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领域的突出矛盾与原因_银行论文

中国金融领域的突出矛盾与原因_银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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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的改革已走过了近二十年的历程。目前,中国的改革已到了最艰难的阶段。中国的改革在寻找新的突破口。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改革的众多难点和矛盾都集中表现在金融这个焦点上。可以这样说,中国政治、经济的矛盾都可以在金融这个焦汇点上表现出来,金融领域的突出矛盾又都是经济方面的主要矛盾。因此,中国的金融结构的发育滞后,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瓶颈。中国金融结构的发育和成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没有它其它现代市场经济的杠杆都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但是金融结构的发育过程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常常遇到的情况是,一方面单项的金融改革取得成就,但另一方面又相伴生着更为尖锐的矛盾;一方面经济改革的焦点集中在金融上,另一方面金融的改革的每一步又受到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强烈制约。因此,我们不得不从更加综合的、宏观的、配套的、总体的角度来思考金融改革的思路和方向,又不得不从具体的、微观的、单项的局部的金融现象上进行更为细致的改革操作。这就极大地增加了金融改革的难度。

中国金融领域的主要矛盾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货币信用总量膨胀,企业负债率居高不下

1978年到199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7%, 通货膨胀率平均为7.5%,广义货币(M2)平均每年递增25%。 广义货币在这样长时期里,远远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在各国经济发展中是极为少见的(资料计算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目前中国的M2/GDP值早已超过100%,达到105%,这种超高的M2/GDP值标志着中国执行的实际上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已造成了一个相当危险的局面。由于金融机构的风险与效益不对称,金融机构追求资产数量的增加,但不注意资产的质量,加之国民收入过高向居民倾斜,就为金融资产的膨胀提供了基础。根据《中国金融年鉴》提供的数据,1990年以前,中国居民的储蓄存款年均增长速度为23.4%,90年代以来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到1995年竟达到40%以上。如果金融资产的质量得不到提高,而储蓄又保持这种速度得不到抑制,中国将随时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威胁。

由于中国信用规模扩张过快,企业信用萎缩,使企业过分地依赖银行贷款,形成了对银行流动资金的挤压,助长了商业信用的不规范性,企业“三角债”蔓延,企业负债居高不下。据国有资产局的统计数字,1980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仅为18.7%。1990到1993 年分别为58.4%、60.5%、61.5%、71.7%。1994年对12.4万户国有企业清产核资时,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上升到75.1%,若扣除实际的挂帐损失,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高达83.3%。由于资产负债率高,国有企业债务负担十分沉重。1995年实行拨改贷后,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从固定资产投资到流动资金全靠银行贷款。是造成国有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1996年一季度,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出现了净亏损。总额达到34.1亿元。亏损企业的比重从1995年同期的40.8%,上升到44.9%,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这个比例由41.5%上升到51.4%。 (《经济研究》1996 年12期易纲)。

2、信贷资产质量低下,金融运行风险加剧

目前,专业银行业务规模的扩张积极性空前高涨。由于储蓄和各专业银行的本身利益和职工利益挂钩,揽储大战竞争激烈,随时都有违规行为的发生,同时受政府投资扩张和企业对资金需求的挤压,信贷规模的控制难以奏效,大量的资金在企业沉淀、板结和死滞。据《中国金融年鉴》提供的1995年统计资料证明:国有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逐步下降,1995年末,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22.3%。如果按国有银行1995年末贷款4万亿元计算,大约有不良贷款9000亿元。 有相当比重的不良贷款已成死帐,没有收回的可能。1995年国有银行应收未收利息高达2200亿元,比1994年增加近1000亿元。国家银行贷款年周转速度已由1993年的1.32次降到1995年的1.15次,即313天才周转一次。1992年中、农、工、建四大国有银行上缴利润343亿元,1994年降为166亿元,1995年竟出现了除中国银行外的全行业性亏损。

3、社会资金成本上升,社会资金呈恶性循环状态

中国实行高利率或变相高利率的稳定和吸引储蓄的政策,造成贷款利率下调空间有限,从而导致社会资金成本不断上扬。银行高成本的信贷资金投入,由于企业的经营水平和市场开拓的制约,形不成相应产业,使社会资金的循环受阻。在这种情况下,又反过来寄希望银行投入更大的资金以解开这个套。社会资金呈现质量低下的信贷资产增长,出现了恶性的资金环流现象。所以,在中国才出现了一方面资金不足的矛盾日益加剧,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资金滞死、积压、浪费,资金的使用效益极其低下。

