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玉兴[1]2000年在《社会群体沟通平衡问题学理资源探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启示思考为“线”，以文献参证为“珠”，对社会群体沟通的平衡问题进行哲学层次的溯源与追问，提出并释证如下尚不成熟的命题； ①社会群体是客观的，划分是主观的；社会群体的优劣势由多种因素制约， 社会群体的优劣势是相对的、暂时的。 ②社会群体沟通的平衡是受多变量影响的、“生成”的博弈过程；通过“换 位思考”的信息对称，确定“和而不同”的策略抉择，实现“双赢”的沟 通效益。 ③界定“话语影响力”概念，阐述话语影响力的“马太效应”；生活方式对 话语方式具有压倒性的制约作用。 ④简释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实用价值、底线价值四层次说；主张通过提 倡理念价值，固守底线价值，将理念价值、实用价值“通则”为规范价值。 实现社会群体的沟通平衡，减少失范与失序现象。 ⑤在一定的限度内，信息量、参与度、自由度与社会群体沟通效果呈正相 关，超过限度则走向反面；不要拔高社会无力满足的期望值，不要加剧社 会群体间的心理失衡；平衡的资源配置，可能有不平衡的心理感觉；不平 衡的资源配置，可能有平衡的心理感觉；同样的资源配置，不同的沟通策 略，会有不同的心理感觉，会有不同的社会效果。 ⑤社会转型的剧烈程度，决定社会群体间沟通的难度；沟通失衡的积淀具 有传承性、爆发性，往往出现“父债子还”现象；对潜在社会群体的沟通， 未雨绸缪事半功倍，亡羊补牢事倍功半；“时滞”、“时差”和“断裂” 是社会群体沟通平衡的几个难点。提出社会转型期群体素质的“假晶现象”、 群体心态的“老虎法则”、群体关系的“与狼共舞法则”等较形象的解释 理论。 ⑦通过“兵种配合论”、“好房子论”、“假肢论”、“送变电论”等解释理论 说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的功能是互补的，而不是互代的； 健全的沟通渠道不仅带来社会群体间沟通的平衡，还带来健全的公民和健 全的社会；社会群体均衡沟通的程度取决于国家对外开放的程度；当上—— 下沟通渠道通畅时，人们就不会听信谣言和热衷打探小道消息。当下—— 上沟通渠道通畅时，人们就不会越级上访；当一个社会群体如果能够以 话语的和平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和意义时，一般就不会用暴力的方式来 证明自己的力量和尊严；一个国家的规模越大，社会群体的规模越大，社 会群体的数量越多，需要的沟通渠道就越多、越宽。等等。
夏锋[2]2014年在《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问题是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人的文化存在作为人的精神存在，蕴含着“人之为人”的价值维度、“以文化人”的价值功用以及“人性和谐”的价值指向。同时，人的文化存在问题也深刻关涉到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问题。这对于激发人的文化创造力，提升人的文化认同感、归属感与家园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此，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生存论研究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该课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界定、厘清与探究，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完善、创新，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意蕴，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向；也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更为契合时代发展要求，消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症结，提升教育的认同力、吸引力与创造力。该课题立足哲学生存论视角，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理论分析框架，以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为理论参照，立足“人的文化存在”这一核心范畴，以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人的文化存在现状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当代境遇为现实基础，综合运用系统性方法、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比较研究方法、价值分析法、矛盾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问题进行研究。该课题以人的文化存在问题作为研究视域的出发点，以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双向关系为研究重点，以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途径的实现为落脚点，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拓展、方法论原则构建与创新实现路径等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和观点包括：第一，界定、阐释了人的文化存在的基本问题。基于哲学生存论视角，对“人的文化存在”予以界定，并从存在内容、特征、方式等方面阐释其哲学意蕴。就内涵界定而言，基于“人”、“文化”与“存在”的哲学界定，人的文化存在是人的精神存在，是人在精神世界中孜求意义与价值的存在。就其内容而言，人的文化存在具有“知”、“情”、“意”、“信”等四个方面的内容，从不同层面反映与确证人的文化存在的精神意蕴。就其特征而言，基于人、文化与存在的内在本质关联，人的文化存在具有实践性、主体性和生成性等特征。就其存在方式而言，基于人的存在的类本质、群体本质与个体本质，人的文化存在具体分为类、群体与个体的文化存在方式。第二，分析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理关联问题。