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建交之路的艰难跋涉——1972-1978年的中国对美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中国论文,对美论文,艰难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2年2月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中美上海公报，一方面宣告了中美关系的大门由此打开，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美两国在台湾等重大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这就注定了中美两国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还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有起有落的复杂过程。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在1972-1978年期间，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局势继续发生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怎样估量自己的国家利益，怎样根据形势的变幻制定对美政策，怎样处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最大的障碍——台湾问题，怎样经过艰苦的谈判和不懈的努力，最终促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对于中美两国和国际局势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中共中央对中美会谈的评估与双边交流的恢复与扩大
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中共中央对中美最高级会谈的结果进行了评估，并把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以此为契机，中国外交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一方面仍然坚持原则；另一方面更加强调“灵活性”。1972年3月3日，周恩来向中央国家机关有关单位负责人讲解了中美《联合公报》，并着重论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问题。他说：“尼克松访华前17年，我们一直坚持两条原则，一个是在中美两国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个是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军。这就等于取消了‘美蒋条约’，让中国人民自己解决台湾问题。尼克松上台以后，情况有变化，时代也在前进，我们如果还是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就不能推动世界的变化。”[1]
随后，周恩来于1972年3月5日，将外交部关于中美联合公报向驻外使馆的通报稿[2]上报毛泽东审批。这份通报稿要求驻外使馆：“对外表态时要谨慎从事，说话不要过头，特别是不宜由我正面宣传联合公报是我们的胜利，美国的失败。同美驻外官方人员的接触，我不主动，也不回避，应掌握不冷不热、不亢不卑的精神，注意礼貌、落落大方。”中国方面之所以确定这样的方针，一是由于协议还有待于实践，不宜“张扬”[2](P,292)，二是要尽量低调，防止美国国内一些势力攻击尼克松让步太多，破坏中美会谈的成果。毛泽东阅后认为：“此件很好，国内似也适用，但应略作修改和补充。”[2](P,291)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于1972年3月7日发出内部《通知》，一方面肯定中美接近在“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壮大自己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提醒高级干部要注意中美上海公报中一些重要问题提法的差异。例如，在公报中有关双方共同点，在文字表达上大都采用了“应该”、“准备”、“希望”这类字眼，这是中方坚持的，其目的是为了表明双方根本立场有原则区别。《通知》认为：“双方协议的十一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据此处理国际争端的原则；四点共同申明；反对互相勾结和划分利益范围）还未成为现实，美方能否履行和履行到什么程度，还要看其行动。”又如，在台湾问题上，美方声明部分说到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撤军”。《通知》认为，这里的“地区”不是仅指台湾，而是指整个远东地区。中方所要申明的是，“中国所关心的不仅是台湾一地，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关键在于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问题”，只要美国不停止侵略，远东局势就和缓不下来，“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也就要受到影响”。《通知》还指出公报发表后：“今后民间人员来往会逐步增加，不仅美国人来，我们的人员也要去美。双方民间贸易界也会有些接触。”[3]
这份《通知》的内容表明：首先，中共中央认定，缓和中美关系起到了利用美苏矛盾，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的作用；其次，对中美最高级会晤取得的成果，更注重今后是否能够落实；第三，指出了中美之间仍有台湾、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等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有待解决；第四，对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采取一种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通知》使中共高级干部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央新的对美政策的理解。据此，中国有关方面调整了相关的政策，着手恢复和发展与美国官方以及民间的交流和往来，由此推动了中美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最先取得积极进展的是中美在巴黎的正式接触。1972年3月13日，中美双方原来的“巴黎秘密渠道”（注：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使华时与周恩来达成协议，开辟了巴黎秘密渠道作为中美进行联系的新地点。