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费行为论文,中国论文,人力资本论文,农村居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人力资本和消费者行为理论在经济研究中大放异彩。舒尔茨(T.W.Schultz)、贝克尔(G.S.Becker)、明瑟(J.Mincer)等创建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罗默(P.Romer)、卢卡斯(R.Lucas)等进行了进一步发展，并用以解释技术进步、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学原有边界而扩展到整个社会科学和政策领域。杜森贝里(J.S.Duesenberry)、弗里德曼(M.Friedman)、莫迪利亚尼(F.Modigliani)、托宾(J.Tobin)等因消费者行为方面的杰出贡献而折桂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人力资本投资和消费者行为的联系仍是需要加强的研究工作。贝克尔在时间配置理论中虽然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消费和劳动参与的分析框架，但相对于收入效应和增长效应的研究而言，人力资本研究由于忽视消费而不断地遭到抨击（贝克尔，1976）。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的一些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主张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解决内需不足问题，并据此产生了一些政策实践。居民用于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消费需求的增加并不显著，投资率持续走高，消费率持续下降。由此使得人力资本因素纳入消费者行为的分析框架，成为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本文以农村为例，试图对我国高人力资本投资和低消费并存的现象进行解释，并试图说明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带来即期消费增长的条件及其政策含义。文中的人力资本投资是指居民用来增加人力资本的支出，主要包括教育投资、健康投资和迁移投资，分别由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和交通通信等支出反映。居民消费是最终消费中扣除政府消费的部分。一般包括食品、衣着、家庭用品、医疗保健、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居住和杂项商品与服务等各项用于生活消费的支出。居民消费行为，用消费倾向、消费支出结构等反映，文中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有特殊说明者除外）。
二、人力资本投资影响消费者行为的机制
消费者行为的分析框架自凯恩斯以来得到很大发展。从最初刻画短视消费者的绝对收入假说转向刻画前瞻性消费者的跨时消费理论，跨时消费理论也主要由最初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转向预防性储蓄假说，研究焦点从确定性消费行为转向不确定性消费行为，效用函数从二次型发展到了边际效用函数为凸函数，并在预防性储蓄理论中刻画不确定性因素风险。在我国，宋铮(1999)整理了1985- 1997年的时序资料，以城市居民的收入标准差和居民收入为解释变量，对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的年增加值进行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居民收入标准差对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的年增加值有显著影响，并由此断言，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是1985-1997年中国居民进行储蓄的主要原因。龙志和和周浩明(2000)利用Dynan(1993)发展出来的理论框架，估计出1991- 199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相对谨慎系数，得出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的结论。施建淮和朱海婷对35个大中城市1999-2003年月度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城市居民的储蓄行为中确实存在预防性动机，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当前消费产生了负面影响。孟昕 (2001)、孙凤(2002)、罗楚亮(2006)等针对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也同样显示，不确定性对我国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万广华等(2003)运用大样本农户调查资料，构建了转型经济中对各种类型变量（如劳动人口负担程度、税费负担、受教育年限等 16个变量）均有所考虑的储蓄模型，发现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工业化等对储蓄率的上升贡献很大，而教育对储蓄的影响很弱，且表现为两个相反的方面。田岗(2004)、杭斌和申春兰(2005)、周建(2005)研究了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田岗认为，在风险预期高的状态下，本着风险厌恶的前提，为养家糊口、子女教育、娶妻生子、自己养老等，农村居民不得不抑制消费，进行储蓄。杭斌和申春兰认为，1997年以来，农村服务项目费用飞涨以及农产品生产价格持续下滑是农户预防性储蓄骤然增加、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的重要原因。其中，教育、医疗支出价格上涨对消费的负影响远远大于农产品价格下跌带来的负效应。周建的研究也同样注意到教育、医疗体制的改革对农民经济安全的冲击和对现期消费的制约，强调完善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农民经济安全感的重大意义。但整个来说，对来自支出不确定性（如教育、医疗保健支出）对消费影响的经验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已使教育和医疗等人力资本投资成为中国居民不确定性最大的支出项目之一（李通屏，2005）。因此，对人力资本和消费的关系进行梳理，并寻找相关的经验证据是有意义的。
（一）人力资本投资和消费具有同一性
