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跨世纪政治经济体制的思考_政治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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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急待改革与创新。面向二十一世纪,如何构建政治经济学新体系?这是我国经济学界面临的重大研究课题。本文就此提出若干不成熟意见,以期抛砖引玉。

新体系应体现新世纪风采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在我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近20年来,我国理论界编写了20余本较有份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其体系结构可分为三大类型:一种类型是保持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体系,只是在制度分析中加入一些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第二种类型虽然是以制度分析为假定前提,但在此基础上却同时将整个结构体系分为制度分析、运行分析和发展分析三大块,并以运行和发展分析为主体;第三种类型则仅在导言中简要概述了制度分析以后,着重分析经济运行的全部问题。从发展趋势看,前10年以一、二类型为主,近10年则向第三种类型演化。

上述教材共同特点是:丢掉了“三过程”、“四环节”的思维定式,重点分析市场经济体制,引入西方经济学的体系特点,参照微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结构模式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体制,大量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手段,剖析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多方面突破了传统理论,具有许多启发性的见解,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另一方面,上述三种类型却都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共性问题,即他们的逻辑分析难以贯彻始终。制度分析以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为基础,运行分析则大多采用了西方新古典主义的思路和方法,而发展分析则引入了结构主义的方法。因此,分析过程中往往存在着概念和范畴不够一贯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诸如生产劳动价值论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劳动者公有制与劳动力商品化及劳动力就业事实上的不平等、按劳分配理论与按效益分配的现实等等,都反映出现行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内在矛盾。事实也是如此,我国政治经济学至今并未建立起科学的理论体系,或者说,它的体系好似小孩玩的积木,可以根据需要而随意拼凑。近20年来,“正规”的教科书已更换了十余次,难怪有人把它说成是“政治学”、“政策学”了。

围绕构建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当前面临着许多急待研究的重要问题,如《资本论》的逻辑结构、叙述方法是否应照搬到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来?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应纳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是否要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体制的研究分开,成为两门科学?市场经济体制的研究怎样才不会和部门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相混淆等。在此,有两种基本的思路:一种是在以往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另一种思路是面向二十一世纪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彻底改革,而首先需要研究的问题是——二十一世纪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任务是什么?下世纪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将发生哪些重大的变化等。显然,沿着后一条思路进行前瞻性研究,是构建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基础。

面向二十一世纪,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应具体体现出以下新特点:

(一)研究对象复合型

从现代经济科学发展的观点看,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的研究,必然从与自然、社会和技术三个方面的互相联系中进行。新世纪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经济活动及其运动规律。其中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活动,既包括生产力又包括生产关系;既包括经济规律的揭示又包括经济规律的运用。由此产生政治经济学学科目标的双重性:一方面它继续保持本学科研究对象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作为经济科学研究的一个工作面,在推动本学科进展的同时,又促进相关经济学科的发展。也许有人认为,把一些研究社会生产的范畴(如科学技术、自然资源等)和生产关系的范畴都列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其产生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将是一个大杂烩,即近似于社会科学和技术经济综合体的某种东西。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实践证明,它的体系本身不是一个死板的结构,而是一个巨大的创造源。它所包括的众多学科在政治经济学体系系统化作用下,互相碰撞、互相交叉,不断产生许多新思想、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并在一定条件下不断地产生出新的学科。如果说,在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时代,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科学曾经是同义语,自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政治经济学则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分化,其分枝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大量破土而出。在下世纪全球大经济、大科学互相渗透、相互交叉的时代,从科技、经济、社会的互相联系中研究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经济运动,应该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征:一是广义性。即在外延上以整个人类的经济运动为界域,而不是以某种社会形态或某个主权国家的经济运动为范围。政治经济学科学理论是人类认识经济运动及其规律的科学硕果,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不应以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来取代广义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二是系统性。经济运动实质上是一个大系统,它由若干个子系统组成,子系统又由若干个较低层次的系统组成。作为政治经济学系统的划分,应克服以往单纯以经济制度为特征来划分或以经济过程为特征来划分的形而上学方法,必须按其系统的内在的联系,多角度、多层次展开。经济运动的大系统具有开放性,当代经济运动不仅广泛与社会运动中其他运动形式相渗透,而且广泛与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机械运动、生态运动等形式相渗透,互相不断发生信息的交流。经济运动的系统性、开放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渗透性,是我们认识未来政治经济学发展方向的立足点。

(二)研究方向的趋同性

如果说本世纪东西方政治经济学从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市场,则下世纪政治经济学将在市场的基础上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人本经济学将大放光彩。从学科体系发展的规律来看,往往从某一个中心概念出发引伸出核心理论,并以核心理论为轴心,进行发散式思维,从而构建这门学科的理论体系。本世纪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其理论原因是缺乏统一的核心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长期以来在姓“资”姓“社”上大作文章,这种板块结构型的体系将被核心理论型的新体系所取代。

