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程中的改革开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论文,历史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抉择。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握时代的要求，顺应人民共同愿望，勇于探索、勇于变革、勇于创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实践和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只有坚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我们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引领中国历史走向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裴长洪 常欣
掀开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画卷，我们大致能够看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由“四幅图”构成，并由此形成四个历史阶段。在每个阶段，我们党形成和作出的重大决策，都成为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回顾历史，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议的理解和认识。
1.起步阶段(1978—1984)的改革开放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现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以此为起点，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这一阶段改革的主战场首先是在农村，以1978年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自发地将集体耕地包干到户为先导。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第一个“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导下，到1983年年底，中国98％的农村集体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农村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工商企业开始了放权让利改革的探索。1978年，四川(1979年全国范围内)开始进行国有企业扩权的试点工作(当时的扩权主要是扩大财权)；1981年，各地又陆续实行以承包为主要内容的工业经济责任制；1983年起，国有企业试行“利改税”第一步改革，1984年转入“利改税”第二步改革。放权让利改革初步打破了计划包揽一切的体制，国有企业有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同时建立了适当的物质激励机制。在对外开放方面，参照国外设立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的成功经验，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城市创办了综合性的经济特区。总之，这是一个改革处于起步的阶段，严格的计划控制有所松动，市场调节开始萌生。
2.改革开放全面展开阶段(1984—1992)的重大突破
1984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并强调要按经济规律尤其是价值规律办事，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提出，打破了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标志作为市场经济主要规律之一的价值规律，在经济生活中正式得到承认和运用。这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实现了一次重大突破，也是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探索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
在实现理论突破的同时，《决定》对下一阶段的改革也作了部署，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此为契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以国企改革为中心环节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在此过程中，作为市场配置资源重要信号的价格改革也深度推进，特别是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从1984年开始就迅速并大规模实行，成为中国渐进式市场化价格改革的成功范例，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基本实现生产资料价格的并轨。在对外开放方面，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划定海南岛为最大的经济特区；批准兴建上海浦东新区，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批准设立保税区。
这一阶段，随着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中国的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市场机制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的基本判断，从根本上解除了人们的思想束缚、解决了关于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专有属性这一重大认识问题，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扫清了理论上的障碍。
3.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模式的初期阶段(1992—2002)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标志着中国的改革进入新的阶段。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如何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进行改革作出了全面的战略部署，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五根基本支柱，即微观经济基础、市场体系建设、政府管理体制、收入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
这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仍然是改革的中心环节，但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已经由“政策调整”型改革逐步转入“制度创新”型改革。中央明确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依此目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推动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要求，推进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等成为推进改革的主要任务。最具代表性的是，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在所有制理论和分配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和进展，如在所有制结构方面，首次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分配理论方面，明确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经济主体的变化和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塑造，促进向市场主体的方向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由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4.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阶段(2002年至今)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和定型作了明确部署。同时在这个《决定》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在改革的新阶段，围绕科学发展这一主题，继续推进了以统筹发展为主线的改革。例如，在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推进以改善民生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改革；全面实现了九年免费义务教育；医疗、养老、低保等社会保障网络覆盖面从国有企业、城镇、行政事业单位进一步向非国有企业、农村和城乡居民扩展。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推进以农村税费改革为突破口的城乡一体化改革。在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方面，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市场化机制改革，旨在建立节能减排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随着进入“入世”后过渡期，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2013年8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批准设立，是中国经济特别是包括金融在内的整个服务业领域提高对外开放程度的又一关键举措。