马克思认为，随技术进步，教育或培训成为工人必要消费的一部分。舒尔茨(1961)曾经指出，人力资本投资是在消费领域进行的，“好多我们称之为消费的东西，就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居民消费包括人力资本型和非人力资本型，对人力资本品的购买是居民消费的重要内容，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扩大对人力资本品购买，实际上等于增加现期消费。
（二）人力资本投资对现期消费具有替代性
人力资本投资是对眼前利益的放弃，以获得未来更大的效用或使生命周期中的消费平滑化。普兰纳布·巴德汉和克里斯托夫·尤迪(2002)认为，受教育者与不选择受教育者相比，他积累资金来为培训付费，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将其消费降低到低于c[,u] （不选择受教育者的消费水平）的水平。在这个积累阶段，选择一个低于c[,u]的恒定消费流对他来说是最优的。
（三）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投资，对居民消费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
根据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不同，可将人力资本投资分为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和个人性人力资本投资。前者是指人力资本投资来源于个人或家庭以外的政府或企业；后者是指来源于个人或家庭的投资。按照投资动力的不同，可分为积极性或诱致性投资和被动性或强制性投资。前者是投资者通过功利性计算，在有充分选择基础上主动做出的投资，后者往往缺乏选择性，在特定环境下不得不做出的一种行为，前者表现为愿意花钱、想花钱，后者表现为购买同样的人力资本不得不花更多的钱，没有选择性，要么坐以待毙（有病不请医生只是等死或失学、辍学），要么花更多的钱治病或上学。更进一步地讲，前者是面向未来的投资行为，后者是应付现在、求得生存、消费者无主权可言的纯粹“消费”行为，这两种投资行为虽然理论上不难区分，但统计上很难区分。
1.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有利于扩大个人消费。家庭或个人以外的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增加个人或家庭用于人力资本的收入或免除人力资本方面花费的后顾之忧，在人力资本品价格不变时，可购买较多人力资本，或在购买同样人力资本的情况下花费个人或家庭较少的收入，因而有较多收入购买其他消费品或者在购买非人力资本品时没有后顾之忧。
2.个人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比较复杂。一般而言，个人性人力资本投资是对眼前利益的放弃，是消费者所做的牺牲。在收入一定时，个人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越多，用于即期消费的就越少，二者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但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一是在收入增加的基础上，个人同时增加对人力资本品和非人力资本品的购买，因此不会对消费需求的扩大产生不利影响；二是在收入增长较慢的情况下，个人大幅度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由此必然会减少对非人力资本品的购买，在这种情况下，消费需求的变化方向取决于人力资本品的增加量和非人力资本品减少量的比较，如果前者大于后者，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大幅度增加会带来总消费需求的增加，反之，总消费需求减少；三是由于人力资本品价格上涨而非人力资本品价格下降，为保持同样的效用水平，消费者会改变支出结构，增大消费支出中用于人力资本品的部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不足以弥补人力资本品价格上涨带给消费者的损失，将放大消费者的支出上升预期，产生替代效应，即消费者会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费，特别是在对人力资本品的需求无选择性的情况下，这种效应会更明显；在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发生急剧转变的情况下，譬如社会性主体迅速退出，消费者支出预期将迅速上升，而在收入预期黯淡的情况下，消费者将谨慎行事，即期消费难以扩大。
三、中国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及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改革的推进，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无论是绝对量或相对量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及其水平变化具有如下特点。
（一）投资规模迅速扩大
1990-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686.3元提高到2936元，增加3.28倍，人均消费支出由584.63元提高到2184.65元，增加2.74倍，而人力资本投资由58.82元增加到570.82元，增加8.7倍。
（二）随收入增高，收入户间差距扩大，各自消费占比差扩大
随收入增高，不同收入户之间的差距渐次扩大，收入越高的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总量越大，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越高。2004年，人力资本投资在不同收入户之间的分布为：低收入户为268元，高收入户为 1213元，所占比重从21.5%到29.39%。而用现金支出反映的人力资本投资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差距不大，低收入户最低(31.36%)，中高收入户最高 (32.99%)。2004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相当于城镇居民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而人力资本投资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则相当于城镇居民2000年前后的水平。
（三）高人力资本投资和通货紧缩在时间上同步
