，他人观念的同化有助于本国目标（所推行的政策或所主张的规范、制度）的实现；其三，在通过文化同化实现本国目标的过程中，国家的控制力得到增强。
文化的同化能力
文化的同化能力是文化软权力化的基础。如果某种文化具有较强的同化能力，那么它即使没有成为软权力，也可能会在适当条件下被软权力化；反之，如果某种文化不具备同化能力，那它就无法成为软权力。文化的同化能力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是否带有强烈的国家特征，是否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是否能促进本国语言的传播。
首先，同化即意味着让他人接受自己国家的思维、价值观等，从而具有与自己相仿的观念。显然，同化的“蓝本”必须是施行同化者自身，因此有同化能力的文化，必然带有鲜明的个体特征，是一国所独有的。
不难发现，美国流行文化具有这样的特性，它从价值内核到表现形式都是专属于美国的。美国文化的独特性主要得益于两方面，即文化渊源和孕育文化的自然社会环境。很多人认为，美国社会是汇聚了各种文化特征的“熔炉”；也有不少人指出，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WASP）的价值观。这两种观点或许并不矛盾。一方面，由于美国是移民国家，美国文化从欧洲、非洲、亚洲等地域文化中汲取了充足养料，熔铸成既包含原地域文化特征又经过较大改变的新型文化。美国文化源于多而融于一，具有独特的形态和内容。另一方面，美国的主流文化始终是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文化，其他文化来源往往要经过主流文化的改造和渗入才能被认可和接受，融入美国文化的“一”之中。(11) 美国的自然环境也非常独特，尤其是在19世纪的开拓西部运动中，自然环境对美国人个性的形成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由此形成的独特社会环境进一步造就了美国人与众不同的观念：强烈的平等和自由意识。在这种自然社会环境下孕育的美国文化也相应地具有鲜明特征。
与美国文化不同，世界上许多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由于形成时间较长，且与同地区其他文化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因此尽管有民族特色，但不如美国文化那样特征鲜明和独一无二。例如，中国传统思想以儒、释、道为最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佛家思想即来自外部，甚至佛像的标准相貌还带有高鼻鬈发等典型的西方人特征。中国文化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传播有着悠久历史，以至于韩国国旗上还印有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太极八卦。又如，欧洲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意大利歌剧，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同整个欧洲的歌剧甚至交响乐以及戏剧、文学等都有着密切联系，并最终成为整个欧洲艺术的结晶。此外，意大利声乐也早已融入其他国家的文化，意大利歌剧的元素和规范对其他国家的歌剧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总之，传统文化更多的是同一地区内各种相近甚至同源的文化相互交流的结果，与周边地区的文化有较多相似之处，缺乏类似美国文化那种浓厚的一国特征。这使得同化对象无法准确定位同化过程中所依据的蓝本。既然这类文化不能严格地代表一个国家，它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的软权力。
其次，文化只是同化的一种媒介形式，根据软权力理论，同化的内容是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因此一种文化的意识形态含义是其同化能力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
美国流行文化之所以能成为软权力，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社会性的甚至是政治性的观念。它“以其自由意志和平等主义的潮流，统治了电影、电视和电子通信……信息和美国流行文化已经逐渐增加了世界对于美国观念和价值的关注和开放程度。”(12) 事实上，崇尚自由和个人英雄主义始终是美国电影的一大主题；在新型文化电子游戏中，美国的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也有相当体现。尽管美国流行文化不可能全都承载美国的意识形态，但至少这一特征在美国文化中表现得比较突出。
相较而言，其他文化的意识形态特征并不十分明显。传统文化经过几百甚至上千年的发展与积淀，能够流传下来的内容大多是关于人性的哲思。例如，意大利歌剧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主题绝大多数是爱情，或是关于人性和生死的思考与感悟。欧洲当代文化，如电影、绘画等，在内容上也很少刻意宣扬意识形态，而更多关注人在社会中的生存状态。
最后，能否促进本国语言的传播也是文化同化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语言直接与人的思维方式相关，而对于语言特别是当代语言的理解和掌握，又是深入了解并认同一国政策与思想的途径。一位美国语言学家认为，“英语训练将是美国投放软力量政策的重心，这很符合逻辑。（他国）允许或限制英语语言训练对美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简单地说，英语语言训练等同于软权力”。(13)