4、信贷资金流向失控,贷款规模控制目标失效

首先是固定资产贷款失控。在国家银行固定资产贷款计划规模外,国内金融机构贷款仍大规模流向固定资产投资;在固定资产的“自筹资金”中70%以上是借入资金,主要是来自金融机构。1995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20,019亿元,其中自筹资金106,48亿元,如按70%的比例推算,大约有7453 亿元资金是来自金融机构, 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7.2%,有了这些信贷资金的支撑,使得固定资产投资屡屡膨胀。在地方政府基本建设扩张行为下,将流动资金贷款也投入到固定资产上,许多建设项目一分自有资金没有,全靠贷款建设,为日后难以达产达效埋下了祸根;还有一些建设项目靠贷款强行上马,由于属于扩张型的项目,资金缺乏,就不打足流动资金,或根本没有流动资金也强行上马。由于流动资金难以筹集,长期不能投入生产,致使已使用的信贷资金利息累加,没有正式开工,就已负债累累,成为死又死不起,活又活不起的“半拉子”项目。1995年底, 我国基本建设项目投入资金总额高达7404亿元,比1985年增长6倍。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 使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现象屡禁不止,造成了巨大的重复建设和巨额的资金积压和浪费。基本建设战线过长造成了信贷资金投入后,长期形不成产业,加剧了信贷资金周转速度减缓和效益低下。目前,中国信贷资金本金甚至利息也难以回收绝大多数是上述情况造成的。其次,信贷资金流向失控还表现在国家银行资金向系统外大量泄漏。银行运用信贷手段,推销、垄断信托和证券业务、使这些机构处于天然不平等的竞争地位,同时银行还通过自办的信托投资公司和证券公司注入资金,使国家银行资金大量泄漏向房地产和证券业炒买炒卖,这样就绕开了贷款规模的控制。在全国积压的房地产业中,有相当部分的资金是银行的。在上海、深圳两地证券所银行资金介入股票交易也是屡屡发生,也是明证。

上述四大矛盾,集中反映了中国金融领域突出问题,是中国金融结构发育不成熟,金融领域改革不到位的必然结果。这些矛盾还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背景。

(二)

1、中国金融领域存在的矛盾在体制方面的成因

①国有商业银行结构庞大,非银行机构急剧膨胀。1985年中国金融机构(未包括其它商业银行)119338个,职工1343700人,到1995 年机构数达到221480个,职工2823642人,十年间机构增长85.6%, 职工增长110.1%。由于新增人员过猛,文化和业务素质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例:1995年在18.8万人中,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占0.9%;专科、本科以上的占32.5%;中专生占25.7%; 高中生以下的占41%。在18.8万人中,有技术职称的占62.3%, 其中高级职称的占2.7%,中级职称占21.5%,初级职称的占38.1%,尚有37.7%的人员没有技术职称。其它国有商业银行的情况大体相同。国有商业银行庞大的结构状况,也引起了其它商业银行的效仿,纷纷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也步其后尘,证券交易所热金融中心热,信托公司、投资公司热此起彼伏。这种金融组织的非正常“聚焦”状态,导致中国金融资产的畸形和低效益,使金融改革付出了巨大的改革成本。

②金融体制条块分割,金融资源低效配置。国有商业银行和专业银行,按条条划分,说是分业经营,实质是各有各个领地,在存款上,条条行之间竞争加剧,各种揽储大战时有发生;在贷款规模上各有各的额度,互相难以调剂。在组织机构尽量向下延伸,使地区金融机构进一步趋同。连最不发达的小市也有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更为严重的是传统的大一统的金融体制经过十年来的改革,已经蜕变为块状的分割结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分权让利入手的,这种状况使早已形成的地方控制型经济格局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对资金的需要,转变为对地区金融机构的挤压。加之财政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进一步强化了地区的利益冲突。由于贷款规模的切块下达,使地区之间的规模一经下达就难以调剂,有资金没有规模,有规模没有资金的现象普遍存在。造成了金融资源的低效益的配置。这种条块分割的金融体制,使各地区金融资源配置越来越封闭,这种金融资源的配置状态,已成为地区间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低效益建设的重要源泉。也是造成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畸形和资产质量差的重要原因。

