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逻辑教育体系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清末论文,教育体系论文,启示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6.005 中图分类号：B-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5)06～0023～06 今天，我国教育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如何变革中国的教育体制，提高国民的思想素质，从而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个需要深刻思考和广泛论证的课题。本文探寻清末民初的逻辑课程设置体系及其设置背景，希冀从一个侧面为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参考。 1 清末民初的逻辑课程体系 清末民初，是我国现代学制从建立到完善的重要时期。它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壬寅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和壬戌学制。下面我们来分别探究、整理这3个学制中的逻辑课程设置体系。 1.1 壬寅学制中的“名学” 我国第一个系统完备的现代学制是由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定、清廷批准的于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1902年8月15日)正式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中所规划的学制，史称壬寅学制。《钦定学堂章程》由《张百熙：进呈学堂章程折》《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钦定考选入学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钦定中学堂章程》《钦定小学堂章程》和《钦定蒙学堂章程》等文件构成。 名学在这一学制中课程设置的基本情况是：(1)《钦定学堂章程》制定了由蒙学堂、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到大学堂的由低到高的不同层级的学堂体系。其中大学堂又分为大学预备科、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个层级，附设仕学馆、师范馆和医学馆。由于清末我国尚没有现代学制的生源，因此，决定先开大学预备科，待学生毕业之后进入大学专门分科进行学习，最后进入大学院学习。大学专门分科，包括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和医术等7科。大学预科分政、艺两科。其中，习政科者卒业后升入政治、文学和商务分科；习艺科者卒业之后升入农业、格致、工艺和医术分科。政科开设13门课程，名学是其中的一名课程。该课程由外国教习教授。入商科者只在第一年学习名学；入政治、文学两科者在大学预科的三年中均需学习名学，每周共36学时，其中名学均占2学时。在第一年和第二年均学习名学大意，第三年学习演绎。(2)《钦定高等学堂章程》中规定的课程设置与大学预科完全相同。名学同样是其中的主要课程之一。(3)《钦定考选入学章程》中《预备科考选入学章程》要求大学预科生的考录包括九门考课，名理及法律学为其中一门，考试中“各六问”[1]241～521。因为大学预科生的招录对象为中学生，这一考录要求实际上使得名学教育向中学延伸。 由于其时没有大学专门分科的学生，《钦定学堂章程》中没有规定大学专门分科的具体课程，但是由其后公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可以推断，名学也是大学专门分科的主要课程之一。因为“大学院为学问极则，主研究不主讲授”，所以“不立课程”[1]244。综上所述，在《钦定学堂章程》中，从中学堂开始渗透名学学习，到高等学堂、大学预科开始正式学习名学，在大学专门分科中继续名学学习，名学学习贯穿中学后教育的整个过程之中。由此可见，《钦定学堂章程》中非常重视对人才进行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训练和选拔，这直接奠定了逻辑学在中国现代学制中的课程地位，使得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现代教学体系中，逻辑始终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教学内容之一。 1.2 癸卯学制中的“辨学” 《钦定学堂章程》奠定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构架。本着“今日多一分考求，即将来学术人才多一分裨益”的高度责任感，它尚未全面实行，一个比它更加完备、详密、严谨的新学制诞生了，这就是《奏定学堂章程》。 《奏定学堂章程》是由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湖广总督张之洞共同主持制定、清廷批准的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正式颁布的。共包括《张百熙等：奏请添派重臣会商学务折》《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奏定中学堂章程》《奏定高等中学堂章程》《奏定各学堂考试章程》《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等24个文件。《奏定学堂章程》所规划的学制史称癸卯学制。因为癸卯学制是壬寅学制的完善，所以也合成两个学制为壬寅癸卯学制。 在癸卯学制中，名学改称辨学。辨学在这一学制中课程设置的基本情况是：(1)癸卯学制将孩童入学的年龄提前至7岁，制定了蒙养院及家庭教育、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高等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大学堂、通儒院的阶梯层级教育体系。大学堂分为经学、政法、文学、格致、医、农、工、商等8科，各科又分为不同的门，例如，经学科又分为周易学、尚书学、理学等11个门，政法科又分为政治门和法律门。