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权[1]2002年在《国有企业体制创新与党的领导方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在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国有企业向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目标迈进过程中所应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全文围绕着如何实现国有企业体制创新这个主题分层展开，在总结已有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领导体制必须研究解决深层次的新问题。 全文由导言和正文两大部分组成。导言部分对论文的选题依据、研究意义及主要观点作了阐述，描述本文的基本思想和理论特色。正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阐述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质，体制创新的涵义和目标。回顾国有企业改革创新的历程，总结党在领导国有企业体制创新进程中的成就、经验与教训。 第二章，分析新形势对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和国有企业体制创新的挑战。当代世界和当今中国不断变化着的新情况，对党的领导和国有企业体制创新的影响，执政党应对的新压力和挑战，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叁章，着重论述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对国有企业体制创新的重大意义。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必须强化执政意识，创新领导方式，提高执政水平；必须吸取、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管理企业的经验；必须正确处理好党领导国家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五大关系，提高驾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能力。 第四章，突出阐明在国有企业体制创新进程中，如何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论述了国有企业党组织的职能，并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企业领导体制模式，以及推进国有企业党建创新的一些设想。 第五章，论述“叁个代表”学说是新世纪实现国有企业体制创新的根本指针。必须按照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遵循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目的，继续把国有企业体制创新引向深入。同时，强调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实现国有企业体制创新的重要保证，并提出了切实的改进措施。
密珊[2]2013年在《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必然要求；社会管理体制如何创新，也是执政党在提高领导水平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上避不开、绕不过的关键问题。围绕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理论和实践也要与时俱进，从而不断提高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科学化水平。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政党领导理论和执政党建设理论，借鉴政治学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工具，以党的领导水平的提高和执政能力建设为切入点，从党的领导地位、领导理念、领导方式、领导人才和领导成本等几个角度，围绕如何在社会转型期领导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展开研究，梳理探索历程，分析新时期影响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制约因素，探寻现实路径，并把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和改善党的领导有机结合起来。在绪言部分，本文阐述了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并对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概括了框架与逻辑结构，介绍了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以及创新点和不足。在第一章理论阐述部分，对党的领导、社会管理、社会管理体制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社会管理体制是各种社会管理主体，在社会生活、社会事务和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方面，而制定一系列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和程序性安排，是关于社会管理的制度与法律法规体系、组织系统和管理机制的安排，其中，执政党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目的在于整合社会资源，着力解决社会问题，规范社会管理的高效运行，维护社会管理的良好秩序。此外，针对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意义、基本原则、关键环节、目标和方向作了分析。在第二章中，回顾和考察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探索过程，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有益于梳清脉络、理清思路。本文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历史进程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一是执政后党对社会管理活动的认识与初步领导，党充分发挥传统的政治优势和手段，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积累了社会管理和建设的经验；二是党的八大以后开始形成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并不断巩固，在当时特定的国内外背景下，这种社会管理体制发挥了一定的功能和作用，取得了相当的历史成就，同时，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这种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局限性也就逐渐展露出来，党和政府希望用行政手段来合理配置有限的社会资源，从理论上看似乎可以避免市场自发性所带来的的无序竞争的弊端，在短期内把有限社会资源高效利用起来，但实践上是被证明行不通的；叁是改革开放后，党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重心发生转变，结束了改革开放以前那种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社会建设模式，虽然此时党对社会管理体制探索，还未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只是对部分与经济体制关系密切的社会管理机制进行了局部调整，但理念和原则的已经发生重大转变，社会管理体制建设展现出光明前景；四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世纪里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促进社会和谐、落实科学发展的新征程，也是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新探索，构建中国新型社会管理体制的新起点。在第叁章中，主要是对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制约因素进行分析，沿着从社会管理体制、党的领导、党与社会互动等叁个层面的逻辑脉络逐步分析。