从宏观经济看，1996年是中国经济体制的转折点（樊纲，2003）。在1996年前还属于通货膨胀时期，之后发生了转折，其标志是“信贷萎缩”、物价下降、投资增长率、GDP增长率显著下降。如物价水平由1994年的21.7%迅速下降到1997年的0.8%，1998年、1999年连续两年负增长，经济增长率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比较低的时期之一，1996-2000年年均增长率仅8%，比1978年来的平均水平约低1.5个百分点。而与此同时，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对量则迅速上升，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农村由1995年的13.63%上升至1998年的18.12%和2000年的22%，上升了4.5个百分点和8.4个百分点，城镇由16.78%上升至1998年的22.21%和2000年的 28.3%，上升了5.5个百分点和11.5个百分点（见图 1和图2）。
资料来源：2003年、2004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05》，363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其他年份的数据来自李通屏：《中国消费制度变迁研究》，152、196～197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图1 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
资料来源：2003年、2004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05》，363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其他年份的数据来自李通屏：《中国消费制度变迁研究》，152、196～197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图2 按现金支出计算的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
（四）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表现出“虚假繁荣”
一是人力资本投资品价格总指数上升幅度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物价总指数。1995-2004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了14.9%，而医疗保健类上升了 31.7%，娱乐教育文化类上涨了18.8%，其中的教育类（教材和参考书、杂费和托幼费等）均为有涨无跌。二是政府对农村人力资本投入不足。1991-2000年，政府农村卫生投入比重由12.54%下降至6.59%，社会卫生投入由6.73%降至3.26%，由此导致个人医疗负担增加，农民个人直接支付的费用从80.73%上升到90.15%（李玲、陈秋霖，2006）。在教育经费中，政府投入的比例持续下降，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全部教育经费的比例由1992年的84.05%下降到2003年的62.02%。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反映出医疗保健类、文化教育类价格上涨的巨大拉动和投资主体的转换。三是反映在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用途方面，从医疗保健来看，保健仅占20%，①80%的居民主要是用于看病治病，也就是说是“被动”的投资者；在文教用品及娱乐服务方面，主要是应付高涨的学杂费。1993-2003年学杂费由87.15亿元增加到 1121.49亿元，增加了11.90倍，占全部教育经费的比例由8.2%上升到2003年的18.10%，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人力资本品价格的上涨和政府投入比重的下降成了居民人力资本投资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
四、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居民人力资本支出的大幅度增加导致支出预期增加
由于经济社会的急剧转型、传统福利制度的解体，原来由政府或社会供给的公共物品变成了准公共物品或私人物品，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地位明显削弱，使得个人用于人力资本的支出急剧增加。 1990-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由19元增加到130元，用于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支出由31元增加到248元，分别增加6倍和7倍。同时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和渐进式的市场改革，带给人们制度的不确定性预期，担心就业机会减少和收入的下降，医疗、教育方面的改革使支出和支出预期增加。比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试行的教育产业化，强调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仅是培养成本的一部分，以后要逐步提高直到承担大部分或全部费用。另一方面，教育、医疗作为特殊的消费品，几乎没有选择性。这样，本来被当作发展需求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成了事实上不得不优先满足的基本消费品（如孩子上学、生病求医），居民必须用特殊的方式——储蓄应对变化的环境，以满足不能选择的需求，由此形成极强的储蓄倾向和不断下降的消费倾向。1998年和1999年，在收入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连续两年下降，1990-2005年15年间增加不足3倍，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由7119.8亿元增加到 147054亿元，增加19.65倍。这正如预防性储蓄假说所指出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可以强化消费者的预防性动机，采取比确定性下更为谨慎的行为，从而推迟消费、增加储蓄（臧旭恒、裴春霞，2005）。
（二）居民人力资本投资本身是对眼前利益的放弃，从而对扩大即期消费产生不利影响
居民放弃眼前利益而大幅度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原因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1)为使生命周期中的消费平滑化，通过提高孩子的质量以弥补孩子数量的减少对未来家庭福利的不利影响，从而主动增加对孩子的投资。(2)应对制度变革的需要。在传统制度体系中，个人或家庭以外的人力资本投资起着重要作用，市场化改革以来，个人性人力资本投资必须担当起日益重要的角色，为子女上学、看病就医这些无选择性的刚性需求，通过眼前利益的放弃，可以缓解后顾之忧。(3)面对突发性失业高峰，通过人力投资增加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或免遭失业。 (4)为解决城市就业问题，一些城市歧视性就业政策，使得农民工转移就业的成本上升，收入预期黯淡，由此导致为未来必要的消费而储蓄。