各门学习课程包括主课、补助课和随意科目(大概相当于今日的选修课)。《奏定大学堂章程(附通儒院章程)》中规定：凡治经及理学者，无论何门，都要在第一年、第二年兼习中国文学、辨学(日本名论理学，中国古名辨学)、公益学等随意科目。其他如文学科的中国史学门、万国史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和日本国文学门也均以辨学作为随意科目之一。(2)高等学堂分为三类学科：第一类学科为预备入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商科等大学者治之；第二类学科为预备入格致科、工科、农科等大学者治之；第二类学科为预备入医科大学者治之。其中，辨学为第一类学科学生所修习的十门主要课程之一。一般安排在第二年，和心理学合为“心理及辨学”课程，主要修习心理学大意、辨学大意，占每周36学时的2个学时。(3)优级师范学堂的目标是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和中学堂的教员和管理员。其课程包括三类：公共科、分类科、加习科。公共科大抵相当于全校公共课，分类科大抵相当于各专业课程，加习科是为那些“自觉于管理法、教授法其学力尚不足用，故自愿留学一年”者而“择有关教育之要端加习数门，更考求其精深之理法”而开设的课程。公共科共包括8门课程，辨学为其中之一。并且在《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的8门公共科中唯一专门作出说明：“外国名为论理学，亦名辨学，系发明立言著论之理，措词驳辩之法。”辨学讲授内容包括：“总论、演绎法、归纳法、方法学”。在公共科每周36个学时中占3个学时。优级师范学堂专业分为四个类系，其中第一类系的13门专业课中依旧包括辨学，于第三年开设，主要讲授声音学大义、博言学大义，同样是每周3个学时。(4)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一日(1906年7月21日)颁布的《学部订定优级师范选科简章》将选科课目分为豫科及本科，豫科(大抵相当于预科)1年毕业，本科2年毕业。本科设7门通习科目，为历史地理、理化、博物和数学四个本科专业均要修习的课程。论理学是七门课程之一，并且贯彻本科两年四个学期的始终，其中第一、第二学期每周2个学时，第三、第四学期每周1个学时[1]574～577。 1.3 壬子癸丑学制的“论理学” 民国初年，在迅速恢复教育的同时，中华民国政府对清末现代学制进行了修正，于1912年到1913年期间先后颁布了包括《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令》《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教育部公布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等20条学校令和学校规程，建立了以初等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中学校(师范学校)、大学(高等师范学校)为主线的教育体系。这一时期的学制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 在壬子癸丑学制中，辨学改为论理学。论理学在课程体系中的基本情况是：(1)1913年1月12日颁布的《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中规定，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和工科。科又分门，如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门又分类，如哲学门分为中国哲学类和西洋哲学类。其中哲学门的两类和文学门的国文学类、梵文学类均开设论理学课程，梵文学类还开设因明学课程。(2)壬子癸丑学制没有高等学堂，但是大学开设预科，预科毕业升入本科，其中预科3年、本科3到4年，所以，壬子癸丑学制中的大学预科大抵相当于癸卯学制中的高等学堂。《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中规定：“预科分为三部：第一部为志愿入文科、法科、商科者设之，第二部为志愿入理科、工科、农科并医科之药学门者设之，第三部为志愿入医科之医学门者设之。”[1]721论理及心理为第一部之六门主干课程之一。(3)1913年2月24日颁布的《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规程》中规定，高等师范学校分预科、本科和研究科。论理学为预科一年中学习的八门课程之一。这意味着所有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在进入本科之前都必须学习论理学。在1913年3月颁布的《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中，论理学在预科3个学期中，分别学习演绎法、归纳法和方法学，在每周30学时中均占2个学时[2]678。 1.4 壬戌学制中的“论理学” 经过10余年的发展，在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人士的强力推动下，教育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特别是在当时还兴起了一股新学制运动。经过几年的酝酿、讨论和在部分省市学校的试点探索，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于1922年11月1日颁布了《大总统颁布施行之学校系统改革案》，该改革案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学修业年限改为六年，分为初高两级：初级三年，高级三年[1]1008～1012。该学制被称为“新学制”“六三三学制”，也称壬戌学制。 壬戌学制中没有对大学课程作出明确统一的规定，论理学在大学课程中的地位基本没有大的变化。但是论理学课程在高级中学得到了非常明确的设置。这可以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制定的《新学制课程纲要》中非常清楚地看出。在其后的课程修订中，也基本保有“论理学”的课程地位(有时并入“国文”课程之中)[3]87～115。
在部分中学，论理学课程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例如广州执信学校，见下表[4]967～984：
