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对卢梭共同体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钟 望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研究生部，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 卢梭的契约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理论有相通之处，马克思在共同体研究领域继承了卢梭的思想精髓，并对其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改造和创新性发展。卢梭在共同体演进的轨迹中发现了导致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因子，马克思在探究人类原始共同体变迁中探索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根据这一规律指明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体性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其解决了个人与集体、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建立在社会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消灭了阶级、国家和私有制的全新社会组织形式，其基本性质是去中心化的联合。
关键词： 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去中心化
共同体是人社会性的彰显，是人的存在形式。从古希腊小国寡民的城邦共同体到古代中国的大一统国家共同体；从原始共同体到部落共同体，到封建式共同体，到资本主义共同体，再到社会主义共同体和未来的共产主义共同体，共同体的形式始终在不断演化之中，整个共同体的演化史就是人类文明变迁史。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也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共同体的研究是人类的永恒话题，打造一个更加科学美好的人类共同体也是全人类的历史职责。然而，学界如雨后春笋般地自觉开展对共同体的全面研究却是近些年的事情，以往的国内外学者虽有涉及与共同体相关的话题，却鲜有能专门对共同体进入深入的研究，学界对共同体亦尚未达成充分的共识，尚未形成体系化的概念框架。在研究古今中外思想家关于共同体的相关论述时，不难发现卢梭和马克思之间存在诸多神合之处，马克思也确实继承了卢梭共同体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并以唯物史观从根本上改造和发展了卢梭的共同体思想。正如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中所言：“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 《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和马克思所使用的完全相同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1］
一、卢梭共同体思想的基本特征
卢梭共同体思想的本质特征在于构建一个以社会契约为联合形式，以每个人的全部权利为联合内容，以共同意志，即公意指导下的为保障联合者自由福祉而存在的道德集合体。
（一）以社会契约为联合形式
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中，生存障碍超过个人所能够承受的地步，人类就被迫改变生活方式，人类不能产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集合并形成力量的总和来克服生存的阻力，人们通过契约形成一个联合体，即国家。国家的目的就在于保护每个成员的人身与财产。国家只能是自由人民的自由协议的产物。人生而自由与平等，国家就是人民契约的结合体。有了这种公约和权利的保证，每个人对所有的人承担了义务，所有的人也对每一个人承担了义务，这就使得人与人之间虽然可能有体力与智力的不平等，但是他们却拥有了权利的绝对平等。
这种以契约建构国家的思路源自商业贸易间的协定，契约首先就是一个民商事法律规范用语，意味着权利和义务的明示。在 《日内瓦稿本》和 《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围绕 “法”做了大量的启蒙工作，其共同体理论中的核心术语 “公意”也曾引用了法律来论证，指出要用法律来认识公意，认识公意才能遵循公意。契约思想得到了近代诸多思想家的推崇，霍布斯是专制契约论，洛克是自由契约论，而卢梭是民主契约论。
（二）以让渡每个人的全部权利为联合内容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其他契约论学者的部分转让权利论不同，卢梭主张每位联合者向共同体作出整体性让渡，是全部权利的让渡，并不是部分权利的让渡，他指出：“无保留的让渡这种联合形式是完美无暇的，没有联合者会有额外的要求”［2］20。卢梭担心个体对部分权利的保留极易导致其他人对共同体有同样的请求，就不能达到平等的要求。在卢梭看来，平等和自由是内在统一的。卢梭自由主义强调了人类平等参与的权利，他的平等观极大地丰富了自由的内涵［3］。同时，卢梭还指出，让渡全部权利给共同体其实等于没有赋予任何权利给其他人，因为设定的条件是一视同仁的，这种让渡其实增强了保护已有权利的能力。