总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基本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已经确立，但一些深层的体制性障碍依然存在，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如何加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经济活力，如何加强和完善国家的宏观调控，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都在考验着我们。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作出科学和全面的回答。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将会对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新的部署，并引领中国历史走向改革开放的第五个新阶段。
经济改革推动社会全面发展与进步
李晓西
30多年的改革开放，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这场改革，为中华民族振兴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增添了崭新的内容，也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文明样式，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和国际意义。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全面铺开，并取得卓越的成就，梳理这30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脉络，不论对于总结已有的改革经验，还是对于推进中国未来的改革，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经济改革的起步和初期探索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因此，1978—1984年，可以算作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起步阶段。按照主流的看法，这一时期的特征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一改革首先起源于农村，即我们经常提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随后，国营企业开始了“放权让利”的改革，得到了初步的自主权，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城乡经济的发展，商品市场也出现了恢复和发展。随着改革的推进，人们开始认识到对外开放是改革的必然要求，而建立经济特区正是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了重大步伐。在前一时期改革的基础上，农村改革继续深化：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出现了一个高潮，企业承包制普遍实行，生产和流通领域改革不断推进，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在此期间，最值得回顾的是从“双轨制”到“价格闯关”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就前者来说，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30多年来，我国通过稳步的“调放结合”的价格改革，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的统一定价向市场价格的转变，为此后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就后者而言，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开放，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全面铺开。尤其是海南省的设立和海南岛被划定为海南经济特区，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又取得了新的进展。
在这一时期，改革从农村开始，逐步向城市推进，由经济特区向沿海、沿江以及内地推进。在市场体系建设、市场主体重塑、宏观经济调控体制改革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围绕搞活国有企业、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和宏观间接管理体制，相继推行的流通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相关改革，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入深水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改革全面推进
1992—2001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全面推进的时期。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描绘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蓝图和推进改革的基本举措，市场化改革开始全面推进。由此，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改革的全新时期。
从1994年起，为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满足加入WTO的要求，涉外经济体制改革迅速推进，涉外经济领域的开放持续扩大。同时，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一个“一揽子”政府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方案开始酝酿，并开始了以建立宏观调控体系为主要目标的重大改革。以此为契机，国企改革在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向转变的基础上进行了“抓大放小、有进有退”的战略性改组；非公有制经济地位从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素市场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以上海、深圳两大证券交易所为代表的资本市场初步建成；土地交易的市场配置机制开始发挥基础作用；劳动力自由流动改革在企业用工、劳动力流动渠道建设和建立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机制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外贸体制为满足“入世”要求纵深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也从国有专业银行的专业化改革、汇率制度改革等方面突破；等等。这些都将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进一步引向深入，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经济到社会各个领域，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次会议宣告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我国市场化改革由原来的渐进式改革取向逐步向统筹协调式改革取向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市场化进程向纵深领域推进。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国务院制定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以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得改革从经济领域走向社会各领域。尤其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新思路之后，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转变经济体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强调不只追求“速度与数量”，同时更应注重“协调和质量”，更加关注民生与社会和谐，让广大民众充分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等，逐步成为新时期社会全面改革的重中之重。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正是通过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全方位改革，我们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变；我国已经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从直接干预微观经济运行转向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事实证明，只有改革才是中国走向民族富强的唯一出路。