当时，中方担负这项秘密使命的是中国驻法大使黄镇，美方的联系人是美国驻法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利用这条渠道，中美双方进行了45次秘密会谈。在此期间，基辛格曾利用参加巴黎会谈的机会，与黄镇进行了3次秘密会谈。）正式改为公开渠道。中国驻法大使黄镇与美国驻法大使阿瑟·沃森举行了首次正式会晤。这是中美最高级会晤所产生的第一个具体的成果。巴黎公开渠道后来一直持续到1973年2月。在此期间，双方的联系共有53次。（注：在此之后，中美各自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取代了中美巴黎公开渠道。）中美两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通过在巴黎的大使馆进行会晤，使两国的磋商和接触制度化，并且促进了中美之间的交流、贸易和互访，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了在巴黎定期举行大使级会晤之外，中美两国还在具有权威的级别上保持接触和战略对话。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访华（注：1972年6月19日，基辛格第四次访华，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了美苏最高级会晤和达成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情况。），与中国领导人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中美两国通过纽约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进行的接触（注：中美在纽约的接触始于1971年11月。当时，基辛格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会见，开辟了纽约渠道。）也更加频繁。这种沟通和磋商机制增进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
在中美大力开展官方接触的同时，民间的交往也开始活跃起来。1972年4月12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到达美国，进行两个星期的访问。在此之后，中国医学代表团和科学家代表团、中国沈阳杂技团等也相继访问了美国。值得指出的是，中方这些代表团出访虽然是民间交流，但都体现着中国领导人开展对美外交的意图。例如，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访问美国的代表团，中国领导人极为重视，周恩来亲自提议由在乒乓外交中有突出表现的庄则栋（曾三次获得世界冠军）任团长（注：原来中国有关部门曾拟定由李梦华担任团长，上报周恩来后，改为庄则栋任团长。），并在该团出访前接见了全体成员，鼓励他们在增进中美之间相互了解方面发挥作用。这些代表团在美国受到了超规格的接待。尼克松总统亲自分别接见了他们，这表明了美国政府对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视。
另一方面，数量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访问了中国。其中包括1972年4月和6月，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先后访华的美国参议院两党的领袖，众议院两党的领袖，他们分别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接见。1972年7月29日，新华社、中国新闻图片社和美联社达成一项交换新闻和图片的协议，这是22年来中美两国首次建立正式的新闻和图片交换渠道。
在此期间，中美贸易也有了较大起色[4]，其增长速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想。据美方统计，1971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额总共还不过是490万美元左右，其中主要是美国从中国的进口，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几乎是零。而到了1972年，中国向美国出口了价值3230万美元的货物，美国向中国出口了6020万美元的货物，从而使两国的贸易额跃增到大约9250万美元左右。[5]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双方的限制放宽之后，有些美国实业家参加了在中国广州举行的春季和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一些著名商界人士还于1973年初发起成立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虽然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当时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并不算大，而且对两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也极其有限，但中国过去从来就不是一个进行大量贸易的国家，所以中美日益增长的贸易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为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这一目标作出了贡献。
二、从战略的角度出发，加速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
美国在越南战略撤退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最大障碍是台湾问题。尼克松访华时曾许诺在他第二任期内解决[1](P,110)。1973年2月，尼克松以压倒优势再度当选总统后不久，就派基辛格访华与中方磋商。在1973年2月16日的中美会谈中，基辛格提出，美方在中美关系上准备采取两项步骤：第一阶段，双方各自在对方的首都设立联络处(liaison office)；第二阶段，实现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美方将在尼克松总统的第二任期内实现这两项步骤。对此，周恩来表示：“在实现这项步骤的过程中，我们互相还会商量，或者提前，或者推迟”。[6]双方一致认为：“现在是加速关系正常化的适宜时机”。[4](P,9)为此，双方商定了互设联络处的问题。[7]这种联络处的规格很高，虽然不是外交代表机构，但作为默契，双方将互相给予外交豁免权，享有外交特权。这是中美双方朝着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迈进的一个重大的正式步骤。