马克思和卢梭均猛烈地抨击私有制，追求人类共同的实质的平等，都认为私有财产的出现导致了不平等的起源和阶级的出现与演化。但是，卢梭在对待私有财产和私有制时实际上采取的仍是一种调和的策略，实质还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的诉求，主张节制资本。卢梭藐视权威，对资本主义制度也持一定的批判态度，但是其所设想的方案并不能彻底终结私有制，因此其设想的拥有公意的上层建筑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也只能沦为乌托邦。马克思则不同，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冷峻眼光，看出了私有制这一经济基础不改变，人类解放就不可能现实，因此比卢梭更激进些，持废除私有制的立场。马克思主张在联合劳动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也就是所谓的社会所有制。马克思准确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对历史发展持肯定态度，从原始共同体到阶级社会再到无阶级社会，历史终究是螺旋式上升，要建立全新的共同体，就必须彻底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和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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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意指导下的道德集合体
卢梭认为，这种契约形式指引下的联合行为将产生一个道德集合体，取代了缔约的个体，这个集合体也因为联合行为获得了一致性，获得了它的生命和意志。卢梭把这种道德集合体的意志称之为“公意”，公意不是所有人的意志，而是代表着普遍的意志，并不是个体具体意志的简单之和。共同体内的公民都应该用特殊的方式来思考和决策，即每个人都要考虑每个人，不能偏私，即使存在小算盘也会被其他人的意见所对冲掉，加加减减最后达成的公意代表正是普遍的利益，因此公意是永远正确的。可见，卢梭是反对代议制和简单投票决的。卢梭指出：“公意永远是公正的……但是，并不能由此推论说，人民的考虑也永远有着同样的正确性。”［4］对于公共意志的培养，卢梭还主张教育和启蒙，使人民无法自我欺骗，其中就有赖于社会一部分智者精英的指引。总之，卢梭所主张的道德集合体是以公意为最高指导的，是大公无私的集体意志，人民服从公意其实就是在服从自己的最大利益。
二、马克思对卢梭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与社会所有制、自由自觉劳动及按需分配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共产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是自由人联合体，这意味着凌驾社会之上的政治建筑即国家的消亡，这种联合体的主要特征在于既避免了中心化导致的权力集中于少数人，又解决了分散化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对立。因此，它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联合体，自由个体的联合不是因为需要公共权力来调和阶级矛盾，而是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享有充分自由即通过共同体利用全部的生产力进而全面发展自身。下面，笔者将根据马克思社会演进规律的逻辑展开论述。
（一）回溯过去，分析人类原始状态
网络科幻小说是对传统科幻文学思想和方法的继承，它在网络媒体的虚拟空间中重构了传统科幻文学的诗学品质，并将科幻主题加以拓展，即建基于现实认知和“疏离”经验张力关系之上，通过对科学和技术这两个核心要素加以叙事演绎和意义建构来映照和反射现实世界，“通过想象陌生的世界，我们得以在一个潜在的革命性的新视角中来理解我们自己的生命状态”。这种对“未来生活”或“异域世界”的摹写，其实质恰恰是对现实世界和人类生命状态的一种映照和折射，因此在作品中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与中国风貌。
与卢梭不同，马克思虽同样回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也同样赞美原始氏族社会之美，是一个没有法律，没有国家而依赖共同习惯约束的绝佳制度环境。但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从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出发，即人的生存和劳动，指出劳动塑造了人类和人类社会，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同时，通过实证研究和实践探索，发现了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奥秘，洞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并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中提出了废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构想。马克思与卢梭设想未来人类共同体时都决定回溯过去寻找答案，然而彼此世界观、方法论不同，马克思相比于卢梭更进了一步，立足于基本事实与客观实践，找到了一条更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框架，促使空想社会主义彻底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
（二）追求平等，批判私有制
今年以来，河南省永城市以“党晖温暖·乡村振兴”十大工程为抓手，重点推进农村厕所、保洁、乡风、道路“四大革命”，着力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补短板、夯基础，不断提高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努力实现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美好民生蓝图逐步变成现实。