一是认识到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本身的特殊性、复杂性、系统性，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不可能逾越当前这个阶段而进行创新，就要梳理当前社会阶段的主要特征，要涉及深层次的框架结构调整，就要分析其深层次的矛盾和主要难点。二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对党的领导水平提出的新要求，既包括了从宏观上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整体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考验，也包括了从中观上对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本领，以及从微观上对党的领导干部队伍的业务素质提出了新考验。叁是分析党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所面临的新挑战，如果不能很好地回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赢得不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必将损害党与社会的关系，影响到党对社会的领导。在第四章中，主要是围绕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针对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路径进行分析。改革开放进入关键阶段，党和国家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发展中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任务十分艰巨。从党的领导理论和执政党建设的角度，党为此要发挥优势、树立理念、改进领导方式、建设人才队伍，并从领导成本上加以检验，不断开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局面。在结束语部分，展望了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发展趋势和空间，执政党要在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全过程中，从宏观战略上把握时代脉搏、引领社会潮流，从具体实践上提高领导水平、适应发展需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汤建军[3]2004年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研究》文中认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要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能力充分体现着党的执政能力。我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不仅是在技术创新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大创新;还是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的重大创新。党突破东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固有观念,确立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结合的体制,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要求和促进着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以及上层建筑等方方面面的配套变革,它在很大程度上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回答了我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从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以全会决定的形式先后叁次聚焦这个问题。十二届叁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问题;十四届叁中全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十六届叁中全会在总结20多年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验的基础上,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指导思想和应采取的各项方针政策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可以说,叁个叁中全会所作出的决定是我党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和改革成果的集中反映,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的经验总结。 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经济理论创新对经济体制创新起着重要作用。我党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有深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思想是体制创新的理论基础,世界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的逻辑起点,市场经济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罗永宽[4]2010年在《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拟从理论、历史与现实叁者结合的角度,解读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内在关联。主要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理论和党建学说,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新阶层的发展变化进行总结分析,以全面而历史地探讨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各种因素,分析这种影响的方式、作用机理和程度,进而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组织基础等论域,提出巩固和拓新执政基础的若干理论和现实层面的思考。这一颇具现实意义的研究,通过宏观审视与微观实证、逻辑推演与历史考察的有机结合,并合理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无疑有助于拓新党建研究论域,深化执政理论体系研究,从而进一步地探寻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本文由导论、六章正文和结束语组成。第一章导论系概念辨析、学术综述和基础理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缘起、选题背景和意义,辨析了相关概念和范畴,综述了20余年来国内外相关学术动态,描述了主要研究方法和全文的框架结构。主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基础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阐释,对西方代表性的社会分层理论、政党理论及其流变的述评,以建构本文考察建国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据此全面揭示其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带来的影响或挑战。第二章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及其变迁、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演进,以及此二者间的内在关联进行历时性分阶段的考察。