二十一世纪中叶,世界将进入后工业社会,届时整个国民经济不再以物质和能源,而是以信息和知识为发展的基础。生产智能化、管理信息化,商品生产由刚性的定型加工演变为随市场预测而灵活应变,废弃物由污染排放提高为清洁加工、循环利用,专门的工业功能区升化为工业园区内的混合开发,个人的自主弹性工作和休闲时间大为增加。从发展趋势看,各国将摒弃单纯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的传统发展战略,而采取空间环境效益导向下可持续发展的人与环境共生的滋养型发展战略。谋求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实现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问题。

(三)研究领域的扩散式

随着人类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度大大加强,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宽广。人类对社会经济运动认识的不断深化大大拓宽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从制度研究伸向经济活动领域,由经济制度比较转向市场运行分析,由市场运行分析转向人类经济活动分析,是政治经济学下世纪的发展态势。随着人类活动领域的拓宽,政治经济学在宏观和微观上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过去有许多不可能研究的对象和领域,逐渐变为研究的范围;过去在研究中不可能考虑到的领域,现在也都提到了研究日程上,成为研究的课题。

2.从物质生产领域伸向非物质生产领域。马克思时代的经济主要是物质生产的经济活动,而现代经济使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都成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现代经济从物质生产领域向非物质生产领域扩展,科学、教育、卫生、生态等一大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部门逐渐成为主导产业。从而要求人们对这些领域中的社会经济关系、经济运行与发展规律有新的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

3.从传统的物质生产部门向新的生产领域扩展。十九世纪的物质生产是以机械加工为主。二十世纪经济不仅有机械化生产,而且还有自动化生产。下世纪人类的生产活动在向高科技、新产品发展的同时,从陆地奔向海洋,飞向天空,其触角甚至延伸到宇宙空间。这些新生产领域出现,无疑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四)研究方法的科学化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一般都重定性、重逻辑思维和推理,所使用的方法重演绎、重抽象,研究方式和研究手段也比较落后,基本上处于个体劳动和个体操作的状态。随着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及其在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仅仅依靠传统的方法已显然不够了。随着政治经济学科学理论愈向社会生产实践活动靠近,其运用的色彩就愈浓。对客观存在的极为复杂的经济过程,不仅需要定性分析,而且需要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要进行周密的观察和预测,而且要直接地进行调节和控制。显然,如果没有先进的科技方法和相应的技术手段是难以办到的。

未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同自然科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必须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方法和手段。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发展,尤其是诸如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方法论的形成以及数学上的一系列新成就,深刻地影响着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使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日趋严密精确和定量化。

此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使得政治经济学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国际化的特点。由于研究内容的国际化,研究方式也必须随之发生变化,国际间的共同协作和攻关将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研究方式。现代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一系列影响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大课题,如空间开发、资源短缺、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地区经济发展等,这些课题的解决往往不是某个国家所能胜任的,客观上需要国与国之间协同研究,携手合作。因此,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不能仅局限于一个国家,而应当用开放的眼光研究本国经济,立足本国,放眼世界,着眼于世界性、全球性的重大课题,并重视和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新体系应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

为了科学分析和解决当代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一系列新课题,必须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这是建立政治经济学科学理论体系的根本保证。在此,仅谈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划分及其在政治经济学新体系中的地位问题。这也是政治经济学新体系能否建立的理论前提。

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进行划分的基本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生产关系划分法,即人类五种社会形态划分法;另一种是生产力划分法,即以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为根本依据。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生产关系决定着社会形态的性质,但生产力是本源的、第一性的,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归根到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演变。从生产力出发又有两种划分的方法:一种是以物为主(即以生产工具为标准),把历史已有的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四大阶段,即以原始工具为特征的原始生产力、以金属工具为特征的手工生产力、以机器技术为基础的机器生产力和当代以电子技术为首的新技术群为基础的现代生产力。另一种方法是以人为本,即根据人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人的发展程度来划分的。在这一方面,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三大阶段划分的原理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

马克思在著就《德意志意识形态》,阐释了五大社会形态原理10余年后,他又明确阐释了人类社会发展三大阶段的原理,对社会发展过程作了另一种分期:“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产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

马克思的上述原理是建立在人本经济学的基础上,是对物本经济学的否定。生产工具反映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社会化的发展标志着人类自身的发展程度。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着眼于人类的劳动方式而抽象掉了作为反映特定社会经济制度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内容。

依据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大阶段的原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应划分为三大阶段:自然生产力、商品生产力和超商品生产力。与其相联系,人类社会依次存在三大经济形式: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时间经济。它们分别对应五种社会形态。如下图:

广义所有制

生产资料所有制 个人所有制

经济利益制约型

非经济利益制约型

原始奴隶封建资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

初级阶段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社会社会社会本 主义社会 (马恩社会主义)

自然经济 商品经济时间经济

自然生产力商品生产力 超商品生产力

人类社会第一阶段 人类社会第二阶段 人类第三阶段

(特征:"人的依赖关系")(特征:"以物的依赖 (特征:"个人

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人本经济学

由此可见:

