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关系的制约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远东地区论文,俄罗斯论文,中国论文,制约因素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罗斯独立以来，总体上说，中俄两国关系发展顺利，特别是政治关系实现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升级。但在两国关系中，尚有两方面不尽如人意：一是经贸关系滞后于政治关系，二是地方关系滞后于中央关系。所谓地方关系滞后于中央关系主要是指俄远东地区同我国的关系滞后于两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和两国之间的整体关系。这种滞后既包括经济关系，也包括政治关系。就经济关系而言，俄远东地区同我国的经贸关系，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水平上，都远未达到应该达到的程度，其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就政治关系而言，俄远东地区同我国毗邻地区的关系远未达到“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的程度，良好的社会政治基础还远没有建立起来。
俄罗斯远东地区与我国的关系滞后是由各种制约因素造成的。这些制约因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浅层次的直接因素，一类是深层次的心理因素。浅层次的直接因素主要有：双方对经济合作领域、方式等具体问题认识上的差异、软（政策、安全、社会、风气）硬（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环境不适应、外经贸体制不对接、现代国际经贸机构（金融、保险、仲裁）不健全、远东地区的分立和分离倾向、俄罗斯独立后自由主义思想泛滥等。深层次的心理因素主要有：同中国进行经济贸易“吃亏”的心理；担心中国通过“商业移民”向远东“扩张”的心理；因边界划分尚有“遗留问题”而对中国怀有“戒备”的心理。
制约俄罗斯远东地区与我国关系的各种因素产生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从不同角度可以分为：历史原因，现实原因；内部原因，外部原因；浅层次原因，深层次原因等等。考虑到这些原因重要性的大小和国内对其论述的多少，本文仅对那些浅层次的现实内外部原因略加论及，而对那些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历史、地理等原因进行稍加详细的分析。
一 现实的内外部原因分析
1.俄地缘战略态势恶化的压力
独立后的俄罗斯较原苏联的地缘战略态势和国家安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其西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加入北约，使其丧失了1000多公里的战略缓冲地带。在其南部，由于原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的独立，伊朗和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乘机向这些国家渗透，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不仅在这些国家泛滥，而且蔓延至俄罗斯境内，从而对俄南部构成威胁。其东部压力虽比西部、南部小些，但也不能使俄罗斯完全放心，因为一些人认为，西伯利亚和远东存在着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民族分离主义和地方分立主义，东北亚地区大国激烈角逐，紧张局势不断出现，俄周边国家完全有可能因对其远东资源的“垂涎”而与之内外勾结，乘虚而入。由此，“中国扩张论”便有了地缘局势方面的“依据”。
2.中俄两国综合国力此长彼消的刺激
俄罗斯自1990年以来经济陷入严重危机，综合国力大大下降。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标志综合国力的各项指标位次大大前移。两国的综合国力发展趋势形成巨大的反差。1997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为4400多亿美元，仅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对中俄综合国力今非昔比的巨大变化许多俄罗斯人很不愿看到，甚至产生一种屈辱感。俄罗斯远东地区与相邻的中国东北地区相比，反差更为明显。以能够典型反映整个20世纪90年代发展趋势的1996～1997年为例：这一年俄远东南部地区（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犹太自治州和阿穆尔州）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8%，人口减少了4万人；与此同时，中国东北三省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3%，人口增加了100万。1997年，俄远东南部地区居民人数为500万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为38人，而中国东北三省的人口为1.05亿，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为132人。在有着如此巨大反差的情况下，中国的大量商品、人员“始料不及地”突然涌入俄罗斯，自然会使长期处在封闭状态的俄罗斯远东人感到惊愕、不解和多虑。连俄前副总理沙赫赖也认为：“中国的发展成就对贫穷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来说是一种威胁。”（注：李传勋：《俄远东地区对华舆论中的某些消极倾向评析》，载《西伯利亚研究》2000年第2期。）
