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文化圈对世界和东亚的积极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文化圈论文,儒学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8年1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得主在法国巴黎开会，会议发表的宣言中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转引自《新华文摘》，1995年第10期，第4页）
在亚洲，无论是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还是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和韩国，都承认儒学文化圈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如此，日本的《选择》月刊1995年1月号还发表了题为《新价值观冲击欧美》的文章，指出，欧美国家正受到发源于2500年前孔子学说的新价值观浪潮（即“第三次价值观浪潮”）的冲击。这篇文章认为：“目前欧洲正在经受第三次“价值观浪潮”的冲击，在这第三种价值观中显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格局，也许会把欧美国家从文化及产业创造力的衰退中拯救出来。”
上述两段文字表明，正确地判断和评价儒学文化圈在欧美各国和特定的亚洲地区的积极影响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认为，这种积极影响可以初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认识：
一、在世纪之交，对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西方各国来说，儒学文化圈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及儒学思想中以德行论为主的伦理学的优点，对于反思“人类生存战略”富有文化哲学的启示作用。
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曾明确宣布：“当21世纪宣告黎明时，东亚不仅在经济层面，甚至深入到精神领域，定会为世人瞩目，成为导引人类历史的动力，被寄于极大的期待。”（《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第20页）近几百年以来，西方物质文明的发展，西方的科技，确为全人类造福无量，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但是，西方文明的弊端，现在也越来越清楚了，举其大者，如生态平衡破坏、环境污染，臭氧层破坏，淡水资源匮乏，等等。如此弊端，如不加以遏止，则人类生存前途岌岌可危矣。而儒学文化圈所代表的东方传统文化哲学的优异之处主要在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天人合一”从来就有不同的解释，我认为，这里的“天”是指大自然，“人”是指人类。人类最主要的任务是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西方的传统文化哲学强调征服自然，以对待敌人的办法强制大自然提供人类所需要的一切。大自然则对这种“征服”加以惩罚，其结果就自然产生了上面所举的那样一些弊端。而儒学文化圈的文化哲学主张“天人合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以对待朋友的态度对待大自然，然后向大自然索取人类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一切。这两种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招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人类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对西方的这种态度改弦更张。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际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在1993年出版了《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一书，他不无忧虑地认为：“美国的全球力量可能会被美国自己的价值观念的全球影响所破坏。”作者在书中列举了目前困扰美国的若干主要的难题，诸如“债务，贸易赤字，……低质量的中等教育，……贪婪的富有阶级……日益加深的种族和贫困问题，……广泛的犯罪和暴力行为，……过度的性自由，通过视觉媒体大规模地传播道德败坏的世风，宣扬性和暴力，传播感观上的自我满足，……日益弥漫的精神空虚感”等，布热津斯基说，这个清单还可以再加长，“这个清单本身包含三个大的和相互重合的范畴：经济的范畴、社会的范畴和甚至于哲学上的范畴。”他认为，第一类即经济问题虽然困难、复杂和根深蒂固，但仍能认清和解决；而第二、三类问题则不可能得到决定性的矫正。他说：“以相对主义的乐观至上作为生活的基本指南，是构不成任何坚实的社会支柱的；一个社会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确定的原则，相反却助长个人的满足，那么，这个社会有解体的危险。”布热津斯基未能提出治世良方，但在世纪之交，面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欧美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中的有识之士，都开始摆脱西方文化中心论，准备从2500年前孔子的学说亦即从东方文化中寻找他们可资借鉴的思想材料了。
以德行论为主的儒学文化的真义，在于个人本有能力的卓越化与良好关系的圆满和周全。而在西方的后工业化社会，正处在规范解构的虚无主义的状况。因此，以德行论为主的儒学文化经过重新诠释，可能正是西方后现代化社会所需要的东西。如，儒学德行论中所述的个人本有能力的卓越化大部分都不是孤立的和自我中心的，而是与他人，与社会有密切的关系；而且由这种内在的德行不断扩充到全体，使全社会都能同享安乐，关系良好。这对于只助长“个人的满足”和“享乐至上”，“总是允许每个人为所欲为”的西方社会的世风，无疑是一剂清凉剂。而对于一般陷于现代社会心理病态的人们，以德行论为主的儒学文化，则使他们能够求得一个解脱的答案，建立一种卓然不拔、矗立于风雨艰危中的人生目的和精神，这无疑又是个人安身立命所必需的要旨之一。
二、儒学文化圈的影响所及促进了东亚经济的起飞和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西方文化思想的消极影响。
