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华人了解西医的窗口——《万国公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万国论文,晚清论文,西医论文,公报论文,窗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2：R—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441（2006）03—0254—10
0 引言
1874年9月，《万国公报》（初刊时英文名字为Chinese Globe Magazine，1875年8月28日更名为A Review of The Time）创刊，它的前身是已经出版满300卷的《教会新报》（Church News）。它由林乐知（Young J.Allen，1836—1907）继续任主编，在上海林华书院发行，每周发行一卷，每年冬夏各休息一周，1883年7月末发行完第750卷后，第一次休刊；1889年2月，复刊，改为按月出版，每月一册，1907年年底出版至第227册，因主编于当年逝世而停刊[1,2]。这份由晚清来华传教士创办的刊物，随着发行量的增大以及对世俗事物关注的增强，发表的关于科学技术方面的文章不断增加。前人对《万国公报》的学术性及其资料价值已有充分的考察和评估，而且学术研究的视野也已涉及到《万国公报》传播的科学知识及其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这一范畴[3—6]。但迄今为止，尚未见关于《万国公报》上登载的医学类文章的研究。本文在概述《万国公报》上发表的与医学相关内容的基础上，主要从德贞发表的专业医学文章，对医院、医学堂和医书的报导，以及介绍医疗技术和卫生观念等4个方面对《万国公报》刊登的医学类内容进行介绍和分析， 以期说明《万国公报》在晚清华人了解西医方面的作用和影响。
1 刊登医学内容的整体情况
《万国公报》先后刊登了近260篇与医学相关的文章或报导， 其中专业医学类文章80多篇，信息类报导170多篇。专业医学类文章的作者主要是来华传教士，如：英国的德贞（John Dudgeon，1837—1901）、艾约瑟（J.Edkins，1823—1905）、高葆真（W.A.Cornaby），以及美国的玛高温（D.J.MacGowan,1814—1893）、嘉约翰（John G.Kerr,1824—1901）等。这些文章主要介绍西方的生理学、 病理学、临床诊断和治疗等方面的知识，也涉及到止血术、输血法、痧病预防、溺水救治等方面的内容。
《万国公报》上还发表了一些报导医院、医学堂及医学书报的文章，密切关注着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此外，还刊登了相当多的与医学相关的信息。第一次休刊前，共刊登医学类信息66则，其中关于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及卫生观念的有13则，其余为报导天花、戒烟或时疫等的杂类消息。1889年复刊后到戊戌维新前两年即1896年，共刊登医学类信息31则，除4则是专门提倡清洁防病外， 其余也都属于杂类消息。维新酝酿期间，《万国公报》上没有任何关于医学的文章或信息，维新运动失败后，才又重新关注，但关注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医疗技术上来。到1907年停刊，《万国公报》共发表关于医学科技的文章43篇，其中35篇是专栏中提到的简短信息。这些专栏包括泰西朝野佥载、镜海探骊录、欧美杂志、格致发明类征、智能丛话、译谭随笔等，虽名称各异，但都是专门报导外国科技新动向的栏目，基本上是翻译外国报纸的内容。另外几篇如《疫病之源》（1902年11月）、《论巴拿马卫生成效》（1905年9月）等主要是推介西方的卫生观念。这140篇文章的篇幅往往非常短，但数目之多已经很好地说明了《万国公报》对于医药卫生的重视。这些信息不仅让当时的读者了解到这方面的动态，也为后世保留了当时医药卫生状况的材料。
2 刊登医学内容的分析
《万国公报》上刊登的医学类文章或报导篇目繁多、种类不一，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也不尽相同。下面仅从德贞发表的专业医学文章，对医院、医学堂和医书的报导，以及介绍医疗技术和卫生观念等4个方面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分析。
2.1 德贞发表的专业医学文章
在《万国公报》上发表医学类文章最多的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德贞。德贞于1863年来华，先在北京创办了双旗杆医院，后于1871年到京师同文馆，担任生理学教习，是在华的著名传教医师之一[7]。德贞在《万国公报》上先后发表74篇文章，大部分都是关于西方医学的专业知识，其中最重要的是以连载形式发表的医学论著。
