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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热点，主要有从经济学角度探讨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问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节约型社会问题；收入分配与公平效率原则问题；三农问题；股份制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学研究状况的估计与评价问题等，现简要加以综述。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
2005年以来，我国理论界对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探讨，经济学界也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建设实践各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有学者指出，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推进经济全面、协调、健康和持续发展，才能切实有效的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不断提高社会的和谐程度和水平。为此，一要以内涵式扩大再生产增和谐，把科技进步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重要途径，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要内容，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基本发展战略，强化企业管理作为重要环节。二要以国民收入合理分配求和谐，在初次分配中重视效率但也不能忽视公平，在二次分配中政府要加大调控力度，在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中充分调动和利用社会力量，建立各种分配制度与机制，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三要以规范流通秩序促和谐，加强市场诚信的法制建设，社会诚信体系与诚信文化的建设。四要以科学消费保和谐，包括鼓励适度消费，促进合理消费，推行绿色消费等。五要以深化改革谋和谐，包括深化政府宏观调控体制、投资体制、垄断行业管理与运营、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体制改革。
构建和谐社会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有学者指出，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当务之急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处理好社会结构的调整，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切实做到“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为此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只有经济发展了，构建和谐社会才有充分的物质保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缓解资源环境的约束，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资源环境的的关系。还要注意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地区共荣，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现实国情之一，而区域协调发展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有学者针对我国经济领域中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着重解决的重点问题，一是优先解决就业问题，因为近年来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就业不足成为宏观经济领域里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二是要突出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收入分配是否合理是衡量社会是否公平的主要标准，逐步解决我国目前存在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三是要建立保障所有社会成员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体制机制，使社会成员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四是综合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其他问题，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发展。
有学者提出和谐社会主要是八种社会结构的和谐：即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就业结构、代际结构、价值观、国际交往环境、人的发展和自然的和谐。为了构建这种和谐社会，当前主要应扭转财力过分向上集中的态势，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缓解基层财政困难；继续加大反腐败、反贿赂的力度，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执法，打击非法致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缩小城乡差距，减少贫困；促进城市化进程，改变就业结构；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建立全民节约型社会。
有学者提出，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可或缺的方面。提高生活质量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经济的发展不应是产出数量的单纯增长，而应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及其带来的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经济发展应以人为中心，以人民利益为本，实现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以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为支点，而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正是这三个支点的根本体现。同时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也是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的具体落实。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节约型社会
2005年我国经济学界继续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进行研究，并与建立节约型社会结合起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有学者指出，从微观角度讲，循环经济应定义为将清洁生产和3R原则（即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原则）贯穿于产品生产和废弃物的循环再生利用全过程的一种全新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运行模式。发展循环经济必定带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资源效益同步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协调统一。我国发展循环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传统经济的陈旧观念根深蒂固，二是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三是相应的技术落后。加快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对策是，建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依法治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强化政策导向，坚持鼓励与限制相结合，形成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依靠技术进步，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关于发展循环经济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问题，有学者提出，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对能源的需求量大，容易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目前我国已发现和可利用的矿产资源储量急剧减少，已危及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加强勘探、开发国际市场之外，更重要的是把工作放在各种资源和能源的“减量化”上，建立一个节约型社会。我国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水平低、消耗惊人，目前我国一次能源转换有25％的节约潜力，终端消费有26％的节约潜力。我国能源使用效率若达到先进国家水平，相当于可节约3亿吨石油或4.3亿吨标准煤。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节约型社会大有可为。
