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场”①到哪儿去了？——对文化研究及新自由主义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去了论文,自由主义论文,到哪儿论文,及新论文,气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最近在一个评审委员会工作，为某一亚洲国别文学教席确定人选。不少申请者在个人简历和附信中声称，自己的研究领域包括“文化研究”，并特别指出，除了具备经典文学方面的专业训练，他们还广泛涉猎了通俗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电影、性别、种族或民间传统(民间传说、现场表演、动画片等)。我和我的同事都为候选人研究领域的多样化而倍感兴奋，可是当细读其著作时，兴奋变成了失望。大多数著作流于肤浅，满篇皆是空洞之辞、泛泛而论和千篇一律的观点。人人似乎无所不知，企图囊括一切流行论题，可是哪个问题都无法澄清。
人们往往抱怨这些申请者的研究质量以及研究领域的普遍现状，我却主张把这次评审经验置于一个更大的知识语境之中，以便理解“东亚语言文学”学科这个北美地区不少任教者的学术家园是如何变化和得以重塑的。这些变化与近年来文化研究的发展息息相关。作为一种探索方式或研究领域，文化研究自身也正经历着变化的过程。本文将考察文化研究的变化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探讨这些变化如何标志着文化研究的内部问题及其动力。今天，文学的衰落和文化研究的盛行彻底改变了文学研究的方向，我们可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能够以更具全球性和政治性的方式重新界定文学研究。
一、西蒙·杜林的文化研究谱系
在北美地区，文化研究逐渐成为“各种文化研究”的同义词。尽管从未断然排除“主流文化”(白人、异性恋、经济稳定者的文化)，被研究的文化的主体仍是“外国文化”或“亚文化”(异域、女性、殖民地、同性恋或穷人)。从文化研究的学科状况可见一斑：我们很难想象北美地区英文系以专事“文化研究”而沾沾自喜，外国文学、女性与性别研究项目往往以具有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而倍感自豪。当然，这并非是指英文系不从事文化研究。英文系的结构设置历来都很明确，以便对不同时期和各种体裁的文学展开研究。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情况来看，文化研究的“异域文化”涵义一开始就造成了两难境地。同北美地区的英文系一样，汉语地区的中文系并未在制度上显示出对文化研究的强烈兴趣，热衷于文化研究的中国学生都集中在比较文学、人类学和外国文学学科领域。然而，由于“异域文化”的根基是西方视角，研究主题不可避免地转向了中国文化，透过西方文化研究学者的眼睛，再加上中国学者借用西方前沿理论所做的细读，中国文化被加倍地间离或陌生化。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参与北美地区外国研究项目的学生把19、20世纪之交中国或日本的有轨电车或时尚作为现代性的标志加以研究毫无困难，而中国的外国文学专业学生却不被鼓励去研究维多利亚时期的时尚，除非有助于阐释那个时期的文学。这并非由于北美地区学者不关心自身社会的文化形态，而由于他们都在固定的学科领域内进行研究，尽管偶尔也会开展跨学科对话。时代广场的大型广告牌属于“传播研究”范畴，电视真人秀划归“媒体研究”，好莱坞大片则是“电影研究”的专利。每一个学科都有自身独特而明确的研究方法，为方便起见，酷儿、异域或边缘研究都被归为文化研究或女性研究这样的跨学科领域。比较而言，中国的文化研究没有把它们囊括在内，而是对国外不同学科所研究的流行文化或至少是作为流行文化的酷儿文化(消费偶像、视觉材料、文化产品的全球流通)特别感兴趣。北美地区的文化研究往往指向在“本”文化和“他者”文化之间不断划界的同时反抗现存文化和流行文化的相互对立的政治，而汉语区的文化研究不约而同地关注全球化语境下的流行文化，无意中鼓励了“反抗”或“颠覆”话语中的国家权力。被颠覆的并非是国家合法性或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往往是含混模糊的“强势意识形态”。由于缺乏确定的研究领域或一以贯之的方法，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文化研究加剧了最初的一些问题：缺乏界定清晰的研究主题，在国家主权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游移不定，固有的“文化”差别有别于西方主流文化。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需要回顾一下文化研究的起源与发展。关于文化研究最全面的指南之一是西蒙·杜林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在“前言”中，杜林首先承认了文化研究的“非学科性”和多义性，同时也确信：文化研究着眼于“当代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他始终使用“文化”(culture)一词的单数形式，稍后我们再来谈单数形式的当代文化概念。杜林把文化研究的源头上溯到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时值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The Use of Literacy)和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出版。杜林宣称，这两部著作赋予早期文化研究两个鲜明的特征：1.主体性，也就是说文化研究关乎个人和人种志，同时涉及被观察者和观察者；2.参与性，指的是个人对于所处环境与时代的社会、政治和伦理问题的关注。这两个早期特征使得文化研究从历来探究超验、客观、长时段和非政治性问题的文学研究中分离出来，是霍加特所创立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基石，该中心培养和吸引了诸如斯图亚特·霍尔、保罗·威利斯等不少学者。