2.1.1 《续西医学举隅》
1881年4月到1882年4月，《万国公报》连载了德贞所著的《续西医学举隅》，共分42次，涉及70个论题。
1873年起，德贞在《中西闻见录》（The Peking Magazine）上连续发表了一些通俗易懂的西医学知识，后结集成册，以《西医学举隅》之名于1875年在北京出版。因此，1881年开始在《万国公报》上连载专业的医学知识时，便名之曰《续西医学举隅》。该书主要以介绍近代西方的生理知识为主，论述了身体各部分的结构、原理和功用，涉及到骨骼、心、肺、肝、胃、肠、五官、血液和各种腺体等，另外还参照中医理论评述中西方不同的生理观及分歧的原因。比如《辨证骨骸是非之论》（1881年4月23日—5月21日）就是纠正中国《洗冤录》一书中对人体骨骼认识之错误的。在《衡论中西医理》（1881年11月19日）一文中，德贞谈到了西医学的基础，认为“夫医学多端，而以知人全体为最要”，“若不识全体，虽晓医学，将何所施哉”。他在考察中西医学差异的原因时，指出中西医理论不同的关键在于解剖学的发展，“西国医士，皆剖验死人之体，故人之筋骨、血脉、藏腑无不深知洞见，每遇一症，病源之所在及受病之由，皆了如指掌，故习于施医”，而中国因为有尊重死人的习俗，禁止解剖尸体，造成医生对人体各部分的结构十分陌生，且中国医书“命病之名，多属新奇；治病之法，亦似奇妙”，这就导致中医治病的成功率并不很高。他还介绍了西方选拔医生的制度，认为中国若照此办理，则于国于民都大有益处。
2.1.2 《西医汇抄》和《医理杂说》
1890年9月至1893年12月，《万国公报》分17次刊登了德贞的《西医汇抄》。
《西医汇抄》为一部临床医学的教科书，是德贞在京师同文馆担任生理学教习时的讲义，多是各种常见病症的医治方案。文章对各种病症分门别类，然后给出每一种症状可能的致病原因和相应的治疗方案，共论及43种病症。《万国公报》第一次登载《西医汇抄》时，前附德贞撰写的一篇短序，说明了此书形成的经过及于《万国公报》上连载的意义：
“《西医汇抄》一书原系余于闲暇之余讲解病源与治病方药诸说，教益门人，并非立志著书。当时听此教课诸生，执笔述意，分门制类，仿成医书之式。后已尘封，久未校正矣。而各门人医汇抄私本，以为秘授莫传，视为珍宝。凡遇病源不甚明晰之症及用方药无所措手之际，莫不检阅汇抄本以为医病箴规，诚属有得于此。但此书文浅而理深，语粗而意显，故不忍置为废纸，重新抄出，达露公报，每月摘选数症，申列于后，公同续览，庶于有志医学者，亦未必无所裨益焉。伏祈大雅君子肯加批阅，更为余所厚望也夫。”①
1894年3月到1895年4月，《万国公报》又分7次发表德贞所著的《医理杂说》，作为《西医汇抄》内容的续补。
2.1.3 其他文章
除了3部连载著作外，德贞还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过一些其他文章， 其中不少是与当时国人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如：《论鸦片之弊》（1879年3月29日）和《种痘珍言》（1880年2月28日）所论述的内容就是当时国人非常关心的问题。1889年10月发表的《论安提比林》和《论铁与生命相关》则分别介绍从煤油中提炼出的退热、消炎药安提比林和铁在血液循环、产生热量中的作用及其发挥功用的原理。《论饮食消化之理》（1890年3、4月）从西医学的角度以专业的笔触全面介绍了食物消化、吸收的过程，并从营养学的角度推荐了较科学的进食方法。《矾精》（1890年1月）和《木炭》（1890年5月）虽与医学并无直接联系，但两种材料可以改进化学药品的容器和清洁医院内的空气。
值得一提的是，德贞还发表了《脉理论》（1890年7、8月），比较了中西方脉理的不同。文中的一段话非常明确地说明了作者对待中医脉理的态度：
“欲得治病之法，必先明诊脉之理。……按西医所论之脉理以较华医所论之脉理，只有附会之说，而无确实之证也。且脉之发源全由于心，而华医所讲之脉理诚属极细极深，究不知心与脉管及血之功用者何也。即彼所谓五脏六腑之数与部位功用，约无一端无错者。又以一身分左右两处、寸关尺三部，每一部各有浅重深之异。如天然生成之人，果系如此合成者，诚为奇妙至极矣。譬如一泉之水断无苦甜之分，而一心之血岂有左右各殊之异乎？”
德贞撰写这些文章，从专业的西方医学的角度出发，以自己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且所论述的内容大都是基础性的西医学知识，这为中国人了解甚至接受西医，提供了一种便利。更为可贵的是，他发表的这些文章覆盖面较广，不仅有医理知识和治疗方案，还有医药常识和医疗器具，这就使中国人能够全面认识到西医的内涵。
2.2 关注医院、医学堂和医书
作为一份综合性的刊物，《万国公报》对西医学的关注是立体而全面的。在发表专业医师撰写的文章的同时，它还刊登了大量与医学相关的信息，如对西式医院、医学校及医书情况的报导（表1）。