还有学者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角度探讨发展循环经济的问题，认为它是转变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因为它是缓解资源约束矛盾的根本出路，是从根本上减轻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措施，是扩大对外开放的迫切需要，是以人为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则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
中国经济发展要走自主创新之路也是2005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有学者指出，纵览世界各国发展之路，不外乎三种方式：一是资源型国家如中国产油国的发展方式，二是依附型国家如南美一些国家的发展方式，三是创新性国家即以科技创新为基本战略，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的国家。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因此必须做到五方面的转变：一是在发展路径上要从跟踪模仿为主向加强自主创新转变；二是在创新方式上从注重单项技术的研究开发向加强以重大产品和新兴产业为中心的集成创新转变；三是在创新体制上从以科研院所改革为突破口向整体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转变；四是在发展部署上从以研究开发为主向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并重转变；五是在国际合作上从一般性科技交流向全方位主动利用全球科技资源转变。
三、收入分配与公平效率原则问题
对当前新的经济形势和分配格局下，如何认识和对待“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认为应继续坚持这个原则，因为效率优先是改革以来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这一分配原则是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之间的最佳抉择；二是把当前不合理收入差距归咎于这个分配政策，认为长期以来只追求效率，把公平放在兼顾的位置上导致在实践中忽视了公平，使收入差距扩大，因此当前应实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这也与共富目标相符；三是认为，当前我国居民生活已达到小康水平，国家经济实力和财力大大增强，同时收入差距过大已成为影响社会阶层关系和稳定的重大问题，因而公平问题亟须解决，然而在解决贫富差距时又不能无视效率，抹煞差距，只能逐步加重公平的分量，逐步实现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效率与公平并重或公平与效率优化结合过渡；四是认为效率与公平是辩证统一的，有公平就有了效率，效率有助于实现公平，探讨谁先谁后，没有意义。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到当前应更加重视公平的问题，有学者就此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只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段时期，不适用于整个初级阶段。效率优先不是不可以讲，但应放到应该讲的地方去讲，而不是放在收入分配领域，把它放在生产领域去讲，非常合适，这是它永远的存身之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意味着把经济效率放在第一位，把社会公平放在第二位兼顾一下，这与当前要更加重视公平搭不上界。在当前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不公平造成许多矛盾和不和谐现象的情况下，继续把社会公平放在兼顾的第二位，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不符。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达0.45，超过国际警戒线，较一些发达国家还高，若再拖下去，把公平放在兼顾的第二位，与社会主义原则也不符。至于在初次分配中注重效率，再分配中注重公平的提法，也有所不妥，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是客观存在，必须予以解决，而不能放到再分配中去调节。
四、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近年来陆续出台了农村费改税、取消农业税、工业反哺农业等多项有利于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改革措施。对于三农问题的实质，有学者认为，它既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问题，并且是各国在其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世界性问题。我国现实的三农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特殊问题，也是发生在多重体制转变过程中的问题，并且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出现的特殊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第一，要确立全面的科学发展观和赶超观，并在此思想指导下调整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要树立国民经济诸产业相互协调、平衡发展的观念，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相协调的观念，以及农民、农村、农业三者相协调的观念。第二，从三农内部看，要提高农民的素质，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加强农村的各项基础建设。第三，从农业外部看，要给农民全面的国民待遇，要调整赶超战略，变以农补工为以工补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还要改革财政体制以利于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并积极推进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完善为三农服务的各项社会组织和体系。
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有学者指出，农民群众是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之本，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首先明确以农民群众为本，农民群众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只有协助农民群众成为市场经济主体才有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现代化。
有学者将农民增收与粮食安全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和研究，认为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在现实中，增加粮食产量和提高粮食安全水平，对农民收入增长有直接的推动作用。而农民收入水平、收入增长速度和经营收入的预期，直接影响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那么，如何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呢，有市场化路径、国际化路径、高库存和事后管理路径，这三种方式都存在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不能完全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也不能使农民持续增加农业收入。应该以发展粮食生产为根本，以推动农民增加收入为动力，实现稳定、持续的粮食安全，并在此进程中实现农民的增收。我国粮食生产仍有潜力，以生产为根本，实现粮食安全有一定的可行性。但粮食安全又不直接等于农民增收，在促进粮食增产的同时，还要有一套促进农民增收的方针政策，要建立相应的政策体系支持农民增收。
还有学者认为对三农问题要分而治之，三农问题难以解决的政策原因在于将三者交叉和混淆，所以要分开解决。农业增长和粮食增产均不能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应以市场扩张和质量安全为目标重新确立农业发展战略，以确保粮食安全。农村问题分解后，与农业发展、城市化、行政体制改革等课题结合起来，通过制度创新统筹解决。农民问题通过农民转移与土地经营制度改革，“以土地换社保”，按照“先富农民先进城，优质土地先流动”原则渐进式改革，随着现代化的推进逐步解决三农问题。