改革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我们今天依然走在通过经济改革促进社会全面发展、推动社会各个领域改革的路上。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依然需要凝聚力量，攻坚克难：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进一步创造公平参与和平等竞争环境，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加快发展和完善要素市场；加快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完善投资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等等。惟其如此，中国才能在世界历史变革和全球化进程中赢得先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步步迈向新目标
高小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积极稳妥，持续推进，把总方向与阶段性任务相结合，一步一步迈向新目标。
七次大规模机构改革成果显著
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大的阶段性任务，是通过每五年一次的分步改革实现的。自1982年以来，中国政府分别进行了7次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
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府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恢复和增加了很多管理部门，导致机构臃肿、效率降低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次改革中，国务院率先进行了大幅度的机构和人员调整，实行了干部退休制度，废除了事实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
198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针对机构精简后出现反弹、国务院工作机构又增加、政企不分现象严重这个情况进行的。这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目标主要集中在政企分开。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逐步转变为间接管理，下放权力，撤并调整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中的专业管理司局，调整党政重叠设置的机构，精简了20％的员额。
199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进行的，重点是转变职能，使市场机制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编制按总额20％的比例进行了精简。
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相当多的国有企业生产和经营陷入困境的状况下进行的，是一次相当具有广度和深度的行政改革。国务院行政编制缩减一半，转变职能开始取得较大进展。
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国际环境下开展的，重点在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健全金融监管体制，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三个金融监管机构；推进流通管理体制改革，组建商务部；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基础上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管理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200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第一次提出了大部门制方案，将国家工业行业管理的职责、国防工业的职责与信息产业管理的职责整合，成立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交通部、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国家邮政局、建设部的指导城市客运职责整合，成立交通运输部，将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职责整合，成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13年政府机构改革目前正在进行之中。国务院机构改革基本完成，地方政府改革即将启动。这次改革的重点是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继续推进大部门制，整合加强卫生和计划生育、食品药品、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海洋、能源管理等机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
政府机构是行政管理体制的载体。研究政府机构改革不仅要看机构本身的变化，还要把视野拓宽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层面，这样会认识得更清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可以从两个维度来作历史分析，这就是用以改革为引领的维度和以创新为引领的维度，将这35年划分为两大阶段。1978年到2002年，是以改革为引领、创新蕴涵其中的变革：2002年之后，以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二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为标志，进入到改革和创新并举、创新引领的变革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要“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此后，我国经济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发展商品经济到建立市场经济，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彻底打破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我国连续进行了多次比较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一方面使政府努力适应市场放开后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又使政府能够成为主动推动经济改革的重要力量，用行政改革促进经济改革，用行政改革的成果巩固经济改革。经过大约20年的努力，我国经济、政治、社会、行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提出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同年召开的十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指出：“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动我国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建设和创新。”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行政的改革与创新并提，赋予政府改革新的内涵、新的期待，标志着转变政府职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特点是，行政体制改革主要从单维度地破除计划经济下的管理模式，转变为多维度地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模式。需要政府一方面继续破除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行政体制机制，另一方面创新政府职能和工作方式，发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和改革发展稳定的整体推进，总体设计和谋划改革。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这个目标是宏伟的。具体而言，是要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政府改革的方向，重点就是要解决新形势下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要把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因此，转变职能就成为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核心任务。