国家消亡的国际条件就是自由人联合体实现的世界环境，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国家的消亡规律和民族、宗教问题的解决之道，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各民族普遍交融必然促使全人类各民族形成命运共同体。差别因融合而同一，对立因共享而消除，无产阶级的统治以及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将极大地加速这一进程。在民族内部随着阶级对立的消灭，民族之间的对立也消失，民族间的大融合使世界各民族自身的特点变成了全民族的特点，因此民族概念也就失去了意义，与民族的消失相适应的必然伴随宗教的消亡。恩格斯曾在 《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中这样论述：“按照财产公有制原则结合起来的各个民族的民族特点，由于这种联合而必然相互交融，从而自行消失”，“迄今一切宗教都是单个民族或多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表现。而共产主义却是使一切现有宗教成为多余并使之消灭的发展阶段。”［8］74随着民族、宗教和国家的消亡，失去了政治性质的公共权力也就进化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因为以往的公共权力在本质意义上是一个阶级借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具合法化外衣的暴力机构，无论是教权还是王权都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同时也指出，国家的消亡是需要国际环境的，是国际的联合行动和国内民族内的阶级对立的消灭。因此，在当前的环境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家职能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来保证无产阶级政权的安全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共产主义事业必将遭受到反共势力的反扑而夭折。毛泽东同志曾对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5章 《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作过如下批注：“国家消亡，需要有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很危险。”［9］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胜利，跨越卡夫丁大峡谷，这是实践和理论所证明的，这是由社会制度更替的必然性与人们历史选择性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这是因为在开放联系的全球化时代里，较高社会形态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正处于向更高的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这时，较低社会形态的社会即前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借助较高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前进入更高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同时，社会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准备阶段。共产主义是世界性的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否定之否定规律中螺旋上升的阶段，是大跨越，是新纪元，是全人类的解放。因此，必须是在一切文明国家，至少是多数的或者邻近的几个国家的联合行动才能真正实现，即 “只有作为 ‘世界历史性的存在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10］。
相较于卢梭，马克思在批判私有制的过程中，不仅发现了异化劳动的存在、剩余价值的剥削，还找到了建设新共同体的主体力量，即无产阶级。马克思的理论框架更为现实，也更加清晰和科学，使得学界大大加深了对私有制的认识，并找到了一条扬弃私有制，建立社会所有制的新道路。
（三）试图找出一条统合个人与集体的路径
卢梭和马克思都意识到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并试图去找出一条统合个人与集体的路径。卢梭反对古希腊城邦整体主义对个人地位的忽视，也反对古典自由主义对个人的过度粉饰所导致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设计了一个契约联合与保障个人利益的公意指导下的共同体。正如卢梭所言：“问题在于发现一种联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可以用一种整体的力量捍卫和保护每个联合者及其福祉。”［2］20这种联合形式是靠公意来维持的，而公意需要依赖道德的支撑，如若实践发展真能按照卢梭所言，公意确实能够统合个人与集体，服从集体就是在服从自己。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公意是否存在，又该如何凝练，而且靠道德支撑的公意是否具有现实性？公意这一概念意识到了大众意识的非理性倾向，也预料到了要求全部人理性思考的困难，卢梭自己也说，要让公意自我表达，必须存在一个无偏私的社会。而且，卢梭的公意必须付诸于直接民主制，这在领土和人数都巨大的国度恐怕暂时是难以施行的。
马克思也意识到了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对个人或国家的极端倾向，他们要么主张绝对个人主义，要么主张国家主义，这都是片面的，必须扬弃个人本位或国家本位，实现个人与国家的统一，而这个统一的基础就是社会本位。国家作为阶级专政的工具。一旦变成了全体人为全体人服务的办事机构，国家就实现了向社会的复归，国家本身走向消亡，个人实现真正的自由联合，最终形成新的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可见，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是社会本位的，卢梭则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始终没有走出个人与国家之间斡旋的范围。因为在卢梭所处的时代，资产阶级正处于上升时期，市民社会与国家在理论上并没有严格区分，这必然导致卢梭不能找到解决矛盾的关键［6］。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是建立在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和旧式分工基础上的，是自由自觉的联合劳动基础上的按需分配的自由人的联合。自由人需要通过联合的方式以借助共同体的力量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全面发展自身的手段，因而是具有现实条件基础的，是与社会各方面联通并全面改造的科学设想，并非只是主观的愿望。
