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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7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8）01—0058—08
一、美国的利润率与债务经济
利润是资本家收入的主要来源，利润率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美国的利润率变化尤其受关注。长期利润率的下降趋势是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分析了1950—1990年美国的相关数据，指出使用各种测算方法得出的长期利润率都是下降的（Jack L.Miller and John Gowdy,1998）。从图1可以看出，利润率在1952年时达到了最大值12.2％，到1961年时已经下降至10％，1964年升至11.8％。从1964—1982年间利润率曾低至4.8％，1990年恢复为6％。对利润率的现实变动，当代西方学者们的解释层出不穷：那普勒斯和阿斯拉贝奎（Naples and Aslanbeiqui，1996）指出这是由利润本身的决定因素造成的；威斯科普（Weisskopf，1979）认为利润率下降是劳动力量上升的结果；而莫瑟利（Moseley，1985、1987）则认为它源于非生产性劳动份额的增长。
图1：利润与资本的比率（1950—1990）
资料来源：Jack L.Miller and John Gowdy,1998.“Vertically Integrated Measures of the Rate of Profit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0—90.”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44,pp.555～563。
法国学者杜梅尼尔（Dumnéil，Gérard）和菜维（Lévy，Dominique）检验了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51个产业部门的利润率是否存在一致化的趋势。杜梅尼尔和莱维遵照马克思资本在各产业间自由流动是促成利润率平均化或一致化的前提条件这样一个分析思路，先分析哪些产业领域内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然后，把作为研究对象的美国51个产业区分为不同的板块。他们的实证研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资本能够充分自由流动的占美国经济较大比重的金融部门之外的核心制造部门（包括耐用品和非耐用品制造部门、批发和零售业部门等）的利润率，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期中，的确在趋向一致，而且大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他们分析了精确利润率定义下美国非金融核心资本主义产业利润率的变动情况，如图2所示。图中用“————”代表耐用品制造业，用“————”代表非耐用品制造业，用“——————”代表批发业，用“………”代表零售业，“————————”资本主义服务业。这五个产业在美国非金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净产出中占了81.5％的比重，在非金融产业中占了64％的比重，在工商部门中也占了60.1％的比重，因此可以定义为非核心金融资本主义产业，简称为NF-Core。
图2：精确利润率定义下美国NF-Core的五个产业的利润率变动情况（1948—2000）
资料来源：Dumnéil Gérard and Dominique Lévy.“The field of Capital Mobility and the Gravitation of Profit Rates (USA 1948～2000)”,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Fall2002,34,p426.
在上图中，利润率被精确地定义为：利润率＝（净产出－劳动力报酬－间接营业税－净利息）／（固定资本＋存货）。NF-Core在图中的一致性的变动，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利润率存在下降趋势和平均化趋势。1948—2000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时期中，NF-Core这五个非金融核心资本主义产业的利润率在不断下降，而且其差异在缩小，基本上具有同涨共落的协振现象。
在成熟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由于工业制造等实业部门难以生产出高额利润，美国对于经济停滞作出了新的回应，即扩大金融体系，推动债务经济的发展。如图3所示，20世纪70年代金融业的利润只占到了美国国内利润总额的15％，但现在这一数据已经达到了40％。相反，制造业的利润虽然曾经占到了全国利润总额的一半，但现在却锐减至不足15％。不过，尽管制造业部门的就业有所下降，而且在获得利润方面其重要性已不及服务业和金融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还是使得美国制造业的产量在不断增长。
图3：制造业利润与金融业利润占国内利润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Fred Magdoff.The Explosion of Debt and Speculation.Monthly Review,Dec 2006.