在《万国公报》时期，大部分中国人还不了解西医。《万国公报》所刊登的这些与医院、医学堂和医书相关的报导为希望获得这方面信息的人提供了渠道。涉及医院、医学堂的报导不单为招揽更多病人接受西医治疗从而为西医逐渐被更多人认同创造了机会，也为吸引青年人学习西医创造了条件；关于医书的序评可以让中国人了解西医的发展动向，为有志学习的人提供间接的资料来源。
2.2.1 关于西式医院的报导
《万国公报》比较关注新式医院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先后发表有关报导29篇（表1）。这些报导的内容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是为即将开设的新医院做宣传；另一类是医院诊治病人、收入及开销情况的汇总。
《万国公报》为新开医院做宣传的报导中，其中4 则关注的都是李鸿章捐资在天津开办的医院，其中，《李爵相建立医院》还详细介绍了开办这所医院的由来。另外几则分别是关于汉口、苏州、温州等地新开医院的启事，刊登这些消息，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吸引中国公众的注意。
同样，《万国公报》还登载了某些医院的年单，即每年从社会各界所得捐款数以及该年度医药经费及其他开销费用数。尤其是，还详细介绍了上海虹口同仁医馆历年医治各科各症的人数。
《万国公报》关注的这些医院都是当时还未普及的西式医院，除了上海的几家外，其余多分布在广东、天津、汉口、温州、台湾、苏州等地。这些地方都是当时受西方影响较早、较大的地方[8]，而且还都有《万国公报》的代售点。 这些信息有助于中国人了解西式医院、认识西方医学。
2.2.2 关于医学堂的报导
直到19世纪晚期，除了极少几个中国人到国外学习西医外，中国西医人才的培养，基本上都是由来华传教医师担当起来的。除了官办的北京同文馆在培养中国西医人才上做出了卓绝的努力外，由基督教各差会开办的各式医学馆也起到过不小的作用。《万国公报》刊登的《汉口伦敦会医学馆条规》就为我们了解早期中国西医人才的培养情况，提供了较为典型的信息。
《万国公报》刊登的北洋医学堂的详细学规是另一种典型。北洋医学堂是为了解决北洋、旅顺、威海各港口随军医生的匮乏，由天津总医院所创设的学堂。该学规分成四类：甄别学生之规、学堂功课之规、日行之规和考试之规。其中特别指明，学生学习半年后，“每至施医之时，按日轮班随同医官就近往医院诊视，以广学识”。北洋医学堂所采用的西方培养医学人才的方法，无疑为后世医学人才的培养模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先例。
2.2.3 医学书刊的评序
《万国公报》是一份发行量很大的刊物，其影响之深远是有目共睹的。在《万国公报》上刊登一些医学类书刊的评介和序言等方面的文章，无疑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些书刊。
《皮肤诸症论》、《论内科阐微之益》是为嘉约翰所著《皮肤新编》和《内科阐微》两书所做的书评，是《万国公报》所刊登此类文章的典型。嘉约翰是继伯驾② 之后在广州行医的著名美国传教医生。在华40余年中，除了在博济医院自任院长并兼医师外，还主持编著了一大批医学书籍，《皮肤新编》和《内科阐微》是其中的两种[11]。另外，他还培养了一些中国医师，尹端模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书医理略述后》就是主编林乐知为尹端模所著的《医理略述》撰写的介绍。《摘录美国医士嘉约翰奇症略述并跋数语》记载了1879年嘉约翰在博济医院“所割各类奇症”数目，统计结果显示他在这一年中所做的大小手术共计909次。 《万国公报》上的这类文章从另一个侧面描画了来华医师在撰著医书、广施医术、培养中国西医人才上所做的努力。
自中西交通日渐频繁以来，外国方药传入中国也日益增多。中国医生如果不熟悉这些外邦药方，在施医治病时，就很容易贻误良机或误伤性命。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光绪十二年（1886年），美国医生洪士提反根据“英国本草思快尔先生集注”译出《万国药方》一书。他翻译此书，“欲华人深明西人所用之药而不致妄用，并知西人所传之方，藉广流传，从此中外一体，屙痒相关，共登仁寿”（《万国药方自序并总录》）。1890年李鸿章为之作序，言“是书专明用药方剂，亦如葛洪《肘后》、思邈《千金》之体，以便循省。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于医学岂曰小补？则君嚆矢之功，其寿世寿人，讵可量哉”，对此书的评价相当高。类似这样的书评在《万国公报》还有不少，诸如由广学会同人撰写的《书医方汇编后》就非常赞赏由英国医生伟伦忽塔原著、英国医师梅滕更口译、中国人刘廷桢笔述的《医方汇编》。这些西医译著之所以能够得到较高的评价，中国各界人士亟待通过这些译作学习西医的先进知识恐怕是其主要原因。
2.3 关注新兴的医疗技术