本章梳理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基础,考察了1949-78年间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探析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的生成、特点及功能,探讨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调整和变革社会结构的历史经验,继而对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组织基础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考察,并从中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历史经验教训。第叁章分析了新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形成的全面而深刻的影响。通过对中国社会利益关系结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多样性社会阶层结构的动态考察,揭示出改革开放进程与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及其结构生成之间的历史性关联。本章廓清了中国原有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及其阶级归属、评价了社会新阶层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探析了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特点及发展趋向,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利益结构变动中人民内部矛盾日趋复杂多样、社会利益格局变迁中社会稳定与执政合法性问题凸显、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党的执政基础的深刻变化等叁个维度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对党执政基础带来的深刻影响和挑战。第四章依据文献调研而得的数据材料,重点研究新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变化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的巩固问题。本文探讨了在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分化和地位变动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先进性的问题,探析了农民工问题、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及其对中国共产党阶级基础的影响,以及在市场经济、利益分化和社会发展的条件下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等问题。第五章侧重从社会新阶层的角度探讨扩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问题。本文动态地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基本构成及其特点,强调社会新阶层是党执政的重要社会基础,故需要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自由择业者的政治引导和政治吸纳,通过有序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密切新形势下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效发挥执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推进社会建设构解决民生问题等途径,以增强党执政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第六章考察新时期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执政党整个组织体系尤其是党的基层组织的影响,针对党在基层的组织环境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弱化和涣散、基层党组织传统建设模式遇到挑战等问题,从理念、机制和方法等层面,探讨巩固和拓新党执政的组织基础的策略选择和实现途径,以及加强和改进党在社区、新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中的组织建设问题。结语部分表达了叁层意思：一是执政党要常怀忧患之心,常抱兴党之责,对既往的和现有的、不变的和变化的执政基础进行梳理、审视和分析,并应结合当今时代特征、国际形势、社会变迁和自身变化,对执政的诸多社会基础条件和社会环境因素的进行动态的系统分析,以探究历史新起点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二是探讨党的阶级基础的巩固、群众基础的扩大、组织基础的拓新与理论基础的夯实等方面的内在关联性,并对目前学术界的一些争鸣性前沿问题予以回应,以求得对新世纪巩固和拓新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策略选择、实现方式和路径依赖的进一步思考；叁是运用新世纪以来党的创新理论及重要战略思想,来解读其对于巩固和拓新党的执政基础的指导性意义,以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语境中拓展本论题的研究,从而使这一论题更具理论张力和研究的可持续性。
邹谨[5]2017年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中共党建创新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对之进行了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进行了初步酝酿;建国以后,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展开;改革开放以后,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进入全新阶段;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以后,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进入自觉状态。党建创新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进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中国共产党党建创新在建国以后具有同步性,二者存在鲜明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党建创新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党建创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实践经验和精神动力;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中国共产党党建创新,主要体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中国共产党党建制度的完善,促进管党治党能力和执政能力的提高,促进党建方式、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创新。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来看,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推进党建制度、党内民主、依规治党创新和其他创新,从而不断加强和改进了党的建设。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党建制度创新,建立了学习制度、请示报告制度、主席制度、分部分级管理干部制度、干部鉴定制度、干部交流制度、干部休假制度、作风建设制度等制度,并提出了设立党的名誉主席、对基层干部任期加以限制、干部能上能下等设想。推进党内民主创新,对党内民主进行了理论阐述,丰富了民主集中制理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倡民主作风,保障党员权利,开展党内监督;建立了党代会制度、党委制、党内选举制度等党内民主制度。推进依规治党创新,对党章进行修改,初步制定了一些党内法规。