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协商民主思想及其当代启示_周恩来论文

周恩来的协商民主思想及其当代启示_周恩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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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15)05-0037-06

      2014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1]进一步发展协商民主,坚定制度自信,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协商民主思想,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不懈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其中,周恩来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其特殊的成长求学和革命实践经历,决定了他对协商民主关注最多、研究最多、实践最多、贡献最多。

      一、周恩来协商民主思想历史演进轨迹

      协商民主思想贯穿于周恩来为之终生奋斗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中,也是其终身为之探究和实践的重大课题。协商民主思想在其成长求学、早期革命活动、革命实践和建设新中国中,逐渐萌发、形成、转变、发展、成熟,对革命和建设事业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1.萌芽时期:成长和求学期间

      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的周恩来,在少年时期就已立下救民于水火、救世强国的理想。此时,随着西学东渐,大批仁人志士学习、传播并开始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来挽救民族危亡,掀起了“西学热”,东南沿海受到的影响尤甚。出身于没落封建官僚家庭的周恩来很早就进入私塾,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并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与此同时,家庭的衰败,贫困的侵扰,使他对社会现实和民间疾苦有了真切的感受和体验,对他以后走向革命具有重要的影响。

      周恩来12岁时便踏上了外出求学之路,面对内忧外患,在奉天省官立东关模范两等小学校就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周恩来人生转折的开始,他开始阅读进步书籍,如:《警世钟》《革命军》等,正式接触和接受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然而,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在南开的求学经历。在南开中学,除深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他还翻阅了《民约论》《法意》《天演论》等进步书刊,深受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并形成自己的思考。他在作文《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中写道:“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又出为总统,固可治人;退而为民,亦必被治于人”。[2](P87)他还在南开《校风》社论《本社之责任观》中写道:“国家可共和,可专制;而人民,国家主人也”;“共和国之统治权在全体国民。”[2](P282)这表明通过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了解,对中国社会现实和问题的思考,他已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等民主思想有了深刻的认识和见解。

      2.雏形时期:旅日求学和早期革命活动期间

      1917年6月,从南开中学毕业的周恩来,两次东渡日本,开启了为期一年多的日本求学之旅。在日期间,他借助不同途径和方式学习吸取真知新知,深入日本社会,认真观察和体察,不仅开拓了视野,而且使他摒弃了军国主义、贤人政治的幻想,正如他所说:“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3](P18)。他用大量时间阅读和思考《新青年》杂志等进步报刊书籍,为其中的新思想所感染和触动,与自身残存的旧思想彻底决裂,接受新思想日渐自觉与坚定。他的民主思想初具雏形,从“我就将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的上,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3](P15)就清晰可见。

      然而,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马克思主义。旅日期间正是俄国十月革命时期,由于地缘和社会等各方面原因,马克思主义思潮涌入日本,影响极为广泛。周恩来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如:河上肇著及译著的《贫乏物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雇佣劳动与资本》,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等,并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相比较,开始认同并初具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对他回国后参加革命活动及以后的发展产生影响。1919年4月,回国后的周恩来迅速投入到五四运动中,他的民主思想得以显现。正如他在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全体大会上发表的《新旧战争》演讲中所说:“吾人目今最应该注意诸新事业,可分八项:一平民政治;二平等;三自由;四解放;五真义;六自知;七自决;八组织。”[4](P437)并在组织参加觉悟社和领导学生请愿被捕的时间里,带领大家致力于社会问题研究,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此时,他的协商民主思想形态和构架初成。

      3.转变时期:旅欧勤工俭学期间

      1920年11月,周恩来与一批怀揣探求真理、救国救民的知识青年,赴欧洲勤工俭学,他主要在法国,还到过英国、德国、比利时等。在欧期间,他用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接触下层民众,认真考察和研究分析欧洲社会,写了许多反映资产阶级社会和现实的报告,并且参加各种政治生活,他切实感受到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局限性。这时,他接触到了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想和学说。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报刊在法国比较盛行、比较易得,周恩来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兰西内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过认真学习、悉心探求、细致分析和详细考察,他驳斥了非马克思主义学说,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此时,周恩来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参与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和旅欧共产党支部的成立,参加筹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即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负责《少年》《赤光》刊物,撰写“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救国论”等系列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他指出:“共产主义在今日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尤其是在中国,实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5](P43)。周恩来完成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根本转变,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协商民主思想也正式开始确立,他认为挽救民族危亡,拯救国家困局,“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5](P65),这一思想对周恩来及其革命生涯具有重要影响。

