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骅珊[1]2001年在《试析中国的资本外逃》文中提出中国自80年代以来，在外资内流的同时，发生了大规模的资本外逃，特别是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尽管贸易和资本项目有较大顺差，但结汇减少，售汇增加，外汇储备增长十分有限。这些不禁使我们想到近几年令国际金融界大伤脑筋的一个名词——资本外逃。本文就试图对中国的资本外逃作一分析。全文主要内容包括：一，资本外逃概念的界定和测量。介绍各中外学者对资本外逃的理解，这里由于他们所处的背景、研究的目的、角度、方式各异，对此概念的理解不一。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自己对此概念的理解和定义。由于学术界对资本外逃概念界定不一，所以在测量方法上也存在分歧。本文介绍叁种基本的测量方法。二，中国资本外逃的情况分析。该部分结合中国的实际，估计中国资本外逃额的大小，分析中国资本外逃的特点，关注中国资本外逃的途径，提出中国资本外逃对中国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叁，中国资本外逃的原因分析，这是本文最关键的部分。该部分深刻剖析了中国资本外逃的原因，包括制度约束、体制约束、金融影响以及内外资享受不同待遇等原因。找到了原因，就为下文的分析对策提供了方便。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是对中国防止资本外逃的对策分析，包括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金融体制及现代微观企业制度的改革、加强金融的监管、内外资实行统一的“国民待遇、加强资本的国际协调等等。论文的最后提出希望，呼吁中国资本外逃现象能引起各有关部门的高度警惕。
汪江华[2]2007年在《转轨时期中国资本外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资本外逃，也称为资本逃避或资本转移，是国内资本出于规避政治风险或经济风险的考虑，逃避正常监管，通过各种非正常或非法方式转移到国外以获取外国资产或货币的经济行为。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逃现象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凸现了资本外逃问题的严重性。对于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而言，虽然我国的国际收支表现为资本净流入，但是资本外逃现象同样不可忽视。跨入新世纪，特别是在进入2002年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加之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以投机为目的的境外热钱大量涌入我国，造成了我国资本外逃现象好转的假象。尽管我国目前的情况与拉美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时发生危机的国家的情况不尽相同，并且目前仍然是以资本流入为主，但在国际资本十分重视中国市场的同时，也应准确认清我国资本外逃的现状，密切关注资本外逃现象，以防范于未然。本文在国内外大量关于资本外逃的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转轨时期经济特点和金融环境，对我国的资本外逃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运用国际通用的估计法对我国1995-2004年的资本外逃规模进行了大致估计，并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两个渠道探讨了我国资本的外逃路径。同时，针对我国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提出了不同于他国的引起我国资本外逃的因素，分析了资本外逃的危害以及在我国未造成灾难性危害的原因。最后，结合我国的改革现实和资本外逃的特点，提出了从抑制“过渡性”资本外逃和“真实性”资本外逃着手，建立对资本外逃的监控机制、加强国际合作等具体遏制资本外逃的措施。
李国清[3]2002年在《中国资本外逃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国际社会对资本外逃问题的普遍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90年代的数次金融危机又把资本外逃与国家的经济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虽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得以幸免，但其资本外逃问题却日益凸显，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与重视。本文也试图对中国的资本外逃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论文在导论部分介绍了选题意义、写作意图、研究方法以及论文框架；结语部分总结并重申了论文的关键肯綮，同时谨慎地拓延了对本论题的研究新领域。附录部分集中了正文中的一些计算数据，是为方便行文所做的技术性安排。除此之外的一、二、叁章内容是论文的核心部分。叁章内容层层递进、前后呼应。 第一章“中国资本外逃的规模及途径”首先对1982年至1999年期间的资本外逃规模进行了测算。估算结果显示，中国资本外逃的数额巨大。同时，该章还总结出中国资本外逃的一些特殊性：资本外逃伴随着高的经济增长率；资本持续外逃的同时外资(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却大量涌入。这些都为第二章寻找并确立解释变量埋下伏笔。第一章的另一部分重要内容是对中国资本外逃的逃避途径进行分析。它既能满足第二章资本外逃相关因素分析中某些内容(如黑市汇率问题、贸易差额问题)的需要，又为第叁章政策建议的提出奠定基础。 第二章“中国资本外逃相关因素分析”尝试建立更适于解释中国资本外逃问题的相关因素分析模型。通过对有关数据进行逐步回归，筛选出一个与中国资本外逃的具有很强相关关系的伴随因素——贸易差额，该因素反映出中国在贸易监控环节上的巨大漏洞；还遴选出影响中国资本外逃的几个重要因素：国内外实际利率差、黑市汇率溢价(滞后一期)、通货膨胀率和外资政策因素(即内外资差别待遇)。作为影响因素，黑市汇率溢价体现了资本外逃的违规性、逐利性和避险性。外资政策因素(即内外资差别待遇)揭示了影响中国资本外逃所特有的制度性因素。国内外实际利率差和通货膨胀率则对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政策选择(尤其是货币政策选择)具有启发意义。 第叁章“政策启示”是在前面两章的基础上探寻防治资本外逃的政策。