此外,通过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提出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并对改善党的领导进行了初步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党建创新,既取得了积极成果,又留下了深刻教训。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党建制度创新,建立了退休制度、顾问委员会制度、干部考核制度、省部级后备干部制度、县以上领导干部生活会制度、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省(市、区)纪委向中纪委报告制度、纪委与国家检察机关联系制度等制度,废除主席制度、实行总书记制度。推进党内民主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了民主集中制理论;反对领导干部特殊化,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保障党员权利,坚持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的结合;完善党内民主制度。推进依规治党创新,对党章进行积极修改,制定一系列党内法规,党章和党内法规执行力得到较大提高。此外,提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提出把反腐蚀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坚持从严治党。党的第叁代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党建制度创新,建立省部级在职领导干部学习制度、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考核制度、参照公务员管理制度、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制度、党政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度、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制度、巡视制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制度。推进党内民主创新,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并发挥其对人民民主的带动功能:推进党内决策民主化,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推进依据治党创新,修改党章,制定新的党内法规。此外,还进行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提出反腐倡廉建设要靠体制创新;提出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坚持依法执政。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党建制度创新,建立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中国特色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度、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以及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推进党内民主创新,提出以党的坚强团结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增进党内和谐,尊重和保障党员主体地位;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实行党务公开,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实行党代会代表任期制,实行全委会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干部票决制,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扩大差额选举,完善了党内民主制度。推进依规治党创新,修改党章,制定和修订党内法规。此外,还进行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建总布局创新,进行执政能力、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建设“叁型”政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党建制度创新,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布局,并在党的建设各领域进行了制度设计。推进党内民主创新,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新阐述;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党的制度建设和党内法规建设中发扬党内民主,强化党内监督,保障党员权利;提出制定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实施办法,研究制定地方党委决策程序规定,规范差额提名范围和比例,进一步了完善党内民主制度。推进依规治党创新,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制定和修订党内法规,并对党内法规进行集中清理。此外,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构建优良政治生态,开展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推进领导班子建设创新,并提出党的领导要做到“叁统一”、“四善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中国共产党推进党建创新的经验主要是:坚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党建创新的对接,积极应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党建创新的问题倒逼,借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关理念推进党建创新,坚持改革创新,对党建创新进行接力探索,不断总结中外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顺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进一步推进党建创新,应提高建设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水平,推进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法治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加强党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创新。
姜国俊[6]2009年在《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以来,中国的行政改革一直在持续而高调地进行。前后相继的大规模行政改革就有六次,行政改革在全方位改革格局中的地位也日益凸显并逐步跃升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但是,在行政改革30余年取得不少积极进展的同时,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政府职能和行政行为的现实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甚至在主要方面是相对滞后的,从应然的高标准来看,行政改革尚未取得根本的突破性进展,而只是取得了相对滞后的成果。引人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1978年以来中国的行政改革成为了一个持续推动而又相对滞后的有限改革?这就直接涉及到行政改革的动力学问题,并由此成为本文研究的缘起和贯穿始终的一个中心问题。理解和把握转型期中国行政改革的动力学,离不开四个紧密关联的核心问题:谁改革?为何改革?如何改革?改革产生何种影响?分别涉及改革主体、改革动因、改革路径和改革效果四个方面,其中最首要的方面就是改革主体。只有牢牢把握改革主体的行为逻辑这条主线,才能清晰地解释行政改革的动力学。