文化对语言传播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语言在文化形式中的角色。文化有很多种形式，在戏剧、小说、电影等形式中，语言都占有重要地位。在美国流行文化中，好莱坞电影尤其被视为文化扩张的工具，而它正是以语言为中心的。在当代社会，电影和电视已经逐步取代戏剧和小说成为最流行、也最易传播的大众文化形式，它们对于美国语言的推广作用不可忽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美语在发音、成语等方面同英式英语有明显不同，这些特征在美国电影和电视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占据优势的文化，如法国绘画、俄罗斯芭蕾、德国和奥地利交响乐等，都不以语言为载体。更何况，同美国流行文化相比，这些文化的流行程度要差很多。其二，语言的当代性。一些文明古国的优秀文化尽管以语言文字为中心，但使用的却是与当代语言差异较大的古语，最典型的如古汉语和古希腊语。世界上许多汉学家和古希腊学家都只识古文，不懂今文。因此，这类传统优秀文化虽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但对当代语言的传播作用不大，因而其同化能力也十分有限。
文化同化与国家目标
同化能力是文化成为软权力的内部条件，但文化同化要转化为对他者的控制力，还需要外在条件。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文化同化必须与国家战略目标建立联系。与文化同化相关的国家战略目标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实现政治安全利益，二是建立和领导国际制度或国际组织。
国家的对外行为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其中，政治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是最重要的两项内容。相对而言，文化同化在实现政治安全目标方面更容易发挥作用。因为国家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利益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很难明确界定和计量。国家安全包括哪些方面？主要威胁是什么？如何保障自己的安全？谁是朋友？面对大国应采取均势政策还是追随政策？……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在不同观念下，人们会有不同的解答。温特认为，“利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观念建构的”(14)；亨廷顿也说，“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我们必须首先知道自己是谁，才能知道自己的国家利益是什么”(15)。
显然，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一个国家的判断容易为主观认知所左右，而主观认知完全可能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安全化过程，即一个行为主体适应其他行为主体对一种‘真正’威胁内容构成的认知，正塑造着国际体系内的安全互动”(16)。因此，一个国家可以利用文化的同化作用，将自己的安全认知传播到其他国家，改变甚至塑造他国的认知。摩根索曾论及法国“文明使命”（la mission civilisatrice）的作用：一战前，法国成功地在地中海东部国家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并由此使其军事帝国主义在一战和二战之后都得到了强化。(17) 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社会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思想改造，当时的日本国民甚至“把美国视为奔向美好新时代的指路人”(18)，这种文化同化对此后日本在政治和安全领域长期追随美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美国在对华关系中具有多重利益和目标。从体系角度讲，美中关系是一个霸权国同一个正在发展的地区性大国的关系。美国既要维护自身的领导地位，不能容忍中国可能的挑战，又要极力避免同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因此，对华安全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决定美国整个对华战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19)。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无疑可以起到软权力的作用，即通过宣传美国观念影响中国对自身安全的看法，促使中国认同美国的思维并进而融合到美国所期望的战略格局中。
相对于政治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则具有较强的可衡量性。一般来说，经济利益是比较明晰的，人们易于做出精确的计算。尽管在经贸谈判中也充满着说服、吸引、偏好等内容，但国家对于自己在经济上的得失，大多能够做出理性分析。既然在经济事务中，主观的情感、价值观、思维模式等因素较弱，那么文化的吸引力就难以影响经济利益方面的认同，它所起的作用更多地是在谈判中加强对彼此行为的理解，而不是导致利益认知上的较大转变。因此，文化的同化能力就国家的经济目标而言，软权力作用并不明显。例如，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文化同化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体现了软权力的重要作用，但在经贸方面美日摩擦数十年来始终不断，甚至曾演化为相当激烈的贸易战。又如，近年来，韩国流行文化对中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至于出现了“韩流”、“哈韩”等词汇，但由于韩中双边交往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因而韩国文化并不能转化为相对于中国的软权力。
