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竹简《老子》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竹简论文,老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B223.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698（1999）05—0013—04
一、简本《老子》是优于今本的古老传本
老子其人其书是先秦哲学史上的朦胧问题，在司马迁时代就已经不清楚了，后代学者更是雾里看花。郭店竹简《老子》的出土，为解读这一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老子》一书至迟在战国后期就已经有了一定范围的传播。今通行本的《老子》，以河上公本、王弼本和傅奕本最为普遍。郭店竹简《老子》不仅比今本更古老，同时也优于今本。其理由有：
第一，简本同今本在文字上有许多差异，通过文字上差异的比较，就能够判别出简本优于今本。如简本：“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强。果而弗伐，果而弗骄，果而弗矜，是谓果而不强。”“是谓”二字表明，“果而不强”是对“果而弗伐”等三者的总结，正与前面的“不以取强”一语相应。也就是说，“果而弗伐”等三句是对“不以取强”或“果而不强”的阐释。王本无“是谓”二字，导致“果而不强”与“果而勿伐”等并列，则与“不以取强”一语不相应。另外，简本的“果而弗骄”一句与其前后的“果而弗伐”、“果而弗矜”两句句式相同，意义相属。但此句王本作“果而不得已”，帛书本作“果而毋得已居”，不但句式与前后不类，而且令人费解。
今本57章的“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一语于理难通，因这两句话之间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简本“贫”字作“叛”，于理畅然。要让人民自然而然，不要给予太多的制约，否则人民更容易叛乱。此处今本误“叛”为“贫”，亦由音近所致。“叛”为元母并声，“贫”为文母并声，声纽相同，韵部亦近。
王本的“多藏必厚亡”中，“多藏”尚说得通，“厚亡”则文不成义。同简本的“厚藏必多亡”相对照，方知王本颠倒了“多”“厚”二字。
从上述文字上的差异看，今本的难解粗陋之处往往由讹误所致，由此可见，简本比今本更古老且优于今本。
第二，简本与今本在分篇和章序上也有很大差异，从中也可发现简本优于今本。今本虽然分为道经和德经两篇，但这种分法具有任意性，缺乏明确的主题。况且章次相当杂乱，章与章之间大多缺乏内在联系。简本不分道经和德经，但排列在一起的若干章往往拥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简本甲组大致讨论守道归朴及其根据、效果；乙组大致讨论守道归朴的途径；丙组只有四章，相当于今本64章下段的末章，似为附录。就甲组的情况看，从首句“绝智弃辩”一直到“夫唯弗居也，是以弗去也”这一大段，包括今本的19章、66章、46章中下段、30章中段、15 章、 64章下段、37章、63章和2章，主题为怎样才是守道归朴； 从“道恒无名”至“天道员员，各复其根”，包括今本的32章、25章、5章中段、 16上段，主题为道以及道与天地万物、与人的关系，即守道归朴的根据；从“其安也，易持也”至“我欲不欲而民自朴”，包括今本的64章上段、56章和57章，主题是圣人或君主如何使人民守道归朴；从“含德之厚者”至“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包括今本的55章、44章、40 章和9章，主题为守道归朴的效果。因此，简本的章次也优于今本。
从上述文字分篇和章次看，简本更合理，更符合原作者的本意。而今本打破了简本的这种原始联系，明显看出被肢解的痕迹。由此可见，简本在今本之前且优于今本。
二、简本《老子》并未反对“仁义”
众所周知，“仁义”是儒家人文精神的精华。传统看法认为先秦儒道两家的根本冲突，是对“仁义”的价值评价不同，而且对“仁义”的态度截然相反。郭店竹简《老子》的出土，表明了儒道两家在早期是和平共处的，由此改变了传统的看法。