由此,本文将行政改革动力学分析的关键视角放到了作为当代中国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行为逻辑之上。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在革命党的思维惯性牵引和以党建国的建政逻辑推动下,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起党-国高度一体化的政治架构,而在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党-国相对自主化的调适性改革过程,但党-国一体化的总体架构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转型期中国特定的政党-国家政治架构,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唯一的执政党地位和全方位改革的主导者身份,也就决定了转型期中国行政改革鲜明的执政党主导特征,因此,本文将转型期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行政改革特指为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党内权力结构,决定了中央政治权威作为党的最高权力中心和最主要人格化代表,是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最高决策者、总体设计者和主要推动者,充当了核心动力主体的角色;党的各级政党-政府官僚作为中央政治权威的政治代理人,是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次级决策者、局部设计者和主要执行者,充当了执行动力主体的角色。同时,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分别在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起着辅助动力主体、基础动力主体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特定的行为主体,其行为无疑有特定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只有从多元目标导引和多重条件约束的结合入手,才能完整深入地把握其推进行政改革的特定行为。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居于党-国科层体制的顶端,其自身利益与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具有高度的共容性,党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也主要通过中央政治权威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体现出来。结合执政党的共性和中国共产党的个性,本文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和“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以及其行为的初始条件约束、知识约束、博弈约束和意识形态约束。由此,本文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演进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基于自身目标函数的渐进理性选择过程。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基于“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选择和改革经济体制,基于“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选择和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选择和改革同时又都会不断受到“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和“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的制约和校正。而中国共产党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选择和改革,共同决定了行政体制的选择和改革。沿着上述思路,本文着重论述了中国共产党1978年以后为实现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逐步启动和持续推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轨和适应性行政改革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为实现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逐步启动和持续推动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并从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和政党-政府官僚四个主要动力主体的“上下互动”视角,对适应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和滞后根源、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和推进梗阻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就是分别论述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市场化动力学和民主化动力学。其中,适应性行政改革指称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而对行政体制进行的具有“适应性”特征的改革,先导性行政改革指称1978以来中国共产党为带动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并规避可能的政治风险而对行政体制进行的具有“先导性”价值的改革。本文这两个概念主要是基于动力学意义上的区分,而不是基于内容上的区分,因此,本文虽然对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在内容上也作了一个大致的区分,但这种内容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二者的具体内容不免存在相互交叉的部分。本文进而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目标而于1978年后逐步启动和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日益主动融入全球化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指出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行政改革,无论是适应性行政改革还是先导性行政改革,总体上都具有应对全球化竞争压力的显着的“压力性”特征,由此可以称之为压力性行政改革,并从发达国家的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文化学术交流者等国际行动者和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和政党-政府官僚等国内行动者的“内外互动”视角,对压力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就是具体分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全球化动力学。压力性行政改革是本文为了便于表述全球化竞争的外部压力转化为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内部动力而界定的一个概念,其与适应性行政改革、先导性行政改革的概念区分同样是动力学意义上的,若就内容而言,实际上涵盖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全部内容。本文进而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而着力于不断巩固和重构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政治逻辑,指出行政改革是转型期中国共产党重构和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重要命题乃至关键环节之一,强调执政逻辑是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主线。