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维的风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度论文,试论论文,王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诗人都有自身的修养和风度，王维亦不例外。儒雅风流为其前期，萧闲幽远为其后期。广博深厚的文化素养是形成王维儒雅风流的基础，诗人的气质风度融汇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萧闲幽远的风度，维妙维肖的表现在那些有我之境的诗中，且与诗人的仕途人生遭遇相关，又与其学养思想发展变化以及生活环境方式有关。但他前期的儒雅气质并没有消失，而是消融于萧闲幽远的风概之中。
一
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大凡具有鲜明特殊的创作风格，在文学史上较有影响的诗人，我们大都能在冥冥的缅想中浮现出他们依稀的音容笑貌、举止情怀，展现着一个个作家千姿百态的身影、心态与风度。比如屈子的竭忠尽智而遭谗毁，“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阮籍的倜傥放荡、行己寡欲；陶潜的萧散冲淡，有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李白的飘逸与洒脱；杜甫的沉郁与忠挚；杜牧的倜傥俊爽；李义山绯徊于夕阳下的绵缈惋伤。那么，被人称为诗佛的王维呢？他的身影、心态与风度也同样展现在王维研究者的心中眼前，可谓呼之欲出。尽管如此，我们对他这一方面的专门研究还有歉憾，以至就其风度而言，尚未有明确的可以三言两语道出的共识。我以为，举其要而言之，王维的风度似乎可以儒雅风流、萧闲幽远涵括之。
我们说一个作家的风度，这往往是就其在某一个较成熟的发展阶段上，给人们的最主要的形象神态而言的。而且一个人的风度实际上也存在着一个动态的变化演进过程。我们很容易理解一个人的青少年时代与他的历尽沧桑的老年，其风度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有时甚至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就是在同一年代，在不同的场合处境下，其风度也可能是不同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人们的风度与后天的教养、环境、经历等有密切关系，但也与似乎是先天的气质禀赋有关。因此，在风度上除了变化的一面外，也存在着前后大致一贯的影响着人们的举止言谈的较为稳定的因素，特别是在后天的因素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我们谈王维的风度就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展开的。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议论只采用较为涵括笼统的方法，而不便于以定量定时定性的精确的科学方法要求它。我认为王维在风度上的儒雅风流与萧闲幽远，二者毕竟有所不同。我之所以不取二者之一以论王维的风度，其原因就在于取其一则有失于偏，未能概括王维一生风度的主要特色；而合而论之，王维的形象神态就更为饱满丰富，而且也涵括了诗人前后期有所变化的不同主体风度特色。
二
历代人们对王维其人其诗已有不少深刻的认识与评隲，我们对其风度的认识不妨从这里开始。王维辞世后，其弟王缙编录《王右丞集》，并进呈唐代宗。《代宗皇帝批答手敕》中云：“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辞。调六气于终篇，正五音于逸韵。泉飞藻思，云散襟情。诗家者疏，时论归美。诵于人口，久郁文房。歌以国风，宜登乐府”。（见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卷末附录，以下引文未具注者均同出于此）唐人窦泉《述书赋》下谓王维“诗通大雅之作，山水之妙胜于李思训。”《全唐文》卷四四七）杜甫《解闷》诗亦称王维“最传秀句寰区满，未绝风流相国能。”储嗣宗《过王右丞书堂二首》之二谓“风雅传今日，云山想昔时。”殷璠云：“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河岳英灵集》卷上）《西清诗话》云：“王摩诘诗，浑厚闲雅，覆盖古今。”《木天禁语》云：“王维诗典重靓深，学者不察，失于容冶。”《史鉴类编》称“王维之作，如上林春晓，芳树微烘，百啭流莺，宫商迭奏。……芊绵伟丽于氤氲杳渺之间，……辞情闲畅，音调雅驯。”王恽《题摩诘骊山宫图诗》言“忆昔风流王右丞，开元亲侍玉堂庐。”全祖望亦称“右丞风期高雅，绝非尘世中人物。”