1.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但它们之间有其内在的经济联系。当代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阶段中发展起来的,商品生产力是它们的共同的物质基础,商品经济是它们共同的经济形式。由此决定了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及其规律。从自然经济向时间经济过渡,有两条历史的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条是当代社会主义道路,它们都不能超越商品生产力的历史发展阶段。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是两者共同的特征,而市场正是这一历史时期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尤其在商品生产力阶段的后期,这种以“市场”为特征的趋同性将更加明显。因此,在姓“资”姓“社”问题上纠缠不休,只会把政治经济学理论引入歧途。

2.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是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然而,由于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没有明确解决,造成在实践中的所谓“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的状况。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才能赋予它以科学的内涵。显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发育程度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分别隶属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两大阶段。前者位于商品生产力的初级阶段,后者位于超商品生产力的初级阶段。因此,它们分别具有不同类型社会发展动力,不同的利益制约关系和不同的所有制特征。如果回避上述区别把两者混为一体,则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上的危机:或者在理论上诋毁马恩创立的社会主义学说,或者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修改得面目全非。

3.研究所有制问题,不能局限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必须以马克思人本经济学为基础,从广义所有制的大系统来分析研究现实理论问题。广义所有制具有五大基本要素:人是广义所有制的中心,经济动力和非经济动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基本动力,自然生产力阶段、商品生产力阶段和超商品生产力阶段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三大阶段,与三大阶段相对应的三种基本经济形式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时间经济,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构成了人类社会一切所有制关系的总和即广义所有制。显然,当代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是两个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范畴。马克思主义的“个人所有制学说”根据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只能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的超商品生产力的基础上。如果曲解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学说”,并以此为理论依据来制定当代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其结果只能导致个人所有制理论的变形,使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当代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陷入矛盾和困境之中。

新体系应以邓小平经济理论为主线

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应该以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为主线。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不应仅仅停留于马、恩经典著作尤其是《资本论》的注解和模仿,而应加强对现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的实证研究。同样,在对邓小平经济理论研究中,也不能采取小平同志一贯反对的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如果采取语录式注释或专题式的模仿,把邓小平经济理论与现代经济学相隔绝,则不可能完成小平同志关于较好地写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的殷切期望。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研究重点。其理论的实质就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理论,它包括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经济发展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过渡,及二元结构模式转换;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即新旧双轨体制模式变革。这一双重经济模式转轨的理论既不是以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也不是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而是产生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既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关系在现阶段的具体表现,又是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双重模式转轨的高度概括。因此,这应是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研究方向和重点。见下图:

具体来说,应该沿着以下“三层”结构的思路,探索和创立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理论框架:

第一层从广义所有制的大系统出发,探讨和揭示适合于人类一切社会的最一般的经济范畴、经济原理和经济规律。该层包括的主要原理和规律:如人的本质和需要层次理论、经济动力理论、生产力理论、广义所有制理论、广义物质利益理论、生产力自身运动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规律、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规律、劳动时间节约和自由时间增加的规律等等。在该层次的理论研究中,要密切联系人类二十一世纪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实际问题,如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环境、卫生、教育、科技进步以及涉及到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人口经济学、海洋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卫生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所包含的一般的运动规律。上述领域的共同点是知识跨度大、运用范围广,在实践中十分活跃,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实用性,是下世纪需要人类携手合作共同研究的课题。

第二层是从商品经济的子系统出发,研究建立在商品生产力基础上的既适用于资本主义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般经济范畴、理论和规律,它包括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及到的大多数经济范畴和一些重要的原理、规律,如劳动价值理论、资本循环周转理论中的“一般”、社会再生产理论、生产价格理论中的“一般”、国民收入分配原理的“一般”、商业流通理论的“一般”、价值规律、商品所有权规律、市场竞争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甚至包括一些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对象的理论和规律,如剩余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规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相对人口过剩的规律、经济危机理论、地租理论、借贷关系、股份制和银行金融理论等,剥去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其一般原理对当代社会主义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正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生命力所在。在这一层次的研究中,要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发展和创新,同时应批判地吸取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份,如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价值理论、货币理论、资本理论、利润理论、工资理论、收入革命理论、资本民主化理论、经理革命理论、国有化与私有化理论、经济危机理论、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国际分工理论、垄断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福利国家理论、服务经济理论、生活质量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科学技术进步理论、“混合经济”理论、“后工业社会”理论等。

第三层次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探讨、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的经济运动规律。显然,该层次的研究将构成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理论框架中的“三层结构”的重点。

围绕这一重点,该层次应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研究二元结构转换及其规律,如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工业化问题、城市化问题、社会化问题、市场化问题等;另一方面,研究双轨体制改革的关系及其矛盾,如决策方式上高度集权的问题与分权分级管理的矛盾,管理手段上行政化直接控制与市场化、法律化间接控制的矛盾,管理方式上实物化计划管理与市场化价值管理的矛盾,资源配置上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分配与按效益最大化市场分配的矛盾,改革滞后的集权政治体制与超前改革的市场经济体制矛盾。在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双重经济模式转轨之际,发展过程中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矛盾,改革过程中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矛盾互相交织,二元结构转换与双轨体制变革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高度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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