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自觉性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的变革以及西学东渐的扩展，文学理论批评领域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由于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的变化有待于社会心理、文学环境等环节的中介，有待于文学理论批评界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的改变，因而这一领域的变化起初是缓慢的、被动的，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许多观念，诸如文以载道、知人论世、言志缘情和兴观群怨之类，在一段时间里（大致是戊戌之前）仍然占主导地位。但处于重大社会转型期的近代中国，以其巨大的社会动因，催醒了中国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由此终究促使文学理论批评的变化从渐进到飞跃，直至从古代文论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性主要表现在，近代文学理论批评在比古代文论更深的层面上展开对文学自身的性质、特征、价值的认识和探求，对文学活动客观规律的总结和把握，用新的观念评价和指导文学创作。换言之，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性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近代文学理论批评对文学本体的探索，力图弄清究竟什么是文学，文学的特征及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二是近代文学理论批评从价值观的角度，对文学的功用进行再评价，并且涉及了文学的终极价值问题；三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近代文学理论批评力图把握和运用现代新的创作原则和方法指导文学创作。本文拟就这三个方面试作一些分析。
一
任何理论、任何观念形态发展到对自身的觉察和省视，即产生对本体的认识的要求，都可以说是一种自觉性的表现。文学的本体论，最主要的就是回答文学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索，古代文论是初步的，朦胧的，把文学看成凭感觉无法体验的东西，只能用“气韵”、“趣味”、“风神”、“风骨”之类难以确切把握的概念来批评文学。到了近代，在西方讲究概念、逻辑、理论的风气影响下，为了探求文学的位置，一些文学理论批评家开始把文学看成一种能够认知的“物”，要求用确切的逻辑概念去把握。这是文学理论批评自觉性的起点。
文学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把文学看成是对社会现实生活反映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这种表述，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在这个问题上，一些近代文学理论家持有类似的观点。周树人说：“由纯文学上言之”，“文学为美术之一”，[①]“美术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他认为艺术创作是一个“领会感动天物”，将“天物”再现成“新品”的过程。[②]这是从创作过程把握文学本质，把文学看成一种艺术。管达如在《说小说》[③]中，也把世界分为“事实界”和“理想界”，认为小说的本质是“所以记载理想界之事实也”。即把小说看成发表人对世界之思想的工具。吕思勉则说：小说是“人类能离乎现社会之外而为想象，因能以想化之力，造出第二之社会”。[④]黄运生在讨论戏剧文学时，还把文学表述为“实灵魂所造第二之自然”。[⑤]这些观点，力图从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对文学进行定义，富有启示性。他们与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文学观，在客观上是有相通之处的，因为都是从哲学的角度观察文学。
当然，如果从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角度观察文学，反映论就似乎不能涵盖文学的全部性质。因为反映论忽略了创作主体的作用。从强调创作主体出发，一些学说往往把文学看成“人学”。如心理学认为，创作活动是作为艺术家的人自身的生命活动（感受、思想、想象）与主体创作能力的一种显现，是人对生命意义和人生态度的追求，所以文学就是人学。又如文化学认为，所谓文化，就是人所创造打上人的标记的行动，文化就是被人所化的创造物，文学作品是人们以审美为基本物征的文化创造，是人的心理想象的物化，有人的创造性或人的特征，所以文化就是人化，文学就是人学。事实上，“文学就是人学”，这一有别于反映论意识形态论的现代主义的观念，当时已为中国近代文学理论的批评家所论及。例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⑥]中对“人生”，“艺术”与人生的关系进行的解释：“生命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即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王国维看到了欲望、痛苦和人生的一致性。为了逃避欲望的诱惑，就需要文学。“美术（主要指文学）之务，在描写人生之痛苦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些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王国维认为：文学的产生，是人所创造，为了解脱人的欲望和痛苦；文学的本质或说本体，是与人的生命本质所相通，文学可以说就是人学。由此可见，王国维对文学本体的探索，是反映论的一种补充，有助于把对文学本体的认识引向深入。