（三）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大大超过收入增加幅度对消费扩大产生不利影响
学杂费、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情况（见表1）。
表1 居民人力资本投资与社会人力资本投资及收入增长的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712、770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居民收入增长率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从表1可以看出，代表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虽然年均增长率在10%以上，但显著低于各级学校招生人数的增加。1998-2005年，研究生招生人数增加4倍多，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人数增加4倍，普通高中增加1.44倍，由此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个人分摊的教育成本迅速增加。以学杂费、居民个人卫生支出表示的居民人力资本投资， 1993年以来大幅度增加，均显著超过历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学杂费的增速多数年份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的5倍左右，一些年份甚至是农民收入增长的10多倍。从卫生支出看，1995-2003年，社会卫生支出增加了1.42倍，居民个人的卫生支出增加了 2.24倍，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70%，个人卫生支出比农民收入增速高出2倍，个别年份快5倍以上。学杂费和居民个人卫生支出的超常规增长，直接后果必然是农民支出预期的迅速上升，使得本来就比较贫困的农村居民消费倾向比城市更低（见图3）。农村居民2004年的纯收入虽比城镇最低收入户高70多元，但消费性支出少近700元，平均消费倾向(APC)农村居民仅为74.4%，而后者高达 99.7%。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MPC)起伏很大，而城镇居民MPC曲线要平滑得多。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中国统计出版社。
图3 按现金支出计算的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
五、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是否“过度”
（一）城乡比较
2004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为2936元，高于城镇居民1993年的2577元而低于1994年的 3496元，高于同期城镇最低收入户而低于低收入户；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185元，高于城镇居民1993年的2111元而低于1994年的2851元；恩格尔系数为47.23%，低于城镇居民1996年的48.6%而高于 1997年的46.4%的水平（见表2）。
表2 2004年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特定时期城镇居民的比较 单位：元，%
注：*、**指2004年的城镇居民。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1995、1997、1998、2005。
从表2可知，比照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人力资本投资占全部消费性支出的比重，2004年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比重应在2.70%～2.91%，交通通信应在3.82%～4.65%，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在 8.79%～9.19%。也就是说，在与城镇居民收入相当时，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比城镇居民高10个百分点左右。比照城镇居民的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也比城镇高10个百分点左右。根据恩格尔系数，应与城镇1996-1997年的比重相当，人力资本投资应在18.30～20.57之间，但农村居民实际高出 5.56～7.73个百分点。其中，医疗保健类高1.69～2.32个百分点，交通通信高3.26～3.74个百分点，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高0.62～1.76个百分点。从静态比较，2004年农村居民的收入与城镇最低收入户接近，但人力资本投资（相对量）高于最低收入户。
（二）国际比较
中国正由低收入国向下中等收入国迈进。2003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按现行汇率制度和购买力平价(PPP)衡量，分别为1 417美元和4990美元，均介于低收入国家和下中等收入国家（现行汇率的区间为430～124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为2040～5020）之间。根据中国的城乡差距（2001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9:1），可以判定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不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我们以低收入的大国为基本参照，对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状况作出判断。