转变职能，一方面是重新界定职能，放弃原来不合适的职能，另一方面需要解决权力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要把行政管理中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这三种权力适当分开、相互制约，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在推进职能转变和权力结构优化的过程中，需要设计新的职能、新的机构体系。这就必然地提出了建立大部门制的要求。因为，大部门制是实现“扁平化”结构、制约与协调统一、部门之间协调与部门内部协调统一的最有利形式。
经济社会转型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双重变奏
王诗宗
我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曲折过程，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与经济社会转型相应，我国政府的职能也一直处于不断的调适过程中。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政府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82年开始的首轮行政改革，大大缩减了国务院工作部门，提高了工作效能，也解决了领导干部终身制问题。然而在当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还不够清晰，与之相适应的行政管理模式究竟为何物，也无法得到彻底澄清。因此改革很快出现反复，一些已经撤销的机构又陆续恢复起来。1988年第二轮改革开始时，我国已经明确了计划经济向“双轨制”转变的战略。从这次改革开始，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之间的联系被有意识地建立起来。这次改革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按照转变职能的要求，着重对国务院的专业经济部门和综合部门中的专业机构进行了较大力度的调整。为建立一个适应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的新的行政管理体系奠定了基础。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首次确认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993年开始的第三轮行政改革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改革的重点是：调整职能配置，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协调解决一些部门之间职责交叉、重复的问题；精简机构人员编制。
2003年可谓我国行政改革新纪元的开篇之年。在此之前，党的十六大肯定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并从经济、政治、文化、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界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容，政府的应有职能也得到进一步明确。与之前的行政改革相比，这次改革更直接地呼应着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明确提出政府职能应集中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第二，把职能调整放在首位，没有对政府机构人员精简提出具体的数量要求，而是重点调整加强了宏观调控和执法监管部门。第三，本次改革还针对我国政府目前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吸纳国际上公共行政改革的经验，初步体现出了大部门制的行政管理思路。
2008年的行政改革是在科学发展观及服务型政府理念引导下进行的。这次改革从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出发，统筹兼顾，在一些关键领域迈出重要步伐。改革突出了三个重点：一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二是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三是积极探索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这次改革继续着力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取消、下放、转移了国务院部门的60多项职能。同时，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这次改革还力求解决职责交叉和关系不顺问题。作为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后续，党中央和国务院又通过了《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意见》，要求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制约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改革的历程，不难发现，历次行政改革的基本逻辑线索是政府职能的持续转变，对政府在特定经济社会环境下应有职能的清晰认知是行政改革成功的前提。历次改革也构成了一个稳步递进的格局，虽然每次改革的思路和效果可能存在某些局限，然而每一次后续的行政改革都在承续上次改革成果的同时，有力地匡正着上次改革的不足，并且落实了时代对于政府职能转变的呼唤。
改革开放35年：法治道路上留下坚实足迹
陈卫东
不断持续推进司法改革，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法治转型的一大特色。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中国的司法改革走出了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自我革新之路。
迎着春风起步
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成效已经显现。司法正踏上现代化之路。实践中，在民事经济领域，由于法院经费问题而导致的不规范办案方式给司法公正蒙上了阴影，最终导致1991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对举证责任分配进行重新规定。除了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之外，人民法院就民事经济案件审判程序问题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司法解释。审判方式的改革也随着对司法改革的讨论逐渐扩大到刑事审判领域，并最终导致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实现了控辩式庭审方式的转变，法官的职权色彩得到淡化，诉讼的对抗性得以加强。随后，审判方式的改革引发了一场蝴蝶效应，最终导向了司法体制的改革。以此为契机，拉开了司法改革的序幕，也由此开了后续不断推进的中国式司法改革的先河。
这一阶段的改革逐渐体现出系统性、计划性等特点。根据1992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积极改革政法管理体制”精神，法院系统在1995年召开的第17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上，明确了审判方式改革、法院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改革任务。1996年还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审判方式改革会议，系统地提出了审判方式改革的目标和要求。
向着法治目标全面展开
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明确了“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并首次提出了“推进司法改革”。根据十五大报告精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陆续颁布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检察工作五年发展规划》、《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对下一步司法改革进行了详细部署。
人民法院的改革主要集中于两大方面，一是法院、法官制度的改革，二是审判制度的改革。就前者而言，主要包括法院机构改革、领导干部管理制度改革、法官队伍建设。就后者而言，主要进行了审判组织、审判程序、证据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就人民检察院的改革而言，主要集中于检察方式、检察官制度、检察组织等方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8年发布了《关于在全国检察机关实行“检务公开”的决定》，在全国推行检务公开，从而拉开了检察改革的序幕。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首先在审查起诉部门推行主诉检察官制度改革。200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了内部机构改革。根据《检察队伍建设三年规划》的部署，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加大了人事改革的力度，推行内设机构领导职位竞争上岗和一般干部双向选择制度。