在中美关系改善的同时，中苏关系却进一步恶化。苏联在中苏边境上布置的兵力已从1969年的21个师、1971年的33个师增加到1973年的45个师。[8]此时，毛泽东对如何应付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的思考也日渐深入。他从国际战略全局出发，准备进一步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来对抗苏联。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时提出了“一条线”的构想。谈起欧洲和日本，毛泽东从遏制苏联扩张的角度出发，劝美国要加强同他们的团结。他说：“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闹闹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仅在一年之前，中国还曾指责“美国帝国主义”蓄意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而在尼克松访华后的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随着中美在反霸问题上意见日趋一致，随着中日在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中国方面对日本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并在实际上已把日本视为反霸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因如此，中国现在反而敦促美国加强与保持同日本的密切联系，而不要因小失大。由于来自苏联的威胁与日俱增，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在国际上孤立苏联。毛泽东对基辛格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9]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从中国、日本往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的联合抗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具有深刻意义和影响。
“一条线”的构想提出之后，在国际斗争中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已成为中国的主要目标。这时中国虽然没有完全放弃对美国的批评，但更强调“要有主有次”，“打击揭露的重点是苏修”，中国方面还认为，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促进中美关系的改善，“有利于同苏修的斗争”。[8](P,12)
在上述背景下，中美两国已从恢复历史性的联系，努力消除两国间的障碍的阶段，进入到力争加强战略协作并加速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阶段。为此，中方加快了筹建驻美联络处的工作。经外交部提议，由周恩来上报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选定老资格的外交官黄镇出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韩叙任副主任，并于1973年3月29日通过新华社正式宣布。这样，以黄镇、韩叙出使华盛顿，再加上已在纽约的驻联合国安理会首席代表黄华，就形成了中国在国外外交规格最高、阵容最强的布局。这说明了中国领导人对开展对美外交的重视。正因如此，毛泽东曾对黄镇说：“驻美联络处比大使馆还大使馆。”[10]
中美双方互设的联络处从1973年5月1日起正式开始工作。5月18日，周恩来会见了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敦促美方在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他指出：“中美上海公报是费了功夫才形成的，对其中的共同点，应该加快实行。”[11]
这时国际国内对美国战略重点和中美关系出现了种种议论。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批评了那种革命不能有妥协的说法，并且为中美接近辩护。毛泽东说：“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指美国的全球战略——笔者注），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人家要走路，死也要拖住。”“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我们跟蒋介石妥协了两次。贵国的总统要来，请。坐在这里吹了一个钟头（指他与尼克松的会见——笔者注）。”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显示了，要推进不仅对美国，并且要把欧洲和日本也包括在内的“全面外交”这样一种战略。他说：“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的是我。”毛泽东还引用列宁的话来加强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列宁屡次说过，碰到强盗，要么就被杀死，要么就交出自己的手枪和汽车。他主张交出手枪和汽车，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把这伙强盗统统消灭，手枪、汽车都收回。[12]
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上述谈话，指出了美国的战略重点不是东移，而在欧洲，并且阐明了中国可以作出某种妥协，以争取回旋余地的根据和理由，构成了中国这一时期对外政策的基础。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周恩来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曾引用过的列宁的那段话被用来证明中国同美国改善关系是有道理的。这一行动被称之为“革命国家”的“必要的妥协”，以区别于苏联的所谓“入伙分赃”。在谈到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时候，“十大”政治报告把苏联描绘成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最为危险的敌人，并且遭到远比美国更为严厉的谴责。周恩来指出：“现在，苏修是声东击西，加紧在欧洲的争夺，加紧向地中海、印度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地方扩张。美苏争霸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13]
从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的内容来看，对美国的提法相对温和，突出的一点是，指责美国是威胁的调子大大降低了，报告甚至提到了“中美关系有所改进”。[13]这表明毛泽东旨在改善同美国关系以反对头号敌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战略方针基本上已经巩固。