一方面，人的文化存在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理基础，具体涵盖了价值取向、基本规律、基本关系、环境场域等四个层面，即人的文化存在奠定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思想政治教育遵循人的心理发展规律、思维发展规律、品德形成塑造规律；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文化的关系分别表征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人与教育的双向关系；人的文化存在营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宏观文化环境与微观文化情境。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的文化存在的具体表征与实现方式，承载着文化属性，发挥着文化功能。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文化指向性、整体性、生成性等文化属性；基于其文化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着相应的文化功能，即具有传播导向、选择协调以及传承创新功能。第三，分析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境遇关联问题。一方面，基于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就价值诉求、群体分层、存在方式与环境等层面分析了人的文化存在的现实境遇。具体而言，人的文化存在的价值诉求具有多样性，群体分层具有多维度，存在方式具有异质化，存在环境具有复杂化。另一方面，人的文化存在现实境遇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性基础。基于人的文化存在的现实境遇，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就机遇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念更彰显主体性，内容更凸显现代性，方法与载体更具多维性，环境更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就挑战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待于进一步丰富，教育方法有待于进一步更新，教育实效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第四，分析在人的文化存在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拓展与创新问题。基于人的文化主体的存在形态、存在过程、存在场域，思想政治教育予以内容拓展。基于主体的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是立足个体价值观培养与社会价值观凝聚，予以内容拓展。基于人的文化存在自在向自觉转变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是立足文化信仰的信守过程、文化价值生成过程、文化创造过程等三个层面，予以内容拓展。基于人的文化存在场域，思想政治教育是立足于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等两个维度，予以内容拓展。第五，分析人的文化存在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原则的构建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基于“一元与多样相统一”、“认知、情感与行为习惯并育”的方法论构建，实现人的文化存在社会化与个性化的有机统一。思想政治教育基于“历史性与逻辑性相结合”、“理解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论构建，实现人的文化存在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的有机统一。思想政治教育基于“借鉴与融合相统一”、“内求与外求相统一”的方法论构建，实现人的文化存在的本土化与全球化的有机统一。第六，分析人的文化存在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途径的实现问题。基于人的文化存在的“时移世易”，思想政治教育理应因时而变，在创新途径的探索与实践中，提升文化主体能力、拓展文化载体、优化文化环境。就提升文化主体能力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提升文化理解力、确信力、凝聚力等文化力，进而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就拓展文化载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现实载体与虚拟载体的多样性互补整合，拓展文化载体形式的多样性；基于教育主体的文化分层、多样需求，拓展文化载体辐射的全面性；基于文化的内化、外化特性，拓展文化载体影响的渗透性。就优化文化环境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塑造具有养育功能的家庭文化，传承具有训育功能的学校文化，营造具有化育功能的社会文化。
刘红建[3]2013年在《群众体育政策执行阻滞问题及其治理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制定与颁布了数量可观的群众体育政策,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全民健身条例》《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等政策的相继制定与发布,指引着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战略方向,为实现群众体育事业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徒法不能以自行”,正如艾利森所言:“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政策执行的作用可见一斑。体育研究始于问题,体育管理研究更是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的基础应用型研究。从现实来看,群众体育政策执行中存在着诸多阻滞问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降低了政策执行的绩效,损害了群众体育政策的权威,不利于政策所承载的公共体育利益实现,社会公众无法真切体会到政策所带来的群众体育改善。