1895年之前，《万国公报》所发表的与医学相关的文章，主要是专业医学知识，以及医院年单、医校学规、医书序评等信息。从1902年开始，《万国公报》开设“欧美杂志”专栏，后来又开设“格致发明类征”和“智能丛话”等栏目，专门介绍国外科技新动向，其中关于医学知识的介绍则偏向于医疗器具，尤其是强调显微镜、X射线、麻醉剂等发明对于医学发展的贡献。
《显微镜有益于世论》（1890年2月）详细介绍了显微镜的功用， 并以显微镜察看细菌为例，介绍了细菌的种类及形状。《显微镜治病功用说》（1899年2月）、《论瘟疫之源》（1902年10月）也都强调了显微镜对于探查致病病原体的重要作用。英国人高葆真翻译的《原瘴病》（1903年6月）一文， 还特别提及利用显微镜观察瘴病患者血液中的病原微生物。而《光学新奇》（1896年3月）、《记发光体》（1904年6月）、《电光医病》（1906年11月）、《伦根光之进步》（1905年12月）等文则从不同角度介绍X射线在治疗各种疾病中的用途。值得称道的是，除了介绍X射线可以改善治疗技术外，《万国公报》还刊登了《爱科司射光之损害》（1907年3月），专文阐述X射线对人体的害处，足见其在介绍科技发明时的公允态度。1905年11月和1907年6月，《万国公报》还刊登名为《最新之麻药》的文章， 介绍在西方广泛使用的麻醉剂。
当然，《万国公报》刊登的有关西医技术的文章都很简单，其中许多是被当作新奇的消息介绍给读者的，尤其是这些科技信息都是由报纸的主编和主笔根据外国报刊翻译来的，根本没有外界人士甚至是医学传教士的参与。也许这些医学科技信息的翻译者并没有推介域外最新科技成果的强烈意识，但可能正是这种看似无意的举动，给那些留心科技的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鼓励和刺激，从而间接地促使了西医在中国的发展。
2.4 重视介绍西医卫生观念
《万国公报》一贯关注中国的卫生状况。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爆发的几次瘟疫，《万国公报》刊登了不少文章，极力提倡中国人改变不良的卫生习惯。1894年春夏之交，香港、广东两地爆发瘟疫，死亡2300多人，为救治、预防、善后等所花费用巨万。英国人山雅谷为此撰写了《务清洁以防疾病论》（1894年7月），总结此次瘟疫爆发的原因，提出唯有住所干净、饮用水卫生、身体清洁，并及时处理病人的排泄物，才能够做到防病避疫。1902年，南洋各岛以及中国各省又有瘟疫爆发，甚至蔓延到了埃及。《万国公报》的主笔、中国人范祎撰写《论瘟疫之源》（1902年10月），重申“瘟疫之源何在？不过曰居处不洁、饮食不洁，二事而已”。
与外界日益频繁的交往给中国带来先进的科技和新观念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疾病[12]。怎样避免这些疾病发作，也是当时真正关心中国发展的人士密切留意的焦点。艾约瑟撰写《防时疫传染论》（1891年9月）， 谈论了怎样预防疾病由一地传至另一地的问题。他在文中着重指出：在陆路交通不甚发达、大量依靠海运的年代，对于从疫地航行而来即将登岸之船只进行严密的隔离、消毒工作是首先应该做到的。
西方自从巴斯德到科赫发现一系列病原微生物后，细菌致病的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而消毒、防腐的技术也在逐步成熟。在中国人接受这种观念的过程中，《万国公报》也功不可没。1904年，上海工部局医生马尔在西人青年会上作了关于微生物的演讲，《万国公报》立即请人译出，以《论微生物》为题发表在当年6、7月的报纸上。
致力于推广牛痘术也是《万国公报》关注公共卫生的一项措施，它刊登了不少相关的文章和信息。其中有介绍牛痘发明史和如何传入中国以便更多人认识的文章，如《论牛痘来历》（1875年5月22日）和《种牛痘之始行》（1877年2月24日）；还有密切报导各地天花疫情谨防更多人感染的消息，此类文章有《天津烟台天花传染》（1875年1月9日）、《时行出痘》（1891年2月）、《痘症盛行》（1902年5月）等。另外它还登录各地的牛痘局告白，譬如《宁波牛痘局开施》（1879年3月1日）和《嘉兴府施种牛痘示》（1879年4月12日），以便吸引大家前往接种；并且还发表提倡种痘之益的劝诫文字，诸如《论牛痘有益》（1879年4月12日）和《论痘疫》（1903年4月），尤其是全录了为邱熺和赵兰亭的《引痘略》和《新编增补牛痘三要》两书所写的序言（1875年5月22日）。这表明《万国公报》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这些文章对于让更多的中国人接受牛痘法从而避免大规模天花感染以达到改善整体卫生状况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直到19世纪中后期，中国人从个人环境到公共空间的卫生状况之糟糕，还往往令初次踏上中国土地的外国人感到震惊。而中国人因为长期受到传统鬼神观念的影响，往往把疾病的发作看成是上天或是祖先对自己过错的惩罚，这种蒙蔽使他们失去了探究疫病发作之真实原因的机会。《万国公报》刊登的这些介绍西方卫生观念的文章，为改善当时人们的生存状况和引领中国人建立起清洁的生存空间起到了舆论向导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可能是撰文的传教士和传教医生希望从此能改变自己在中国的生存环境和卫生状况，但这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民众的卫生意识和城市公共卫生建设。那些由中国人写成的提倡清洁防病和种痘有益的文章，恰好表明中国人正在逐渐接受西方的医学卫生观念。