首 中国资本外逃问题研究先从经常项目的监控与资本项目的监管两方面入手，双管齐下，预防并控制资本外逃形势的恶化。在贸易监控方面，完善海关估价制度迫在眉睫。在资本项目开放与资本管制方面，应把握好二者的“度”，在改善资本管制的同时，慎重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就改善资本管制而言，应当兼顾对资本流入、流出环节的管理与疏导。其中，对资本流入的管理关键在于取消内外资的“差别待遇”；对资本流出的管理则应当做到既加强监管力度，又合理引导对外投资，使资本外流正常化、合法化。考虑到资本外逃这一新参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推进应慎之又慎。另外，为了能够遏制资本外逃，应该加强外汇管理的国际合作，并深化外汇体制改革。此外，金融预警体系的建立和运作也是预防和监控资本外逃及其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的可行之计。 第叁章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在（为了抑制资本外逃而实行）资本管制的条件下对货币政策、利率政策以及汇率政策的政策效应进行考察，以此来权衡有关政策之间的搭配运用。资本外逃形势的严峻性、利率政策的低效率性决定了在将来一个时期内，我国的货币政策宜以货币供给为中间目标，以稳定通货、促进经济发展为最终目标。通过“永恒叁角”的分析进一步提醒我们：实行弹性汇率政策、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从而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部分地牺牲资本的流动性将是理性的政策选择。
庄芮[4]2000年在《试析中国的资本外逃》文中提出本文在简介资本外逃概念及其测算模型的前提下 ,结合中国实际分析认为 ,90年代以来 ,中国已经出现了日趋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其中 ,1987～1997年中国的资本外逃具有叁个特点 :1.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2.外逃数额大、并且日益扩增 ;3.资本大量外逃与外资大量流入并存。同时本文分析了造成内外资反向流动的原因和具体表现。
戴克维[5]2011年在《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风险评估与防范策略》文中指出人民币完全可兑换无疑是中国未来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也是长期以来的一个既定目标。早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叁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提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再次提出“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2008年，国务院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为未来进一步改革明确了方向——继续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在具体政策层面，自2002年特别是2005年7月汇改以来，资本项目开放进程重新提速。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自2002年至2008年，调整涉及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法规共有57个，其中涉及管制程度加强的17个，放松的40个。经过最近一段时间的改革，较多限制和严格管制的项目越来越少，中国严格的资本管制时代已经结束，较为开放的格局初步形成。与改革的渐进性所呈现的难易程度相一致，剩下的资本项目开放的难度和风险也在不断提高，项目的关联性和影响程度远大于目前已经开放的类别，未来实现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进程是否平稳还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开放资本项目会有多大风险？什么样的开放策略才能将风险降至最低？如何才能有效控制甚至消除这些风险？回答这叁个问题对进一步加速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中国而言，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本文先从资本项目下货币可兑换的必然性入题，明确研究的现实性和战略性，阐释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然后通过国别经验和实证研究，对资本项目下货币可兑换的风险展开全面分析，梳理资本项目开放的各种风险以及它们形成的原因，并对资本项目可兑换与金融危机的关系进行历史回顾性探讨；再次具体从最小的资本项目分类出发探讨最优的开放策略和顺序，以及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以提高理论对实践的指导能力；最后作为风险控制的根本手段，研究资本项目下货币可兑换进程中的风险监测和危机应急机制建设。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首先以一个“可兑换促进经济增长”的计量回归模型从侧面论证资本项目下货币可兑换的必然性；然后利用一个存在“风险转移”、“信贷不确定”的数理模型，论证资本项目下货币可兑换可能通过信贷可得性增加风险的机制；最后在风险预警实证部分，以叁个指标分析法模型评估中国金融安全的动态变化，分析资本项目下货币可兑换对金融安全的实际影响效果，同时又以状态转换模型对中国金融安全中期预测的可行性进行分析。本文认为，人民币完全可兑换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必然的演进目标，其中伴随着风险甚至可能导致危机的产生，也正因为如此，辨识风险来源，有计划地采取适当可兑换顺序、妥善构架严格的开放风险应对措施，建立全面的风险监测体系和危机应急机制才能有效控制风险，保证可兑换的顺利推进，并最终实现国民经济的福利最大化。
乐纲[6]2001年在《试析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在简介资本外逃概念的前提下 ,结合中国实际 ,对资本外逃重新定义 ,并在此基础上 ,给出一个测算资本外逃规模的模型 ,从而发现中国已经出现了日益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 ,并着手分析了其特点和成因 ,最后指出中国控制资本外逃的紧迫性和艰巨性。