文化同化同样可以在国家追求建立和领导国际制度或国际组织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国际制度的形成，必然要求参与国共同遵守组织规范，即具有一定的共有观念。文化同化可以促使文化原属国将自己的观念转化为多个国家的共有观念，从而为建立国际制度创造必要条件。
首先，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本身就是一种观念。一般认为，现代国际组织形成于19世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以快速发展。国际体系的变化要求许多原先只习惯于国与国之间双边外交的国家逐步适应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方式。这个适应过程一方面依赖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实践，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些外在力量的推动，其中文化同化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次，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需要某种共有的价值观。一项国际制度为何要存在，一个国际组织为何要建立，这些都涉及价值观问题。参与国共有的价值观维护着组织和制度的根本目标，也保证了组织的凝聚力。例如，反共产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分别是冷战时期北约和华约两个组织内成员所共有的价值观，美国和苏联大量的电影、歌曲、文学等文化产品都曾在这方面对各自的盟友起到了相当大的同化作用，从而有力地巩固了自己阵营的共有价值。
最后，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的具体运作需要一定的规范。即使是经济性质的国际组织在运行时也要依靠共同遵守的准则。虽然经济利益是确定的，其认知难以通过文化同化来改变，但组织和制度的运行规范却是观念性的，文化同化可以成为传播这些规范的一种途径。
总之，文化在具有同化能力的同时，还必须同所属国的对外目标联系起来，这样才有可能成为软权力。如果一个国家在与他国交往中，其目标主要在于实现政治安全利益，或者国家具有建立和领导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的目的，那么就为其文化发挥同化作用创造了条件。反之，即使该文化具有强大的同化能力，它也难以转化为国家的软权力。
文化同化与国家控制力的增强
即使一国的文化具有同化能力，且该国对外目标与对他国的同化相关，该文化也并不必然就能成为软权力。与传统意义上的硬权力不同，文化软权力不能通过“量”来衡量，只有当同化过程能增强国家对于他者的控制力时，我们才能判断文化起到了软权力的作用。在文化的同化作用下，国家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能否得到增强，与文化自身所蕴含的思想观念有关。有时，文化传播可能带来负效应，导致自身影响力和控制力降低。这主要有两种情况：其一，竞争性意识通过文化传播同化他国，会带来对自身的更大挑战；其二，本民族文化被他国接受和应用，可能削弱自己的相对实力。
关于第一种情况，文化同化的目的是要让他人“想你之所想”，但是，被自己的思想所吸引并能够理解自己的对象是否就一定符合自己的要求？软权力理论并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假定在一个社会中存在着两个成员，其中之一信奉丛林法则，偏好扩张和掠夺；另一个忍让偏安，奉行妥协和逃避政策。两者通过接触，前者不断将自己的观念通过文化形式传播给对方，致使后者逐渐在心理上向前者靠拢。此时对于前者来说，是在从前的格局还是现在的格局中更有控制力？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温特所说，在国际体系中，共有观念或文化“可以导致冲突，也可以导致合作”(20)。如果起到同化作用的文化是一种冲突性的文化，那么它对文化原属国反而会产生负面效应。有学者曾做了一个有趣的类比。他说，篮球运动员姚明在国内是一个乖孩子，但现在在美国球场上也学会了碰撞、挤人甚至犯规的技巧。正是美国篮球的氛围教会了他这一点。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中国无意挑战美国利益，但美国却灌输给中国竞争、自由的思想，结果反而可能威胁到美国自身。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已经在国际关系中出现。民主与平等是美国观念中的重要内容，也通过文化媒介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并成功同化了一些国家。然而，被同化的国家往往会将这样的概念运用到国际层面，对美国的某些行为表示不满，指责美国在执行双重标准，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在道德领域受到质疑。这样，美国文化不仅没有对增强美国的控制力产生积极的效果，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