法律共同体的改革也是此次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于2000年进行了《法官法》、《检察官法》的修改，并进行了律师制度的改革，统一了司法考试制度。
与前一阶段的司法改革相比，这一阶段的司法改革体现出两个特点：其一，司法改革由最初的审判方式改革扩展到司法制度与审判方式两方面的改革；其二，司法改革由人民法院一家推动变为由法、检两家共同推动。
在党的领导下统一推进
2002年，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2003年4月，中央政法委员会向中央提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建议的请示》；5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全面领导司法体制改革工作。自此以后，司法改革不再单纯是各个机关部门自行展开的一项改革，而是在党的领导之下，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筹规划、统一推进。
这一阶段的改革主要包括改革和完善诉讼制度，改革和完善诉讼收费制度，改革和完善检察监督体制，改革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和完善监狱与刑罚执行制度，改革司法鉴定体制，改革和完善律师制度，改革和完善司法干部管理体制，改革有关部门、企业管理“公、检、法”体制等十个方面。总体来看，这次改革主要推进了法律制度的改革完善，也部分涉及体制改革问题。
围绕四大方面重点突破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按照十七大的总体要求，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提出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文件围绕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四个方面，提出了60项改革任务。由此，司法改革进入重点深化、系统推进的新阶段。
从改革的内容来看，这一阶段的司法体制改革不仅集中于各项法律机制的改革，在体制改革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实现了铁路公检法划归地方。2012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总结了改革成果，这一阶段司法改革任务基本完成。
朝着新阶段出发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按照十八大精神，新一轮司法改革将在纵深方向得到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也将成为此次改革的重心。目前，有关机关正在对司法改革方案进行研究论证。从改革的趋势来看，确保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将有更为具体的改革对案，劳动教养制度、涉法涉诉信访等都将成为改革的重点内容，法官制度、检察官制度也都有相应的改革，等等。可以充满信心地认为，司法改革即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深圳经验印证中国道路历史必然性
陶一桃
作为中国经济特区的卓越典范，深圳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新的宏阔发展时代。深圳33年的成长史，清晰地呈现了当代中国制度变迁与发展道路的探索轨迹，更映衬了中华民族寻求自强富裕的奋斗历程。
率先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了中国制度变迁的“新体制”
经济特区作为特殊政策的产物，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中完成市场经济的实践，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这决定了深圳特区不仅要以自身的实践促进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完善，而且还要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
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提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应该说，在中国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深圳出色地完成了最初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的示范地区、市场经济的试验田、对外开放的排头兵。在33年后的今天，回顾深圳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其实质是指明了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确定了深化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形成了中国制度变迁创新的“新体制”。
上述实践经验证明，改革不能停顿，开放不能止步，以开放促改革依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创造了中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新道路”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主线的中国社会制度变迁，构成了深圳卓越的改革开放实践历程。历史地看，“中国道路”的形成正是以选择创办中国特色经济特区为契机，完成社会转型与实现经济发展的现实结果。
“中国道路”不仅是一条体现中国特色发展的经济现代化之路，更是改革成果为人民共享的社会主义之路。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要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是一件几乎不可能之事，正是看到了这点，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他进一步对“中国道路”作出了明确的理论指引：“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避免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市场经济通行规则的手段选择，而绝不是对资本逻辑的政治认可。继深圳之后的喀什、霍尔果斯、图们江等新兴经济特区的成立，从沿海开放到沿边开放，已经成为在中国确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大战略考量，经济特区的未来发展必将在未来改革开放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解放思想、敢闯、创新，注入了中国时代变革的“新精神”
深圳最初的吸引力并不是鳞次栉比的高楼、现代化的街道和丰厚的收入，而是改革开放的宽松氛围和创新发展的空间。正因为如此，改革创新不仅是深圳发展的历史传统，而且是深圳深刻影响中国的时代精神。
邓小平多次总结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他强调，第一要大胆去干，第二发现干得不对的地方要及时纠正，总结经验，不是考虑犯不犯错误。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你们要解放思想，放手把经济搞上去，闯出一条新路。你们犯了错误，也不要紧，国务院负责”，到吴南生“我愿到汕头去搞实验，要杀头先杀我”；从习仲勋“杀出一条血路”，到袁庚在蛇口提出响彻中国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正是这种“敢为天下先”精神的集中体现。
深圳的实践告诉我们，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又把解放思想从口号变成实践。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切实激发人的创造性，提供了实现中国梦的“新动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解放生产力开始的。在生产力的诸要素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因此，解放生产力关键在于人的创造力的解放。在深圳的改革开放中，创立新的人才管理制度、人才激励模式和劳动报偿的分配模式等，积极发挥市场在人才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和完善人才市场服务体系，形成了科学的人才流动体系，由此也为全国的人才管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可以说，深圳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取决于人才及其管理制度的创新。
深圳改革开放过程中激发人的创造性的实践告诉我们，当人的经济价值提升时，人力资本的非物质性决定了它的生存与发展必然需要良好的制度与生活环境。同时，相应于人的经济价值提高的制度变迁，新的经济模型和增长方式也是人才发展的重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真正力量不是人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构成经济社会内在机制与动因的人的主体力量的提升。