伍颖[7]2002年在《资本外逃问题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资本外逃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现象，不仅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过这一问题，许多转轨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也同样受到资本外逃的冲击。中国作为一个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在大量引进外资的同时，有规模相当庞大的资本流向了国外，资本外逃这一问题已经引起我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试图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运用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在查阅大量实证资料的基础上，对资本外逃问题进行了探索，重新定义了资本外逃的概念，列举了几种主要测算方法，概括出资本外逃的叁种主要类型，并着重研究了中国资本外逃的现状，探讨其渠道，分析其成因，指出其特点和危害，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从文章的结构来看，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资本外逃问题的理论分析与测算。本章从国际资本流动分析入手，对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资本外逃”的观点进行了概括和阐述，并且提出了新的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同时介绍了国际经济界关于资本外逃问题五种不同的测算方法。第二部分，资本外逃类型的比较分析。本章将各国资本外逃问题概括为放任型、恐慌型、转轨型叁种类型。放任型资本外逃主要以拉美金融危机中的墨西哥为典型，恐慌型资本外逃主要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韩国、泰国等为典型，转轨型资本外逃着重介绍了俄罗斯的资本外逃问题。这叁种类型的资本外逃均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第叁部分，中国资本外逃问题的综合研究。本章结合各种类型资本外逃的不同特点，对中国资本外逃的规模给予了介绍，进行了测算，指出了其危害，并着重分析了中国资本外逃问题产生的主要渠道和主要原因。第四部分，资本外逃问题应对措施分析。鉴于中国当前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中，本章首先介绍了转轨型资本外逃典型国家俄罗斯的应对措施，然后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谨慎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制定合理外资政策、加强金融监管、适度管理和控制外汇、有效协调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等七个方面，提出了我国应对资本外逃措施的建议。第五部分，结论。资本外逃是一个日趋严重的世界性经济问题，严重时可 能会引起大规模的朵融危机。尽管中国尚未因资本外逃陷入金融危机，但是， 这一问题己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一大的隐患，我们无法排除它在某些时候恶化 并产生较大冲击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要从消除其根本原因着手，采取一系列 应对措施，一方面有步骤地推进对外厂放策略，一方面密切地关注资本外逃问 题，将它控制在尽量合理的范围内。
朱宇[8]2005年在《中国外汇管理体制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探讨》文中提出从20世纪中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到21世纪初新的国际货币体系逐渐形成的这段期间,世界各国之间贸易和投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国家逐渐放松了对汇率和资本流动的管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选择了浮动汇率和资本较为自由流动的外汇管理体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发展的历程和西方国家形成了差异,中国外汇管理体制的发展也与西方国家有所区别。目前,中国外汇管理体制的主要内容是:对经常项目的外汇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对资本项目的外汇实施审批制。即中国对资本流动施加了较为严厉的限制措施。同时,人民币也严格地盯住美元。根据克鲁格曼“叁元悖论”的理论,中国籍此可以实现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一般认为,严厉的资本管制制度作为一堵“防火墙”,可以有效避免短期资本大规模跨境流动给一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在 1997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资本管制的实施使中国幸免于难,这也是目前中国仍然维持该制度不变的主要原因。 但是,那次危机迄今已经过去 8 年了,在这期间,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不断扩大,严厉的资本管制制度是否成功地限制了短期资本流动?如果还以以往的眼光看待同样的问题未免显得过于牵强。内外部经济因素的变化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人民币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问题。另外,少数一些基于西方自由理论的激进观点,从自由经济的角度,认为管制扭曲了资源配置,造成了浪费和腐败,因而认为取消资本管制势在必行。但是,这类文献的缺陷是缺乏实证分析和系统论述,其主要观点受也来自于西方的一些自由思想影响,缺乏对中国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因此,本文研究的目的是通过运用实证分析、博弈分析、制度经济学分析、传统经济学分析以及中国国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得出中国外汇管理制度的运行成本和收益,深入分析当前中国外汇管理制度的效2一、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1.