但是,当前国内体育理论界关于体育政策的研究还基本局限于政策本身的研究,政策执行的研究刚刚起步,这种态势不利于理论对实践的有效指导。探讨群众体育政策执行阻滞问题不仅是实践的迫切需要,更是理论研究的拓展必要。那么如何理解群众体育政策执行阻滞问题,当前群众体育政策执行阻滞问题有哪些表征,阻滞问题的产生根源是什么,如何治理这些阻滞问题等则成为广大体育工作者需要回答的重要课题。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研法、案例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专家咨询法以及模糊综合批判法等研究方法,按照“基本理论—现实剖析—原因探究—理路思考”这一主线,紧紧围绕群众体育政策执行阻滞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立足政策执行理论体系,提出了群众体育政策执行的内涵、特征、价值意蕴,分析了群众体育政策执行阻滞的内涵;对当前群众体育政策执行的阻滞问题进行了概括分析,指出了群众体育政策执行阻滞问题的实践表征以及产生的效应,重点分析了阻滞问题的形成因素;论文深入阐述了群众体育政策执行阻滞问题治理的若干思路;作为对当前群众体育政策执行评估机制的补充,构建了基于公众满意度的评估指标体系。研究认为,群众体育政策执行就是群众体育(除军事体育、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主体,为发展群众体育事业,依照群众体育政策要求,采取各种方式以实现政策目标,使群众体育政策所承载的公共体育利益由文本转化成实践的活动过程。群众体育政策执行的特征主要包括政策对象范围的广泛性、执行方式的非强制性以及政策目标实现的艰巨性。群众体育政策执行阻滞就是群众体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不顺畅乃至停止不前,进而导致群众体育政策目标不能实现,社会公众体育权益无法获得的情形。当前群众体育政策执行阻滞表征主要有替换执行、选择执行、敷衍执行以及抵制执行等。群众体育政策执行阻滞问题产生的效应表现在:阻碍群众体育政策所关涉问题的有效解决;损害群众体育政策所蕴含的公共利益,降低政府公信力;难以保证群众体育政策目标群体体育权利的实现;影响群众体育政策评价的可靠性及后续政策的制定。遵循“政策本身-执行主体-执行制度-执行环境”的四因素分析范式,认为群众体育政策执行阻滞问题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源自政策本身维度,表现在群众体育政策本身质量不高、相关法律条例缺乏对政策执行的规约等;执行主体因素主要有:群众体育政策执行主体的认知不足与理念异化,群众体育政策执行主体与政策制定主体以及目标群体的互动、协调问题,群众体育政策执行主体的利益博弈以及群众体育政策执行主体的行为违规等;群众体育政策执行阻滞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与制度因素不健全相关。表现在:群众体育政策执行组织制度的滞后性、群众体育政策执行的监督评估机制形式化等正式制度因素以及地方“熟人社会”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对群众体育政策执行的影响等等。群众体育政策执行阻滞的产生还受到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群众体育政策执行阻滞问题的治理需要建立群众体育政策制定的公民参与机制,提高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合法性;通过提升群众体育政策执行主体的政策认同力、强化执行主体的沟通与协调能力以及加强执行主体的激励与约束等三个方面来改善群众体育政策执行主体的行为;促进群众体育政策执行组织制度的网络模式变革,创新群众体育政策执行的监督与评估机制,强化体育信念等非正式制度建设等方面来完善群众体育政策执行的各项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通过平衡群众体育政策执行中的经济利益关系改善经济环境,以法律方式规范地方群众体育政策的执行、将群众体育政策执行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规范政策执行的政治环境,通过优化舆论环境、重视群众体育政策的社会宣传与解释,培养积极公民、提高体育组织化程度等来改良社会文化环境。构建科学、合理的群众体育政策执行评估体系是对治理群众体育政策执行阻滞问题的必要补充。在借鉴国内外公众满意度结构模型的基础上,确定了群众体育政策执行公众满意度评估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5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以及22个三级指标。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山东省F市200名城乡居民的满意度进行了实际测评,满意度等级为基本满意。
杨凯歌[4]2013年在《公民社会视域下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与转型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重要性正被逐渐认识，由于城市的人口密度、居住形态、社会影响度等因素，决定它是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重心。社区是城市的细胞，也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所以城市社区建设是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集中体现，而城市社区建设最终要落实在社区社会组织建设上。具有基层性的社区社会组织，在团聚居民、便利信息交流和沟通等方面有天然优势，便于及时地、如实地反映和表达群众的利益诉求,强化居民的社区意识；也是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实现社区共有资源自主治理的重要组织载体。社区社会组织易于产生集体行动，提升社区治理绩效，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建设有利于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率，发挥组织成员的主观能动性，促进社区民主自治，有效地整合、配置与利用社区闲散资源，繁荣社区文化，促进社区服务的专业化发展，以满足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多元化需求，实现社区的有序管理。此外，社区社会组织聚集在社区内形成的公共领域平台上，通过协商对话机制，成为政府与群体沟通的重要桥梁。研究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的意义与价值也在于此。