许学夷论王维七律风格“有一种华藻秀雅者”（《诗源辩体》卷十六），胡应麟亦谓“气极雍容而不弱，”“和平而不累气，深厚而不伤格，浓丽而不乏情，几于色相俱空，风雅备极”。（《诗薮》内编卷五）前人的这些评论虽非专就王维的风度气质而言，有些更主要的是指其诗歌的风格特色。不过“文如其人”，特别是诗歌更能表现诗人微妙隐曲的思想感情，诗人的气质风度更会不知不觉地融汇流露在诗句中。这正如前苏联伊萨柯夫斯基《谈诗的技巧》中所说诗“不过是用特殊的方法（诗的方法），表现一个人的人格，表现他的特点，他的思想与感情的工具罢了。”也正如刘熙载《气概》中所言“诗品出于人品。”因此，诗歌的风格特色实际上与诗人的气质风度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上引人们对王维的评论其实也涵括着对王维的气质风度的评述，我们正可以从中捉摸概括出诗人的风度。评语中已有“风雅”、“浑厚闲雅”、“未绝风流”、“风流王右丞”、“诗通大雅”、“音调雅驯”、“风雅备极”、“风期高雅”、“华藻秀雅”、“气极雍容”、“辞情闲畅”、“和平深厚”等语，这些既是诗格也含有人品格调的评语，实际上已可让我们感触到王维的儒雅风流的气质风度。而唐代宗批答手敕中推许王维为“文宗”，对诗人的文品人品名望的备极推崇钦仰，以及诸论家的评之语，也同样都能让我们体会到王维在他们心目中的儒雅风流这一气质形象。
当然，历代人们的这一评隲也是根据王维的生平举止、性格思想、文化素养，以及文艺创作等能体现王维的风格风度的实际状况而发的。因此，我们也可以从上述某些方面略作考察，追索王维儒雅风流的形象与神态。
众所周知，王维是一位具有高尚情操与极高文化素养的诗人与画家，对情操与素养的重视与追求是诗人平生一以贯之坚守不移的。而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王维对风流风雅的格外称许，他正是以此规范赞颂友人的：“清范何风流，高文有风雅”（《送张舍人佐江州同薛据十韵》，《王右丞集》卷四）。这表明风流与风雅是诗人所追求的为文为人风范，也是诗人为自己所拟定的一种理想人品标格。实际上，对于王维来说，我们也不难获得这正是夫子自道的体悟。风流风雅亦同风流儒雅。这既是王维追求的一种标格，也是他禀有的素养，并体现在他的言行、举止与诗歌创作中。
一个儒雅风流的人是与具有广博深厚的文化素养分不开的。而在古代中国，具有这一风范的人往往又是与深受儒家教育薰陶紧密相关的。同唐代大多数士子一样，王维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儒家经典的薰陶中成长起来的。他走科举入仕并由进士科出身的人生道路，离开儒家经典的学习，不受儒家思想风范的薰陶影响是不可能涤。唐代宗所说其“抗行周雅，长揖楚辞”，窦泉称其“诗能大雅之作”，储嗣宗谓其“儒墨兼宗道”（《题清源寺》）以及顾起经《题王右丞诗笺小引》称“其为诗也，上薄骚雅，下括汉魏，博综群籍，渔猎百氏。于史、子、苍、雅、纬候、钤决、内学、外家之说，苞并总统，无所不闚”之说，均可见到王维既具有广博的文化素养，兼采诸家之说，而又习染儒家之学，而且儒学应该说是他早年所学习的主要对象，并影响了他的一生。我们只要看看他在《裴仆射济州遗爱碑》（《王右丞集》）卷二一）中所说的“夫为政以德，必世而后仁。齐人以刑，苟免而无耻。……德化者效迟，三载如何考绩。刑以佑德，猛以济宽，……公推善于国，……旌孝弟以劝善，洪惟见德，……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尊经于学校，鲁风载儒，加信于心童。……六义之制，文在于斯”云云即可窥知诗人的儒学素养与信仰。而他本身的“事田崔氏以孝闻，……闺门友悌，多士推之。……居丧，柴毁骨立，殆不胜丧”（《旧唐书·王维传》）的举止行事亦属守着儒家的道德风范，表现出儒士的素养与品质，在安史乱中，他对唐王室的公忠之心，“共传收庾信，不比得陈琳。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杜甫《奉赠王中允维》）的忠君爱国表现，亦是儒家政治风范的具体写照。因此，王维是深受儒学的薰染与影响的。
正因为王维博学多才，能诗善画，妙解音律，擅弹琵琶，而又深受儒家风范薰染，因此在气质风度上则显得温文尔雅、风流蕴藉，大有前人所比喻的“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风自笑”（《诗人玉屑》卷二《