霍加特和威廉斯之所以自愿投身于文化研究，与他们的工人阶级家庭背景以及二战后英国工人阶级的财产流失和迅速解体有关。在他们看来，“文化”标志着需要去参与、拯救和品味的全部生活方式。他们最终都依赖于试图从社会和文化上干预个体的“社会民主权力集团”，然而不断增长的国家权力越来越令人不安，其结果适得其反。上世纪70年代，早期文化研究吸收了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观，认为文化霸权不仅通过高压统治而且通过大众舆论起作用。米歇尔·福柯关于文化作为一种“治理术”的思想也开始对文化研究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杜林所概括的那样，“治理术”意味着“通过教育体制，生产出大多数顺从或‘温驯’的公民”②，而这种教育体制正是“社会民主权力集团”力图加以改造的。
杜林把法国模式(福柯、米歇尔·德塞都和皮埃尔·布迪厄)的影响与80年代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所领导的“新右派”对“社会民主权力集团”的取代相联系。法国模式强调缺少一个“可以引导许多领域公平合理地分配资源”的中介，杜林对此进行了批判。在法国模式中，存在“一个倾向，坚信文化乌托邦的力量和那些反抗形式只存在于更大的、貌似坚不可摧的体制的罅隙和缺口中”③。文化研究对此相对非政治化分析的接受与撒切尔主义极力减少国家干预公民生活的逻辑有关：经济体制越自由，对于个人自控的期望就越高，在无懈可击、去除中心的体制内部文化生产的潜力就越大。然而，在撒切尔主义经济理性主义与其一贯的文化民族主义之间有一个内在矛盾：
市场越远离国家干预和跨国贸易与金融，国家越易受外来影响，贫富差异也就越大。撒切尔主义对流行价值观的诉求可以看作是为克服这一紧张局势所做的一个尝试。尤其是“新右派”赋予家庭特殊价值和气场，仅仅由于经济生活前景在市场力量支配的社会中难以保障(对于有些人来说，报酬丰厚、生活舒心)。同样地，民族文化的同质形象被颂扬和强化，以便抵御经济交换和正在扩大的国家经济部门中逐步增长的全球化造成的危险。④
文化研究的确对“新右派”的出现做出了回应，专门抨击了单一种族形象。斯图亚特·霍尔的《艰难的复兴之路》(The Hard Road to Renewal)和保罗·吉尔罗伊的《英国不能没有黑人》(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Jack)是两个杰出的范例。似非而是的是，文化研究与其批判对象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似性。正如杜林所指出的：“当文化研究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之后，便开始以不同的精神和文风去接近撒切尔主义的主题。毕竟两者都竭力反对中央集权，都有限度地维护一种去中心的社会结构观。”⑤
杜林阐述了以下相似性：“新右派”坚持认为没有独立于特定经济利益之外的社会制度，而发展中的文化研究从根本上坚信话语实践之外不存在“元话语”，一切理论必然是参与性的、主观的，并与当下息息相关。正当撒切尔主义在灾难频仍的80年代早期的英美两国取得巨大成功之时，文化研究也兴旺发达起来。各种各样的讨论都试图云集于文化研究(全球化和多样化的文化研究)这把大伞之下。这些讨论包括后殖民主义、底层研究、性别研究、视觉研究、混杂性理论和身份政治，不但分别有着各自的有效性以及地理、历史的特殊性，并且极大地丰富了人文科学。可是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却在扩张中变得问题重重。文化研究中的“文化”(culture)在变成复数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果文化身份、种族身份或性别身份可以无限制地分割，那么我们如何认识分散的社区和亚社区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把这些断片置入民族和跨民族语境时，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如果亚身份和亚亚身份可以被确认为“他者”的生活方式，激进政治还有必要对抗整个国家支持下的资本主义制度吗？如果性别身份和民族身份使得国家文化身份无关紧要，那么作为“全部生活方式”的文化会被值得学者们称颂和研究的多重生活方式取代吗？这些学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有必要对社会必须提供的流行文化加以定型。至关重要的是，当来自“他者”一方的学者掌握了西方文化的理论语言时，他们会如何分析自己的文化和“外国”文化呢？他们会继续强化种种差异还是去充当提供更“真实”的本土人种知识的“买办”呢？