      4.发展时期: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期间

      “二七”惨案之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敌人异常强大而残暴,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动员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统治。因此,选择了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共同领导国民大革命。1924年9月,回国后的周恩来受委派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大革命期间,周恩来积极探索和实践协商民主思想。他指出:“讲到整个民众运动,不管依据孙中山先生的训政方案,或是依据最近政纲关于人民团体的解释,目前广东的民众组织,大家都承认有集议和建议权了。”[6](P112)他还指出:“马克思说‘共产党最鄙薄隐蔽自己的主义和政见’,所以我们除宣传主义外,还时时有将政见宣布的必要。不过在现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我们的政见和批评是属于善意的,希望党政府能予以容纳。”[6](P118-119)周恩来的协商民主思想与革命实践相结合,有现实土壤为依托得以塑形发展。

      国共十年内战期间,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斗争范围严重扩大,使中国共产党依靠和团结的力量大幅减少。周恩来协商民主思想大受影响,但他还是尽己所能,推动党的统一战线。他指出:“要动员最广泛的群众,从斗争中锻炼自己,从斗争中组织自己,从斗争中认识党的领导与接受党的口号。只有这样,才能造成伟大的群众斗争力量与组织基础,才能造成党的坚强的领导。”[7](P53)到达陕北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加剧,中国共产党决定捐弃前嫌,与国民党联合共同抗日,周恩来成为这一决策的积极推动者和践行者:先与张学良等会谈,与东北军达成停战协议;致信蒋介石,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之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6](P149);在西安事变中,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周恩来负责与国民党集团的接触、谈判,他本着民族大义,以协商民主的精神,促成了西安事变以和平的方式解决。

      5.成熟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协商民主思想伴随革命发展不断走向发展和成熟。抗战期间,周恩来长期在国统区负责国共两党的合作和交涉,也包括对民主人士等的统战工作。他指出:“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各方,以自己的主张取得胜利。”[7](P253)在贯彻落实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上,他更是坚定的践行者。他坚持开诚布公、坦诚相见的民主和协商原则,与国民党抗日人士和将领、各民主党派、各界抗日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等进行交流和沟通,相互交换政治、军事、民生等观点和看法,团结了更广泛的力量加入抗战之中。

      抗战胜利后,为实现民主与和平,周恩来陪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然而,协商基础上达成的协议,终被蒋介石撕毁,之后所做努力也付之东流。周恩来指出:“何谓协商?就是因为有不同意见”[8],同时,提出了处理的意见,即:“第一点,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第二点,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第三点,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第四点,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9](P111-113)。为配合和落实中共中央“五一”国际劳动节提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决定,周恩来亲自以谈话、信件、传话等方式,邀请各界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区共商国是,并亲自安排人员护送。此时,他的协商民主思想进一步丰富发展。他指出:“我们要带动全国人民前进,如果不同广大党外团外的人士合作,如何能做好呢!”[7](P326)“要在观念上,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当成党内干部一样来看待。”[7](P327)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对即将进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影响深远。

      6.实践时期:新政协召开和新中国成立之初

      周恩来协商民主思想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局部执政时期虽得以发展和运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尚未真正全面施展。新中国的建立,为周恩来实践协商民主思想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对于刚从战争中走出来、从农村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没有或少有管理城市的人才,如何管理好一个四万万多人口的大国,各方面还非常缺乏和不足。而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各界民主人士中却不乏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优秀人才。周恩来在团结协调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为国求贤、选贤任能、知人善任,在新一届政府中,任用了大批民主人士,其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4个副总理中占2人、21个政务委员中占11人、93个部委院行署负责人中占42人。为更好地彰显和实践协商民主思想,他指出:“到开会的时候才把只有少数人了解的东西或者是临时提出的意见拿出来让大家来讨论决定,这是日民主主义议会中议事的办法。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9](P129)这对新中国成立之初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历史主体视阈下周恩来协商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

      协商民主思想是周恩来众多思想中最为显著和最具特色的思想。周恩来协商民主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互印证、相互促进,共同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与建设之中。对此,周恩来指出:“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了二十八年的主张,也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区域、军队、国内少数民族、国外华侨,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所拥护和赞助的。”[7](P367)

      1.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确方向和本质所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由历史和人民作出的选择。唯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能保证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的胜利进行。协商民主也是如此,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有了共产党,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有了大革命运动,经过了四个革命阶段即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八年抗战和最近三年来的人民解放战争,才形成今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样的组织”[9](P135)。周恩来强调:必须肯定,党应该领导一切,党能够领导一切。[9](P419)因此,协商民主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以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指引,坚定不移地围绕党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开展工作,以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凝聚民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周恩来协商民主思想是其抓住中国共产党革命规律、执政规律的基础上的创造性贡献。其中,统一战线问题是协商民主最为重要的阵地和依托。周恩来指出:“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9](P109)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周恩来协商民主的核心和本质,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和基本立场。虽然“无产阶级比别的阶级先进,是应当领导别的阶级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司令官’”[9](P105),但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稳坐钓鱼台”。周恩来指出:“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因为领导权是有人和无产阶级争,和共产党争的。”[9](P105)惟其如此,方能维护和保证中国共产党在协商民主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权。这样才能做到周恩来所指出的“在我们国家生活中起领导作用的中国共产党,一贯地执行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一贯地坚持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9](P425)。