通过对许多大型制造公司和零售商的考察，我们还会发现金融业的发展与非金融公司的利润实现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2005年3月28日）所指出的那样，“在Deere & Co.这一家农用设备制造公司，金融业为它带来了1／4的收入。Retailer Target公司约15％的收入都是来自信用卡。当通用公司（General Motors Corporation）为出售汽车而绞尽脑汁时，它的ditech.com网站上的抵押业务却进行得如火如荼。”甚至是最大的消费品零售商沃尔玛也开始参与进来，开始为顾客提供各种各样的金融服务，如账单支付、支票兑现和汇票等。弗里德·马格多夫（Fred Magdoff）指出：“真实工资的下降与财富的向上再分配（通过减税和削减社会服务），这是单方面阶级斗争的结果。不过这并不足以保障对生产性经济投资的回报能够螺旋形上升。所以，向投机的新形式进发，而不是生产货物或提供服务，是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新动向。”①
现货与期货投机活动、复杂派生物的交易、投机性投资公司的出现和发展、令人眼花缭乱的债务种类都是对同一种现象的反应。由于制造业和服务业难以按M—C—M′的公式获得利润，一种新型的投资方式出现了，它利用债务杠杆和类似泡沫的扩张，借助金融工具来获取高额投机利润。这并不是对社会生产能力的投资，而是旨在增加对财富的金融要求。结果便是把利润留给自己，把债务留给公众，负债交易在制造债务的同时却为大投机者们带来了巨额利润。
二、美国的收入差距与债务经济
消费是分配结果的体现，收入差距的变化对消费具有直接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推动了消费品结构升级替代的进程，对于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逐步拉开的收入差距，为改变消费结构、加大高级消费品的比例提供了一定的拉力。但是，当经济发展带动经济规模增大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增长的继续实现就不可能依靠一部分高收入者对高级消费品的消费来带动了，而是要求更多的人能够消费得起高级消费品。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加深，严重地制约了消费需求的进一步提高，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
马克思认为，在物物交换形式下，买和卖是同时发生的，因此不存在产生危机的因素。危机作为生产和需求失调的现象，是随着商品交换而产生和发展的。在货币执行购买职能的过程中，有的人只卖不买，这样便潜伏了危机的可能性。随着货币的支付手段的出现，只要有一个人不能如期支付，就会导致一大批人无法支付，从而进一步增大危机出现的可能性。但是，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危机只具有可能性，因为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只有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危机才能从可能转变为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生产的社会性导致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是巨大的生产力所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只是属于少数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如果这些商品不能顺利卖出去，资本家就不能获取剩余价值，再生产活动就会受阻。于是发生了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美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危机爆发的原因，但它对于危机的发展起着促进和强化的作用。
长期以来，马克思的批评者们声称美国的中产阶级在不断增长，这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进程的“预言”是错误的。但是，在近几十年里，美国的收入分配逐渐呈现出许多与贫困的拉美国家相同的特征：中产阶级的减少以及大量财富流入社会最富有者手中。二战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经历了大幅度的上升。蒂玛森·斯米丁（Timothy M.Smeeding）指出，21世纪之初，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中，美国的收入不均等程度最高。②
图4选用税前的官方调查数据，显示了美国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图中我们发现，尽管位于第95％收入分位的富翁们与中等收入者（第50％收入分位）之间的差距在1950—1964年间是缩小的，但是在1970年之后前者越来越远离后者。到2001年时，第95％分位的家庭的收入已经是中等收入家庭的3.2倍，在当年约为164100美元比51400美元。相反，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约为第20％分位家庭收入（在2001年约为24000美元）的2.1到2.2倍，这一比率基本上没有改变。
图4：家庭收入不平等的趋势（1947—2002）
资料来源：Timothy M Smeeding,2005.“Public Policy,Economic Inequality,and Poverty:The United Stat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ocial Science Quarterly,86,pp.955～983。