③金融体制的分割和分权的格局促使地区各金融机构开始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地区的金融机构面临着三方面的压力:一是地区金融机构隶属于各中央银行总行,中央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调控会通过总行下达指令给地区的金融机构,他要听命于上;二是地区金融机构落脚于各个地方,各地方政府和企业也能够通过各种办法和手段挤压金融资源的配置;三是国有的商业银行正在由专业银行向真正的商业银行转轨的过程中,实行负债比例管理,实行效益与自身利益挂钩。各地区金融机构不能不受到自身利益如何维护的压力。这三重压力,在现在的体制下,确造成完全相反的结果:首先,中央政府所属的各总行在金融资源的规模分级分批下达各地区,金融资源的如何配置便是鞭长莫及了,各地金融机构掌握了巨额的金融资金,自由权甚大,资金的调度权往往高于地方政府。其次,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由于财政的分灶吃饭,财政资金在投资资金的比重下降,地方经济扩张对资金的需要,就理所当然地转向了地方各金融机构。而地方的各金融机构又不是地方政府的直接管辖部门,也就不会完全按照地方政府的意愿行事。因此,地方政府对一地区的金融资源的配置是否合理便负责任。这种脱节造成了各地金融机构只有通过自身的考察和判断项目的是否可行,在当今中国市场信息难以准确扑捉的情况下,银行便难以判断投入的成功与失败。加大了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而金融资产一经配置失当,地方政府为了稳定项目安置就业,也不会积极去抢救。这样金融风险在目前体制下,也就无法从根本上避免。最后,由于向商业银行的转变压力,在中央银行和地方政府对其调控的松动的情况下便开始追求自身的利益。对这种自身利益的追求,张杰在《经济研究》97年第12期上撰文,称之为“金融体制的变异”,并对此进行了深刻的独到分析。认为:“三重利益冲突,并存于国有金融机构是体制变革以来中国金融运行的一大特征”。并深刻指出:“不难想象,国有金融机构堂而皇之地追求私人利益,这对整体金融体制变革进程将产生深刻影响”。

④金融机构内部机制改革滞后。首先,中央银行体制改革滞后。中央银行的地位确立后,货币政策目标始终没有真正摆脱国家计划和经济增长目标的依附地位。中央银行实际上自然变相地承担财政的职能。此外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体系不健全,货币政策目标单一而缺乏弹性,使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大大弱化。其次,国有商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进展缓慢,成为商业银行的道路困难重重。在中央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自然是政策性职能的承担者。因此,商业银行的讲利益,必将造成资产质量的恶化。此外,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的非银行机构自我约束机制没有形成,往往成为金融秩序混乱的源头。

2、中国金融领域存在的矛盾在金融调控方面的成因

①货币政策体系不健全,中介目标单一。

中国的货币政策体系不健全,在实际执行中难以具体操作。中国将贷款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与稳定人民币币值的相关关系弱化,从当前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现实结果看,单一的控制国家银行贷款已不足以控制社会信用总量。近年来,社会信用总量膨胀,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已经证明了现行的中介目标失效。

②调控手段单一,金融监管责任不清。

中国的改革已经使市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客观上要求中央银行运用市场机制的方法来调控金融活动,但由于中央银行机制不健全和微观基础欠缺,不得不使中国赖以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手段是贷款规模控制和限额管理。但是这种近似于命令的控制手段有明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硬性利率的条件下,货币供应量是无法控制住的,这已被西方国家的实践所证明。造成了国家银行资金增长与贷款增长不同步,导致乱拆借的大量增加。二是,贷款的规模控制和限额管理,一方面造成了信贷规模切块下达不能调剂,另一方面贷款规模一经下达,具体的投入便无法监控,地方各级金融机构受地方政府和本身利益的挤压贷款的风险随时存在,但中央银行和各总行便难以有效地实行贷款使用方向和效益的金融监督和调控,造成了真空地带。各地方同级人民银行对同级的国有商业银行基本上没有有效的监督的手段。此外,对间接的调控方式和方法,我们一是知之甚少,二是在企业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也难以实施。

③中国金融领域的服务和监督手段落后,信息不灵,与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相去甚远,造成一方面服务落后,如银行划帐转帐、票据贴现、支票清算周期,以及对个人的居民工资直存率,个人支票持有率,信用卡结算等相当落后,而且这些服务的实质还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监督。由于服务和监督的手段落后,就使监管的力度大打折扣。

