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执政党思想作风建设的主要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作风建设论文,观点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思想作风状况关乎到党的性质和党的命运。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思想作风建设的任务更加艰巨和紧迫。毛泽东同志在较长时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观点和理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毛泽东把执政党的思想作风状况与党是否腐化变质联系起来。
中外历史上，革命的党多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谨慎的态度，而执政党则容易骄傲自满，腐化堕落，脱离群众，从而导致失败。借鉴历史经验，毛泽东同志对我党处于执政地位条件下存在背弃党的性质宗旨的危险，十分重视。早在1944年，为了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推翻明王朝三百周年，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文章中有一个结论：李自成集团陷于失败的根本主观原因是因胜利而骄傲自满，脱离人民，腐化堕落，并进行残酷的内部斗争。毛主席当即要求将此文印发中央领导同志，希望同志们以此为戒，不要重蹈覆辙。1949年3月，毛主席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前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1]913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说：“党内骄傲的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滋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会出来捧场……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是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打了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2]666最早向全党敲响了拒腐防变的警钟。
建国后，毛主席一直密切关注党内已经存在和可能出现的变质现象。1962年1月，在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他极其严厉地指出：“我们党内，存在一些品质不纯的人，他们是些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一些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一些挂着共产党的招牌，但不是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2]833“有些是钻到我们队伍里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的违法乱纪，这些人是小蒋介石”。[2]8351962年8月，毛主席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又指出：“有人发国难财，贪污盗窃，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还有一批未改造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际为国民党。”[2]856针对一些党员干部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生活中的腐败现象，毛泽东将其提到党蜕化变质的高度来看待。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说：“县委以上干部有几十万，国家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那么工人农民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改正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如果我们不警惕，不改正官僚主义作风，结果就可能形成一个特权阶层，脱离人民，那时群众不起来用大民主反对我们嘛！甚至最终会被人民打倒。”[3]326
正是因为对党处于执政地位条件下，存在着脱离人民、腐化蜕变的可能性有极大的担忧，他把主要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上，尤其重视党的思想作风的教育和组织整顿，重视以严厉的法规惩罚党内的腐败分子，使党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得以延续和发展。当然，由于受“左”的思想和社会氛围的影响，他多次将思想作风问题提高到阶级斗争层面来认识，并最终系统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将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问题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伤害了不少同志。不适当地夸大党内的阴暗面，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处理党内出现的问题，是应当否定的，但毛泽东在那个年代对执政的共产党腐败的可能性的高度重视是极为必要的。事实上，由于各种腐朽思想的影响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包括西方反动势力的千方百计渗透腐蚀，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侵袭，走上了蜕化变质的道路，而这种蜕化蔓延开来，我们的党就将失去人民的拥戴，失去执政的基础。陈云同志曾一针见血地说：“党风问题，是党的生死存亡问题”。在全球一体化趋势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当然要牢牢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但同时，一刻也不能轻视共产党自身腐变的可能，必须不断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
毛主席将能否坚持党的宗旨与继承优良传统视为执政党思想作风水平的主要标准。
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一贯宗旨，是我们干革命、搞建设的根本出发点，是共产主义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的核心，是改造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精神武器。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哺育出一大批忠于革命忠于人民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4]。毛泽东对共产党人遵循这一宗旨的要求非常鲜明，他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心或者三分之一的心意为人民服务。”[2]800对共产党人而言，在为人民服务问题上不能有哪怕半点的动摇。而要做到全心全意不是半心半意地为人民服务，首先必须体现在与人民平等一致并甘心做人民的勤务员上。他特别强调“要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5]他要求一切领导干部，不管官多大，都是人民的一分子，而且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能树立公仆意识、勤政意识，不能自觉地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就不配党员干部的身份。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根本的工作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制胜法宝。在战争年代里，我们党同人民群众建立了生死相共、患难相依的亲密关系。建国以后，毛泽东时常将能否与人民群众建立密切关系作为能否真正坚持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的测量标准，作为党的事业能否完成的根本条件。他要求党员干部懂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绝对力量”，他说：“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6]234。1964年，毛主席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问题，其中就有这么一条：“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不能当中央委员。”[5]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密切党群关系是防止官僚主义的最好途径。他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3]460而要能被群众认可，党员领导干部就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我们党和国家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5]“人民的工作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管官有多大，在人民中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官架子”。[7]他尖锐地指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8]378官僚主义“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8]378。要密切联系群众，就要将群众路线真正作为党的工作路线，他说：“……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绝对禁止共产党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做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9]272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他说：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我们要在群众那里求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9]234毛泽东还将能否时刻与广大群众联系看作衡量党员干部是否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他说：“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9]234为此，他要求高级领导干部每年要四个月下去，去接触人民中间的积极分子，去接触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了解他们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将群众的意见和愿望了解清楚，把它作为决策的依据。毛泽东说：“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9]234“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离开群众，这样，我们就知道了群众，了解群众，同群众一道，也就可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10]为了加强党与群众联系，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包括关心群众生活，参加体力劳动，以平等态度待人，工作中要多同群众商量，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办事公道，与群众打成一片等内容。这些论述，是党的群众路线作风在党处于执政地位情况下的新发展。