关于第二种情况，文化虽然很难定出优劣，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某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往往会更适应社会的发展，其思想观念也因此可能扩大为普世性价值准则。从历史上看，通过学习和借鉴他国文化，从而促进自身极大发展的例子很多，有些国家的实力因此赶上甚至超过了文化原属国。从西方来看，罗马深受希腊思想的影响，罗马的强盛与希腊文明的传播密不可分，而罗马此后却征服了希腊。彼得一世除了学习西欧先进的科学技术外，更重要的是学到了西欧的制度和思想观念，从而使俄国成为对欧洲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从东方来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进行了极为彻底的汉化改革，使得“二千多年间，没有一个民族取得过比孝文帝改革后的鲜卑族更好的结局”(21)。日本先后通过大化革新和明治维新，分别大量吸纳了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制度，两次走上强国之路。这些历史事实并不是说明，面对强势文化，全盘同化是最好的方式。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文化上的同化可能会促进他国的发展，从而威胁原属国的地位。也就是说，对他国进行文化同化，在吸引对方并使自己的目标更易于实现的同时，也可能会增强他国实力，弱化自身的相对力量，从而导致对他国控制力的下降。
上述两点说明，能够成为软权力的文化，应该避免给自己树立对手，避免进行无私传播。换句话说，文化的软权力化意味着其同化过程只是吸引了对方追随自己的政策主张，而没有导致对方在意图和实力两方面发生对自己不利的变化。这一点在冷战时期的美国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大量输出的好莱坞电影“在意识形态上推广美国政府的反法西斯主义、反共产主义政策，在文化上向世界出口美国的生活方式”(22)。在此过程中，美国的领导地位没有受到损害。正因如此，美国电影在冷战时期成功地起到了软权力的作用。而对于冷战后的状况，奈承认，“与20年前相比，美国的音乐和电影在英国、法国和德国更为流行。……但现在我们政策的吸引力甚至比那时更低”。(23) 这或许是因为，20年前的美国文化所倡导的内容能起到增强欧洲对美向心力的作用，而今天美国电影所表达的自由思想反而使欧洲在国际问题上对美国的单边政策更为反感。
结语
软权力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信息技术标准、国际制度规范等诸多非物质因素，都带有国家权力的特征。文化也同样可以权力化，但它的范围相对较小。有中国学者认为，二战前主要由教会和民间团体主持的美国对外文化交流，“始终是为美国开拓海外市场服务的，是其侵略扩张的一个工具”(24)。西方也有学者认为，即使是音乐，在国际关系中也有着重要作用，它构成了政治家影响他人的一种重要手段。(25) 这些观点给人的印象是，文化交流总是不能避免政治影响，它们都是软权力的体现。这不免带有“泛权力主义”色彩。
本文试图说明的是，尽管文化确实可能成为软权力，但必须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文化要有强大的同化能力，能使对象认可并接受自己国家的观念；其次，文化同化与对外目标相关，国家能够通过对方观念的改变实现自己的目的；最后，文化同化的结果是提升而非削弱自己的相对力量，从而增强对他国的控制力。这些条件可以看作是文化软权力的边界，只有符合这些条件，文化才能转化为软权力。从现实来看，除美国的流行文化和冷战时期的苏联文化外，很难找到带有软权力特征的文化形式。
划定文化软权力的边界，或许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对外文化政策。一方面，对于国外的文化产品，我们可以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在建立文化主权问题上似无需过于急迫。既然只有极少数文化可以成为软权力，那么就没有必要过多地从软权力的角度看待文化交流。即使是美国流行文化，也并非都含有软权力成分，似有必要做出更细致的区分。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并不具备成为软权力的条件，因此对外文化交流或“文化外交”有必要避免以获得软权力为目的来进行操作。否则，不仅不能将中国文化转变为软权力，而且还会使已对中国硬实力抱有戒心的国家更加忧惧，甚至会妨碍正常的文化交流。
文化即使不作为软权力，也能够在国际关系中起到积极作用。文化软权力的重点在于同化对方的观念，使之追随自己的政策；而日常性文化交流则是要培育其他国家对自己的好感，增进彼此了解。前者建立在文化和价值的绝对性观念上，后者则建立在承认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上。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在文化交流中更多地加入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容，无疑有助于其他国家对当代中国的理解和欣赏。
文化作为人类的精神产品，代表着一个共同体中基本的态度和观念，是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的看法，是共同体成员对于自己身份的执守。如果这个世界完全能由客观、冷静的理性所解释，那么一切文化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正因为不同的共同体有着对自己如何安身立命的不同思考，而这些思考不能由逻辑、理性等科学化、机械化、标准化的认识工具所替代，所以文化才呈现出各自独特的形态。文化的价值不在于它能否变成权力，促进文化间交流和理解或许比将文化当作权力来运用更有意义。权力是一时的，而文化是永远的。
注释：
① Robert Keohane & Joseph Nye Jr.,“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Foreign Affairs,Sep/Oct.1998,p.86.