西蒙·杜林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他在提及当代文化时坚持采用单数形式。他显然渴望回归总体性和争议，以便对抗法国模式对中介的贬低，这很可能会富有成效。他对文化独一无二性的坚持具有在根本上相互矛盾的两重含义：1.坚信文化的总体性是激进政治所必不可少的，这种激进政治可以克服一切选择和多样性的幻象，揭示出当代生活是如何被彻底同质化和商品化的；2.杜林仍然站在帝国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尽管他无情地抨击了资本主义并且承认“他者”的存在，但没有看到在现代性的视域之外还有其他“生活方式”，而它们会提供厚实的文化著作所必需的多种立场与主体性。
二、“气场”到哪儿去了？
文化研究将何去何从？如果我们认为文化研究仍是产生于全球资本主义并对其进行批判的最具活力的跨学科理论之一，就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也可能会误导我们，似乎作为个体知识分子的我们，只要讨论了文化研究的局限和潜力就可以规定它的方向。认识到文化研究不仅归功于西方智识传统还依靠政治面貌的变化，我们就应该质问：“文化研究到底是在何种制度环境下要么促进其事业、要么变得不断边缘化和无关宏旨的？”由于文化研究从来也不是元话语，它对当代各种文化的积极参与使之在欧美高等教育体系中既受欢迎又很脆弱。要了解文化研究的命运，我们至少要看一看正在重构西方高等教育的那些变化，尤其是作为20世纪许多伟大理论摇篮和孵化器的美国研究型大学体系。
不由想起了与当前论题相关的一则轶事。有一次，我和斯拉沃热·齐泽克在我们校园的一家颇受欢迎的咖啡店喝咖啡，就在热议社会主义的前途之时，齐泽克突发奇想地问道：“气场到哪儿去了？”“气场”？我大惑不解地环顾四周。大学生们大都忙着往无线上网的笔记本里敲字，几位面熟但从未交谈过的同僚正在批改学生论文，还有几位正在激动不已地辩论着什么。一家典型的大学咖啡店中的一幕典型的场景。齐泽克又道：“这儿没有闲情逸致。”为什么？很难想象这句话竟然出自齐泽克这样一位高度繁忙和异常多产之人。我终于领会了他的意思：包括教师生活和学生生活在内的美国大学生活都经过精心细致的安排、筹划和管理，闲情逸致在此绝无立锥之地。在我看来，闲情逸致并不是指运动、娱乐、品咖啡、泡吧(它们也经过周密计划并且商品化了)，而是指生活中未经谋划和盘算的那些时刻，悄悄溜过每日的意识和无意识，陷入慵懒、混沌而又甜蜜的黑暗。由于我们在职业学术生涯所做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所思所想、思考方式、思想交流方式都被工具理性严密而持久地操控着，闲情逸致(leisure)，推而广之也就是“气场”，早已从美国校园中消失了。用齐泽克式的术语来说，不仅“jouissance”(象征秩序所禁止的基本享受)被有意并有效地排除在有序的社团化美国学术生活之外，就连排除行为本身也在不断理性化并受到保护，以便维护学术的完整性，更重要的是，要以此提高据称可以让学生成为劳动力所需的效率和产出⑥。在对效率的强调之下，“象牙塔”越来越遥不可及，能容纳无关乎即时关怀之思想的空间也越来越小。
瓦尔特·本雅明认为，“气场”已从现代艺术品中消失殆尽。在他看来，存在两种“气场”：一种是历史的，另一种是自然的。由于“复制技术使得复制物脱离了传统的领域”，历史气场便消失了。传统在两种情形下遭到毁灭：1.大量的复制品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实体；2.复制技术“使得复制物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成为视听对象，因而赋予了复制品一种现时性”⑦。另一方面，可以把自然气场定义为“遥远之物的独一显现，虽远，犹如近在眼前”。本雅明对自然气场衰退的描述令人称绝，值得全部援引如下：
静歇在夏日午后，远眺地平线上那方山的弧线，或凝视投影在身上的一截树枝——这就是在呼吸那远山、那树枝的气场。这段描述足以让人领会目前造成“气场”衰退的社会条件何在。这些条件取决于两种情况，两者都关系到大众在现今生活中日渐提高的重要性。事实上，将事物在空间里更人性地“拉近”自己，这对今天的大众而言是个令人兴致高昂的偏好，而另一个同样令人振奋的倾向，是借由迎接事物的复制品来掌握事物的独一无二性。将事物以影像且尤其是复制品形式，在尽可能接近的距离内拥有之，已成为日益迫切的需求。⑧
与中国传统比较而言，可以说陶渊明在他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中真切感受到的正是自然气场。而当人们竞相模仿陶渊明，在人造环境中大量创造自然性之时，气场就变成了低劣的作品，丧失了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关联，因此也就丧失了独一无二性。
我们必须认识到，本雅明的大众批判和对具有“气场”的孤独艺术家在现代都市人群中逆行的描述似乎有一种贵族倾向。考虑到大众在现代公民社会中的重要性，人们竟然会说本雅明的思想是“反民主的”。然而，我们也必须记住，本雅明所针对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和永远消除“每一面现实”的现代性表象。大众并非是在该体制中挣扎的人们，而是由体制制造出来的那些人，相应地，体制的生存基础又是永无穷尽地复制所制造的大众的表征和为所制造的大众永无穷尽地复制表征。真正的民主不仅应该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也应该承认这个事实，即大多数人通过自治来满足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与此同时，他们的意见总是早已被暗中控制。