在此期间，中国方面为了实施“一条线”的战略，除了致力于发展中美双边关系之外，更注重就国际战略问题与美方进行系统而广泛的讨论。这构成了当时中美关系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当两国关系还无法一步到位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信任和默契往往不是通过正式的协议，而是通过对世界大势进行的对话以及达成的共识建立起来的。这也使中美具有权威的级别上的会谈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与美国新任国务卿基辛格的一次长谈。1973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就苏联的称霸意图谈了起来：“他们欧洲、亚洲甚至非洲北部都想霸占。”但毛泽东认为，苏联“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至于苏联会不会如美国所说的那样有“东进”的危险，毛泽东对基辛格说：“它要进攻中国，除非你们放它进来，把中东、欧洲让给它，它才放心。这样才能把兵力往东调，至少增加一百万，或者更多，才有可能。”毛泽东的意思是要美国明白，苏联的战略重点首先是和美国争夺欧洲和中东，而不是马上进攻中国。想以苏联吓唬中国，套住中国是不可能的。基辛格对此心领神会，说“把中东、欧洲让给它？不会的。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就是如果欧洲、日本、美国站在一起，我们在中东、在毛主席说过的地区共同努力，就可以大大减少进攻中国的危险。”毛泽东反过来说：“我们也牵制他们一部分兵力，也有利于你们、欧洲、中东。比如在蒙古，它就驻了兵。”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苏联是如何如何的强大，而是在于潜在的受害者不了解苏联的真实的祸心而上了缓和的当。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毛泽东认为：“要把美国跟我们的关系，同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问题分开。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至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那就复杂了。”毛泽东接着说：“世界上的事情不要看得那么死，那么着急干什么呢？台湾就是那么一个岛，一千几百万人。暂时没有台湾也可以，100年以后再来。至于我们同你们的关系，我想不要100年。”毛泽东还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跟苏联建了交，跟印度也建了交，就不那么好啊！还不如跟你们的关系好些哪。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什么重要问题。”“整个国际问题是重要问题。”[14]这里的潜台词是，为了共同对付苏联，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可以等待，但决不让国家主权受到损害。
总而言之，台湾事小，中美面临的国际问题事大，这种宏观的眼光和着重于长远的战略观点构成了中国跟美国接近的理由和基础。毛泽东同基辛格的对话，范围广泛，又有深刻的内涵，既为当时的目标服务，也为长远的目标服务。它为中美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地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后来，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经历了一些波折，但两国关系始终保持在毛泽东和基辛格这次谈话所确定的战略水平之上，这就为日后中美关系酝酿新的突破，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三、止步不前的复杂局面
中美推动关系正常化的势头，在1973年后半年就显现出减弱的迹象，1974年之后，更是止步不前。这首先是由于美国的水门事件削弱了尼克松政府的对华决策地位。其次，这时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发生逆转，干扰了对外工作。此外，中国对美国对苏缓和政策也心存疑虑。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中国在对美关系方面，在总体上仍然实行“一条线”的战略，尽量拉住美国以对付苏联，并试图防止美方从中美已达成的原则立场上倒退；同时也有意采取了一些冷淡措施，以表明对美方的不满。对此，美方也很着急，一方面让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返华，催促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返美；另一方面要求与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对话。面对这种情况，中方决定邓小平不去华盛顿，只在纽约见基辛格。1974年4月14日，邓小平同基辛格在纽约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基辛格搪塞说，美国正在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但尚未想出办法来。对此，邓小平绵里藏针地表示，中国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15]
但随后不久，邓小平在与巴基斯坦总理布托的谈话中表露了对美方的不满。他说：“中美关系能否正常化的关键是台湾问题，美方提出要寻找解决方式，我们说没有什么好找的，就是日本方式，即承认一个中国而不是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个半中国。”[16]当时中国方面认定的“日本方式”就是：同中国建交，同台湾保持民间来往。
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继任总统福特上任后立即表示：“我保证继续信守上海公报的原则。建立在这些原则基础上的新关系已经表明它是符合双方的重要的和客观的利益的。”[17]
对此，中国方面作出积极反应。1974年9月5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并且指出：“我们注意到福特总统在就职时表示，将继续尼克松总统所开辟的发展两国关系的政策。中国对美的方针、政策没有改变。我们相信，中美两国关系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是可以得到发展的。”[16](P,106)11月2日，邓小平会见新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有针对性地指出：“双方肯定的是，要沿着上海公报的路线发展，肯定了这一点，有些问题总可以找到一些解决办法的，一时条件还不成熟，可以慢慢来。我们注意到福特总统曾强调在对华政策上的连续性。”[16](P,113)，