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和“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之间既存在一种相互支撑的耦合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冲突关系,但从根本上说,其他目标统一于和服从于“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与此相应,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持续推动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民主化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全球化导向的对外开放和相应的行政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通过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明水准和民族复兴的实现程度来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不断延续长期执政的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谋求长期执政的政治逻辑,一方面提供了党推进行政改革的持续动力,另一方面又划定了党推进行政改革的基本限度。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本文从宏观动因与具体行动者两个层面对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图景进行了一个总结性的系统分析。一方面,市场化、民主化与全球化的叁重变奏,集中地给中国共产党执掌下的政府自身从结构设置、职能履行和行为方式提出了变革的要求,可谓是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宏观动力学图景;另一方面,党的中央政治权威与其他国内行动者的“上下结合”互动以及国内行动者与国际行动者的“内外结合”互动,可谓构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微观动力学图景。贯穿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动力学主线,无疑是作为关键行动者和核心动力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治权威谋求长期执政的政治逻辑。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首先是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多元目标导引特别是执政逻辑驱驰下,基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融入全球化的渐进理性设计而强力推动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是,这种强制性制VII度变迁很大程度上只是反映了中央政治权威的主观愿望,至于制度变迁的客观结果,还取决于其他各方行动者基于自身的意愿和利益所采取的相应行动和由此发生的“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同时,在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连续性互动中,包括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内的国内各方行动者的行为逻辑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各方国际行动者的推动和影响。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正是在这种市场化、民主化和全球化叁元契合、国内外行动者“上下结合”与“内外结合”两相互动的过程中得以发生和演进的。需要强调的是,在对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中,本文实际上用很大的笔墨从各方具体行动者的视角,从认知、利益和体制叁个层面分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滞后机理。关键的一个影响因素是,政党-政府官僚在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扮演着执行动力主体和主要阻碍力量的双重角色。政党-政府官僚在行政改革的动力大系统中处于“上下夹击”的中间位置,在行政改革中所持的立场也是历史的和具体的,随官僚的类型或个体差异以及特定阶段行政改革的特定内容对于特定官僚利益的影响变化而变化。政党-政府官僚作为政治代理人,既具有与中央政治权威的部分共容性利益,也存在着其自身的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而且随着官僚层级的降低,其自身利益与党的长期执政利益乃至国家全局利益之间的共容性利益也相应减少。特别是,随着行政改革的基本阶段从“放权让利”演进到“制度创新”,基本主题从结构调整演进到职能转变与行为规范,从总体上说,各级政党-政府官僚的既得不当权力日益受限、既得不当利益日益受损,其行政改革的阻碍角色日益凸显。现实政治实践中,既有不少政党-政府官僚基于民主集中制的权力结构规制、晋升锦标赛的政治激励机制、财政联邦化的经济激励机制和自身的责任感使命感,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有众多政党-政府官僚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和政治晋升博弈中采取了大量的与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方向相悖的机会主义行为,成为了行政改革的主要阻碍力量。为了不使行政改革停滞不前和流于形式进而影响到党的执政全局,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层级委任体制的总体框架内采取了多种手段,力图有效地激励和约束各级政党.政府官僚、确保行政改革的战略贯彻,其中政绩考核和权力监控是两个最基本的制度化手段。但是,由于现行政绩考核体制和权力监控体制“自上而下”运作的体制性困境,不仅政党-政府官僚追求政绩最大化的不少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基本方向,而且官僚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蔓延也未能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因而政府职能的实质性转变仍然困难重重,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实际成效仍然不容乐观。由此引申出作为本文结束语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诺斯悖论”及其克服问题。本文的一个政治前提和研究假设是,党的中央政治权威本身是超越了统治者自利性的、以立党兴国和执政为民为己任的政治企业家,从而把“诺斯悖论”的克服问题简化为一个官僚控制的问题。从适应性行政改革的滞后根源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推进梗阻来看,如果缺乏横向层面的其他政治权力主体对政府官僚的有效控制,如果缺乏公民“自下而上”的对政府官僚的有效监督,单凭党的中央政治权威的“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和单向监控,难以有效地激励和监控政党-政府官僚真实的行政行为,从而难以有效地推动中国行政组织体系即狭义政府从结构、职能到行为方式的实质性变革。因此,即便从官僚控制的简化视角来看,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到位,仍然有赖于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丁宇[7]2011年在《走向善治的中国政府管理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管制型的政府管理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要求,必须进行政府管理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方式创新。