3.俄罗斯国内某些政治利益集团的介入
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反华排华做法并不完全是民间自发的行为，而是具有一定政治背景的风波。所谓的政治背景并不是说俄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支持，或者说代表了俄罗斯的国家意志，但确有一些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利益集团和政界要人介入其中，他们对反华排华浪潮既起到了导向作用，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关于这一点俄罗斯一些比较客观公正的官员和学者也直言不讳。例如，阿穆尔州领导人季亚琴科说：“挑起反华歇斯底里很可能是另有所图。”赤塔州、阿穆尔州、萨哈林州的行政长官都认为他们那里根本就不存在中国“悄悄扩张”的威胁。（注：薛君度、陆南泉：《中俄经贸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38页。）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和民族研究所所长拉林说：“这场旨在组织反对中国对俄罗斯远东扩张的运动不单是由地方发起的，还有其他政治势力插手。”这些政治利益集团和政界要人大体可分为两种人。一种人是想借此取悦西方的“西方派”，捞取政治资本，在竞选中争取更高的支持率。拉林对此评论说：“‘黄祸论’至少对政府和议会中相当强大的西方派有好处。”（注：［俄］В.Л.拉林：《9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相互关系问题》，远东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另一种人是想以此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回避自己辖区内的紧迫问题，以达到维持自己领导地位的目的。《莫斯科新闻》特派记者巴里布罗夫对此评论说，那些想“借着与‘判卖祖国’作斗争”的人是“捞取功名的政治家”，对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纳兹德拉坚科利用中俄标界问题大做文章的评论是：“如果对标界的抗议是企图把居民的注意力从一些紧迫问题上引开，那么该行政长官出色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现在滨海人宁愿容忍经常性的迟发工资、停电停水以及失业，但绝不容忍标界这件事情。”（注：李传勋：《俄远东地区对华舆论中的某些消极倾向评析》，载《西伯利亚研究》2000年第2期。）
4.西方国家“中国威胁论”的影响
西方国家的“中国威胁论”是俄罗斯“中国扩张论”产生的国际背景，或者说，俄罗斯“中国扩张论”是西方国家“中国威胁论”的翻版。这些年来，由于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强大，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政界、学术界的一些人便以冷战思维制造出“中国威胁论”的舆论。这一舆论愈演愈烈，逐步蔓延到世界上许多国家。为了向俄罗斯渗透并挑拨中俄关系，一些“未来学家”凭空捏造出许多中国向俄罗斯远东扩张的“预言”。例如：美国学者Д.叶尔金和Т.吉斯塔弗松在其合写的名为《2010年的俄罗斯》一书中分析和预测说：“地区的‘中国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作为另一个民族的中国人要求把俄远东的部分领土划归中国。中俄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将急剧升温并导致武装冲突。”S·亨廷顿在其1997年春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预言：“中国到2010年就会占领符拉迪沃斯托克、阿穆尔河谷和东西伯利亚的其他要地，以便保护在那里生活的同胞。”1997年1月的美国《新闻周刊》则预言：“2005年春北京就会派出若干支用轻武器装备的警察分队去俄远东保护中国移民，……已完全瓦解的俄军无力把200万中国移民赶出那时已改称‘北海省’的俄国领土。”施·加耐特则认为：“市场的压力和开放的边界将使俄罗斯远东地区急速中国化，从而改变这一地区与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注：［俄］В.Л.拉林：《9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相互关系问题》，远东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1页。）由于在俄罗斯存在着相应的气候和土壤，西方国家这些“预言家”们的言论很容易与俄罗斯那些“另有所图”的人和认识模糊的人的心中想法产生共鸣。同时，由于俄罗斯媒体实行股份化，一些媒体已掌握在西方国家的大股东手里，其言论和观点无疑就要受到西方舆论的影响甚至为其左右。
二 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分析