深圳的快速发展凝聚了诸多建设者放飞希望、走向成功的梦想，也是凝聚中国力量最深厚的基础所在。改革开放的力量源泉在于汇聚共识，团结力量，共同奋斗。当人的创造性充分激发，个人梦想在改革实践中充分实现时，本质上就是在与中国梦同频共振，就是为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注入新的自觉动力。
滨海新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增长极
周立群
继建立深圳经济特区和实施浦东开发之后，天津滨海新区成为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增长极。近6年来，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滨海新区以年均20％的增速领跑全国，吸引了世人更多的关注和期盼。
创新探索：新举措实现新突破
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滨海新区开发的全面启动期正值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因此，其建设面临国内外经济复杂多变和自身经济结构亟待调整的双重难题。2006年5月2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批准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先行试验一些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为全国发展改革提供经验和示范。2008年3月，国务院批复《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标志着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全面启动实施。
近6年来，滨海新区经济保持了又好又快发展，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持续提升。2012年完成生产总值7205亿元，连续三年实现跨千亿元台阶。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擎驱动，实现了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汽车与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八大优势产业已占工业总量约九成。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水平全面提升，金融、物流、创意等产业快速发展。
先行先试：新思路探索新体制
改革开放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滨海新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源泉所在。与以往单项改革不同，新区综合配套改革坚持重点突破与整体创新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方面改革相结合，先后制定并实施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或计划，在率先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滨海新区的先行先试改革，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积累了经验，为全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示范和带动。
一是不失时机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2009年，滨海新区撤销了原塘沽、汉沽、大港三个行政区，组建了全国同级区域中部门最少、人员最精简的新区行政工作机构，形成了统一指挥、高效运转、强力推进、“新区事新区办”的工作机制。2013年又撤销了塘沽、汉沽、大港工委和管委会，按照大部制、扁平化、强基层的思路，构建行政区统领、功能区支撑、街镇整合提升的新的管理体制框架，为滨海新区改革开放提供保障。
二是金融改革创新取得重大进展。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初步建立起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监管体系和金融生态环境。截至2012年年底，融资租赁公司达115家，融资租赁合同余额3700亿元，约占全国的1/4。天津股权交易所、金融资产交易所及贵金属交易所等10家创新型交易市场，有力地支撑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转和组合。
三是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取得新突破，改革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制度，采取“宅基地换房”形式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土地征转分离试点，有效缓解了经济发展中的土地瓶颈制约。同时，完备土地统一整备和集中交易制度，提升了土地供应调控能力和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对海洋滩涂开发利用与保护采取“填建分离”的方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制度体系。
四是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成效显著。保税区、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和保税港区等形成了多形态开放格局，率先试点建立了“异地报关、异地报检、口岸放行”的口岸监管体制。为更好地服务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在中西部地区建设了21个内陆无水港，实现港口功能向内陆腹地省市延伸，“大通关”体系进一步完善。东疆保税港区加快向自由贸易港区转型。
深化改革：新战略释放改革新“红利”
改革是滨海开发开放的动力源，也是最大“红利”所在。滨海新区的改革开放是分阶段推进的，每一时期和阶段要突破的体制障碍有所不同，改革开放的内涵也不同。新区的改革注重从地情和区情实际出发，坚持重点突破与整体创新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方面改革相结合、破解阶段性难题与市场体制的完善相结合。
作为国家重要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滨海新区的发展方式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在发展方式上由总量扩张的“速度型”向产业提升、结构优化的“质量型”转变；在发展驱动上由要素投入向要素效率和自主创新效率转变；在发展路径上由大项目、好项目集聚向大生产网络、大市场网络的构建转变。
面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推出的新的重大改革命题和改革举措，滨海新区贯彻落实未来发展新战略，必将以更大力度推动综合配套改革取得新成效、实现新跨越，不仅能够科学地总结概括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发展方式，而且有责任与其他地区的探索实践共同丰富中国未来改革发展的新经验，为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自信，提供坚实的实践支撑。
浦东以更加积极的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张恒龙
回顾23年来浦东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从决定浦东开发开放，到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不同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探索与突破。它向世界宣示了中国毫不动摇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也是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的经验与战略延续，必将为今后中国的长远发展释放更大的改革红利。
浦东开发形成中国全面对外开放大格局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宣布浦东开发开放，提出了“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方针。这标志着浦东开发开放从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地方战略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
23年来，浦东新区实现了高起点、高层次、跨越式发展，对上海建设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长三角地区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成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开发开放浦东是国家构筑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需要。这项跨世纪的国家战略，打破了80年代末西方对我国实行的所谓经济制裁，顺应了不可阻挡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形成了意义深远的全面对外开放的大格局，提高了我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