资本主义最伟大的产品之一就是现代大学。美国的大学体系向来都是社会民主和学术成就的样板。该体系的目的在于“一个都不能少”，在不论收入和智力水平的情况下，让全体人民都有可能接受文科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同时也是为了保留一个独立于教会、国家和经济体制的世俗的、道德的和政治自由的空间。例如，任期制就是专门用于保护大学教授免受麦卡锡之流所施行的政治迫害的。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一个受大学体系庇护的社会和政治批评家群体，可能永远也有没有美国民主。尽管该体系存在许多问题，但在“9·11”袭击之前至少在公民自由、种族和性别平等以及文化多样性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毫无疑问，通过无穷无尽的机械复制，受过教育的大众被制造出来，而机械复制又带走了“每一面现实”的独一无二性。但是人们坚信，文科教育在“培养”公民职责方面具有极高而非凡的价值，这使得独特性、独创性以及与社会和经济当务之急保持距离仍然是可以想象的，即使从未有过真正的可能。这种想象中的特殊性正是“气场”所在，是闲情逸致所在，也是60年代末的美国校园孕育政治运动和政治干预的所在。
如今，“气场”已消失殆尽。人们很可能会归咎于“9·11”，指责它造成民族、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对立，这对立又戕害了宽容，抹杀了“现实世界”和学术界之间的差别。然而，“气场”并非死于非命。自从文化研究把当务之急和参与意识注入教育，“气场”开始退出高等教育体系。例如，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主要人物伊恩·昂援引比尔·雷丁斯的著作《废墟中的大学》来应对西方大学体系所面临的财政困难。在他看来，理想地作为“应用人文学科”的文化研究特别适合使专业知识与“现实世界”有关联⑨。“制度上实用”意味着与大学管理层合作而不是违抗它，后者总是为制度的经济利益进行辩护。这意味着要把一切可用之物拿来转化为知识社区的收益。对于“气场”这种高等教育体制中根本“不实用”和“不吸引人”的成分，“应用人文学科”的专家们在排斥它一事上没少费心。这并不是在暗示文化研究要为“气场”的消失负责，我会在下一部分指出新自由主义是罪魁祸首。我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实际，我完全反对以下论点：在史无前例的财政压力下，机会主义的创业的实用主义是我们能够做出的惟一智慧的选择。我们必须认识到，参与的必要性可能很容易被变成霸权话语，使大众误以为是惟一的学术使命。我们还必须记住，如上所述，文化研究既产生于全球资本主义，同时又是对它的批判。批判本身以错综复杂的方式与批判对象纠缠在一起。通过至少是部分文化研究参与、多样化、复数化文化、“实用化”以及对一切观点一视同仁的意愿，全球资本主义的原则便能够主导高等教育体系。
文化研究与资本主义制度共谋的例证俯拾即是。据美联社记者贾斯廷·波普2004年12月26日报道，波尔州立大学的一名学生报怨他的一位老师蔑视伊拉克战争，谴责其“反美主义”与学术不公正。这个看似孤立的事件引起了大卫·霍罗维茨的注意。他是个臭名昭著的保守派评论员，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他过去曾是热心的自由主义校园活动家。目前，霍罗维茨正打算把“学术权利法案”引入印第安纳州议会和其他二十个州。该法案的主旨是“多样性”，声称美国高等教育已经被一味鼓吹“反美主义”的“自由派”控制，学生有权利维护他们的原教旨基督教和“美国核心价值观”。尽管通过把教授列为“自由派”来攻击学术自由的做法层出不穷，霍罗维茨的法案却因它对社会进步言论的模仿而引人注目。贾斯廷·波普说道：“曾几何时，正是自由主义校园活动家用‘多样性’的重要性来敦促课程改革的议事日程。如今保守派大量采用相同的语言呼吁人们更多地接受他们的观点。”⑩当然，文化研究不应该简单地等同于自由行动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或政治正确性。然而，像霍罗维茨以及他所支持的学生这些人确实接受了文化研究对文化多样性和尊重他人意见的吁求。他们所学到的是，不存在任何特权观点，教化也没有任何必要，因为每个人的“整个生活方式”值得尊重、需要保持不变。大多数人认为，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南部各州最好地印证了“美国民主”代表着什么。
因此，把美国校园描述为“保守派”学生和“自由派”教授之间意识形态的战场颇为恰当。学生们正在采取行动维护“民主”和“美国核心价值观”。例如，白人学生对密歇根大学的赞助性行动提出控告，猛烈抨击北卡罗来纳大学要求他们阅读《古兰经》，投票保留种族主义象征“伊利尼维克酋长”作为伊利诺伊大学的吉祥物。这些事件有以下共同特征：学生拒绝承认老师拥有基于对教育和人文学科更全面了解之上的更好的见地；学术界和社会之间的距离已经土崩瓦解，学校成为易受包括税务监察、州议会和宗教领袖在内的外部团体攻击的目标；“美国价值”被赋予至高无上的重要性，然而支持这一价值的言论与多元文化主义的言论并无二致。如果说文化研究不对当前校园的右翼行动主义转向负责，它至少也与这种行动主义的某些主题相契合：社会参与、国家主权论、主体性、平等与非特权的多元透视主义、坚决认为美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具有本质的区别等等。而与流行、大众、即时和机械复制格格不入的“气场”在当今焦虑重重的校园没有立锥之地。