经过这次学制和课程改革，论理学在高级中学和高等师范学校的课程地位就稳定地确立了下来。期间出版了许多高等师范学校和高级中学论理学教材，比较出名的有王振瑄的《论理学》、吴俊升的《新中学论理学概论》、朱兆萃的《论理学ABC》等。 2 逻辑课程设置的基本原因 逻辑学在清末民初的课程体系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实际上，截止到目前为止，也可以说是得到了至今所未有的重视。这是由清末民初的历史背景、有识之士高度的责任意识、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对日本、欧美学制课程的借鉴以及逻辑学自身的学科特性等多种因素决定的。 2.1 清末民初空前的教育警醒 清末民初，中华民族灾难空前，通过兴办现代教育解救国家危机几成国家共识。兹略举几例，以资说明： (1)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张百熙等在《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中指出：“方今时事多艰，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如能认真办学，“则民智可开，国力可富，人才可成，决不致别生流弊。”[1]299 (2)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指出：“学堂为当今第一要务。”[1]296 (3)1904年颁布的《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中指出：“国民之智愚贤否，实关国家之强弱盛衰。”[1]405 (4)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务纲要》中指出：“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在中国今日情形最为重要，并宜连续速办。”[1]496 (5)1912年颁布的《孙总统令教育部通告各省将已设之优级、初级师范一并开学》中指出：“学者，国之本也。若不从速设法，修旧起废，鼓舞而振兴之，何以育人才而培国脉?”，“注重师范，既能消纳中学以上之学生，复可隐植将来教育之根本，是真当务之急者。”[1]611～612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中，其主体是四书五经等，是缺乏逻辑学教育传统的。正是对兴办现代教育的高度警醒，为作为人类知识体系之基石的逻辑学进入中国课堂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 2.2 有识之士强烈的责任意识 兴办新学，究竟给国民以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达到救国图存的目标?张之洞非常清楚地指出：“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之也。”[5]101那么西学之中，如何“择善”或者何为“善者”呢?严复明确指出：“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公例通理，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本斯而起。”[5]320其中提到的名指的就是逻辑学。他说，西学“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其名、数诸学，则借以教致思穷理之术；其力、质诸学，则假以导观物察变之方。”[5]300他还进一步指出：“为学之道，第一步则须为玄学；玄者悬也，谓其不落边际，理该众事者也。玄学一名二数，自九章至微积分方维皆丽焉。人不事玄学，则无由审必然之理，而拟于无所可拟。”[5]317梁启超更是振聋发聩地指出：“欧洲之逻辑，创自亚里士多德，后墨子可百岁，然代有增损改作，日益光大，至今治百学者咸利赖之。《墨经》则秦汉以降，漫漫长夜，兹学既绝，则学者徒以空疏玄渺肤廓模棱破碎之说相高，而智识界之榛塞穷饿，乃极于今日。吁，可悲已。”[6]经过诸多有识之士的努力，逻辑学的学科地位逐步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例如，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奏定优先师范学堂章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公共科者，因入分科后，四类学业各有专重之处，钟点不能兼及，而其中有紧要数事各类皆所必需，故于第一年未分类以前公同习之(英文、东文及辨学、算学，以后用处甚多，而现有学力尚不足用；至次年分类以后，则有习有不习，故须于第一年公共科内习之)。”[1]419这清楚地显示了逻辑学的学科地位。 2.3 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 早在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就开始来华开设教会学校。如1818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Morrison)及其助手目的“为宣传基督教而学习英文和中文”在马六甲开设英华书院、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S.R.Brown)在广州开设马礼逊教会学校、1844年爱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开设第一所教会女子学校、1864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Mateer)创办山东登州文会馆、1881年美国监理公会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洋务派首领之一李鸿章曾资助该校)等等。这些教会学校在传播宗教思想和儒家经典的同时，也依据西方的课程体系，开设一些自然科学和人文艺术方面的课程，其中就包括逻辑学课程。例如，山东登州文会馆包括备斋和正斋两个部分，备斋相当于小学，学制3年；正斋相当于中学，学制6年。正斋第六年的课程包括：心理学、是非学、富国策、易经、系辞、读文、微积学、化学辨质和天文揭要[7]21～28。其中的“是非学”就是逻辑学。