福特上台之初，在台湾问题上有所动作。他于1974年10月25日签署国会通过的一项法案，“终止总统使用美军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权力”[4](P,265)。但此后，就不再有大的举动。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拖的方针，以维持中美关系的现状，构成了福特总统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是一个令中方失望的事实。
1974年11月，基辛格访华与邓小平举行会谈。他推说美国的问题不同于日本，这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存在着正式防卫关系；其次美国颇有一些人在历史上就是亲台的。因此，美国准备按“日本方式”加以实质性的解决，“在台湾维持一个联络处，在北京建立一个大使馆”。这表明了美国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倒退。这个方案实质上是“一中一台的变种”，因此，邓小平强硬地表示“我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正常化”[14](P,366-369)。此次中美会谈的唯一成果是双方商定，美国总统福特于1975年12月访华。
此后，福特政府在一些势力的压力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美台关系，从而加剧了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争执。1975年4月5日，台湾当局领导人蒋介石在台北逝世，终年87岁。美国方面原来打算派农业部长巴茨前往出席葬礼，但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一场争论。台湾当局表示，任何在级别上低于副总统洛克菲勒或国务卿基辛格的人出席葬礼都是对蒋介石的侮辱。美国参议员戈德华特等右翼势力也对此提出严厉批评。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总统福特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率领一个9人代表团赴台湾参加蒋介石的葬礼。这是个重大的妥协，因为这样一来，洛克菲勒就成为自70年代美国同中国改善关系以来，以政治身份去台北的第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这也是美国向台湾所作的一种姿态，用以在台湾逐渐对美国失去信心的时候，向他们保证美国不会抛弃它。
1975年5月6日，福特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再次保证，他将信守对“盟国”承担的义务，并特意提到台湾。他说：“对台湾的义务——包括规定美国有义务保卫这个岛屿的安全条约——是有利于维护太平洋的和平的事情之一。”[18]这番表白引起中国政府的抗议和交涉，却使台湾当局倍感欣慰，台湾当局的发言人说这种“及时的保证证明，美国并未忽视这个地区的重要性”[18](P,1975.8.10)。
福特政府的上述立场使得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暗淡。因为，中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是极为敏感的。任何旨在加强同台湾联系的举动都必将被视为是制造“两个中国”，或是“一中一台”。1975年6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时表明了中方的强硬态度，他说：“‘两个中国’、‘一个半中国’、‘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立场，我们都是不能接受的，变相形式的这种立场，我们也不能接受。我们也知道，有的人有这么一种设想，就是把台湾在美国的大使馆变成一个联络处，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形式，这个我们不能考虑”。[19]
福特虽然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不愿迈出更大的步伐，但他为了在1976年总统大选中争取选票，仍想借助中国压苏联让步，以此打开美苏战略谈判僵局，实现美苏缓和。为此，他派基辛格于1975年10月来北京，为其访华作准备。对此，毛泽东认为：福特、基辛格妄图否认苏联进攻重点在欧洲，渲染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他们目前的对华政策是以苏联的威胁吓唬中国，用一些先进技术和军事援助为诱饵，套住中国为其对苏战略服务。因此福特决定按照计划在1975年访华。但他担心无功而返，反而会失掉资本，所以派基辛格第八次访华，为其访华作准备，争取在维持中美关系改善的势头下，在贸易和人员往来等方面做些表面文章，发表一个可供渲染的公报。因此，毛泽东决定，仍利用美苏矛盾，贯彻“一条线”的战略，着重指出苏联的战略是声东击西，对福特访问仍持你要来我欢迎，谈得拢可以、谈不拢也可以的高姿态，拒不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重申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三个原则。[15](P,368)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于1975年10月20至22日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举行了4次会谈，着重谈美国总统福特访华的准备工作、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双边关系问题。邓小平指出：“毛主席多次强调，中美之间当然有双边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国际问题。对待国际问题，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某些方面达到协调。”[19](P,22)
1975年12月1日，美国总统福特来到北京。12月2日，毛泽东与他举行了会见，并就国际形势与战略问题发表了意见，进一步批评美方的倒退。福特提出：“我们达成这样的协议，为了共同的目标，我们将进行共同的努力，你们从东方施加压力，我们从西方施加压力。”毛泽东回答：“就是，君子协定。”此外，邓小平于12月2日至4日同福特举行了3次会谈。这一次美方虽不再提“倒联络处”的方案，但福特表示，由于美国国内的形势，需要等到他在1976年总统大选获胜后，才能着手按“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对此，邓小平说：“我们注意到总统说在适当条件下按照‘日本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好意表示。这也就是说，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时，要实现我们所说的‘断交、撤军、废约’三个原则，按照‘日本方式’，也意味着以往的经济贸易关系还可以继续保持。有关台湾其他问题则要作为中国的内部问题解决。”但福特强调：“我们期待着你们政府和台湾之间的问题的任何解决将会通过和平方式。”邓小平在这一点上不让步，他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中国的内政，由中国决定。”[15](P,368)