各种制约因素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其中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是最基本最核心的因素。为了分析方便，这里将其产生的原因分为以下六个方面：
1.民族心理因素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民族主义十分强烈的民族。这种民族主义是在俄罗斯靠军事扩张使其版图逐步扩大、国家逐步强盛起来的长期历史中形成的。俄罗斯原本是欧洲东部边缘一个幅员中等偏下的国家。在俄罗斯最初形成统一国家时［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其领土面积只不过280万平方公里。但后来经过历代君王的不断征战扩张，到了1917年沙皇统治寿终正寝时，俄罗斯已成为横跨欧亚大陆，东西长10000余公里，南北宽5000余公里，总面积2000余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一地理大国。在这部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中，武功赫赫、战绩辉煌的军事扩张胜利世代相传地把民族主义的烙印深深地打在俄罗斯人的心理和性格上。
这一根深蒂固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主要内涵包括：疆域的扩大和军事的强盛培植起来的强国自尊意识；长期对外封闭造成的孤立自得意识；专制主义传统熏陶出来的顺从权威意识。在这些意识中“强国自尊意识”是最核心和最主要的意识。
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在历代沙皇统治中一直被用作巩固政权的政治思想工具。而在苏维埃政权时期，这一民族主义不仅没有被彻底地清算和清除，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所发展和加深。在苏联国内民族关系中，当局和舆论总是把俄罗斯民族称作“伟大的母亲”，而把非俄罗斯民族称作“伟大俄罗斯民族的忠实儿子”。在国际关系中，总是以“老大哥”和“救世主”的身份自居，而把别的友好国家视为“小兄弟”和“被拯救者”。在外交事务中，总喜欢教训和指挥别人，在谈判中常常把对方的含蓄和谦虚当作软弱可欺，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即使是“新思维”的发明者戈尔巴乔夫和独立民主俄罗斯的“奠基人”叶利钦，当其政治经济局势陷入困境时，也乞灵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特殊效能，把“俄罗斯爱国主义”作为整合民心、扭转局势的武器。就连当前国内外评价都很高的新总统普京也依然把“维护国家利益”、“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捍卫大国地位”的目标作为俄外交的主要方针。
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表现在经济上和日常生活中。在昔日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中，他们标榜的是“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而实际做的却是不放弃民族私利和对别国的控制。在同异族交往的日常生活中，总喜欢强调自己的民族情趣和风俗习惯。可是，长期以来在俄罗斯一直把“民族优越感”说成是“民族自豪感”，把“俄罗斯民族主义”说成是“俄罗斯爱国主义”。这种过分的“民族自豪感”和狭隘的“爱国主义”是以排他性为前提的，即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存在与发展视为对本国和本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威胁。特别是在俄罗斯社会转型动荡时期，政治经济危机连续不断，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仅与昔日的另一个超级大国已无法相比，就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也相形见绌，就连原来的“小兄弟”也超过了自己而走在了前头。这是许多“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严重的人所无法接受的现实。于是，那些“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特性就以新的表现形式非理性地甚至反常地外化出来。他们对别的国家由居高临下到排斥和反感，对外部世界由泰然处之到怀疑和戒备。在同中国的经贸合作中，把正常的易货贸易说成是“吃亏贸易”，把必要的资源出口说成是变成了“原料附庸”，把极其需要的劳务进口说成是来自邻国的“人口扩张”。
2.民族文化因素
由于俄罗斯民族横跨欧亚两大洲而居，历史上既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受到来自东方文化的影响，因此俄罗斯文化既不是纯粹的西方文化，也不是纯粹的东方文化，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又兼有两者文化特征的一种独立的文化体系。但俄罗斯文化所兼有的东西方文化特征并不是均等的。因历史上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时间长些，而且是主动的，受东方文化的影响时间短些，而且是被动的，所以俄罗斯文化的西方文化特征更多些，对西方文化更靠近些，对其再接受的容量也更大些，而东方文化的特征则明显地少些，与其关系明显地疏远些，对其再接受的容易也明显地小些。由于俄罗斯文化是自成一统的独立文化，所以在外来文化进入时，就往往要发生文化冲突，这也包括经营文化，由于经营文化的碰撞，往往因难以容忍其他文化主体民族受益而使合作受到影响。俄罗斯文化由于对东方文化的兼容性较差，所以对我国的经济文化排斥性很大。