翁诗评》）的风概。这一风度在其青年时代已有极为典型的表现。据薛用弱《集异记》卷二王维条所载，王维“妙年洁白，风姿都美”，“年来弱冠，文章得名。性闲音律，妙能琵琶”，“风流蕴藉，语言谐戏，大为诸贵之所钦瞩。”时方将应举，为岐王所重，引见公主。“公主顾之，谓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独奏新曲，声调哀切，满座动容。公主自询曰：‘此曲何名？’维起曰：‘号《郁轮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词学，无出其右。’公主尤异之，则曰：‘子有所为文乎？’维即出献怀中诗卷。公主览读，惊骇曰：‘皆我素所诵习者，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之为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维遂作解头，而一举登第。”这一则记载虽未免小说家言，但却是王维年青时儒雅风流的才子风概的具体传神写照。这一才艺、气质与风度，使年青的王维擅名腾誊于一时，使他成为开天盛世灿烂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在他的身上散发出盛唐时代青春的光芒、时代的气息与风韵。史家对王维的这一才藻气质与声名极为钦佩，已有传神的记述：“（维）与弟缙，俱有俊才，博学多艺亦齐名。……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佛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维尤长五言诗，书画特臻其妙，笔
措思，参于造化，而创意经图，即有所缺。如山水平远，云峰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也。”（《旧唐书·王维传》）王维这一儒雅风流的气质风度，他因此在当代所获得的声誉，在整个唐代恐怕是很难找出与他比肩的第二人的。
王维儒雅风流的风度在其诗歌中也有所表现映照，即是在涉及风情的诗篇中也不失其儒雅的情趣。其《早春行》（《王右丞集》卷二）云：“紫梅发初遍，黄鸟歌犹涩。谁家折杨女，弄春如不及。爱水看妆坐，羞人映花立。香畏风吹散，衣愁露霑湿。玉闺青门里，日落香车入。游衍益相思，含啼向綵帷。忆君长入梦，归晚更生疑。不及红檐燕，双栖绿草时。”（《王右丞集》卷二）这首描绘怀春女子的诗作，维妙维肖地刻划出妙年女子在早春的撩拨下所兴起的绮思芳情。虽是写情之作，但是并不纤艳淫冶，而是温婉柔丽，蕴藉风流。少女的“爱水看妆坐，羞人映花立”的娇羞温文情态，“不及红檐燕，双栖绿草时”的含蓄缠绵的绮思，正符合一位富有教养而情窦方开的温文淑女的身份举止。诗人选择这一角色入诗，而又写得如此含情脉脉，举止文雅，流情而不纵情，端丽而非艳冶，显得有分寸与节制。这其实正流注进诗人的教养情趣与审美意识，正是诗人本身的儒雅风流的映照。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现存的几首涉及女性与绮情的诗作，也均与初唐某些这类题材的艳冶之作迥然异趣，而大都表现了与《早春行》相似的意趣风韵。如《扶南曲歌词五首》（《王右丞集》卷二）即是如此：“翠羽流苏帐，春眼曙不开。羞从面色起，娇逐语声来。早向昭阳殿，君王中使催。”（其一）“朝日照绮窗，佳人坐临镜。散黛恨犹轻，插钗嫌未正。同心勿遽游，幸待春妆竟。”（其五）王维这类诗与初唐的某些艳冶之作虽可谓同属绮情风流，但意趣却不同。王维的风流乃发自儒雅，它为儒雅所规定节制，正符合儒家的所谓“发乎情，止于礼义”（《毛诗正义》卷一），孔子的“思无邪”的规范。因此，王维的这类诗虽更多地表现出其情思的风流，弄不好容易流为艳冶淫丽。但正因为诗人具有礼义的素养，很自然地融进了儒雅的意趣，以此达到了情与礼义的水乳交融，遂使得诗歌的格调成了诗人儒雅风流风度的和谐映照。
如果说上举诗乃更多地展现诗人的风流蕴藉的一面的话，那么显现王维儒雅气质风度一面的诗作则更多地呈现在其应制酬和的宫廷诗中。《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王右丞集》卷十）云：“绛帻鸡人送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哀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珮声归向凤池头。”这首颇能展现盛唐帝国泱泱大国风度气派的诗作，颇为历代诗评家所推赏。顾璘云：“气象阔大，音律雄浑，句法典重，用字新清”（见《批点唐音》），宋宗元评“博大昌明”（见《网师园唐诗笺》）吴烶谓“应制诗庄重典雅，斯为绝唱。”（见《唐诗选胜直解》）何焯称“次联君臣两面都写到，所谓有体要也。”（见《瀛奎律髓汇评》卷二）沈德潜评“早朝倡和诗，右丞正大”（《唐诗别裁》卷十三）。另一首《奉和圣制暮春送朝集使归郡应制》（《王右丞集》卷十一）诗云：“万国仰宗周，衣冠拜冕旒。玉乘迎大客，金节送诸侯。祖席倾三省，褰帷向九州。杨花飞上路，槐色荫通沟。来预钧天乐，归分汉主忧。宸章类河汉，垂象满中州。”以及《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应制》、《奉和圣制十五夜燃灯继以酺宴应制》、《奉和圣制重阳节宰臣及群臣上寿应制》等诸诗均具有相似的内容与风韵气派。这类诗作虽具有特定的对象、背景与基调，但并非与诗人本身的器识、涵养与风度无关。说到底诗人的这些特质也仍然会融进诗里，让人们在诗中体悟到诗人情感与风度。这类诗写得如此气象宏大、庄重典雅，而又不失雍容和雅、温丽和平、情韵内蕴，这与王维的儒雅气质对诗歌的内在影响不无关系。而且可以说诗人的这一气质似正宜在这一类诗中得到较充分的呈现。