汤姆斯·派克迪（Thomas Piketty）和伊曼纽尔·萨伊兹（Emmanuel Saez）收集了详细的收入信息，用2000年的货币值来计算收入值，使用支付个人所得税之前的收入数据，排除了资本收益和所有政府转移（比如社会保险、失业救济和福利支付等）。他们的研究表明，对位于收入底层90％的人来说，1970年的平均收入是27041美元，在1973年达到了最大值28540美元，1993年达到了最低值23892美元。到2002年该群体的平均收入为25862美元，比1970年下降了约4.5％。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该群体中所有人的收入都下降了，但是其中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损失足以抵消一部分富裕者的收益。所以，约80％的人在2002年的景况要比1970年差。在收入的顶层，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派克迪和萨伊兹发现在1970年十大顶尖公司的CEO们的收入是平均工资的49倍左右。到2000年，这一比率达到了2173∶1。尽管位于底层90％的人的平均福利下降了，但由于人口增长了30％左右，所以这一群体仍然获得了30％左右的GDP增长份额，而位于顶层的10％的人则瓜分了GDP的70％。实际上，这些数据在认识美国的贫富差距上还是较为保守的。首先，这些数据不包括资本收益，而资本收益是富人们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他们还可以享受到其他不被计入收入的资源，如公司配置的私人飞机、免费旅行和豪华运动场馆的免费会员资格等等，而普通人则必须付费才能享受得到。派克迪和萨伊兹的数据也高估了穷人的福利。普通人不得不增加工作时间以获得收入。在1970到2002年期间，美国人均工作时间增加了20％，而其他发达国家则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工人的福利，如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却在迅速减少。即使是在位于收入顶层的10％的人群中，收入也在逐渐流向富人们中的最富有者。1970年顶层0.01％的纳税人拥有全部收入的0.53％，而到了2000年他们的份额占到了3.06％。也就是说，这13400个纳税人的收入从国家平均水平的53倍急剧增长到306倍，只略微低于大萧条之前1928年的最大值。虽然这一精英群体中的成员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却基本保持稳定。③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仍旧是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所以市场经济的自然分化功能总是不可避免的，财富集中与收入集中之间始终存在着互相促进的紧密联系。在美国，财富比收入更为集中。收入不平等的产生对财富占有的不平等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1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所有净资产的33.4％，而底层90％的人共拥有28.5％。④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产业资本在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让位于金融资本。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的当前人口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数据中反映出来。自1947年以来美国劳工部数据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每年都会对收入情况进行汇编和评价，它以CPS为依据。CPS在全国范围内随机抽取了一部分家庭作为样本，调查的主要目的是收集每月的劳动力信息。实际上，收入包括的内容取决于设计的问题。关于收入来源的问题提得越多，被调查者就越能够清晰地确认所有的收入。最初的调查只包括两个问题：（1）你在1947年挣得的工资总额是多少？（2）1947年你的所有收入总计是多少？1962年统计局系统化地加入遗漏了的收入项目。1967年3月，收入问题的数目从四个类别扩展到八个类别。这些增加的项目包括了社会保障、利息、股息和租金。1968年，利息、股息、租金和专利权税被合并为一个问题，同时增加了与公共援助、失业和工人津贴相关的问题。1975年，收入问题的数目又从八类增加到十一类，其中增添了补充性保障收入项目、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Aids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一般性援助以及私人和政府退休金收入等等。最重大的变化发生在1980年：调查问卷扩展至涵盖50种收入来源，记录了27种不同的收入账目，其中包括个人和家庭得到的许多非现金收益，如食物补给、能源和住房援助等。除了细小的文字变动之外，那些问题一直沿用至今。⑤ CPS调查项目的变化反映出一种趋势，即诸如利息和股息之类的财产收入已经在美国要素分配格局中占据愈益重要的地位。虽然这是对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分析，但它同时也有力解释了财富集中与收入集中之间的因果关系。
从图4可以看出，1980年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收入不平等曲线一直较为平缓；而在这之后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因此，有必要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收入差距进行重点分析。阿特金森（A.B.Atkison）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收入差距开始急速扩大，收入的十分位比率（位于收入等级第90分位的人的收入与位于第10分位的比值）从1980年的约3.6增加到2000年的4.4左右，在2005年达到了最大值4.5（图5）。
图5：1980年以来美国收入十分位比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A.B.Atkinson.The Long Run Earnings Distribution in five Countries:“Remarkable Stability,”U,V or W ?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Mar 2007.