三、从撒切尔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怂恿“保守派学生”与“自由派教授”互斗的图景纯属误导，这是在利用思想斗争来掩盖真正的生死之战：对捉襟见肘的美国公立高等教育财政资源的争夺。公立研究型大学在财政上的困难已经存在二十多年了，“9·11”之后又加剧了日益恶化的进程。“国土安全”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造成了联邦与各州破纪录的赤字。削减预算的最大受害者是州立大学，在过去四年里每年的资金水平都大幅下降。在最坏的情况下，例如在保守的科罗拉多州，立法机关威胁要把高等教育完全从州预算中剔除出去(11)。大学的应对措施则是猛抬学费。许多州立大学的学费收入在2004年第一次超过了本州的税收拨款。公立大学正在转向私立。当学生感到偏高的学费可以赋予他们根据自己的背景和需求来调整教育的权利之后，当终身职位雇用制逐步被临时职位所取代、教授们不再有工作保障之后，他们之间的分歧往往因财政拮据而加大。
不少人把经济困难归咎于“9·11”和预算赤字，他们天真地以为经济状况一旦好转，资金就会增加。事实却是，从里根时代开始，各州资金的缩减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9·11”给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藉口，可以通过私有化和公司化彻底摆脱公立高等教育。在莉萨·杜根和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看来，这一趋势是新自由主义的产物，正在重新塑造包括美国高等教育、非洲艾滋病治疗在内的全球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平等的黄昏：新自由主义、文化政治和对民主的攻击》一书中，莉萨·杜根认为，促进“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畅行无阻”(12)的欲望渗入美国高等教育并危及学术自由。她的例证之一是纽约州政府和保守的税务监察为压制纽约州立大学纽柏兹分校而召开的一次女性研究会议。对这次会议和整个学校的裁定是“违背家庭观念”，该校校长最终被迫辞职。杜根认为，新自由主义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它所声称的多元文化的中立性，这把资本主义的“自然”进程与阶级、种族和身份这些棘手问题分割开来。结果便是身份政治的主流化：同性恋活动家满足于自己的性偏好得到社会的认可，宁可无视选举话语和舆论中猖獗的同性恋恐惧症；移民们对移民法有限的改革孜孜以求，却对那些被冠以“非法”身份的人日益恶化的状况熟视无睹；为了追求“情感保守者”的过半票数，自由派民主党人在枪支管制、环保和女权方面正在做出让步。
这种“主流化”与某些文化研究学者所倡导的“体制实用主义”遥相呼应。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单一问题政治、合作、调解、创业、实用主义取代了社会与道德责任、对抗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党派政治、机构与公司的分离、当然还有“气场”，成为新的主旋律。所有这些变化都可以追溯到新自由主义那里。正如温迪·布朗所归纳的，有几个对象通常与新自由主义一词相关：1.在经济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强调消除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采用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代表的芝加哥经济学派所阐述的市场经济理论；2.在流行的用法中，新自由主义指的是“彻底自由的市场”：“通过解除经济管制、取消关税以及一系列有利于商业却漠视贫穷、社会无根、文化歼灭、长期的资源损耗与环境破坏的货币和社会政策，取得最大限度的竞争和自由贸易”(13)；3.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齐头并进，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压力，迫使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市场、改变社会结构。然而，新自由主义也不仅仅是经济政策，其核心是“制订方针政策、顾及市场内外”(14)的政治理性。正是这一政治理性赋予了新自由主义以“新”的前缀，尽管受惠于撒切尔主义，它还是远远超出了新右派所鼓吹的自由市场的逻辑。恰恰是这同一个政治理性引起了美国公立高等教育以及文化研究中的变化。
新自由主义政治理性在运作中并不认为市场本身纯属自然。尽管自由市场最终需要取消管制，政府却比以往更强地干预经济行为。干预的实现不再靠管理，而是借助于对自由市场“理念”的政治与道德建构。换句话说，如今整个市场是由政府建构的项目，市场内部的运行被撇在了一边。布朗援引托马斯·莱姆克的话来唤起对新自由主义这一面的关注：
在秩序自由主义图式中，市场并不等于自然经济现实，治理术必须牢记和重视内在法则；而市场的建构和生存凭借的是政治干预……竞争也并非自然现实……只要未来的支援能够应付种种情况，这一根本的经济机制就能够运行；只要拥护这一机制，肯定始终能够得到法律措施的保障。(15)
撒切尔主义把市场视为自然之物，经济政策的制定用以方便市场自然发展的自然流动；新自由主义显然认为市场是构建成的，一切经济、社会和道德行为都从属于构建自由市场的理念。全球市场的构建正是布什政府的自由支出、财政失责背后的动机，尽管布什不断许诺要减税和精简政府机构。他所发起的军事行动也是为了把自由市场(而非民主)扩展到国家以往能够紧紧控制其经济的地方。无论何时我们打开电视，都会收到大量关于后萨达姆时代的巴格达的报道，看到巴格达街头的店铺摆满了西方的商品。这是伊拉克刚被赠予的“民主”的最典型标志：不是选择自己政府的自由，而是消费的自由。