文学本体论的另一个方面，是文学的特征问题。从反映客观世界对象，表现主体思想感情，满足人类审美需求等方面观照，可以分别得出文学的特征在于形象性、情感性、典型性等等。古代文论中对文学的形象性、情感性的认识已有较多的显现。近代文学理论批评中显著之处在于，随着西方文化思想的传入，文学的典型性观念深入人心。如侠人在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月刊的《小说丛话》[⑦]中指出，小说的“神力”在于“明著一事焉以为之型，明立一人焉以为之式”，即描写典型的事情，塑造典型的人物。这种人和事的典型性，不是“空言”“谈理”，而是具体的、形象的、直观的，从典型性的角度谈及了小说具有直观性的特点。蒋智由说：寻常人物，“一经大手笔之模写，遂觉其神彩永照耀于天地之间”，“实由作者美术上之一能事，此美术之所以可贵也”。他分析画家描画天然景物，不及照像逼真，所以一个出色的画家，心中必须有“理想美”，并以此论及诗作，“诗家若但以能咏天然之景物为至高之境，纵语极其工，其能事不过如天而止；而理想上之景物，则全由人意之所构造，其奇妙有非天然之可得而及者”。[⑧]他所谓的“理想美”，就是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予以典型化、理想化的美。吕思勉在《小说丛话》[⑨]中讨论了典型化的过程：“凡一美的制作，必经过四种阶段而后成”，即“模仿”、“选择”、“想化”和“创造”。实际上就是发现原型，选择原型，将原型按自己的美学理想进行艺术加工，最后诉诸作品表现。吕思勉所论及的创作的四个阶段，就是完整的典型化的过程。任何意识形态，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特点，在于运用个别掌握一般，即选择并抓住现实生活中那些富有特征的现象进行概括，从而创造出表现生活本质规律的艺术形象。这一方法，就是典型化的方法。近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典型化观念的出现，对于文学理论批评的进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与文学本体观密切联系着的还有文学的起源和创作的源泉问题。这一问题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文学的本质进行了界定。中国古代文论对这一问题也有所论及，如儒家的“诗言志”说，魏晋时期的“诗缘性”说，宋代陆游的“诗外功夫”说，朱熹的“文从道中出”说，明代汤显祖的“情生诗歌”说，袁宏道的“任性而发”说等等。但这种探讨是零碎的，尚未构成体系。近代文学理论批评在古代文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化，或者明确地借用西学观点解释文学的起源和创作的源泉。刘鹗将古代“发愤著书”、“不平则鸣”、“文穷而后工”、“受天下之瑰丽而泄天下之拗怒”诸论进行揉合发挥，提出“哭泣”说：“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认为历来伟大的作品都是作者心怀巨大的创痛而“哭泣”著作的，“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⑩]王国维则用“天才”说、“游戏”说来解释文学的起源和创作的源泉。他详细地介绍了康德、叔本华的创作天才观，进而又表示了自己的天才说：一方面，文学的创作需要天才，“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然不可捉摸之意境”，（11）“天才，非人之所能为也”。（12）另一方面，天才除了先验性以外，还有后天的修养，“须济之以学问，师之以德性”，（13）即天才是文学创作者表现出来的内在天赋和知识道德功力。与天才说相一致，王国维还力倡“文学源于游戏”说。认为文学是“游戏之事业也”，是人们“对其自己之感情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的势力”。（14）以后，他又在《屈子文学之精神》、（15）《宋元戏曲考》（16）中，从地理位置，原始劳动中去探讨文学创作的起源。与王国维有别的，则是徐念慈的理论。他在探讨小说与社会关系问题上，批评了对小说与社会生活关系位置不恰当的种种看法后指出：“小说固不足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者也。”（17）肯定了社会是第一性的，小说是社会的反映。王国维、徐念慈等人对文学的起源和创作源泉问题的探讨，无疑有助于近代文学观的深化。
二
中国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性的表现的第二个方面，是它对文学价值的探讨。