研读王维诗文，我们感到诗人的儒雅风流更多地表现在其前期，随着年龄的增大、涉世的深入，特别是仕途与人生的几经坎坷，诗人虽仍葆有其儒雅的气质，然而其风流倜傥的色彩却渐渐地消退，其儒雅的风概随着岁月的推移渐渐地融进其萧闲幽远的风度中。
三
王维的萧闲幽远风度在他那些有我之境的诗中有着维妙维肖的表现。其《终南别业》、《酬张少府》二诗是颇为传神的。前诗云：“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后诗云：“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笨，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向穷通理，渔歌入浦深。”两诗均有诗人意念的自我表白，又有诗人的自我描绘，其思想意趣、风度体态均历历可见，栩栩如生。前人读此二诗多有体察幽微的胜解。于前诗《后湖集》的作者云：“观其诗，知其蝉蜕尘埃之中，浮游万物之表者也。山谷老人云：余顷年登山临水，未尝不读王摩诘诗，顾知此老胸次，定有泉石膏肓之疾。”（引自《诗人玉屑》卷十五）黄叔灿谓“意趣闲适”（见《唐诗笺注》），洪觉范云：“此诗不直言其闲逸，而意中见其闲逸（见《盛唐诗风绪笺》）。李沂评后诗云：“意思闲畅，笔端高妙”（见《唐诗援》）许学夷称“闲远自在者也。”（《诗源辩体》卷十六）宋宗元称“悠然神远”（《网师园唐诗笺》），潘德舆谓“不可言说，已造深微”（见《唐贤三昧集评》）。诸家评析多注意到王维的闲远、闲逸，也看到了诗人的神远深微的意趣，而综合诸家之说，我觉得这两首诗中既不乏“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的儒雅风致，也呈现出诗人的萧闲幽远的风概，而以后者为突出。展现诗人这一风概的诗作在其诗中是颇多的，特别是在陈世镕所称的那类“萧疏闲远、宜施草野”（《求志居唐诗选》）的诗作中。如“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归嵩山作》）“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全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均见《王右丞集》卷七）之类诗作。在这类诗中，均可看到诗人的举止身影，感悟到在清寂淡远的大自然间融汇着诗人的意态情趣。诗中的自然境界是美的，但并非带着欣欣向荣的勃发着青春与生命力的那种明丽华润的美。那寒山秋水、荒城古渡、落日暮禽、柴门孤烟、暮蝉与闲闲而去的车马，一切均显得那样地萧疏闲淡，甚至含有苍凉孤寂的况味。而那“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的老者，那“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的隐士，其实也正是诗人的化身。尽管诗中并未直接写出这位老隐士的思想感情，但是所描绘渲染的境界，隐者的举止形象，已使人们看到境界与人物实际已融合一体。人物的意趣情感、神态风度与特定的诗中的自然境界互为交融映衬，共同体现出诗人的情趣，也让我们从中见到诗人萧闲幽远的神态风度。此外，象他那些颇含禅味的绝句，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均见《王右丞集》卷十三）之溃的诗，读来令人“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诗薮》内编卷六）其幽闲入寂的意韵，也让人能捉模出诗人作此诗时的萧闲幽远风致。
上文说过王维随着岁÷的流逝，其儒雅的风概渐渐地与萧闲幽远的风度融合在一起。这也就是说，在王维更多地禀有萧闲幽远风度的后期，他的儒雅气质并没有消逝，而是消融于萧闲幽远的风概之中。在他那萧闲幽远的姿影神态中，总或多或少的具有儒雅的底子。因此，这种萧闲幽远总让人感到带有温文尔雅的意味，是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素养者的萧闲幽远，而无山人野逸者的草野粗疏之气。上举数诗均有着萧闲幽远与儒雅结合的风概。即是在颇染有禅味的穷幽入玄的《竹里馆》诗中也是如此：“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在月光下的深林幽篁里，诗人远离尘嚣，遁入幽寂之境。诗人不仅具有萧闲幽远的风度，而且竹里弹琴，对月吟思，幽篁独坐，又显出几分的儒雅文静，似乎具有禅儒道相融合的况味。当然我们指出这一点只意在说明王维因具有儒学的深厚素养，因此与此有关的其早年的儒雅风度至晚年仍然葆有，尽管此时他的风度已更多地具有萧闲幽远的特色了。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其儒雅风度的前后一贯性，又要看到其间所发生的消长变化，注意到其程度浓淡的不同，更要探索产生这一消长变化的原因。