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数百年，而东亚经济的起飞只是近几十年的事，虽然不能把原因归之于某一种文化的影响，但儒学文化思想对东亚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确曾起到过积极作用，这又是千真万确的、有目共睹的事实。我认为，这种积极作用表现为：东亚经济的起飞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充分显示其弊端、价值观念和道德沦丧的情况下起飞的，东亚一些国家比较成功地利用了儒学思想在抑制个人主义、巩固血缘亲情和家庭伦理、协调人际关系、遏制物质欲望无止境的追求等方面的作用，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良好的文化和道德氛围，经过吸收和革新的儒学思想和主张变成了化解经济起飞相伴生的消极方面所采取的一种文化政策。
如，儒家学说中的“民本思想”，立足于以民为本。在东亚的一些国家中，努力使国民与国家共享繁荣。伴随经济的起飞，日本的国民在“共同富裕”这一点上就避免了美国等发达国家贫富过分悬殊的两极分化现象，调查显示，90%以上的日本国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98%的日本国民为自己是一个日本人而感到自豪。在新加坡，90%以上的人拥有自己的房屋，拥有股票的人的比例也居世界之冠。
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对建设一个健全、稳定的现代化社会来说非常重要。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比较东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时就曾指出，在西方“社会要维护个人利益，允许每个人为所欲为。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是强调社会，强调集体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近年来，经新加坡民众反复讨论，国会批准的五大共同价值观的头两条：“一是国家至上，社会为先；二是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就显示和渗透了儒学文化圈中的优良传统。在日本，就是平等、公正等西方文化价值观，也都打上了民族特有的烙印，如，“义务、良心、权力、责任、合作”等价值观在日本现代化的过程中就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这又与儒学文化圈的有关影响密切相关。
同样，在日本和韩国，团体主义、团队精神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每个人都以社会、企业为家，发挥自己的全部能力，把公事作为自己的事来做好，充满集体责任心。日本在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就率先成功地解决了如何处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关系，如何将传统的社团与个人可望可及的行为揉为一体的问题。可以说，日本将传统的社团组织（直系家族）和个人关系处理得十分稳妥。这不能不说在价值观方面同儒学文化圈倡导的为社会和别人作牺牲以及忘我精神的良好美德有一定关系，从而对防止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产生的私欲，利己主义等不良倾向和社会思想的堕落可以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与儒学文化圈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相一致，东亚受此文化圈影响的发达国家，均在不同程度上要求国民具有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孝、悌”等在内的高贵品质，坚持个人的修养，学业成就能为个人、家庭和国家带来好处。如，儒家的伦理观、家庭观及祖先崇拜，数百年间就决定着日本人的精神氛围。至今，父子关系、上下级关系仍或明或暗地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私生活中。“忠君报国”原则长期影响着日本人的心理。对普通的日本人来讲，确认自身就是国家的一分子，准备为国家作出一定牺牲。由此，日本人能接受极低的工资并默认盘剥的父道主义原则，这是赶超他人的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突出特点。其它受儒学文化圈影响的东亚国家，社会上的大多数国民亦崇尚君子的高尚美德，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做个正直、明辨是非、品行端正的人；他们都希望子女长大成人之后，能够光宗耀祖。为此，他们都认为要培养子女，就要让他们接受训练，训导和教育，特别重视教育，韩国每年大学生入学率已达考生人数的40%以上；在韩国，子女埋头苦读，父母帮助检查作业，和子女一道挑灯夜战。以至目前韩国兴起了家庭妇女请家庭教师的新兴职业，在韩国这种职业被称为“无烟工业”，一些人利用工作之余向家庭妇女们教授几何、世界历史等课程，而且这个新兴的行业前景看好，因为许多家庭妇女明白，只有自己肚子里有“货”，才能更好的辅导孩子。（参见《青年参考》，1996年6月21日）而日本在发展教育方面不甘示弱更是人所共知的，据统计，1890年，荷兰、英国和普鲁士识字者分别占人口的94.5%、90%和89%，而在明治维新仅四年之后的1872年，日本就颁布了第一个全国教育法，规定所有的人必须受四年制教育，到1907年，增加到六年制，此时97%以上的儿童已就读于设施完善的六年制学校，做到了教育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保持着同步关系。
当然，东亚受儒学文化圈影响的国家现实也不无忧虑，即如何把儒家文化圈的积极影响传给下一代。因为年轻一代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我认为，对儒学进一步加以清理，以经过清理改造的儒学文化思想为基础，形成东方亚洲的价值观，倡导集体责任心，倡导为别人作牺牲的忘我精神和受到普遍尊重与赞扬的以爱心为核心的良好美德，造成一种社会氛围，以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正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致力于儒学文化现代化研究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