最初的人类是生活在原始人集团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进化和婚姻关系中各种限制的增多，人们只能和其他世系的人结婚，所生子女也归属于女系集团，这样氏族作为一种特殊的共同世系形成了。几个氏族的联合形成了胞族，胞族的职能既有社会性质的，也有宗教性质的，随着胞族进一步发展为部落、部落联盟，民族也就形成了，部落联盟是氏族制度发展的最高形式。正如恩格斯所言：“但在个别地方，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7］国家是从氏族制度基础上产生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社会的第一和第二次大分工带来了大量的剩余产品，也带来了奴隶制的产生和发展，奴隶制始于对外族俘虏的奴役，但同时也已经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和后续的现实。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氏族制度再也无法解决奴隶主与奴隶的尖锐矛盾，这时一种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能够缓和矛盾冲突的力量即国家也就产生了。至于宗教，其产生来源于原始社会人们对自然的崇拜，根据现代考古学证实，宗教不是与人类社会所必然联系、相伴相生的，其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社会现象。宗教一开始仅仅是反映自然神秘力量的幻象，但现在已经取得了社会的属性并以一种普遍的形式装饰自身的合理性，背后反映的实质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尖锐矛盾。正如恩格斯所言：“在目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就像受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因此，宗教反映活动的事实基础就继续存在，而且宗教反映本身也同这种基础一起继续存在”［1］334。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及人的科学精神及理性智慧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私有制的消亡，宗教也一定会消失。当然，现阶段我们不能用行政力量使其立刻消灭，其消亡有一个过程，依赖于人们在何种程度上解决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只要消灭了压迫人的现实力量，现代宗教的救赎和寄托作用便失去了存在意义。然而，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仅仅是国家、民族和宗教消亡的国内条件，在世界意义上，国家的彻底消亡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还依赖于世界环境的成熟。
三、自由人联合体的性质是去中心化联合
卢梭与马克思在构想未来新的共同体时，均回溯过去，在人类原始社会中寻找密钥。在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他们都意见一致、一针见血地猛烈抨击私有制，并敏锐地意识到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关系，并试图找出两者全新的统合路径。由于卢梭和马克思的世界观、方法论并不相同，因此虽然他们在具体思路上有共通之处，但逻辑路径与结论是截然不同的。
（一）民族、宗教与国家的消亡
(3)在热水器系统内部存在蓄热的情况下模拟，当进气流量随进水流量同时提高的过程中，加热时间会减少，但是加热时间超过50 s。为满足国标规定的加热时间，进水流量与进气流量的匹配关系为mw=9～16 L/min，Gw=10.5×10-4～14.2×10-4 m3/s，此时热水器的加热时间可保持在35 s内，当设定温升小于国标规定的情况下，将燃气进气流量控制为Gw,min=14.2×10-4 m3/s，均可满足加热时间小于35 s。
马克思和卢梭一样，都是回溯过去，从人类的起源去探究或证实自己对未来共同体的构想。但是，卢梭是从自然神论的哲学立场出发，勾勒了一个倾向于人性善的和谐自然状态，人人得以自足而无纷争，直至后来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加深了种种不平等的程度。然而，卢梭的论证对于自然状态向文明社会演进的过程论证并不充分，自然状态下自足的人民又何以需要彼此呢或者说原始社会人们之间关系如何呢，真的是老死不相往来吗？对于后来人们的团结配合、相助相爱等群居生活的转变过程都在 “偶然事件”“意外原因”中一带而过 ［5］。卢梭的思想带有一些中国道家学说的味道，存在文明退步论和反智主义的倾向，过于怀念过去，借以托古改制，缺乏现实实践性，因而未能找出革新旧世界的正确路径。
（二）自由人联合体实现的世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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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由人联合体是去中心化的联合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描绘是零散的或者间接的，其中对自由人联合体最一般最经典的论述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51马克思在 《资本论》也作过类似论述：“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1］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表明未来的社会形式是自由个人的联合体，而不再是国家，国家是为了调和阶级对立的需要而存在，私有制及阶级对立一旦被消灭，就意味着自由联合成为可能。自由人的联合体，一方面强调了联合，人类作为类存在物联结为命运共同体而存在；另一方面又强调了个体性，避免以联合的名义实际上侵害了个人发展的自由。在原始社会，虽然实行的是原始共产制，但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处于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人类必须依赖对方来战胜自然，因而即使存在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在这样一种狭隘封闭的自然经济形态下，个人发展也并不自由，人受自然的统治。