诗人后期的这种日渐明显的萧闲幽远风度的出现，是既与他的仕途人生的遭遇相关，又与其学养思想的发展变化，以及生活环境方式有着紧密的关系。
大家知道王维入仕后几经政治风波，任太乐丞因舞黄
子事而远贬济州多年。入任右拾遗后，又因朝中政争迭起，援引自己的恩人张九龄在与口密腹剑的李林甫的斗争中失利被贬。最后诗人又在安史之乱中陷贼被逼任伪官，乱定后又因此受审，虽被“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旧唐书·王维传》，下同），后又迁至尚书右丞。但对他的打击与精神折磨的创伤却是不可抚平的。加以他中年“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在家庭生活上也遭不幸。这一系列政治上、生活上的磨难挫折，使他经受艰辛，心情颇为黯淡、压抑苦闷，并从中体味到人情反覆，世事的险恶与不测，逐渐产生疏离世事，超脱尘杂之心。这正如他在《酌酒与裴迪》（《王右丞集》卷十）诗中所表露的“酌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按剑，朱门先达笑弹冠。……世事浮云何足问，不知高卧且加餐。”因此，在他思想中早就有基础的佛道思想就日渐滋长发展起来。他读佛经道书，受佛道与庄老思想影响：“散发时未簪，道书行尚把。与我同心人，乐道安贫者。”（《过李揖宅》，《王右丞集》卷三），“好读高僧传，时看辟谷方”（《春日上方即事》，《王右丞集》卷九），“白法调狂象，玄言问老龙。何人顾蓬径，空愧求羊踪。”（《黎拾遗昕裴秀才迪见过秋夜对雨之作》），“闻君饵丹砂，甚有好颜色。不知从今去，几时生羽翼？王母翳华芝，望尔昆仑侧。文螭从赤豹，万里方一息。悲哉世上人，甘此羶腥食。”（《赠李颀》均见《王右丞集》卷二）诗人对自己思想的变化也多有表白：“中岁颇好道”、“爱染日已薄，禅寂日已固”（《偶然作六首》之三，《王右丞集》卷五），“吾生好清静，蔬食去情尘”（《戏赠张五弟湮三首》之三）、“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晚知清静理，日与人群疏”（《饭覆釜山僧》）、“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事往安可悔，馀生幸能养。誓从断荤血，不复婴世
。浮名寄缨珮，空性无羁鞅。夙从大导师，焚香此瞻仰。”（《谒璿上人》，均见《王右丞集》卷三）对世事的疏离，受佛道思想的日渐浓厚的薰染，倾心皈依佛门，在这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中，诗人的生活环境与方式，心理趣尚以及性格气质也必然随之变化。他“去情尘”、“好清静”，不愿“婴世”，也就“日与人群疏”而也好与佛道之流来往。入朝之余，也就乐于隐居别业山间，“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即在京师，也“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王维传》）这种生活意趣，到晚年而弥笃，此诚如其弟所言“（维）纵居要剧，不忘清净。……至于晚年，弥加进道。端坐虚室，念兹无生”（《王缙进王右丞集表》）。《云仙杂记》亦记王维在辋川的生活与习性云：“王维辋川林下坐，用雷门四老石，灯灭则石中钻火。”“王维居辋川，宅宇既广，山林亦远。而性好温洁，地不容浮尘。日有十数扫饰者，使两童专掌缚扫，而有时不给。”这些有关王维后期思想生活的记叙，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后期，尤其是晚年的王维，与那“妙年洁白、风姿都美”、“风流蕴藉、语言谐戏”、游于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的儒雅风流的青年王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在面貌形象、生活习性上，而且在思想心理、情趣好尚上，也必然存在于神态风度中。因为一个人的风度即受制于上述诸多方面，是此诸多因素综合影响作用的产物。诗人受佛道庄老思想的薰染，隐遁别业田园佛斋的生活，随着这一思想感情与生活环境方式的变化，他的风度也就起了相应的变化。萧散闲逸更多地来自道教庄老，而栖身佛斋田园生活，则薰陶出其幽远淡泊的情怀风度。因此，伴随着上述诸方面的变化，也就促使王维在风度上从儒雅风流向萧闲幽远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