      2.与各民主党派的政党协商:中坚力量和动力所在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协商民主运行之载体和组织之形式。新政协会议召开之时,周恩来就指出,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是进行多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与作为中坚力量和动力所在的各民主党派开展民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之一,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民情、更清晰地熟知民意、更广泛地集中民智、更切实地凝聚民力,保证党的决策更合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周恩来曾在不同场合和时间,阐释与各民主党派实行协商民主的重要性和形式,并贯彻于实际工作中,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先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9](P134)。因此,他强调:“要上下一致,内外一致”,“内部决定的方针,要贯彻到外面去,不要使人感觉我们对外是一套,内部又是一套,内外不一致”;“要让党外人士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他们在各种会议上敢于说话。”[9](P189)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更多的民主党派等党外人士的支持和拥护,解决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管理和建设中的不足和欠缺。

      一直以来,周恩来都非常注重在协商民主中坚持民主自由、身份平等、共同协商、相互借鉴、求同存异的理念和原则,与各民主党派等共商国是。他指出:我们历来主张,“要坚持民主协商”[9](P425),“我们要团结和照顾到各种社会力量,使大家各得其所,同心协力,建设新中国”[9](P186)。为此,周恩来指出:“我们不要怕,我们有信心,不仅敢让党员,还敢让非党员、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代表看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偏差”[10](P207)。他还强调:“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9](P350)这样,民主党派等才敢提意见和建议,担负起监督的责任,真正做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所以,对于如何推动民主政治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周恩来指出:“我们要吸收不同意见的人在一起,要善于和这些人一起协商,团结他们。这样,政治协商会议才能前进,才能有利于国家建设”[9](P262)。

      3.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基层协商民主:力量之源和根本所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就,关键在于赢得了民心。对此,周恩来指出:“力量的源泉是人民,归根到底,一切胜利的取得是依靠人民的力量。”[10](P274)周恩来是最先提出“群众路线”的人。在协商民主中,周恩来非常重视人民群众所承担的角色和责任,人民群众不仅是基层协商民主的关键和核心,也是协商民主的力量源泉和根本所在。周恩来引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来佐证,指出:“我们管理着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就要注意听取各种意见”[10](P103),特别是“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但对群众的意见领导方面还要加工,然后回到群众中去考验,在这基础上再加工。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10](P314)。因此,他要求与人民群众进行协商,必须做到“任何政策的决定或改变,任何政策中之正确的部分或错误的部分,必须适时地不但向干部而且向群众公开指出,才能得到群众的了解和拥护而成为力量[7](P301)。

      以人民群众为核心的基层协商民主是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方针政策和治国理政措施必须切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与人民群众以协商民主的方式进行交流沟通。周恩来指出:“群众观点,这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问题。共产党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就是因为坚定地依靠群众,才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推翻了。把群众发动起来,力量是无敌的。依靠群众,依靠六亿五千万人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不足怕。我们搞经济建设、搞科学文化建设也要依靠六亿五千万人民。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9](P399)其中关键的一环,就是“我们共产党员要多听不同的意见,才能多知道各方面的意见……当然,在不同的意见中,更重要的是广大群众的意见”[10](P393)。只有这样,党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永葆先进性。

      三、周恩来协商民主思想对当前协商民主发展的启示

      周恩来协商民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厘清周恩来协商民主思想的发展轨迹,系统梳理总结其协商民主思想的理念、原则和内容,对当前推动协商民主向广泛化、多层次化、制度化发展,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1.以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为根本点和关键点,完善协商民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核心。完善协商民主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之重要制度和重要构成,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根本。对此,完善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政治文明,唯有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领导、组织和实践,方能实现此历史重任。因此,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和水平,以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增强政治领导组织能力,从而真正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切实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升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从而不断完善和推进协商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基础和阶层基础。

      2.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着力点和增长点,发展协商民主

      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政治体制改革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人民群众是发展协商民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依靠力量和源泉所在。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本,开展的以为民务实清廉、反对“四风”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协商民主在政治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显著标识。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使党内民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升,增强党的团结和执政能力,提高党对人民群众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从而以党内民主示范和带动人民民主,以人民民主引领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进而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协商民主,提供最为坚实的群众基础。

      3.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实现协商民主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协商民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衡量标准和影响因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需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需要不断推进社会管理的创新。这样,既能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可以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特别是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等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能力和作用,这是需要特别注意和运用的。唯此,才能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切实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性循环机制,确保党的重大决策和部署科学化、民主化和人本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协商民主提供持久稳定的政治保证和动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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