在宏观层面，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性构建了全球市场；而在微观层面，它诱导人们算计一切，“在生活各个领域中把个人演变成创业演员”(16)。布朗指出：“为了让个人为自己负全责，新自由主义把道德责任等同于理性行为；通过把道德全然看作对成本、收益和结果的理性盘算，它解除了经济和道德行为之间的差异。”因此，一个模范的新自由主义公民就是一个为自己的一切进行规划的人，从出生、入学、就业、退休到死亡，都以财务计算的方式来进行。做出正确的财务决策也就是在道德上做出了表率，反之亦然。如果你一招失算或者降生在弱势群体(少数族裔、移民等)中，你就会无依无靠，必定终生受穷受苦(17)。
美国高等教育中向新自由主义公民的转化已经显而易见，这标志着学生正在进入做出决策的成人期。在大学生活的所有层面，创造自由市场、学会如何规划生活的逻辑随处可见。在各州议会看来，尽管各州的经费在迅速减少，但它们对州立大学的控制比以往更严格更深入。道德、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公平竞争和多样性(颇为反讽)这些话语使它们的控制力得以实现。大学管理层把财政压力作为大学公司化的前提：给大学校长、橄榄球教练以及像CEO、业务主管这样的“明星”教授付报酬，精简行政职务，抛弃学术高标准，缩短任期以及压缩大到人文科学、小到外国文学这样的“非收入”学科。对于教授们来说，专业知识越是具有跨学科性和“应用性”，职位就越稳固越可变。因此，文化研究取代了个体文学，国别文学系也逐渐被并入面向服务的教学型的外国文化系。在学生看来，好成绩越来越重要，而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念对于他们的职业目标来说越来越无关紧要。
新自由主义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影响非常复杂。复杂性之一与新自由主义的并发性有关：它并非是从西方“旅行”到中国的，最大的可能性是，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它同时兴起于中国和美国。我会另文论述新自由主义的复杂性，这里只列举它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几个相似表现：1.政府教育经费不足；2.迅速增长的大学学费超过了大多数人的承受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年度报告显示：从1989年到2004年，大学学费增长了5000％(18)；3.高等教育公司化的结果导致对MBA这类“赚钱”项目的顶礼膜拜和对文科教育的削减；4.大学校园业已成为“自由竞争”和计算生活得失的沃土。如果“气场”始终还会是一个怀旧的对象，那么，对于从未经历过独立于社会经济原则的道德与政治生活的中国新一代创业者来说，那是难以想象的。
新自由主义的控制力势不可挡。为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忧心忡忡的人文学者和进步知识分子能够做些什么呢？温迪·布朗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
左派所要做的是用另一种善念挑战欧洲大西洋国家新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拒绝把经济人作为人类的标准，拒绝与该标准相关的经济、国家和(非)道德形式。在这个观点最基本的形式中，公正的核心不是最大限度地增加个人财富或权利，而是发展和提高公民分享权力和协同管理自己的能力。在这样的秩序中，权利和选举将是背景而非民主的象征，在更好的情况下权利会起到保护个人、防御激进民主热情的作用，但是它们本身并非存在的标志，也不构成民主的核心原则……发展和普及这样的反理性(一个对人类、公民、经济生活和政治不同的比喻)对于一个更加公正的未来和挑战美帝国破坏性政策的当务之急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19)
然而，尽管是关于公正和激进政治这样的严肃问题，布朗的方案所引发的问题比它能够解决的还要多。如何挑战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以什么样的立场去挑战？知识分子过去并非从未对抗过无处不在的市场理性。雷蒙德·威廉斯及其从事文化研究的同事们曾经努力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平，同时为经济行为之外的文化保留一点空间。米歇尔·福柯在强权的内在裂隙中寻求对抗资本主义的文化力量。爱德华·萨义德则通过努力“普及人文”来抗击美帝国主义、为非西方文化的“他者”而斗争。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誓为底层和弱势群体说话。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要求严肃认真地去了解晚期资本主义制度的全貌。斯拉沃热·齐泽克提出在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要有“政治性”。智识空间在不断地缩小，而公共知识分子成为了大众学术明星并且像明星一样赚取酬金。他们可曾认识到，自己广义上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狭义上又是高等教育公司化的内在组成部分？
布朗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有一定的启发性，然而由于她只看到了“欧洲大西洋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她所建议的解决方案说不好听是单一文化，说好听点也不过是乌托邦。如果我们照此行事，就会在西蒙·杜林所批判的“坚信文化乌托邦的力量和那些抵抗形式只存在于更大的、貌似坚不可摧的体制的罅隙和缺口中的倾向”那里兜一大圈。