俄罗斯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又是建立在本民族文化优越感基础之上的。俄罗斯历史上，特别是在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和苏维埃时期，涌现出了一批世界性的天才人物，出现了轰动世界的思想家、文学家和科学家，也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巨著、文艺精品和科学发明。这些辉煌的文化成就使俄罗斯人背上了包袱，他们为其辉煌的文化成就感到骄傲、自豪，然而过分的骄傲、自豪却变成了傲视其他民族文化、排斥其他民族文化的“民族优越感”、“人种优越感”。
3.民族历史因素
对别国的侵略是俄罗斯历史的最基本特征。15世纪末俄罗斯最初建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时，其领土面积还不到300万平方公里，按苏联时期的领土面积算（2240万平方公里），有196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从别国侵占来的，按现俄罗斯的领土面积算（1710万平方公里），有143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从别国侵占来的。这就是说，即使按现俄罗斯的领土面积计算，所侵占的领土面积也均比世界上任何一个除俄罗斯以外的地理大国的面积都大（加拿大998万平方公里、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美国937万平方公里、巴西851万平方公里、澳大利亚768万平方公里、印度297万平方公里）。仅从中国侵占的领土就达154.54万平方公里，其中东部地区为103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2个法国、3个日本、4个英国、8个捷克斯洛伐克、25个荷兰、34个比利时）。今天俄罗斯远东富饶的南部地区（阿穆尔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就是俄国在1858～1860年期间通过《中俄瑗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夺去的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可是，除列宁以外的历届苏联（俄罗斯）领导人都没有承认这些侵略事实。不仅如此，俄罗斯社会还为波雅尔科夫、哈巴罗夫之流的侵略者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称他们是“最能体现俄罗斯性格鲜明特点的人”、“远东的文明使者”，至今在远东城市的大街上还竖立着他们的高大塑像，在博物馆中还以俄罗斯民族英雄的名义展出他们的事迹。
俄罗斯独立后，这一传统认识依然存在。并且，由于出现边境地方贸易的无序状况，俄国内“中国扩张论”一浪高过一浪的炒作，中俄领土和边界问题更加突出出来。对于中俄东段边界协定的签订和勘界工作，远东地方领导人极力反对。对于中俄东段边界划界的遗留问题从地方到中央都有人大做文章。对于60年代末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他们至今把其作为“中国入侵俄罗斯的历史教训”来教育人民，声称“达曼斯基岛（指珍宝岛）这样的地方不能忘”（注：［俄］《太平洋之星报》1999年11月18日。），为此举行纪念活动，成立老战士协会……并借机加强备战活动，包括成立“乌苏里哥萨克军区”，加强对服役前的青少年军事训练等，还制定《哥萨克法》，给哥萨克划定领地，重用哥萨克首领，创办《乌苏里哥萨克通报》。特别在较多的中国经贸人员、劳务人员进入俄罗斯远东时，他们惊恐万状，如临大敌，惊呼“中国人来啦！”“黄祸来啦！”“中国人将占领我们远东！”（注：［俄］《共青团真理报》1999年4月7日，1999年10月下旬。）为此，一些军事要员和军事专家提出，为应对“来自亚洲邻居的‘人口挑战’，俄罗斯应停止裁减部署在乌拉尔山以东的军队，应当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保存大量军事和警察力量”（注：［俄］《符拉迪沃斯托克报》1999年11月18日。）。为什么俄罗斯人对中国人进入远东的戒备心理如此强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历史上侵占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其中包括原本是中国领土的远东，所以他们一直担心有朝一日远东地区被中国人夺回去。这乃是“不义之物在手，终生心理难宁”的通常心理反应。
4.社会政治因素
70多年的苏维埃政权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刚刚从这一时期走过来的现俄罗斯不可能完全摆脱它的各方面影响。从离现在时间最近的角度说，它对今日俄罗斯人的影响最直接。从对国内国际社会影响和改变的程度最大的角度说，它对今日俄罗斯人的影响最深。而在各方面影响中，最大的莫过于政治影响。