简本《老子》没有与儒家伦理观念针锋相对的文字，今本中那些明显否定儒家伦理观念的文字在简本中皆有异文或文字上的增减。儒道冲突最激烈的一句话是“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但在简本《老子》甲组一开头时是这样说的：“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诈，民复孝慈。”这段话相当于今本第19章或帛书本第63章。与简本相比，只有三个关键字不同。那就是“绝知弃辩”，今本作“绝圣弃知”；“绝伪弃诈”，今本作“绝仁弃义”。这三个关键性的字关系到道家对“仁义”的根本态度。
“圣”和“仁义”都是儒家所推崇的德行。在同时出土的《五行》篇中，“圣”被描绘为“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的最高一行，“仁义”则是最基础的两行。弃绝此三者，意味着儒道两家在价值观方面的彻底对立。令人惊奇的是，简本《老子》居然未曾弃绝这些，它所要弃绝的“辩”、“伪”、“诈”三者以及无争议的另外三者，也是儒家鄙夷视之的。
再如今本18章的“大道废，有仁义，”简本《老子》丙组作“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其意是大道废失了，何有仁义？换言之，大道存而不废，便有仁义了，可见“道”与“仁义”是具有同一内涵的概念。儒道两家对“仁义”的诠释和理解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得共识，但认知的视角和方法有异：儒家从正面论述“仁义”的内涵、特征、性质和规则；道家从负面证明“仁义”的性质、价值和作用。儒道两家从正负两方面肯定“仁义”，收到相得益彰之功。
另外，就简本“绝伪弃诈”这句本身，有关专家还作了进一步的考证和研究。一种观点认为，“绝伪弃诈”之“伪”，在竹简上作“
”，上“为”下“心”，它表示一种心态，“为”的心态或心态的“为”，即不是行为而是心为。郭店竹简注释者定为“伪”字，虽在古义上与“为”字可通，在今义上却易产生误会，不如干脆定成“为”字稳妥。至于“诈”字，竹简上作“
”，原系一个假借字，从“虍”从“且”从“心”。从“虍”从“且”这个字，见于《说文》，释曰：“不柔不信，且（祖）声（段玉裁注：昨何切）。”竹书加上一个“心”，表示这也是一种心态，郭店竹简注释者定此字为“诈”，作为假借，本无不可，但从文意考虑，便十分不妥了。因为“伪”、“诈”从无任何积极意义，从未有谁提倡过、维护过。宣称要弃绝它，迹近无的放矢。所以，这种解释难以成立。
如果定它为“绝为弃作”，便一切通顺了。盖“为”和“作”，皆指人的有意作为，即非自然的行为，非真情的行为，这是道家所一贯反对的。而长幼间最需要的是自然感情。所谓孝慈，应该是内在自然感情的交流，而不容有半点造作，所以说，“绝为弃作，民复孝慈”。而且，“为”、“作”并用，在《老子》中也有旁证。郭店竹简《老子》甲组第十七简，便有“万物复作而弗始也，为而弗恃也”句。所以，定这句话为“绝为弃作”，可能更符合原意。
另一种观点认为，“绝弃”之“”应是“货”意，“”为欺诈之意。《郭店楚墓竹简·老子释文注释》甲本裘锡圭按：“简文此句似当释为‘绝（伪）弃“”（诈）’。‘’从‘且’声，与‘诈’音近”。《说文》：“伪，诈也，从人为声。”若如此释文，则“伪”、“ ”均为“诈”，义重。这与上文“绝智弃辩”、“绝巧弃利”的文义不相对应。“智”与“辩”、“巧”与“利”其义相异相关，“”与“”也应相异相关，而不应相同。郭店竹简《老子》甲组：“万物将自，而欲作”，“ ”字写法与“绝弃”的“”同。帛书《老子》甲本亦写作“万物将自，而欲作”，“ ”之本写作“化”。可见“”用作“化”。《字
补·匕部》“化，与货同。《六书索隐》曰：古文货亦作化。《尚书》：‘懋迁有无化居’，化即货也。”《管子·侈靡》：“民服信，诸侯服化。”郭沫若等《管子集校》：“化同货”。《说文》：“货，财也。从贝化声。”可见“化”有财货、货物、货币等义。“绝（化）弃诈”，即断绝货物和抛弃欺诈，人民就能回复孝慈。其意与“绝智弃辩”、“绝巧弃利”相协和。并与老子的“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等否定货物、财货的思想一致。
三、《老子》与老聃、太史儋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列传》中称：“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现在从有关史料中分析，可以肯定老聃与太史儋非为一人。与孔子同时并年长于孔子的老聃确实存在。孔子问礼于老聃之事，不但为《史记》所载，而且也被《吕氏春秋》、《礼记》、《大戴礼记》等多种古籍所载。而太史儋见秦献公一事，除《老子列传》外，司马迁还在《周本纪》、《秦本纪》、《封禅书》等书中多次提及，因而太史儋的存在也是毫无疑问的。不过，献公时上距孔子约一个世纪，如果老聃仍健在，那么已经近二百岁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太史儋不可能是年长于孔子的老聃。