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建国以后，经济得到了逐步发展，物质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我们国家仍然落后，人民生活仍然很苦，能否使全党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关系重大。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全党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6671957年初，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要使全体干部“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经济落后的穷国，……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2]7796，特别需要领导干部带头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他说：“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军队没有粮食吃，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那么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我们就不会脱离群众。”[3]3171956年八届二中全会总结报告中，毛泽东号召：“全体国家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首先是各方面的负责工作人员，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1]247后来，党中央按他的建议，做了高干降薪的决定。1959年，毛主席还把干部多吃多占的特殊化问题作为党风不正的重点加以批判纠正。当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有了巨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经济水平与人民不断增长的多重需要仍然有不小差距，经济建设中仍存在物力财力不足的问题。因此，党员干部必须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毛泽东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视为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重要措施。
毛主席一直认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12]306他在文章中说：“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和平，结果使腐朽的庸俗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13]180为了消除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端正党风，我们必须克服“一团和气”、“人情至上”、“关系第一”等庸俗倾向。正常党内民主生活，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是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端正党的作风的主要方法。他说：“我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2]667建国以后，毛泽东多次强调正常党内民主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必要性。他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2]835“上级跟下级，还是要打成一片，……还是要准备允许下级批评上级。比如开个党代表大会，给他们一个批评机会……在大家批评之前，先准备一下，作一点报告，讲一讲自己有什么缺点，无非是一二三四那么几条。然后同志们发言，补充一下，批评一下。群众是公道的，他们不会把我们的历史丢掉”；[2]802“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希望……都采用这种方法”。[14]182
他特别强调领导同志要带头作自我批评，并诚恳征求下级对自己的批评。在七千人大会上他说：“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的，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早作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要检讨。”他又说：“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大家批评。去年六月二十日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一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当然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第一书记，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承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家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样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失败。”[2]816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都作了自我批评，对其他同志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也从不含糊，为端正党内的民主作风做了很好的表率。
建国后相当一段时期，正是由于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普遍开展，有效地纠正了党内不正之风，防范了党员干部可能犯的错误。目前，许多单位和部门的党内生活不正常，甚至民主生活会都不能正常坚持，真正意义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更少，这是不正常甚至是危险的。
有计划地适当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整风活动，是改善党的思想作风的有效途径。
建国以后，针对党政机关贪污浪费现象严重的情况，毛主席尖锐地指出：“必须严重地注重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七届二中全会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腐蚀的方针。”[3]531951年底到1952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以“三反”为内容的整党运动，着重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纠正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堕落、违法乱纪的错误。整风中采取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办法。为配合这个运动，中央于1950年4月19日作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要求吸引人民群众公开批评我们工作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内干部公开作出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毛泽东在1952年元旦祝词中号召：“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地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3]60“三反”以后，毛主席发现基层干部中存在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情况，而上级领导机关存在官僚主义，表现在不了解下情，不关心人民疾苦，对坏人坏事熟视无睹，不重视人民来信工作等。毛主席认为这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已经严重影响到党在人民群众中威信，因此，他于1951年1月提出要结合整党建党及其它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1957年3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整风问题。4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要求发动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六十年代初期，在城市中和农村许多基层单位中，相当多一些干部铺张浪费，多吃多占，以权谋私，甚至贪污腐化堕落，相当多一部分领导机关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群众反应很强烈。为此，毛主席领导发动了“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诚然，其中一些整风运动出现了偏离初衷的情况，但是，运用这种途径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如何增强整党整风的效果，毛泽东历来认为党外批评，群众参与是个好方法。他曾尖锐地指出：“有的同志已经作了几十年共产党员，但是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越怕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2]838很长时间里，毛泽东提出的由群众参与党的思想作风整顿与建设工作，是搞小民主。他说：民主是方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民主革命时期，发动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用以对付当时统治阶级，是一种大民主。在今天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情况下，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包括党的思想作风整顿，不能采取大民主的方法，而应当用小民主的方法，即用整风方法，“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3]328他回顾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后说：过去的整风，有些大民主的做法，搞得简单粗糙以致伤害了一些人，要注意避免。建国后的若干次整党整风活动，由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有计划有步骤的方针，又正确区别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般犯有错误的干部，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因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促进了党的作风建设和干部队伍的纯洁。诚然，在有些整风运动中，由于没有注意抓好民主法制建设，特别是“左”倾错误思想的不断发展，混淆了敌我矛盾，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但是，毛泽东坚持群众路线，采取集中整风的方式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观点是有益的，在延安时期就创造的党内整风方式已被历史实践证明是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有效途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党所面临的形势与环境有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特点，党的建设的任务也更加复杂、更加艰巨。我们有必要以科学的态度研究毛泽东有关执政党思想作风建设的理论及其实践，以使全党不断提高加强思想作风建设的自觉性，使我们的党始终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我们的党能够真正肩负起新时代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