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即阶级社会后，逐渐过渡到了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独立性阶段。在这样的历史阶段里，人们需要通过商品交换来满足自身需要，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取得了神圣地位。在物的依赖关系阶段，人们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但却造就了虚假的共同体，因此也不是普遍自由的，是一部分人依附于另一部分人或者一部分人因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占有一部分人的劳动，这两种形式的自由都是少数人的自由，是牺牲多数人的自由换来的少数人的自由，是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共同体有虚假的与真实的两种，这两种共同体的根本区别在于每个个体能否从共同体中获得自由。在阶级社会的条件下，被统治阶级对共同体的感受是虚无缥缈的或者是自身发展的桎梏，因为这时候所谓的自由不过是统治阶级集团的自由。共产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必然是真实的共同体，既是对阶级社会虚假共同体的否定，又是对原始社会真实共同体的超越，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个人全面发展和社会生产能力从属于个人的自由个性的联合体。更进一步而言，人类由为生存而联合对抗自然的杂乱状态的原始人集团、由血缘关系而联合的原始社会、由交换关系而联合的阶级社会过渡到为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而联合的共产主义社会，因为人只有在真实共同体中才能获得全面的自由，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都归属个体来自由施展，整个共同体的发展成果都由每个个体充分共享。
那么在自由人联合体内部是如何保证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和谐融合呢？笔者认为可以从现代区块链技术中汲取灵感，提取其中的共产主义因素。区块链本质是分布式的记账本，它的光辉意义在于去中心化联合，每个人以作为记账节点的方式联合起来共同记账，在这个联合体中，没有凌驾于联合体之上的所谓中心化的机构去调整管理，反而每个个体都是一个中心，这样就等于没有中心；更为关键的是，这样的去中心化以人人平等的方式结成了共同体，避免了分散化对立化。去中心化联合的机制是伟大的壮举，笔者认为这是自由人联合体的本质特征，因为如果联合体内出现中心化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那么极容易被少数人所把持，如果纯粹只是去中心而没有服务于联合机制，那么只会导致个体对立化，这两种情形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就成为了空谈。因此，区块链不仅仅只是技术层面的意义，它对于社会组织运行机制的再建构，对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真正的人人平等具有前瞻性的意义。换言之，要实现共同生产和管理的真正平等联合，必须以去中心化为手段并服务于共同行动这一目的，否则最后依旧会被部分人所把持，而另一部分人则被架空。在现阶段，人人全面参与社会治理尚缺乏实现条件，但去中心化的机制及其共识机制至少可以在基层网格化治理平台上实现居民的共同参与，使基层自治彻底摆脱行政化的倾向，真正实现基层治理在架构上的扁平化和数据上的全透明，这也将有利于信用社会的建立。
四、结语
古往今来，不管是地理论、大同论、自然论、道义论、传统论还是契约论，在本质上都是共同体的解释和改进理论，都是在什么才是合理的共同体、如何建构合理共同体等不同维度进行探索。这些理论或强调地理因素对共同体建立的影响，或强调周边竞争因素对共同体建立的影响，或强调共同体营建的道德、情感基础，或注重共同体营建的文化传统制约因素，或注重共同体与个体权利让渡的关系，等等。这些不同的思想观点都在不同层面揭示了共同体生成、维系、发展的某些特点，对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共同体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是马克思吸收近代以来多位哲学家包括卢梭、黑格尔等人的思想精髓并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对其进行彻底改造，结合时代发展的实践要求和未来趋势所升华而成的。卢梭在分析共同体演进历史和构筑未来新的共同体方面给予了马克思诸多启发，两者有互通之处。但是，由于历史局限性和阶级立场等原因，卢梭未能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亦未能找出现存社会的根本弊端所在和通往美好社会的现实力量，因此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的历史阶段，卢梭空洞的批判现实理论最终还是走上了改良资本主义的道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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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5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83（2019）10-0027-06
收稿日期： 2019-09-17
作者简介： 钟望 （1996-），男，广东高州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研究生部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
［责任编辑：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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