郭店竹简《老子》的问世，使我们对《老子》的源流及老子其人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即简本《老子》出自老聃，今本《老子》出自太史儋。
关于简本《老子》出自老聃所依据的史料，首先就是孔子见老聃一事。“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聃劝孔子说：“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这表现在简本《老子》便是“果而弗骄”、“绝巧弃利，视素保朴，少私寡欲”、“罪莫厚乎淫欲，咎莫
乎欲得，祸莫大乎不知足”，如此等等。老聃还说：“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这又同简本《老子》的以下文字类似：“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盅，其用不穷。大巧若拙，大成若诎，大直若屈”。另外，《老子列传》中的老子“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之语，也体现了简本《老子》顺应自然的思想。
在其它文献中，如《礼记·曾子问》载有孔子“吾闻诸老聃曰”之语四则，都与礼有关，说明老聃对礼非常谙熟。这与其守藏室之史的身份是相符的。这在简本《老子》中也有反映：“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故吉事上左，丧事上右。是以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居之也。故杀人众，则以哀悲莅之，战胜则以丧礼居之。”这段文字表明作者对古代礼制所熟悉的程度非常人能比。同时也可看出，简本《老子》作者对礼是充分肯定的，这与简本《老子》对“仁义”的态度也是一致的。
总之，从涉及孔子见老聃一事的各种记载看，老聃的思想同简本《老子》完全一致。因此，简本《老子》出自老聃。
关于今本《老子》出自太史儋的史料，见《史记·老子列传》载：“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年而霸王者出焉’。”“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迺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迺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这段史料表明，第一，太史儋为秦献公时代；第二，《老子》分上下篇，同时又强调老子修道德，显然是今本《老子》。
这个老子是谁呢？传统看法认为是老聃，其实应是太史儋。其理由：第一，据汪中《老子考异》考证，涵谷关之设置，“实在献公之世矣”。这正是太史儋生活的时代，而与老聃时代相距甚远。第二，这里所说的老子离周出关与“周太史儋见秦献公”一事相符，当为同一人。第三，今本《老子》中的君王南面之术正与太史儋游说于诸侯的身份一致，其贬黜儒家之论亦合秦国尊法非儒的传统。第四，春秋末年，周虽已衰弱，但仍为天下共主，故老聃离周出关的理由是不充分的。而进入战国，周王朝已不是天下共主，在政治上完全失去作用。作为史官，太史儋敏锐地觉察到周即将灭亡和秦即将崛起。这正是太史儋离周入秦并为秦统治者出谋划策的原因。因此，太史儋正是今本《老子》的诠释者。
分清老聃及其所著楚简《老子》与太史儋及其诠释的今本《老子》，有些迷雾便烟消云散了。如孔子问礼于老聃一事同今本《老子》中激烈攻击礼、仁义的言论相矛盾问题；《老子》一书的“早出论”与“晚出论”的争论；今本《老子》中那些被认为只有在战国以后才可能出现的概念、思想和社会状况等。
关于老子其人其书模糊混乱，皆根源于《老子》一书的演变过程。当年太史儋将老聃之书加以诠释，并加进时代的新内容。所以，今本《老子》问世，仍以《老子》之名。如果不是简本《老子》出土，这段历史是很难搞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