苏维埃政权最主要的特征是它的突出政治倾向。在这一时期，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一切都要服从于政治。在这一社会氛围中培养、教育和熏陶出来的苏维埃人，惯于用政治的眼光看待一切，用阶级斗争的思维考虑一切，用非友即敌的标准衡量一切，以“事物复杂”的逻辑怀疑一切。虽然昔日的苏联变成了今日的独联体，昔日的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变成了今日的俄罗斯联邦，但这一思想体系犹在，这一体系的影响犹深，甚至千百万老苏维埃人还健在。今天，许多俄罗斯人仍持这一思想体系面对一切。这样，他们在国际经济合作中，自然要怀疑一切，包括怀疑合作的目的、方针、结果，疑心外方别有所图，怀疑经济合作带有政治目的，等等。列宁以后的苏维埃政权名义上奉行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际上奉行的是扭曲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被他们扭曲的现象存在于各个领域，其中包括把爱国主义扭曲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他们所提倡的“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实际上是“本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同时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他们追求思想上的绝对统一，利益上的绝对平均。这些政治因素反映在当今的国际经济合作中，就不免出现以下现象：不能容忍外国人受益特别是较多地受益，如果外国人受益多了，他们就认为是向俄罗斯进行了“经济扩张”，俄罗斯“吃亏”了，威胁了俄罗斯经济发展，危害了俄罗斯的国家主权等等，于是便采取种种措施阻挠经济合作的进行。
5.国家地理因素
在地理上，俄罗斯原本是一个欧洲国家，它的亚洲大片领土都是侵占而来的，其亚洲地区的人口都是移民而来的，其亚洲地区居民的祖居地都在欧洲。至今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中心仍在欧洲，现阶段俄欧洲部分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俄的70%，人口约占全俄的80%。关于它是哪个地区的国家仍有争论，传统看法仍认为它是一个欧洲国家，就连生活在远东太平洋沿岸的俄罗斯人也仍把自己视作欧洲人。2000年5月，普京在会见访俄的欧盟领导人时指出“俄罗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欧洲的大国”。由于政治、经济中心在欧洲，历史上与欧洲接触多，所以俄罗斯人对欧洲较为熟悉，对亚洲较为陌生。
在这种对亚洲认知程度明显不足的背景下，近代俄国一直把欧洲中心主义和大西洋主义置于外交政策中的主导地位。现今的俄较斯，虽然将其外交政策调整为东西方并重的全方位实用主义外交政策，但实际上仍以欧洲为战略重点和优先方向。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两国人民接触多起来，相互之间逐步熟悉起来，但从60年代初起由于两党路线分歧而引起的两国长达20年之久的疏远和敌对，把本已逐步接近和了解的双方关系距离又拉大了。这种状况直至俄罗斯独立后也没有明显改变。由于对中国缺乏了解和相互关系的疏远，近年来俄远东地区新闻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和介绍甚少，还不如对西方欧洲国家特别是对美国和日本报道和介绍的多。在这种关系背景和舆论导向下，俄罗斯远东人怎么能对中国有正常的了解？据俄方在远东毗邻中国的三个边疆区（州）对869人的民意测验表明，对中国漠不关心的人占38%，对中国人持否定态度的人占23%，知道鲁迅的人只有27%，知道齐白石的人只有15%（注：［俄］莉·莉·拉林娜：《俄罗斯远东地区关于俄中关系的论言舆论》，《俄罗斯研究》1997年第3期。）。在笔者于80年代末较早赴俄罗斯远东访问时，有人甚至提出了“中国是否有汽车”的可笑问题。
6.种族关系因素
按种族划分，俄罗斯人属于白种人，中国人属于黄种人。就人种的差异而言，种族之间的差异比民族之间的差异更大，鸿沟更深。根据“人种冲突论”的理论，不同种族长期混居、接触，必然产生摩擦、对立、冲突乃至暴力。一位俄罗斯学者这样论述：“根据这一理论，滨海边疆区潜在的冲突在于，大多数来自中国的汉人和朝鲜族人成为特别明显的种族少数，其文化和历史不为当地斯拉夫族人所理解。从理论上看，俄罗斯人和来自中国的移民之间的基本的种族差异和文化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酝酿着产生紧张对立和可能的暴力冲突。”虽然这位学者的论述不一定完全科学，他们的推断也不一定真的会实现，但不同种族之间的巨大差异确实是客观存在的，相互之间难以接受和融合确实是现实的，搞得不好发生冲突也是完全可能的。因此说，俄罗斯远东地区反华排华行动与种族排斥因素也不无关系。
总之，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排他性很强、兼容性比较差的民族。正是由于这一民族特性，“唐人街”在世界很多国家的城市都可以存在并能与当地居民相安无事，而惟独在俄罗斯被视作洪水猛兽，甚至一块“中国村”的牌子也使他们疑云四起。旅美华人有几百万，但旧金山一市就有43万人，而暂居全俄罗斯的中国人实际尚不超过50万人，远东地区只有5万～6万人，就使他们惊恐万分，掀起轩然大波。如果说美国是一个“碾碎民族差别的大磨坊”或一座“民族熔炉”的话，那么俄罗斯就是一座“把守严密的大城堡”或一个“蜇赶异蜂的大蜂巢”。正因为俄罗斯人具有这一民族特征，所以虽然俄罗斯对外开放方针已向世人宣告10余年，但至今外国人仍感到门难进、事难办，虽然对外经济合作的优惠政策制定了无数项，但至今均难以落实，其国内的不良环境仍使外国人望而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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