由于美方在台湾问题上仍不愿意有所前进，中方也不急于确定时间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日程继续拖了下来。但邓小平仍然认为中美两国的高层接触是必要的，他对福特说：“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所当然地有许多分歧，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双方可深入地交换意见，哪怕是分歧、吵架也没有关系。”
正是本着长远的观点，着眼于大局，中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不能一步到位的情况下，仍然把对美国的关系维持在一定的战略水平之上。1976年中国政坛风云突变，先是周恩来逝世，接着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实际上被搁置起来。
四、新的契机与新一轮的试探
1977年，邓小平在中国政坛再次复出，打开对美关系僵局的艰巨任务又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肩上。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他此时拥有了更大的权力，即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要决策人。
这时，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中国仍然坚守建交的三项基本条件的底线。1977年7月4日，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前海军作战部长时指出：“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政府必须做到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缺一不可。”[4](P,275)
1977年8月，为寻求解决久拖不决的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美国总统卡特派遣国务卿万斯对中国进行一次“探索性”的访问。8月23日，万斯在北京向中国外长黄华提出，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是，中美建交后，必须通过一项非正式协定，让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万斯还表示，在适当的时候，美国将公开声明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不否定这一项声明，也不要发表任何有关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声明。[20]
在中国方面看来，万斯的这个方案不但没有在中美关系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而且从实质上看是倒退了，因为它是变相要求中国以默认的方式，承诺不对台湾使用武力，而“让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实际上等于再次提出了曾被中方否定的“倒联络处”方案，即中美间的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而美台间的“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这与中方的要求相去甚远。为了明确表达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邓小平于8月24日对万斯指出：“事情要干干脆脆解决，何必拖泥带水。至于解放台湾，那是中国的内政。我们准备在按三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但不排除通过军事、武力解决。对台湾问题，不要只看到你们在那里有多少资产、多少投资、什么‘老朋友’，要看到民族感情。”[16](P,156)
这次中美会谈，虽然没有能够就台湾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对双方熟悉和了解对方政策的底线是有帮助的，特别是邓小平在坚持中美建交三项条件方面的坚定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美国政府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较大让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是，万斯离开北京之后，一些新闻记者发表了一些不甚准确的报道，说白宫认为万斯发现中国在关系正常化的条件方面表现出了“灵活性”，并认为万斯的访问取得了“进展”。[21]这些误传引起中方的严重关切，因为中国领导人非常不愿意被人误解为在原则问题上丧失立场。于是，中国方面很快作出反应。1977年9月6日，邓小平会见美联社访华团时，坚决否认万斯访华使中美关系取得“进展”的说法，并明确指出，实际上美国在关系正常化方面退步了。4天之后，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议员访华团时再次指出：“万斯访问是一个退步，美国在玩弄中国和台湾两张牌，这是中国不能容忍的。”[4](P,276)在这种不愉快的气氛下，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再次沉寂下来。
直到1978年5月，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又提上日程。由于美苏关系出现问题，美国再次打中国牌。卡特对即将访华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明确表示，美中关系问题，“美国的决心已下”，已经准备积极协商向前推进，消除正常化的各种障碍。[22]
1978年5月20日，布热津斯基到达北京，先后与黄华外长和邓小平进行实质性的会谈。布热津斯基表示：美中关系是美国全球政策中的一个中心环节，美国政府已下决心要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但希望（而非作为条件）在美方作出期待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明显地遭到中国的反驳，这样美国国内的困难将更容易解决。[23]
邓小平对此作出了回应。他说：“很高兴听到卡特总统的这个口信。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观点都是明确的，问题就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我们双方随时可以签订关系正常化的文件。过去我们也说过，对自己国家统一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不关心，不急于解决呢？我们很希望能早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到主权问题。”[9](P,65)