3、中国金融领域存在的矛盾在金融运行基础方面的成因

第一,政府由于财政手段弱化,对货币手段呈现扭曲。

①政府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地位发生变化,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对资金的支配权弱化。改革的十多年来,中央政府启动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执行了放权让利的政策,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31.2%, 到1994年降到11.8%。财政和国有银行是国家聚集分配、运用资金的两大渠道。由于财政收入的萎缩,必然挤了银行,使银行成了“第二财政”。本应由财政支付的资金则由银行资金取代。1994年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2%,占国有经济投资5.7%。这种状况破坏了财政与信贷分工的客观规律,助长了货币的过量膨胀。财政收入的减少必然造成财政赤字的增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又采取了通货膨胀税和铸币税为财政赤字融资的方法,这是造成通货膨胀和居民储蓄存款增加的重要原因。中国政府执行的国民收入过度向居民倾斜的后果是,在事实上执行了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这种政策曾经成功地为经济建设高速度筹集到了所需的资金,但是确促使居民储蓄大幅度的上升,目前已达到3万亿元。 这就为今后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②地方政府对金融投资需求的扩张性介入,使金融体制结构出现扭曲。改革以来,金融在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日益超过财政,出于地区经济规模扩张对资金需求的客观需要,地方政府由对财政的注意转向对金融领域的注意。为了筹措地方建设基金,地方政府开始了对金融机构的挤压。地方政府的这种介人行为给金融资源的配置带来了两大影响:一是使地区资金流动受到限制,造成了金融资源的割据状态;二是地方政府以保护者的身份出现,使企业占有银行资金并不愿还本付息有了保护伞。前一段还出现了政府干预强令企业破产,甩掉银行债务的现象发生。地方政府的这种介入形成了“地方分支银行对地方政府一定程度上的实际隶属”。(樊纲等1990)

第二,企业行为扭曲,对货币的需求呈扩张性膨胀。

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企业的运营实质上是资本的运营,企业的行为实质上是货币收支的行为。在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制下,实质上存在着两种体制下的企业。一种是原体制内的企业,既现在的国有企业,包括相当一部分名为集体的企业(实际上和国有企业差不多);另一种是,新生长起来的企业(私有制企业、股份制企业、三资企业、个体企业)。这两种企业在资本的运营上是不平等的,由于企业的总体行为是货币的收支行为,这种不平等(或事实上的不平等),使两种企业同时都产生了对货币需求的扩张行为。

从国有企业的情况看,在原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资本是国家的,资本的投入是国家高度集中和垄断的,国有企业对资本的扩张既无外来压力,也无内在动力,因此,对资本的扩张只能服从国家的统一安排。改革以来,国家推行了“简政放权”、“减税让利”的改革政策。对企业的计划控制逐步放松了。但是,这种放松的实质,一是企业的资本所有者仍是国家,国家只是自愿地放弃了资本运营成果的部分支配权,改为企业自主行使;二是国家通过财政手段对企业资本的垄断性控制改变为减少财政手段的控制,而主要通过银行手段进行控制。而国有银行的资金仍属国家所有,只是这种对资本的控制手段发生了转变。对国有企业的这种控制方式的转变,就使企业的行为发生了扭曲。首先,企业有了资金运营成果的部分支配权,就使企业有了过去所没有的内在利益的驱动,追求资金运营成果支配权的扩大,变成了企业对外在环境的扩张;其次,由于无论是财政资金还是银行资金,其所有者都是国家,在企业产权尚不明晰的情况下,企业基本上是可以负盈但不负亏。盈了可以得到部分利益的支配权,亏了,反正是占有了国家资金。由于劳动力的全员安置的压力,企业仍然必须在负债的情况下维持存在。这就造成了企业对资金的运营效益的关心程度远远低于对资金需求的关心程度。最后,由于金融资金处于条块分割的状态,金融市场处于被压制的状态,金融工具的单一化的状况,企业对货币的扩张的目标,就瞄向了银行。企业对货币的扩张性需求,最终转移到了中央银行的身上。由于中国最重要的生产目的是要保证工人尽量少出现失业,企业做为这个目标的承担者,就出现了优不胜,劣不汰的局面。企业要想扩大生产,就必须抓住银行。由于中国政府和企业在安置就业上的一致性,所以金融领域中的货币供应总量的控制目标,就被中国千百万的企业并且是在各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在中央政府对企业控制放松的情况下,实行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造成了中国政府货币政策目标的失效。

从体制外的企业看,这些企业在资金的需求上是不平等的。为了更快的发展,得到更多的发展资金。这些企业就采取了许多非规范性的手段向银行,更多的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银行以外的商业银行争取。另一方面,银行随着向银行的转变,也在注重资金的效益,在国有企业那里得不到的资金效益,可以从体制外的机制灵活的企业中争取,相当的一部分商业银行对这部分体制外的企业更情有独钟,想办法支援资金,使国有企业的增量资金的总量缺额更大,加剧了资金的矛盾。在非正常的资金融资市场上,常常出现违规行为的出现,就是上述情况的必然反映。