善治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模式,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最佳结合状态,是政府管理创新的努力目标。在善治的视角下对政府管理创新进行探讨,不仅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善治理论,从善治的基本诉求出发,对中国政府管理创新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研究。本文第一章对政府管理的内涵和善治理论的产生的背景进行了介绍,对治理与统治、善治与善政的逻辑关系进行了辨析,论述了善治的基本诉求——法治性、服务性、责任性、民主性、合作性,并对政府管理创新的概念、类型及层次进行了分析。本文第二章对善治视角下中国政府管理创新的意义、目标、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及确立善治目标的依据进行了论述。中国政府管理创新是加强政府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应对全球化时代挑战的需要,是促使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是消除传统行政文化不良影响的基本途径,也是回应公民社会建构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需要。善治视角下中国政府管理创新的总体目标是实现善治,具体目标是建设法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民主治理型政府和分权合作型政府。本文第叁章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管理创新的基本进程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和分析,得出了中国政府管理改革正在走向善治的基本结论。中国政府管理改革的发展趋向是从人治政府走向法治政府、从管制政府走向服务政府、从权力政府走向责任政府、从威权政府走向民主政府、从“独角戏”政府走向“分权合作型政府”。本文第四章对政府管理理念创新的重大意义进行了分析,进而从政府管理理念创新的相关内涵、转变的必要性、途径等方面论述了善治视角下政府管理理念创新的主要内容,即从人治理念到法治理念的转变、从管制理念到服务理念的转变、从权力本位理念到责任本位理念的转变、从封闭政府理念到透明政府理念的转变、从政府本位理念到社会本位理念的转变。政府管理理念创新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坚持公共利益至上,实现和谐发展；坚持实事求是,实现稳步发展。本文第五章论述了善治视角下中国政府管理模式的创新,即创新依法行政体制,构建法治尊崇型政府管理模式；创新服务行政体制,构建顾客导向型政府管理模式；创新责任追究机制,构建责任担当型政府管理模式；创新信息交流机制,构建透明运作型政府管理模式；创新分权化治理机制,构建分权合作型政府管理模式。本文第六章从依法行政、民主行政、服务行政、责任督政、合作施政五个方面论述了善治视域下的中国政府管理方式创新的具体途径。本文最后结合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政府管理创新是全要素的革命、全领域的革命和全过程的革命等几个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政府管理创新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并且以善治为理论视角展望了中国政府管理创新的美好前景。
李拥斌[8]2014年在《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创新研究》文中指出国有企业作为国有经济的核心主体，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和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到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不断在加强，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创新要求亦不断在提高。本课题以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在对国内主要相近企业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联通W公司外部环境和现实状况的分析，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和通信领域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内部发展的优势和形成的特点，结合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经济环境，研究新形势下中国联通W公司党建创新问题，建构具有鲜明特点的企业党建创新思路和模式。本文包括绪论在内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等，并概括出文章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主要回顾了中国联通W公司的发展历程，详细分析了中国联通W公司党建工作的基本状况，在此基础上以中国联通W公司党建工作创新为例，认真阐释了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创新的意义。第叁部分主要分析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基本现状，结合中国联通W公司党建工作的鲜活实例，归纳总结了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创新理念。第四部分以翔实的材料和数据为基础，从理论、机制、制度和方法载体四个层面上，全面分析了中国联通W公司党建工作的创新模式，进而在实践中探索和构建出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新模式。文章的结语部分简要阐述了在新形势下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创新研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希望从中国联通W公司党建工作的经验和缺失中得出对今后我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有益启示。
谢进[9]2009年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与公共财政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关系。财政是政府良性运行的重要基础,也是其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手段,而政府是在党领导下建立和运行的。党的执政能力提升与否必然会影响到政府的管理过程和管理手段,进而影响到财政能否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因此,研究党的执政能力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关系,对于政府良性运行以更好地发挥财政职能,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建设基本理论,以及宏观经济学、财政学的研究方法,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执政实际,深入系统地剖析了党的执政能力与财政政策、财政职能、财政预算、财政收入、财政投资、财政补贴、财政风险、财政监督等之间的关系。本论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叁大部分组成。引言部分主要对本论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本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与不足予以了简单的介绍和说明。正文部分共分十章。第一章主要分析和探讨了党在执政能力提升过程中的财政变迁。本章系统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执政能力提升与财政变迁之间的关系,深入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提升执政能力过程中的财政变迁趋势,认为只有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才能使财政变迁沿着科学发展的方向演进。