印度1990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370美元，恩格尔系数为52.84，医疗保健比重为2.45，交通通信为10.63，娱乐教育和文化服务为3.77，总计为16.85。1993年恩格尔系数为53，其他三项分别为2.3、13.0和3.5，合计为18.8。如果不考虑交通通信，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要比印度高许多，医疗保健高出3.7个百分点，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高出7.8个百分点。由于没有找到近年来印度和其他低收入国家的相关资料，只能用以往中等收入国在与我们近似发展阶段的数据进行比较（见表3）。
表3 居民消费支出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国际比较
注：*仅为城市居民的数据。
资料来源：尹世杰：《中国“九五”时期消费结构发展趋势研究》，372～374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可以发现，从人均GNP的角度衡量，中国现实的水平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人均1000美元左右的秘鲁和泰国最接近，同时两国明显高于目前的中国农村。在人均1000美元时，两国的医疗保健比重为2.52%～6.27%，交通通信为7.24%～ 10.82%，娱乐教育和文化服务为4.28%～7.27%。比较结果显示，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阶段，其中尤以医疗保健和文化教育为甚。以13个国家的45组数据为基础，通过回归发现，居民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人均GNP存在正的关系。人均GNP越高，居民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越高，人均GNP在1000美元的国家，以医疗保健、娱乐教育和文化服务衡量的人力资本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应在8.6%左右（见图4，按对数回归），中国农村居民超出这个水平8.7个百分点。
恩格尔系数与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成反向关系 （图5），恩格尔系数越高，人力资本投资在消费性支出中的比重越低，反之则越高。如果一个国家的恩格尔系数是50%，那么人力资本投资的比重是 3.4%（按多项式回归），中国农村居民2004年的恩格尔系数是47.23%，据此估计，人力资本投资（此处仅指医疗保健、文化教育和娱乐两项）的比重应是 4.68%。从表3可以看出，1980年的泰国(46.78)和 1985年的匈牙利(47.54)与中国农村2004年恩格尔系数极其接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比重为8.12和 7.4，而中国农村居民达17.3。从同期国际比较看，中国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依然偏高（见图6）。
资料来源：尹世杰，《中国“九五”时期消费结构发展趋势研究》，372～374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图4 人均GNP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基于13个国家的45组数据
2001年，中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比其他13个国家和地区高得多，但农村居民的医疗和教育合计则名列前茅，低于韩国、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些高收入国家，而高于其他10个国家。生活现金支出中的比重仅次于美国的28%，高达22%。其中医疗保健在7%以上，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高于澳大利亚除外的其他12个国家。
资料来源：尹世杰：《中国“九五”时期消费结构发展趋势研究》，372-374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图5 恩格尔系数与人力资本投资比重基于20个国家的73组数据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200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图6 2000-2001年若干国家人力资本投资比较
六、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1)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提高很快，在消费性支出中的比重接近世界最高水平；(2)在制度变迁和人力资本需求刚性背景下，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的迅猛增长，是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地位严重削弱和人力资本品价格上涨而居民又无法选择的必然结果，并非是基于理性计算有充分选择的主动而积极的投资行为； (3)人力资本投资的“高”水平是一种隐含着社会危机的虚假繁荣，“看病贵、上学贵”既是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虚假繁荣的表现形式又是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4)基于城乡比较和国际比较，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已经过度；(5)居民高人力资本投资和通货紧缩的重叠，不仅不利于扩大现期消费、走出通货紧缩困境，而且可能破坏人力资本持续积累的机制。
由此可以推论，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之间存在一个适度的比例关系。在通货紧缩期，试图通过居民增加教育、医疗卫生方面的花费而政府尽可能少花费以达到扩大消费的做法是无效的。而以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引导个人性人力资本投资比单纯增加个人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做法可能更有效。在通货紧缩期，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作为主体之一的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注释：
①见http://www.cpirc.org.cn/news/rkxw-gn-detail.asp? id=68442006/05/19，中新网，《专家：国人消费在疾病预防上仅二成，治疗达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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