可见,企业行为的扭曲,和对货币资金的需求扩张,从内部来说,完全是体制转轨中外在压力的内在表现。从外部来说,中国目前的金融体制将利益机制引入之后,并没有相应的有效的约束机制,因此,在中央政府紧缩银根的条件下,各金融机构就会创造出新的融资渠道。造成了控制的失效。这些都为企业执行货币扩张的政策创造了条件。如果企业机制和金融体制及市场不完善,这种扩张就会必然存在。而且可能愈演愈烈。

居民收入

总计 其 中 增长速度

(亿元) 储蓄手存现金消费 (%)

1978

1809.2 20.0

30.11759.1 -

1985

6481.2 407.9 1484.34589.0 -

1990 12930.81887.3 1930.59113.2 -

1991 14153.42121.8 1716.21031.5 9.5

1992 16376.02517.8 1398.4

12459.815.7

1993 23854.03444.1 4727.5

15682.445.7

1994 27321.36315.3 2301.8

21230.014.5

1995 35176.38143.5 3265.0

27839.028.8

国民生产总值 居民收入占国民

总额 增长速度 生产总值的比重

(亿元) (%)

1978

3624.1 11.749.9

1985

8989.1 13.272.1

1990 18598.4

4.269.5

1991 21662.9

9.165.3

1992 26651.9 14.161.4

1993 34560.5 13.169.0

1994 46532.9 12.658.7

1995 57277.3

9.061.4

第三,居民收入的扭曲性增长,为货币信用膨胀提供了基础。

中国改革十多年来,在宏观经济中出现的明显的变化是国民收入的分配向不利于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向企业和居民倾斜,造成了居民的货币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的宏观经济特征,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急剧提高。(见上表)

居民收入的增长,一般来说,应该促进消费基金的增长。但在中国,居民消费基金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货币收入的增长速度(见上表)。而储蓄的增长则是最快的。这体现了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的扭曲性特征。主要表现是:A.居民收入从总体上看,呈不均衡的状态。首先是地区间收入差别的扩大,主要表现在沿海开放地区与内地地区的差别拉大,其次是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扩大。再次是在不同体制下的群体差别扩大。这种收入差别的扩大和不均衡状态,就使相当一部分群体的收入只能保证其生存需要的消费增长,而没其它方面支付过多的能力。还有相当一部分群体,收入在满足个人生存需要的消费增长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剩余,这就为银行的储蓄提供了较大的非均等的空间。所谓非均等的空间,是指虽然整体看居民储蓄高速增长,但能够投入储蓄的只是部分居民,而且这部分资金是能够维持长期游离于消费之外的。B.金融资产是实物及其价值创造力的占有凭证, 居民储蓄存款应有实物对应(余永定1996)。但是由于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银行存款和贷款的分离,将财政赤字用银行贷款弥补的空间加大了。实际上改革以来,为了改变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中国政府的不利地位,中央政府实际执行了通过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的政策。这样就使储蓄存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实物保证的货币。这部分实物早已被消耗掉了。C.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发达以及直接融资的比例较低,投资渠道的狭窄,使居民的货币收入主要投向银行,居民储蓄的快速增长也就有了深厚的源泉。但由于在中国存款与贷款的分离表现为投资拥有者与投资执行者的分离,这些快速增长的储蓄只能是被暂时的锁定,一有风吹草动便容易涌出来,参与到其它的投入上去。所以,对中国居民储蓄的快速增长的确应该在政策上认真地研究和密切的关注。搞得不好,是容易出现金融危机的。

以上本文从政府、企业、居民这些属于客体结构的金融行为进行了分析。应该说客体结构的行为扭曲将直接拉动主体结构的运行。但同时,主体结构也对客体结构的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应该看到这种影响是通过联系结构来实现的。

4、中国金融领域存在的矛盾在金融市场方面的成因

(1)金融市场发育不成熟,资本市场发育落后。

从金融市场结构的角度看,可以分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黄金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等。在金融市场的发育中,突出的是资本市场不发达。改革开放的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货币化进程加快。所谓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化进程加快,指的是经济发展中产生超常的货币需求,从而使货币流通速度减慢。从1985~1995年的十年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9.6%,广义货币(M2)平均每年增长24.1%。 中国的广义货币(M2)占国民生产总的比重由1985年的58%上升到105%,这一比重远远超过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也是相当高的。据国际货币基金1996年年报提供的1994~1995年间,M2/GHP的比值,美国为59%,英国为104%,日本为114%,德国为70%,韩国为44%,菲律宾为50%,马来西亚为89%,新加坡为89%,泰国为79%。中国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这样高,主要原因是中国资本市场发育滞后造成的。中国资本市场发育滞后,还可以通过与各国金融资产结构的比较中反映出来。见下表:

金融资产的国际比较(1993年)

M2占GDP 银行资产占GDP

(10亿美元) 比重(%) (10亿美元) 比重(5)

中国 519 88 547

128

香港 119 109 200

182

印度尼西亚69 48 8559

韩国 139 42 22969

马来西亚 54 88 6093

菲律宾22 42 2851

新加坡51 92 92

167

泰国 98 79 11895

德国1184 652766

145

日本4633 1116338

150

英国 885 962101

223

美国4013 84347155

股票市值占GDP债券市值占GDP

(10亿美元) 比重(%) (10亿美元) 比重(5)

中国 419 47

11

香港 385 352

65

印度尼西亚33

23 13

9

韩国 139

42 138

42

马来西亚 220 342 35

54

菲律宾40

74 24

43

新加坡

133 240 38

70

泰国 130 104 108

德国 463

241587

83

日本3000

712887

68

英国1152 122 311

33

美国5224

836993 112

(1)只包括国家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数字, 未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数字。

(2)只包括储蓄存款银行的数字。

从上表可以看出,1993年中国股票市值占GDP的9 %, 债券市值占GDP的11%,不仅远远的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也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 从金融资产的比较分析也可以看出,中国市场的发育是相当落后的。由于资本市场发育的滞后,中国广义货币(M2)又呈高速增长的走势,就使资金投资的选择渠道单一,大部分资金不得不转为银行存款。造成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失衡。

从狭义货币与广义货币的比值(M1/M2 )也可以看出上述结论。 1985年中国狭义货币占广义货币的比重由64%,下降到1995年的39%。广义货币不仅增长快,而且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其中居民储蓄增长最快,比重不断升高。1995年中国现金净投资600亿元, 全社会流通现金量只比上年增长8.3%;M1增长16.8%,M2增长29.5%。 这说明居民收入中扣除消费的资金,全部压在银行的存款上了。这些快速增长的存款的利息最终是要由企业来支付的。由于资金成本越来越高,企业生产效率提高缓慢,银行的贷款变成呆帐、坏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根据以上分析,中国货币信用的扩张和膨胀,资本市场不发达,仍是重要的原因。

(2)利率缺乏足够的弹性, 对货币信用的膨胀不能做出适应性调整。

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控制货币的供应量。总的看,从中央银行的操作上是力图同时把M2和M1都纳入到控制目标的范围内。但是,这样做必须是以利率的弹性为基础的。当前,中国的利率的调整不够灵活,无法对通货膨胀做出适应性的调整。另外,中国的资金供需矛盾较突出。由于利率缺乏足够的弹性。对资金的需求和产业部门之间盈利高低、风险大小就缺乏适应性的调整。这种种状况,就使利率的杠杆作用失去效力。

③直接融资比例过小,企业过份依赖间接融资。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随着统一商品市场的逐渐形成,客观上要求辅之一个统一的、广泛的、直接和间接融资相结合的融通资金的资金市场。近年来中国的直接融资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但所占比例过小,融资方向单一。主要是通过企业债券和股票这两种形式。1995年,中国企业债券的金额为1700亿元,占中国金融资产总额的2.23%;股票的市值为4500亿元,占中国金融资产总数的5.90%。直接融资比例过小,在中国当前一方面紧缩银根和投资,一方面要发展生产的矛盾的情况下,就难以实现企业间资金余缺的有效调剂,难以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闲散资金。另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过份依赖间接的融资方式,在中国改革存在着不到位的情况下,将会产生许多弊端。如过份依赖银行贷款,不仅造成了货币信用的扩张,而且国有商业银行本行的改革尚未完全完成,对资金投资入效益失控,企业的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企业对间接融资资金的使用,还带有浓厚的吃国家大锅饭的性质,不特别关心资金的使用效益。这种情况下,间接融资造成了筹集资金与使用资金的分离,形成了对国有资金的不负责任。所以,大力发展直接的融资,对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增加对资金使用的直接观察与控制是十分必要的。直接融资比例偏低,是造成目前企业资金使用效益低下的又一个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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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领域的突出矛盾与原因_银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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