关于工业反哺农业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它导源于农业的小部门化，而资源耗竭和环境退化也要求工业“哺育”农业，从历史上的工农关系看，农业积累的历史贡献也要求工业“回馈”农业。反哺的基金应由国有企业的利润分红、生态建设基金和财政性资金构成，反哺的主体应以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主，通过科学化、规范化的制度来实现。
五、股份制问题
自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以后，对股份制的研究更加深入，观点也多种多样。有学者认为，股份制是社会所有制，不但国家控股的股份公司是社会所有制，国家不控股、公有经济不控股，甚至公有经济不参股的民营股份公司都是社会所有制。股份制的基本特征是资本社会化，而资本社会化会促使其他方面社会化，以便与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社会化相适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股份制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同意上述观点的学者则认为，不应把股份制与公有制直接划上等号。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不等于公有制的存在形式。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绝不是说股份制等同于公有制。就如同说不能因为市场经济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模式，就反过来说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一样。股份制的特征在于两权分离，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改革中采取股份制形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的好形式，是帮助国有企业实现政企分开的好手段。
目前股份制经济开始逐渐成为我国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实行形式，经过股份制改造的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持续回升，总体实力和整体素质明显提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也不断加强。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是理论创新和实现创新相结合上的一大成果，对于今后进一步发展我国的股份制经济，完善股份制企业内部机制和治理结构，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005年我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继续深入，如对市场经济的深层结构与经济转型的内在逻辑问题，有学者提出八个命题：市场经济既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既是一般的中性概念，也具有明显的制度属性；既是自由经济，也需要社会和政府调节；既是自发秩序的产物，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国家性的；既是交换经济或契约经济，也是一种生产体系或生产关系；既追求效率，也需要公平；既是民主的动力，也可能成为民主的障碍。
关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有学者指出，应说清楚由分工的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的内在联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个问题，实际上从人类现在普遍存在的劳动方式、分工方式这个角度出发，来探讨公有制与市场是在同一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生产方式，或者说经济形态。对这个问题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争论，而且影响到我们改革的很多实践。不解决这个问题，不理解市场经济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内在的规定，将会出现大量的影响我国改革的东西。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更有利于解决市场经济中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的固有矛盾，因为公有制有一个相对公平的分配，大多数人买得起东西，东西才卖得出去。
七、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研究
2005年中有学者就中国经济学界当前教学与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发表如下看法，认为当前理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和边缘化的状况令人担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教育方针不明确、目标不明确的问题，教材问题，教师队伍、干部队伍问题以及领导权问题。对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是指导、主流，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是参考、借鉴。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当作中国主流经济学固然不可，两门基础经济理论的观点也不能成立，应该是一门基础经济理论，即用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教学的主体、经济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导向。西方经济学有科学的成份，有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成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其基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的理论前提与我们根本不同，所以总体上它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导、主流。经济学教育既是意识形态的教育，也是分析工具的教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讳言意识形态的问题，同时也非常注重分析方法和叙述方法。至于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国际化也是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老问题，我们永远都需要努力。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若说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既不符合实际，也必然造成对中国改革发展的误导。
有学者把对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状况的评价归纳为“三多三少”，即讲市场经济相对多了一点，讲社会主义相对少了一点；讲效率相对多了一点，讲公平相对少了一点；讲西方经济学相对多了一点，讲马克思经济相对少了一点。对这种评价提出质疑的观点则认为，就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来说，二者应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若有些问题还说不清楚，就很难说哪个多哪个少。目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二者应如何划分，这个问题不解决，很难说谁多谁少。至于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是否少讲一点效率，多讲一点公平，就会使我国目前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减小一些呢？如果说讲效率多了是相对讲公平少了而言，并不意味着效率不重要，那么就直接言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大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少讲效率呢？至于我国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定位应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重新认识的问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具有牢固的主导地位。中国经济学界的状况是健康的，与中央的大政方针保持一致，为改革开放出谋划策，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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