四、作为“气场事件”的文学
要对抗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必须抨击全球自由市场逻辑的要害。重建为自我和社会利益负责的个人能力，对于逆转以计较个人得失为基础的心态至关重要，召唤“气场”(非一致、非实用、漠然、疏离)的回归在颠覆对自主和平稳运行的市场的想象和理性化时必不可少，而复数的、历史化的文化对推翻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西方文化霸权不可或缺。
实际上，重建个人能力、召唤“气场”和复数化文化的方法多种多样。我们可能积极投身于社区建设，并非为获得承认并进而使群体特征主流化，而是基于为基层财富分配和历史公正而制定的明确的政治议程。从亚裔美国人团体“80/20促进会”到女作家张纯如都是这种社区建设的代表。他们宣讲自身所遭受的历史和个人创伤，力争把亚裔美国人写进美国历史(不仅仅是亚裔美国人的历史)，与所有代表弱势的群体结盟。我们也可能从事于阿君·阿帕杜莱所谓的“草根性全球化”或“自下而上的全球化”，即运用“代表穷人利益的全球化战略、眼光和视野，创造独立开展公司资本和民族国家体制(及其国际分公司和担保人)活动的知识转移和社会动员形式”(20)。这种“草根性全球化”需要把跨国想象作为社会实践，通过非政府组织来实现基层财富分配的目标。
阿帕杜莱的跨国想象始于校园，那里的知识分子必须依靠教学和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来缩小大学—政策关系所用语汇与在诸如“无国界医生”、“红十字会”等组织中为穷人工作的活动家所用语汇之间的差距。尽管差距的缩小值得赞扬并具有潜在的效益，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实际上，文化多样性已经被右派用来促进他们的保守议程，而帮助贫穷与不发达地区业已成为“世界银行”这样的组织清除一切障碍、统一世界市场的绝佳藉口。为了防止以上事件的发生，或许值得考虑把文学作为高等教育中学习和研究的核心课程。
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无疑已经陷入困境。本雅明关于机械复制时代真正的艺术已消失的说法被20世纪后期的文化史所证实。大众日益满足于“在空间和人力所及”的情况下使事物越来越接近，通过“相似和复制”去把握“近处的客体”。文学因此被视觉文化以及阅览预编程材料所取代。如果像“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那样的西方文学已成为政府为维护民族特性而不断投资的文化遗产项目，那么像“中国文学”这样的外国文学就被顺便降为外国文化的一部分。学习外国文学并非是从文学的角度去理解，而是为了窥视更大的文化和政治图像。文化研究有意或无意间把外国文学看得并不比流行文化工艺品更特别、精致或有趣，如此一来，无异于全然抹煞了外国文学。
我的初步建议是，把文学作为“气场事件”来讲授。“事件”是从尼古拉斯·米尔佐夫那里借来的概念，指的是“主体运作于其中而行动自由反受其约束的网络效应”(21)。解构之后作者已“死”，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作者仍然是所有文学作品中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主要代理人。通过强调作者在一个既确定他/她的文化、政治、历史定位又不断被主体的定位更改的网络中运作，我们注意到两个颇具政治意味的事实：1.治理术也许能够制约个人在其中处理其社会和个人生活的网络，但是不能抹煞主体基于有见地的伦理和政治选择之上的创造性想象力；2.作者的观点不再具有最高特权，然而要了解作者运作于其中的网络，则需要悉心的研究和综合了大部分相关视点的全面观察。换句话说，在做出判断之前，学生直观的阅读需要与其他观点和学术信息相比较、相结合。通过文学，我们教授有见解的多重透视主义，除了全面观察，它不给任何视点赋予特权。
文学事件也必然是气场事件。具有气场性，意味着对永远逝去的气场的怀恋，代表着因悲悼人类未实现的正义、真正的幸福、平等和社会民主而产生的深重的忧郁。真善美这些传统文学价值标准早已失效，并且在资本主义走向全球化胜利之时，以其霸权的普遍性暴露出虚伪的面目。然而，即便这些价值观念从未真正在文学中存在过，新自由主义时代对它们的失落感在文学中却更加强烈。与直接反对相比，强化这种失落感应该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理性更加有效的策略。原因与本文再三讨论过的直接参与的伎俩有关：反对派越直接地卷入党派政治，就越可能被主导力量所操控、为其言论和目标服务。我们都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最直接的时空秩序保持距离或者讨论“本来会怎样”(未实现的过去的种种可能)便是由里到外的进攻。
这种气场性文学事件还有其他先决条件。首先，它必须比哈罗德·布鲁姆所谓的“西方经典”的范围要广，只要以世界的视角来理解文学，就能够真正全面而有效地对抗新自由主义对文化的全球同质化。其次，它也不必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即书面的(起初通过口头传播，最终以印刷形式固定下来)作品。如今，文学比从前分布更为广泛，从手机短信到包括电影在内的视觉艺术形式处处可见。尽管在英语或汉语中对文学概念的界定从未达成过一致，我还是想说(为了对抗新自由主义市场理性)，汉语中“文学”的“文”字原本恰好指的是具气场性的文学：精心锤炼、独具匠心、卓尔不群、寓意深长、息息相关、弘扬道义又不随波逐流。“文”可以是书面文字，也可能是视觉材料。如果把“文”当作那些青铜礼器上纵横交错、意味深长的装饰线条，那就可以说，“文”始终具有内在的视觉性。把视觉文化列入文学领域的组成部分，便是为文化研究已有的成果添砖加瓦。这样一来，文化研究就成了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而不是颠倒过来。因此，我们既要通过流行文化来关注文学，又要避免在把文学研究隶属于文化研究的同时抹煞了世界文学。