第二章主要探讨了党的执政能力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本章认为,党的执政理念是影响党的执政能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在财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起着宏观、主导的作用。第叁章主要探讨了党的执政能力与财政职能之间的关系。本章认为,党的执政方式也是影响党的执政能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对财政职能定位具有重大的影响,如果执政方式发生变化,财政职能定位也必然发生变化。第四章主要探讨了党的执政能力与财政预算之间的关系。本章认为,党的执政能力的高低在其执政目标上一定有所体现,党有什么样的执政目标,其领导下的政府就会有什么样的财政预算。财政预算不仅关系着政府的收支情况,与党的执政目标的实现以及执政能力的提升都有着密切的关联。第五章主要分析了党的执政能力与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本章认为,欲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必须不断提高财政收入,因为雄厚的财政实力不仅是党顺利执政的重要物质资源和财力基础,也是国家兴旺发达和党的执政能力提升的重要标志。第六章主要分析了党的执政能力与财政投资之间的关系。财政投资体现着党和国家的意志,而党的执政体制又影响着财政投资。本章认为,只有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健全党的执政体制,才能有一个良好的财政投资。第七章主要分析了党的执政能力与财政补贴之间的关系。本章认为,党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就必须不断增强自身的执政资源。财政补贴是党的执政资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运用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进而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安定团结局面的形成以及党的执政资源的丰富。第八章主要探讨了党的执政能力与财政风险之间的关系。本章认为,欲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就必须不断优化党的执政环境。党的执政环境是优是劣,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财政是否有风险;欲优化党的执政环境,必须尽可能降低并大力控制财政风险。第九章主要分析了党的执政能力与财政监督之间的关系。本章认为,党在执政的过程中其权力必须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构建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不但是党的执政能力提升的一个重要体现,而且也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对人财物的管理,有利于充分发挥有效的财政监督。第十章主要分析了党在提升执政能力过程中财政变迁的基本经验。本章依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财政运行和变迁情况,总结了我国财政改革与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入了探讨财政改革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并结合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提出了促进财政改革的对策和建议。结语部分主要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改革和完善公共财政的基本原则。
杜新波[10]2013年在《基于国内外相关监管制度比较视角的土地督察体制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是我国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本文在对俄罗斯国家土地督察等6个国家和我国行政监察等9个行业相关监管制度比较借鉴基础上，运用整体主义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从规范和实证两个层面研究了我国土地督察的理论基础、权源性质、体制模式、职责职权、运行机制和资源保障，为我国土地督察体制改革创新提供了研究借鉴。监管机构构建、新公共管理和土地宏观调控叁大理论是我国土地督察体制创新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同时，运用利益理论和政府责任理论探索我国土地督察权源，认为，土地督察权是一种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监督权，土地督察制度根源于国家土地权力配置格局以及相互的关系，土地督察权是衡平中央与地方利益、控制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权、监控地方政府落实土地管理责任的重要制度工具。对我国现行土地督察法定职责评价，认为国家土地督察体制总体特征表现为大区制半独立式叁级土地督察体制架构。这种模式比较切合现行的国家宪政体制、资源国情和土地管理体制。通过与国内外相关监管体制比较分析，可在监督对象、领导体制、架构设置模式、内部领导、职能职权方面为我国土地督察体制创新提供借鉴。通过对土地督察范围调整、中央与地方土地管理分权调整和大部制推进的改革情景设定，我国土地督察体制存在着向职能强化型、分权式或职能调整型创新模式转变的路径选择模式。相应的，土地督察职责将更加注重“合理性”督察，注重与地方政府合作，并把维护公民正当权利作为重要职责；土地督察职权将重点强化和增加检查权、质询权、纠正权、行政执法权、建议权、裁决权、评价权、参与权、公诉权等。“协同”是我国现行土地督察体制运行的核心理念，运用协同理论可为我国土地督察运行设计出政治-行政、职能-结构、决策-执行-监督、府际、部际和社会协同机制运行模式。通过对现行土地督察运行评价，认为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例行督察、审核督察和专项督察为核心业务，在线土地督察、调查研究和形势观测分析为基础支撑土地督察的业务体系，土地督察协同机制基本形成体系；但土地督察民主化不足成为主要问题，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建立土地督察影响评估程序和实施土地督察绩效管理将成为加强和创新的重要方向。根据合法、独立、公正和效率构建原则，强化我国土地督察政治资源、人力资源、资财资源和信息资源保障，重点是推进土地督察法制建设、土地督察人才“数量”及质量建设、加大中央财政预算投入、推进土地督察信息化工程和信息资料集成化工程。
参考文献：
[1]. 国有企业体制创新与党的领导方式研究[D]. 郑权. 中共中央党校. 2002
[2]. 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D]. 密珊. 中共中央党校. 2013
[3]. 关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研究[D]. 汤建军. 湖南师范大学. 2004
[4]. 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研究[D]. 罗永宽. 武汉大学. 2010
[5].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中共党建创新历程与经验研究[D]. 邹谨. 华中师范大学. 2017
[6]. 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D]. 姜国俊. 复旦大学. 2009
[7]. 走向善治的中国政府管理创新研究[D]. 丁宇. 武汉大学. 2011
[8]. 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创新研究[D]. 李拥斌. 武汉理工大学. 2014
[9].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与公共财政关系研究[D]. 谢进. 湖南师范大学. 2009
[10]. 基于国内外相关监管制度比较视角的土地督察体制创新研究[D]. 杜新波.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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