这些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对于清末民初首次建立现代学制的课程设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4 对日本、欧美学制课程的借鉴 1901年11月10日，张之洞致信上海罗振玉，希望他前往日本，“见实事，问通人，创立稿本”罗振玉于是率两湖书院监院刘洪烈等赴日，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考察，于1902年向张之洞提交了考察报告《扶桑两月记》[8]255。清末，清廷或者地方政府曾多次派员前往日本考察其教育情况，一些有识之士个人也曾前往日本，他们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如姚锡光的《东瀛学校举概》、李宗堂的《考察日本学校记》、吴汝纶的《与张冶秋尚书(百熙)》《日本学制大纲序》、缪荃孙的《日游汇编》、胡景桂的《日游笔记》等，其中像吴汝纶的资料是直接提交给管学大臣张百熙的。这些资料对中国建立现代学制无疑发挥了非常好的借鉴作用。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1902年8月15日)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中提及“不能不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1]241、“不能不兼取其长”[1]242，提及大学的分科和课程的设置“略仿日本例”[1]243，都直接地说明欧、美、日本对中国的学制、课程设置的影响。 2.5 逻辑学自身的学科特性 人类的知识依据其适用的范围和可靠性，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其中可靠性比较弱的是常识，如“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等都属于常识，它们是对千百次重复出现的现象的归纳总结，偶尔出现反例也可忽略不计，它们适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可靠性比较强的知识是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这些知识通常都通过严格的实验方法的检验，并且经过了一定的理论论证，它们的适用性也比较广，尤其是对于探索自然的奥秘是非常行之有效的。当然这些知识在理论上也存在可能的反例。可靠性更强的是数学知识，这些知识对于科学知识的检验、精确化和系统化发挥着重要的基础作用，有些人甚至认为数学知识是最为精确的知识，它们的适用性最广。其实不然，特别是一些理论数学，它们的适用性也是有一定范围的，例如，在不同的理论空间中，三角形内角和可以等于180度，也可以小于180度，还可以大于180度。人类知识可靠性最高、适用性最广的是逻辑知识。逻辑知识的可靠性仅仅依赖于概念自身的分析而获得，它并不依赖于人类某个特殊领域的经验而获得；因为它是普遍有效的，因而其适用性也最广，人们在生活中也无法找到不符合逻辑的反例。正因为逻辑知识是人类最普遍的知识，所以在欧美的学科体系中，它是处于其整个知识体系中最为基础的地位。因此，中国的现代学制中开设“逻辑学”课程是符合人类知识的基本架构的。 3 启示 从清末民初现代学制中“逻辑学”课程的设置情况，不难看出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对于逻辑教育的高度重视。在国家、民族的危亡之际，经过众多有识之士上下求索、艰难追寻而建立的这一时期的课程设置，值得我们进行足够的深思和反省。 (1)在当下中国的课程设置中，逻辑教育在大学教育中比较缺乏，只有少数高校的少数专业开设了逻辑学课程；在整个中学教育中，没有“逻辑学”的课程设置。这与欧美学校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欧美教育历来重视逻辑，不仅大学生普遍受到了比较好的逻辑训练，就是在中学，也有很多学校开设有专门的逻辑学课程。例如，1856年俄亥俄州辛辛那提中学在三年级的第二学期就设有“逻辑”课程[9]14；加拿大现代中学课程设置中在高中所开设的学术性选科中，甚至有技术性很强的“数理逻辑”课程[9]111；即使是东方的印度，在现代中学课程中，也开设有“逻辑学”课程[9]640～665。我国当下的中学教育中，一般将逻辑思维训练渗透在各科教学之中。正如要提高一个人的数学能力，可以在物理、化学的学习中渗透对数学能力的提高，甚至可以在卖菜或者打酱油这类日常活动中提高数学运算能力，但是直接进行数学的学习无疑是提高数学能力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同样要提高一个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也是如此，在其他科目的学习中固然可以间接提高逻辑思维能力，但是直接进行逻辑学习无疑是提高逻辑思维能力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为此，我们呼吁在中学课程中，特别是在高中课程中恢复“逻辑学”的独立的课程设置。 (2)加强逻辑教育与人才培养甚至与社会的文明进步相关性的理论研究[10]。我们今天的教育课程体系和清末民初的课程体系相比，一个重要的差异是在高中及其以后的教育中缺乏逻辑教育；我们今天的教育产出和清末民初的教育产出相比，一个重要的差异是缺乏大师。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严肃课题。 (3)在列强侵凌的非常时期，为什么在清末民初的学制中如此重视“逻辑学”这一课程，这一课程和船坚炮利毫无关系，它如何能够和兴国安邦的重任联系起来的呢?其实，之所以设置逻辑学是有其既深远又富有实效的内在原因的。因为逻辑学和其他所有课程的一个最大区别是，它不重于某些知识的传授，而重于方法的训练，更主要的是，它是一种非常根本的思想方式、思维方式的训练。在当时的中国，既需要船坚炮利，更需要制度的变革，但最为根本的还是思想、文化层面的革新，逻辑学无疑是这种深层次变革所需要的[11]。今天的中国，没有100多年前那样深重的内忧外患，但是我们绝不能没有忧患意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100多年前身处绝世之际思想大师们所设计的优秀成果，非常值得我们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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