注释：
①“aura”传统上可翻译为“气氛”、“灵光”、“灵圈”等。我选择用“气场”来表达本雅明的原旨，因为“氛围”、“灵圈”等着重于环境，而本雅明想表达的是受现代性影响的艺术创作的整体，包括创作主体性、作品本身在阅读和诠释过程中生命的延续等等。“气场”虽然别扭一点，可是对整体性的表达比较精确一点。
②③④⑤Simon During(ed.),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Introduction",New York & London:Routledge,1993,p.5,p.13,p.14,p.15.
⑥认为齐泽克对当代文化的政治心理分析方法影响了文化研究，这有些轻描淡写。他不仅提供了新鲜的文化阐释视角，而且还创造了一种扭曲辩证法的新语言，这种辩证法通常把本文化与“他者”文化之间的关系解释为“既不相容又相容的排斥”，认为西方的“他者”以黑洞的形式无形地存在于西方文化形态中。对“jouissance”的解释参见Slav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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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The Undergrowth of Enjoyment:How Popular Culture can Serve as an Introduction to Lacan",in Elizabeth Wright & Edmond Wright(eds.),The iek Reader,London:Blackwell,1999,p.11-36。
⑦⑧Walter Benjamin,"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in Illuminations,ed.Hannah Arendt,trans.Harry Zohn,New York:Shocken Books,1969,p.221,p.223.
⑨伊恩·安：《谁需要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⑩Justin Pope,"Conservatives Flip Academic Freedom Debate",Los Angeles Times,December 26,2004,p.1.
(11)Mark F.Smith,"Growing Expenses,Shrinking Resources:The States and Higher Education",Footnotes:Newsletter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2004-05,p.5.
(12)Lisa Duggan,The Twilight of Equality:Neoliberalism,Cultural Politics,and the Attack on Democracy,Boston:Beacon Press,2003,p.xii.
(13)(14)(15)(16)(19)Wendy Brown,"Neo-liberalism and the End of Liberal Democracy",Theory and Event,7:1(Spring 2003),p.1,p.2,p.4,p.5,p.16-17.
(17)Wendy Brown,"Neo-liberalism and the End of Liberal Democracy",Theory and Event,p.5.温迪·布朗为了强调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用破折号把“neo”和“liberalism”分开。我有意不用破折号与我们用“postcolonialism”代替“post-colonialism”的原因相同。“post-colonialism”指的是殖民主义之后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而“postcolonialism”指的是殖民主义之后包括殖民化、去殖民化以及各国文化与政治建设在内的一系列话语实践。“neoliberalism”比“neo-liberalism”更准确地反映了自由市场逻辑背后的政治理性。
(18)参见http:∥news.sohu.com/20041229/n223699305.shtml。
(20)Arjun Appadurai,"Grassroots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search Imagination",in Globalization,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p.3.
(21)Nicholas Mirzoeff,"The Subject of Visual Culture",in The Visual Culture Reader(2nd ed.),New York & London:Routledge,2002,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