中国古代文论就很重视文学的价值。儒家的文以载道论，至今仍一以贯之地统治着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这有其合理的一面。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个人文学活动背后，必然隐含着社会历史原因。评价文学的价值，往往容易从社会价值入手。马克思主义认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包括文学艺术、哲学等思想领域虽然归根到底是经济原因造成的，但它们一旦产生和形成，也能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作用。近代文学理论批评在重视文学价值这一点上引人注目的是，文学的重要性被强调到了极端。梁启超在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之后，又提出了“小说界革命”，提出“小说为国民之魂”的口号，突出强调小说的社会功用和政治功用，明确把小说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政治目的联系在一起，鼓吹小说为政治改良服务，说：“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等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18）梁启超等人鼓吹文学的作用之后，一时各种鼓吹文学的言论四起，文学价值倍增。金天翮说：当今身逢衰世，若有“警旦之士，唤大魇而使之觉，摅血泪，茹古愤，引吭长叹，一啸百应”，那就有可能使“国力之转，四万万人之沉瘵有瘳”。（19）资产阶级革命接近高潮之际宣告成立的南社的发起者陈去病、高旭、柳亚子都主张文学为反清革命服务。如高旭在《南社启》中写道：“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亡矣。……然则国魂果何所寄？曰寄国学。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而中国国学中尤可贵者，断推文学。”（20）但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仅就强调文学而言，并不是近代资产阶级文学的特点，……区别不同性质的关键不在于重不重功利，而在于将功利归于谁，换言之，也就是文学为谁服务的问题。”（21）近代文学理论批评自觉性的表现在于，文学理论批评家已经注意到了问题的质的变化。如周作人说：“吾国数千年来一统于儒，思想拘囚，文章委顿，趣势所兆，邻于衰亡，而实利所归，一人而已。”大声疾呼：“夺之一人，公诸万姓！”（22）
文学的社会价值是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利益和愿望的转换形式，总是表现为维护现有社会秩序或破坏现有社会秩序的两种对立倾向。所以，觉悟到文学价值可以有不同的政治取向，其实还不能说文学的价值观的变化。梁启超等人鼓吹文学的社会功用，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其直接作用是提升了小说、戏曲的文学地位，重新界定了文学范畴。它一方面成为文学本体论研究的重要基础工作，另一方面也为文学价值观的考察提供了主要的对象。古代文论所谈的经世致用的文学，主要是诗歌、散文等杂文学。在文人的观念上，把小说作为一个部类来写作，从来不被认为是值得重视的有价值活动。所以古代文论中对文学价值的讨论，并没有切入文学的本质。梁启超、严复等人把小说服务于政治的观点与提高小说文化价值联系在一起，一再强调小说的巨大的社会作用。由于他们反复地宣传，更由于时代的原因，他们的观点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小说的社会价值大大提高，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国几千年来普遍轻视小说的传统看法。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梁启超、严复等人实际上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家、文学理论批评家，主要是政治家、启蒙思想家。在他们看来，文学是为一种远大的政治目标服务的，是为了给公众启蒙。所以他们对小说价值的认识，是从政治理论向文学理论的切入。真正在文学价值观方面表现出自觉性的，是一批文学家、文学理论批评家的纯文学观念和美学观念。他们在文学的社会价值、伦理价值之外，发现了文学的个体价值，即在文学的创作与接受过程中，文学活动主体作为纯粹的生命个体所获得的价值。对于创作者来说，舒泄心中的情感积累，达到心理平衡；对于接受者来说，满足美感享受。如王国维以康德、叔本华的纯粹艺术哲学为依据，阐述了文学的审美特征及其本质所在，他认为：“美之特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也。虽物之美者，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及其可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故其价值亦存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23）他的观点是超功利的纯文学的观点。这一观点的建立，实际上是在追求文学的某种终极价值。周树人也倾向于纯文学的理论，强调文学美感作用、审美价值。他说：“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学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24）“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25）他是反对文学具有功利性和实用性的，认为文学只是通过“兴感怡悦”而“涵养人之神思”。不过，周树人文学超功利观点与王国维不完全相同。他不是在“纯美”的文学中寻求解脱，而是强调做“精神界之战士”，在纯文学中寻求文学的“不用之用”。（26）黄人、徐念慈等在肯定“文学之倾向于美的方面之一种”，在多方面论述其“美”的性质的同时，又强调美与真、善“三者皆互有关系”，指出“不能求诚明善，而但以文学为文学者，亦终不能达其最大之目的也。”（27）周树人的文学的“不用之用”，黄人、徐念慈等人的文学“最大之目的”，表现出一种把文学的终极价值看成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结合，对人类的命运、人生的价值的终极关怀，涉及到文学在非功利的追求下达到最终的人文追求的目的。这是对文学理解的一种飞跃，是近代文学理论批评自觉性的一种极为显著的表现。