由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对布热津斯基带来的美方最新信息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中美双方商定从1978年7月5日起，在北京开始举行中美建交秘密谈判。中方代表是外交部长黄华（注：1978年11月下旬，黄华外长因病住院，中方任命韩念龙为代理外交部长与美方进行谈判。），美方代表是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
五、中美建交谈判与中美关系的突破
中国方面的谈判工作一直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他过问谈判的进展情况，并就中方谈判的大政方针作出决策。在1978年7月5日的首次会谈中，伍德科克提出4个要讨论的议题：1、关系正常化以后美国在台湾存在的形式和性质；2、实现正常化之际美方的声明，强调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期待；3、正常化之后美国在台湾的商务关系；4、建交公报和建交的具体形式。[24]美方建议每两周谈一次，一次谈一个问题；就一个问题达成谅解后，再谈下一个问题，并要求保密。黄华除了要求美方必须履行断交、撤军、废约三条件之外，指出美国可以与台湾保持民间交往，但不应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在7月1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黄华提出美方应先就中方提出的建交三条件和建交联合公报作出响应，提出具体意见。[25]
此时中美双方都没有完全亮出底牌，在此之后举行的第三次和第四次会谈进展不大。这时中方的意图是要摸清美方的底线，然后再作决策。中美之间除了在北京的秘密谈判之外，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先后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韩叙、柴泽民也举行了多次会谈，沟通情况，加深理解。
中美谈判的焦点是中美建交后的美台关系问题。中方的基本立场是：1、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是美国政府派兵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干涉中国内政造成的，“解铃还需系铃人”；2、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履行“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3、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同台湾之间还可以继续保持民间来往，美国还可以在台湾设立民间机构，但美国不应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4、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15](P,229)美方则在售台武器和“终止”而不是“废约”以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几点上讨价还价。
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约见柴泽民，表示卡特总统希望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进程。随后，在11月2日举行的第五次会谈时，美方提出了联合公报草案，一共16条。中方领导人邓小平在仔细分析了中美会谈的进展情况后，决心要加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1978年11月2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看了布热津斯基同柴泽民的谈话和外交部报来的同伍德科克第五次会谈的请示，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当然不一定赶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协议之前，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讲也要加快。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美方提的问题谈。谈的时候不要把门关死。”11月27日，邓小平又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指出“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时机”[15](P,378)。
邓小平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美国发出信息，解释中国对台湾的政策。11月28日，他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指出：现在中美关系的焦点恐怕不是三个条件问题。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这不行。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上，我们最大的让步就是允许采取日本方式，美国可在台湾继续投资，继续保持它的经济利益。我们多次讲过，台湾归还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同，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会照顾这个特殊问题。19](P,97)
在这之后，国际国内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由于中越边境形势紧张，中国已在考虑对越南采取惩罚性的打击。另一方面，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因此，邓小平这时在谈到中美建交问题时，强调“这确实是个大局”[26]。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中国领导人尽早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心。