开发开放浦东是国家调整和提升产业结构的需要。一方面充分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积极吸引外资，促进和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的战略升级；另一方面顺应了中国发展本土金融中心，以适应吸引外资规模不断加大、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新形势。
开发开放浦东是中国推进改革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这一方面有助于促进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改革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有序建立证券市场、产权市场、技术市场和人才市场等一系列国家级要素市场，增强了我国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
邓小平指出：“抓紧浦东开发，不动摇，一直到建成。”坚持以开放促开发，是浦东开发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最基本经验、实现率先转型的强大动力。
自贸试验区建设体现中国更加积极开放的战略
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新要求，决定了改革开放必须进行新探索。
2013年9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务院批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上海自贸试验区落户浦东，是我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重大举措，又一次开启了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的新机遇。
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就是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率先在全国形成一整套有效的制度安排，不仅打造一个与全球贸易和投资有关的直接成本较低的商贸环境，而且要通过政府体制改革推动生产要素的集聚和先进技术与管理方式的形成，通过试验区内开放政策产生的制度示范效应，进一步增强上海作为“四个中心”的辐射与引领功能。
总体而言，建立上海自贸试验区，有利于推动我国特殊经济区域开放模式的创新发展，为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积累经验，实现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的战略目标；有利于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形成国际国内生产要素的高度聚集，培育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有利于通过监管模式创新大幅度提升货物贸易便利化，通过先行先试和金融创新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有利于通过探索跨境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引领我国跨境投资平台建设新趋势，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有利于为我国高水平自贸区(FTA)战略先行先试积累经验。
在当前美国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和多边服务业协议(PSA)等高水平自由贸易制度安排的严峻冲击下，上海自贸试验区按照高水平FTA自由化标准先行先试，能够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形成推动国内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并取得重大突破，为加快实施我国自贸区战略、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积累经验、增强信心和创造条件。通过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的先行先试，必将引领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达到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的战略目标，在新一轮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中赢得主动。
改革开放的足迹
1978
12月18—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并解决了关于党的指导思想、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经济工作、改革开放、保障人民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1980
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
1982
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包产到户等各种生产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1984
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会后，改革逐步深入到各个领域。从农村到城市，从政治、经济到各项事业，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各方面改革相互促进，推动着经济建设迅速发展，我国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1986
3月3日，一份题为《关于跟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报告上报到中共中央，后来根据这个报告而形成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被称为“863计划”。
1987
10月25日—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大会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1988
9月26—30日，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确定把1989年和1990年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9月5日，邓小平在与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会见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10月16日，中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
1992
1992年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我国南方一些地区，并发表重要谈话，从理论上回答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改革发展的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1993
11月11—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1995
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正式施行。
1996
9月1日，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
1997
7月1日零时，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1998
10月12—14日，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必须长期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1999
12月20日零时，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
2001
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第143个成员。
2002
11月8—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
2003
10月11—14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和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思想，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
2004
12月30日，西气东输工程全线建成并正式运营。
2005
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
2006
5月，全长约2309米的三峡大坝全线建成，全线浇筑达到设计高程185米，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混凝土重力坝。