三
中国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性的表现的第三方面，在于它对文学创作原则、创作方法的自觉地追求、探索和总结。其具体表现是多方面的。如：创作原则上，有创作自由的原则、典型化创作原则；创作方法上，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自由主义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象征主义创作方法；创作形式方面，有白话文运动、文体结构改革等等。在诸多方面具有决定意义的，我认为有两点：一是创作自由原则的标榜；二是从根本上冲破了狭隘文化民族主义的束缚，对国外输入的各种创作方法的认同。
文学创作自由原则对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性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所谓自觉，就是自主，就是自由。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不仅比其它意识形态更能激发、调动和表现人的主体精神和创造能力，而且即使与人类其它的精神活动相比，其自由性也显得更为充分。在文学创作中，人不仅可以摆脱实际需要的限制，也可以摆脱主体实践能力与现实历史条件的限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摆脱在科学认识中所必然具有的来自对象的客观属性和人的现实功利需要的限制，创造一个充分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和理想之光的对象世界。文学理论批评倡导创作自由有双重意义：一是对作为创作主体的人的人性、人的尊严的重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一是对创作规律的认识从必然迈向了自由。在1898年后国内思想学术界兴起的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的热潮中，梁启超等维新派积极倡导自由民权之论，强调民权、自由之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俟之百世而不惑”的真理；（28）“自由者，精神之生命也”；（29）“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要写“自由文学”；（30）把“最爱自由主义”的拜伦推为“自由文学的楷模”。（31）黄遵宪说：“欧洲诗人出其鼓吹自由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32）等等。文学理论批评界把提倡创作自由与争取政治自由相提并论。蒋智由1905年在《新民丛报》第三年第十二号起连载的译作《维朗氏诗学论》中，对维朗氏“今代文艺之所以美者，在能发挥其一己所自得之性情”一段作按语曰：“近世纪文化之一大进步，要而言之，谓为‘自由’之所产出可也；……文艺应用自由一原理，遂得脱去古人种种之科臼，文艺于是有新生命……”（33）在中国文论史上，明确地提出了创作自由的原则。以后，周树人起来呼吁文艺张扬“个性”，“纵言自由”，“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34）在文学理论批评家的努力下，创作自由原则在文学界逐步得到共识，作家和批评家的主体性得到了高扬。创作自由了，批评也就自由了。那种只根据古代单一的经典进行阐释的文学理论批评系统，被越来越多的文学理论批评者所冲破，开始吸纳更丰富的理论营养，借鉴更多的批评方法，进行更自由的批评实践。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的面貌有所更新。
从创作方法方面来说，近代中国的文学界引进了不少国外近现代的创作方法。本文不准备就这一点展开论述。国外的创作方法之所以能够得到引进，当时的文学理论批评界觉察到中国文学的创作“技不如人”，对外国的创作方法从容忍、认同、鉴赏、学习、吸收直到消化，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如康有为、梁启超提倡用“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来创造新意境，康有为说：“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35）周树人、周作人兄弟认为，改造当时文学，必须与封建文学作彻底决裂，“别求新声于异邦”，以发出民族“自觉之声”。（36）南社中一些有识之士，如苏曼殊、胡怀琛、任鸿隽等人，也重视学习和介绍西方的文学作品。苏曼殊《与高天梅论文学书》中将英国诗人拜伦、雪莱与屈原、李白、李商隐、李贺等媲美，引导国人汲取欧洲近代文学的精华。林纾在翻译外国作品时，不仅注意介绍“新理”，灌输西方的科学、民主，同时也希望中国作家打开眼界，在西方作品中找到艺术借鉴，“合中西二文熔为一片”。（37）齐如山则从西方话剧与中国戏剧相通之处着眼，引进西方话剧的长处改良中国的戏剧。知耻近乎勇。打破精神上的华夏中心论，走出文学创作方面的自我封闭体系，敢于参照西方文明，这是中国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性表现得最充分之处。