在这种背景下，12月4日，韩念龙在中美建交第六次谈判中提出中方的6点方案：1、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在这方面美国是欠了中国的债，不是中国欠了美国的债，“解铃还需系铃人”；2、欢迎卡特总统在9月19日会见柴泽民主任时的正式表示，美国愿意履行中国政府表明的“断交、撤军、废约”三点，这应在联合公报中得到反映；3、同意干脆一揽子解决，不同意搞“中间阶段”，确定在一个时限内完成“断交、撤军、废约”三点后，才能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4、正常化以后，美国同台湾之间的联系，可以按照“日本方式”处理；5、美方提出在正常化以后准备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中方已明确表示这是不能同意的；6、中国人民何时、用何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这不是中美间讨论的问题。美方可以发表期望和平解决的声明，中方亦发表声明。[15](P,378-379)伍德科克表明了美方的积极态度，但在售台武器方面仍提出，继续以不危及该地区和平前景及中国周围地区形势的方式向台湾出售有限的、经过挑选的防御武器。
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78年12月13日至15日连续3天与美方代表伍德科克进行了4次会谈。在12月13日的会谈中，伍德科克表示：1、美方确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公报发表后，美国立即终止同台湾的外交关系，4个月内撤出美国军队和设施，并立即通知台湾终止防御条约（注：从技术上讲，一年后终止，实际上条约已无效。废除条约须国会批准，终止则可以由总统决定，所以美方采取这一做法。）；3、美国和台湾人民之间维持非官方关系；4、美国同台湾人民之间维持商务和文化联系；5、美国将发表声明，期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希望中方不予反对。[25](P,212)他还递交了按上述意图重新起草的联合公报草案，并提议双方确定1979年1月1日发表建交公报和有关声明，3月1日互派大使和建立大使馆。美方希望双方能够商定美方邀请中国领导人访美时间。邓小平基本同意美方新的联合公报草案，但提出在公报中应重申反霸条款，以加重分量。鉴于美方提出一年后“终止”美蒋条约，邓小平要求美方在该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要再向台湾出售武器。[24](P,246)
12月14日，伍德科克奉命紧急会见邓小平，提出为了减少泄密的机会，美方建议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晚9时同时宣布建交公报。建议邓小平1979年1月29日、30日和31日开始访美。邓小平表示赞成，同意于1979年1月29日访美。当天晚9时，伍德科克又奉命紧急会见邓小平，答复中方13日提出的问题：美方同意在公报中写上反霸条款；同意声明中不写一年后终止美蒋条约事。12月15日，伍德科克又求见邓小平，要求澄清美方能否在记者问到时说1979年后可向台湾出售有选择的武器。对此，邓小平回答：如卡特总统对外说向台湾出售武器，我方不同意。如卡特谈话涉及此事，中方也要立即表态。现在要避开不谈，“以后我们双方再来讨论”；“最重要的是，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解决台湾回归祖国问题设置障碍，最终只能导致武力解决。”[15](P,379-380)伍德科克答应立即报告美国政府。邓小平还提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19](P,102)
中美建交谈判的最后协议是中美双方互谅互让的结果，双方从大局出发都作出了一定的妥协。首先，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上，中国原来坚持建交前必须废约，后来体谅美方困难，同意美方在法律生效期满之时“终止”该项条约。其次，美方原来要求在建交之际将单方面发表声明，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而中国不要予以反驳。后来经邓小平提议，双方通过协商，决定各自都可以发表声明陈述自己的立场。中国方面后来在声明中指出：“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4](P,30)不过，中方在许多场合也表明了愿意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4](P,35)第三，在最棘手的美国对台出售武器问题上，双方决定保留分歧。中国保留以后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美方则表示相信，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将会逐渐出现有利于讨论这个问题的气氛。美方还保证在美台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向台湾出售武器。双方同意不因这一问题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时间表，从而表现出向前看的长远眼光。
至此，中美建交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这是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从中方的角度讲，邓小平的最后决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双方达成上述协议的基础上，中美两国于1978年12月16日，共同发表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4](P,9-10)
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所倡导的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扩大了[27]，中国的外交基础由此更加巩固。这对于遏制当时苏联的扩张势头和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起到了有力的作用，对维护和加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美双边关系从此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随着连结两国关系纽带的恢复，两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乃至军事上的交流与合作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这不仅为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也为美国重整国力赢得了时间和回旋的余地。这对于中美两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此，“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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