纵观国内外的文献，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建设研究有着多种视角，其认识与政策建议也多种多样。公民社会的提法在政治上尽管有不同的理解，且公民社会本身在实践中也有很多风险有待正视与防范，但作为学理层面的共识还是值得探讨的。“公民社会”视角研究“社区社会组织”，是希望给二者做一个逻辑上的融合和链接，是对社区社会组织本源价值的回归，旨在希望摆脱宏大的宏观社会层面的探讨，而以现实问题导向来研究并解决存在的问题。社区社会组织建设与研究需要新的视角，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也是促成公民社会的生成的重要内容。公民社会理论视域中的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研究是要在社会主义民主框架下，坚持法治、民主、自治的原则，找到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成长的正确路径。社区社会组织有序发展并有效参与社区治理之中，不仅呼应了社会管理的要求，更在于积累社会资本，实现良善的治理结构，促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明社会生成。以此来推进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民主政治、自治组织的健康发展，构建公众参与型社会，培养居民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保障广大公民的民主权利实现,实现社会治理的有序化，达致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本研究主要以公民社会理论、社群主义理论、治理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对已经存在的社区社会组织进行了类型学意义的归纳，总结出来社区社会组织除了具有社会组织所具有的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公益性、志愿性以及自治性这些本质属性外，还有社区性与区域性、自发性和规模小、群众性与基层性和随意性与非法人性的特征。通过查阅资料与实地走访发现社区社会组织数量庞大，组织结构复杂多样，特别是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其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具有直接关联性。公民社会视域中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理想状态可以从四个维度考察，即组织意志和行动的自主性维度；组织成员和文化的内聚性维度；组织技术和精神的专业性维度；组织制度和自身的适应性维度等。公民社会视域下我国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的困境可以从外部环境与组织内部来考察。外部环境困难包括：社会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普遍认识不足与实践缺乏；“制度匮乏”与“制度剩余”；政策法规不到位,并且社会组织成立的门槛太高，多头管理等。内部自身困难包括：自我管理不规范、治理结构不健全；监督缺失；经费困难，活动场所缺少，硬件资源获取受限；缺乏专业人才和科学的社会工作方法指导，以及缺少志愿者精神；社区社会组织整体缺乏独立性等。这些困境应该也是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初始阶段必然规律的体现。借鉴生物学中的逻辑斯蒂(Logistic growth model)增长模型来加以论述和说明：促进公民社会生成的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建设路径应该走——以精英带动来组织社区；靠多方协作来培育组织；促良性运转来规范组织。
王刈[5]2007年在《国企话语权：从政治逻辑到市场逻辑》文中研究表明自我国开始实行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劳动关系和经济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权威变化对企业政治秩序的影响使企业的民主管理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情况。作为企业民主核心——话语权，也从政治逻辑向市场逻辑转变。但是由于邮政企业领导者的权威观念转变不及时，传统经济体制及思想意识的影响，企业与职工双方的民主意识都很淡薄，再加上信息不对称、话语空间缩小、话语载体不明确等问题，使职工的话语权处于“有形式、无实效”的状态。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职工的话语表述意愿日益增强，在正规制度、渠道下无法得到保障时转向多种形式表达，但完全的制度化、产权化、非人格化的话语权制度并不能规范和保障职工话语权：职工话语权并非完全决定于产权和市场化，职工话语权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的让渡，职工行使话语权成本高而收益却不确定，高的话语成本促使职工理性选择“无声”的服从，而在服从背后却隐藏着“不确定性”，企业内部形成隐性对抗均衡。作为国有企业的主体——职工群体，话语权的构成、话语权行使渠道及话语权效果与国有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紧密相关。完善职工话语权制度，建立一种合作博弈关系，其结果将是帕累托改进的。
参考文献：
[1]. 社会群体沟通平衡问题学理资源探析[D]. 何玉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0
[2]. 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D]. 夏锋. 山东师范大学. 2014
[3]. 群众体育政策执行阻滞问题及其治理路径研究[D]. 刘红建.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4]. 公民社会视域下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研究[D]. 杨凯歌. 浙江财经大学. 2013
[5]. 国企话语权：从政治逻辑到市场逻辑[D]. 王刈.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标签：社会学及统计学论文; 社会组织论文; 政治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