周树奎在批评“好古之士”面对日益衰败的中国文学“亟亟焉谋所以保存国粹之道”时指出：“方今人类，日益进化，全球各国，交通便利，大抵竞争愈烈，则智慧愈出，而国亦日强，彰彰不可掩也。吾国开化虽早，闭塞已久，当今之世，苟非取人之长，何足补我之短！然而环球诸国，文字不同，语言互异，欲利用其长，非广译其书不为功！……夫旧者有尽，新者无穷，与其保守，无宁进取！而况新之于旧，相反而适相成！苟能以新思想新学术源源输入，俾跻我国于强盛之域，则旧学亦必因之昌大，卒收互相发明之效，此非译书者所当有之事欤！”[③⑧]总之，取人之长，补我之短，把中国和西方的文化、文学看成互相联系的整体，在不同国度的交流上，以平等、宽容、宽厚、温和的态度理解对方，容纳对方，甚至借鉴和模仿对方。有了这样的胸怀，有了这样的氛围，国外文学创作的方法、流派才能进入中国，中国文学才可能在二十来年中走完外国资产阶级文学发展史上几十年、几百年的历程，迅速掀起一场文学近代化的运动。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文学理论批评对于文学本体论、价值论、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和方法的认识与探索，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已经从自发走向了自觉。与中国古代一次重大的文学自觉的历史时期——魏晋时期相比较的话，可以说魏晋文学的自觉主要表现在文学从经学的桎梏中挣脱出来，文学活动不再以取悦皇帝巩固皇权为旨归，而是以个体的精神追求与情感愉悦为目的。而近代文学的自觉，则以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为旗帜，在理论批评的层面上寻求文学独立的地位，使近代文学超越古代文学，形成一个文学高峰，为现代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注释：
① （24） （26） （34） （36）周树人《摩罗诗力说》，《河南》月刊第二、第三号，1908年，收入《坟》。
② （25）周树人《儗播布美术意见书》，1913年，收入《集外集拾遗》。
③管达如《说小说》，《小说月报》第五期至第十一期，1912年。
④ ⑨吕思勉《小说丛话》，《中华小说月刊》第三期至第八期，1914年。
⑤黄远生《新剧杂论·说脚本》，《小说月报》第五卷第一、二号，1914年。
⑥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连载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教育世界》，收入《静安文集》。
⑦《小说丛话》，饮冰及平子、曼殊、侠人、浴血生等人撰写，连载于《新小说》月刊第一卷十七号至第二卷二十四号，1905年至1906年。
⑧ （33）蒋智山译作《维朗氏诗学》按语，译作于《新民丛报》第三年第二十二号起连载，1905年。
⑩刘鹗《老残游记·自序》，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绣像小说》连载。
（11）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见《静安文集》。
（12）王国维《人间词话》附录二十七。
（13）（14）王国维《文学小言》，《静安文集》。
（15）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见《静安文集续编》。
（16）王国维《宋元戏剧考》，19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17）徐念慈《余之小说观》，《小说林》月刊1908年。
（18）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一册，1898年。
（19）金天翮《心声》，1905年。
（20）高旭《南社启》，《民吁报》1909年10月17日。
（21）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2）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河南》月刊第四期至第六期，1908年。
（23）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见《静安文集续编》。
（27）参见黄人《小说林·发刊词》，1907年。
（28）梁启超《答某君问法国禁止民权自由之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中国书局1936年版第二册。
（29）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其二自由与制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一册。
（30）梁启超《自由书叙》，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一集。
（31）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1902年起连载于《新小说》月刊。
（32）黄遵宪《至丘菽园书》。
（35）康有为《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收入《康南海先生诗集》。
（37）林纾《洪罕女郎传跋语》，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38）周树奎《译书交通公会宣言》，1906年，见《月月小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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