2007
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2008
10月9—12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2009
3月1日16时13分，中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成功受控撞月，标志着中国探月一期工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2010
5月1日—10月31日，主题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Better Life)的第53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行。
2011
7月26日6时12分，我国首台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载人潜水器“蛟龙”号首次下潜至5038.5米，顺利完成5000米级海试主要任务。
2012
11月8—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
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013
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举行挂牌仪式，标志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启动运作。
世界的回声
外媒评价
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日本共同社评论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正式开端。
美联社评论则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一系列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影响很可能会比1949年以来的任何事件的影响都要大。
关于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
2008年12月18日，法国经济大报《回声报》在头版头条发表题为“中国：‘光荣的三十年’”的报道，并配发社论。报道说，1978年邓小平倡导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带上了现代化道路，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社论认为，中国政府现在正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明白中国需要发展经济，需要改变发展模式，“他们和当年的邓小平一样，有着难得的品质：懂得思考未来”。
2008年12月19日，俄罗斯《独立报》刊登署名文章，积极评价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说，中国30年改革开放令中国百姓摆脱了贫困。面对当前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的反危机措施已初见成效。中国共产党加强对社会的政治管理，能够杜绝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失业和社会动荡等危险的发生。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说，胡锦涛的讲话通过强调改革开放政策的成果，表明了坚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继续进行改革的决心。
新加坡《联合早报》在头版发表多篇其驻京记者发回的报道，积极评价中国在维护国际秩序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关于十七届三中全会
法新社：农村改革的决定为今后中国的发展设定了方向。
路透社：这次会议表明中国领导层决意要让7亿多农村人口增收和提高生产力，以推动国内经济发展并缓和社会不和谐因素。
共同社：全会之所以将农村改革作为主要议题，是因为7亿多农民的收入增长不仅对经济的长期发展，而且对社会稳定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政治课题”。
《华尔街日报》：中国领导人把焦点放在农村问题上，反映出中国受当前的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可以把精力放在关键的基础问题上。
《纽约时报》：中国政府这项新的农村改革计划将是数年来最重大的一项改革。这一政策将吸引上千万的农民更加坚定地走向市场经济。
美国《世界日报》：十七届三中全会，就要作出“两个定调”：一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共产党如何开辟改革新路；二是面对目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经济和社会发展宏观调控如何调整。
英国《金融时报》：全会“为中国农村已经实施的一些(改革)措施提供受欢迎的法律支持”，该决定是中国农村迈向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步骤”。
《日本经济新闻》：要预测中国经济能否实现由外需主导向内需主导的转变，占中国总人口一半以上的7亿多农民的增收和农村的发展必不可少。
学者评述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皮沃瓦罗娃：“改革开放体现了‘中国智慧’：没有在批判过去上花费过多精力，而是专注于创造新事物，并且努力保持政策的延续性；没有根据‘洋处方’来搞改革，而是研究本国和国外经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美国学者齐迈克：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客观上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仅凭这一点，“我就要给中国共产党打一个高分”。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里克·马斯金：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贡献巨大，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起了示范作用。
法国地缘政治学家皮埃尔·皮卡尔：“中国的发展不可能仿效别国模式。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的国家里，国有经济在引导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国有经济是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皮卡尔谈到，中国政府没有照搬别国发展的道路，30多年后的今天，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其人民选择的这条发展之路，是促成中国经济腾飞的明智之举。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亚瑟·胡塞恩：改革开放“已使占世界人口约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而中国的发展模式也正在惠及全球”。
墨西哥知名经济学家、中国农村问题专家约兰达·特拉帕加·德尔芬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30多年来，中国农村上亿人摆脱贫困，现在中国基本上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对于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大国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瑞士比较法研究所胜雅律教授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是一项正确的政策……如今已持续30多年，而且还要继续下去，这显然是一项深谋远虑的政策。”
南非学者马丁·戴维斯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繁荣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整个世界经济、地缘政治格局都会因中国的发展而改变。
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改革开放已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同时世界经济体系也推动了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对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中国问题专家韩载振认为，上海作为试点，对中国经济可起到“试金石”作用，有助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进一步开放。
越南社科院中国问题专家杜进森：“自由与幸福是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的最大收获。”
《中国社会科学报》本期特别策划小组成员：孙麾、李放、李树民、李潇潇、刘倩、王海锋、曹帅、罗浩；资料由曹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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