② Joseph Nye Jr.,“Soft Power,”Foreign Policy,Fall 1990,p.168.
③ 摩根索这一概念中的“文化”包括了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两部分，并且着重于后者。参见Hans J.Morgenthau and Kenneth W.Thompson,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Alfred A.Knopf,1985,pp.74—77.
④ 张晓慧：“‘软实力’论”，《国际资料信息》，2004年第3期，第28页。
⑤ 参见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2—74页；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265页。需要注意的是，包括摩根索在内一些学者主张对权力和影响力进行区分，认为前者强调强制，后者强调自愿，而文化软权力则似乎更接近影响力范畴。
⑥ Joseph Nye Jr.,“Soft Pow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No.2,2004,pp.256,266; John Ikenberry,“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Book),”Foreign Affairs,May/Jun.2004,p.136.
⑦ Joseph Nye Jr.,“Soft Power”,Foreign Affairs,May/Jun.2004,pp.166,171.
⑧ 参见关世杰：“国际文化交流与外交”，《国际政治研究》，2000年第3期，第136页；李智：“试论美国的文化外交：软权力的运用”，《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2期，第67页； 方立：“美国对外文化交流中的政治因素（一）：美国‘文化外交’的历史面目”，《高校理论战线》，1994年第3期，第71页。
⑨ 参见赵刚：“全球化时代的‘软权力’与文化安全策略”，《国际论坛》，2004年第2期，第3页；胡联合：“论冷战结束后的国家文化安全”，《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8期，第32页；王公龙：“文化主权与文化安全”，《探索与争鸣》，2001年第9期，第37页；李智：“试论文化外交”，《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86页。
⑩ Robert Keohane & Joseph Nye Jr.,“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Foreign Affairs,Sep/Oct.1998,p.86.
(11) 其他文化一旦过于强盛，威胁到主流文化，往往会引起美国社会的危机意识。这种意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排华事件中得到了体现，而冷战结束之后的文明冲突论也被认为表现了人们对美国国内文化问题的忧虑。参见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56页。
(12) Robert Keohane & Joseph Nye Jr.,“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Foreign Affairs,Sep/Oct,1998,p.87.
(13) Thomas Molloy,“English Language Training as a Projection of Soft Power”,The DISAM Journal,summer 2003,p.101.
(14)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15) Samuel Huntington,“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Foreign Affairs,Sep/Oct.1997,p.28.
(16) 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17) Hans J.Morgenthau and Kenneth W.Thompson,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p.76.
(18) 赖肖尔著，陈文寿译：《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6页。
(19) 夏立平：“美国对华战略及其内在矛盾”，《当代亚太》，2004年第2期，第6页。
(20)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18页。
(21) 葛剑雄：“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元（拓跋）宏及其迁都和汉化”，燕南网：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 id=164。
(22) 张英进：“好莱坞成功背后的秘密：文化工业与全球化策略”，《解放日报》，2005年9月11日，第8版。
(23) John Ikenberry,“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Book),”Foreign Affairs,May/Jun.2004,p.136.
(24) 方立：“美国对外文化交流中的政治因素（一）”，《高校理论战线》，1994年第3期，第71页。
(25) 转引自王沪宁：“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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