3 结论
作为一份与社会需求密切相连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上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就以本篇所考察的医学来说，各个时期所刊登的文章数目差别迥异就与当时的社会情况有直接的关系。《万国公报》发表医学文章最密集的时期是英国传教医生德贞在其上连载专业医学文章的那几年。其余的时间，尤其是从1882年4月到的1883年7月，和“戊戌维新”前后的1895年5月到1901年，很少看到与医学相关的信息。另外，从1902年重新开始刊登关于科技的文章到1907年停刊，《万国公报》对医学的关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密切，除《论近百年来医学之进步》（1903年6月、7月、8月，山西大学译书局来稿）回顾了近代西医的发展史， 及另有几篇推介西方卫生观念的文章外，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医学发明，并且对其报导也往往只有寥寥数语。
休刊前一年的《万国公报》把自己的重心放在了教内事务上，这是由《万国公报》的主编林乐知的传教士身份所决定了的。而后一时期则是因为《万国公报》受到维新思潮的影响，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来了。既然把关注点放在社会理论上，对宣扬科学技术自然会冷落不少。不过，随着“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万国公报》对科技的兴趣也就渐渐复苏了。停刊前几年关于医学信息的报道之所以如此简单，则跟当时《万国公报》的总体情况有很大关系：该类文章几乎全部根据外国报刊翻译而来，原本就非常短。
《万国公报》所刊载的与医学相关的文章，都是从近代西方医学的角度来论述的，并且这些文章的撰述者除了报纸的主编或主笔外，几乎都是来华的医学传教士。但在当时，西医正亟待在中国取得稳固的地位，而它对中国人来说仍然是不熟悉的事物，大部分人对它都还抱着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这些文章的发表就使得授受双方都有机会改变当时的状况。尤其是，《万国公报》并不是一份专业的医学报刊，决定了它的读者不仅仅局限于医学人士，这就可能使更多人了解西医、从而认识西医，并进一步接受西医。
综合来说，在《万国公报》创办的28年时间里，虽然受时代环境和刊物性质的限制，它刊登的医学文章时断时续、水平不一，且仅局限在西医范围内；从读者群来说，影响仅在沿海或沿江等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带，但它对近代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所做的贡献还是不容忽视的。这些医学文章，从专业知识到卫生常识，从医院事宜到医学书籍，从医学技术到医疗器具，方方面面，都有涉及，这对于当时对西医还不甚了解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无疑起到了媒介的作用。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对西医学在中国近代的传播过程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并且这些文章所保留的信息为我们研究那个时代的医疗技术和卫生状况提供了间接的素材。总的来说，医学属于实用科技的一个门类，这些与之相关的文章在影响广泛的《万国公报》上发表为增加当时人们对西方医学的感性认识提供了载体。
收稿日期：2005—12—26；修回日期：2006—04—25
注释：
① 本文所有引文均据华文书局影印本《万国公报》。
② 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9），美国来华医生。1835年11月4日，他于广州十三行内新豆栏街丰泰行3号开设眼科医局，正式将西方医院的管理制度移植到中国[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