管制是否有效地限制了资本流动?2.固定汇率和资本管制是否与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发生了冲突?3.固定汇率和资本管制还带来了哪些问题?二、本文的主要研究思路和方法:1.一部分资本外逃可以通过国际收支平衡表测算出来,因此本文通过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协整分析、因果检验方法,测算了中国资本外逃和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证明在对外经济日益扩大的情况下,资本很容易通过这两个合法渠道逃逸。通过构造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说明加强监管的困难。2.对于不能通过国际收支平衡表测算的资本外逃,本文重点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地下金融组织存在的制度因素。利用一些案例证明资本外逃通过地下非法金融组织的巨大规模,通过构造一个简单的传统经济学的外汇供求模型,证明管制带了高额的交易利润,这又促使了地下金融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可以发现打击地下非法金融组织是困难的。构造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进一步说明打击地下非法金融组织的困难。3.分析了资本非法流动背后的原因。从微观角度总结了中国资本管制的部分失效的结论。4.利用一个简单的 IS-LM-BP 模型,从宏观层面上得出了中国资本管制制度部分失效的结论。5.分析了固定汇率、资本管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关系,指出固定汇率、资本管制实际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克鲁格曼“叁元悖论”的理论存在缺陷。6.进一步分析了资本管制制度本身的缺陷。叁、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管制限制资本流动的效果较差;2.固定汇率、资本管制,与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发生了冲突33.资本管制的实施本身存在问题:结售汇制度实施困难、对违规行为监管乏力;结售汇制度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结售汇制会使银行面临“政策性亏损”;结售汇制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增加了汇率风险。综上所述,中国实施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其理论收益是可以防范短期资本跨境流动给国内经济带来的冲击,然而,为了维持这样的制度运行,中国付出了代价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 犯罪和腐败。国内外对资本流动的大量需求,客观上刺激了对地下非法金融组织的产生。而地下非法金融组织与犯罪密切相关。对资金流动的需求,刺激了中介利润的增加,可能还会导致监管部门的腐败。 牺牲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当前严厉的资本管制制度下,根据中国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安排,为了维护人民币盯住美元的需要,央行必须发放大量的基础货币来吸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鉴于对冲该外汇占款的操作的局限性,因而国内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影响。 企业骗汇。由于银行对企业购汇真实性审查的困难,增加了企业多头购汇、重复购汇等骗汇的行为。 银行的“政策性亏损”。外汇管理局对每家外汇指定银行都核定了结售汇周转头寸限额,这就意味着每家银行都必须保持一定量的美元多头。如果美元贬值或人民币利率远高于美元利率时,银行不能根据市场变动情况及时平补头寸,势必要被动地承受损失。 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增加了其汇率风险。 从长远来看,对资本实施严厉的管制,使中国的微观经济基础的改革失去了压力感和紧迫感,导致了国内金融主体缺乏市场竞争和磨练的机会,使国
贺映辉[9]2002年在《试析中国资本外逃》文中指出本文通过分析国际收支平衡表误差与遗漏项数据的直接采用及与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来反映资本外逃的规模。同时又对其影响及原因、途径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以图揭开资本外逃的神秘面纱。
徐杨, 李治国[10]2005年在《转型期中国表外资本流动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表外资本流动通过非正常渠道发生,而没有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正式记录。本文使用叁种方法测算了中国1982-2003年间的表外资本流动规模。实证分析表明,显着影响中国表外资本流动的经济因素包括外国投资规模、经济增长率、外汇储备与外债余额,以及财政收入等;而税收制度改革、重大金融政治冲击等非经济因素也对中国表外资本流动产生一定影响。
参考文献：
[1]. 试析中国的资本外逃[D]. 顾骅珊. 厦门大学. 2001
[2]. 转轨时期中国资本外逃研究[D]. 汪江华. 四川大学. 2007
[3]. 中国资本外逃问题研究[D]. 李国清. 厦门大学. 2002
[4]. 试析中国的资本外逃[J]. 庄芮. 世界经济研究. 2000
[5]. 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风险评估与防范策略[D]. 戴克维. 湖南大学. 2011
[6]. 试析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J]. 乐纲. 投资研究. 2001
[7]. 资本外逃问题的比较研究[D]. 伍颖. 湖南大学. 2002
[8]. 中国外汇管理体制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探讨[D]. 朱宇. 西南财经大学. 2005
[9]. 试析中国资本外逃[J]. 贺映辉.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2
[10]. 转型期中国表外资本流动实证研究[J]. 徐杨, 李治国. 世界经济研究.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