克里斯多夫·布朗（Christopher Brown）检验了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对有效需求的影响。他建立了一个模型来模拟收入不平等的变动对平均消费倾向（APC）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家庭支出是收入约束型时，收入差距会对消费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实证分析也显示，从1978年到2000年间，私有部门工资差距的扩大对美国的消费水平具有弱化功能。布朗用泰尔指数（Theil Index）来衡量收入不平等。他指出，如果泰尔指数的一个月变化幅度为1％，那么这将使得该月消费支出反向变动0.091％。最初人们会以为这在数量上是非常不起眼的。但是，在1967至1986年间泰尔指数的上涨幅度超过了130％。如果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变，那么该期间内的消费支出将会高出11.83％。⑥
过剩危机出现有两个直接原因：第一，由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造成的利润率下降趋势，使得资本在实业经济领域缺少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第二，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了中产阶级和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造成了有效需求的减少。由于生产能力的过剩，资本开始将投机方向转向金融业。在过去的30年里，工业生产所使用的生产能力平均达到了81％，而在最近5年则只使用了77％的生产能力。⑦金融业的发展不仅增加了资本的获利性，而且通过扩大信用刺激了有效需求的增加，是美国抵制过剩危机和经济停滞的主要对策之一。信用的扩大意味着人们可以便捷地获得分期贷款、助学贷款、信用卡服务、家庭资产贷款或者其他种类的信用，这意味着低收入阶层收入约束的软化以及他们购买能力的增强。因此，就对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来看，扩大的信用相当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它使得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人们可以通过借贷的方式来消费，平均消费倾向会保持稳定甚至有所上升。
三、债务经济的分配效应
借债消费的决定意味着放弃将来的一部分收入，以用来偿还债务，那么这又会对未来的消费带来负面影响。问题在于借贷消费究竟具有多大的持续性。而且，当个人的透支额逐渐增加并越来越接近其信用限制时，他的信贷价值就会下降。美国的数据表明在经济周期的扩张时期家庭的债务收入比达到顶点，在随后的衰退时期便急剧下降（图6）。图中的阴影部分代表衰退期。
图6：美国的消费债务与个人收入之比（1978—2000）
资料来源：Chrisopher Brown.Does Income Distribution Matter for Effective Demand？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6,No.3,291—307,July 2004.
债务收入比的周期性波动是美国经济周期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从中可以看出，将经济重心寄托于债务经济的做法并不具有可持续性。信用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⑧ 信用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另一方面，信用造成了一种虚假的需求，隐蔽了生产过剩的事实，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投机活动，最终必然导致生产的过剩这个时候会出现债务偿付危机，信用出现紧缩。对于经济危机的影响，马克思是辩证看待的。马克思指出，危机一方面是旧的生产平衡破坏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又反过来成为解决原有冲突的力量。他认为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⑨
约翰·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分析了美国工人阶级真实工资下降与消费迅速增长并存的现象，指出工人阶级家庭通过借债来维持其消费水平以推动美国经济增长，从而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负担。福斯特指出，不平等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收入分配是消费和投资的一个决定因素，这是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回避的一种现象。用于消费品支出的多少取决于工人阶级的收入。工人需要把他们的全部收入或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这样，对于占美国收入分配结构底层的60％的家庭来说，人均消费支出等于或超过了2003年税前收入的平均值；而位于他们之上的1／5的人口将其税前收入的5／6（毫无疑问，余下的大部分用于交税）用于消费。相反，那些位于收入金字塔顶端的人们——资本家极其相对富有的依附者们——个人消费的支出占其总收入的比重要小得多。资本家们收入的绝大部分（在这一层次上必须延至包括未实现的资本收益）都用于投资。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不断扩大，这将产生出资本主义长久以来未能解决的难题：积累的过程（储蓄和投资）取决于工资的不断降低，而它最终却要依赖以工资为基础的消费来支持经济增长和投资。
真实工资收入至2004年已经连续5年持续下降了。在2003至2004年间，位于底层的95％的工资收入者来的平均家庭收入都有所下降（但是，顶层的5％的人却得到了巨大收益）。在2005年，真实工资下降了0.8％。即便如此，总消费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继续上升。实际上，从表面看来，美国经济的增长一直以来更依赖与消费的持续增长。从1994年到2004年，消费的增长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个人消费支出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从67％增加到70％。“家庭债务负担”（借贷服务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会随着不同的家庭类型而变化。尽管在近期的衰退中（2001年的调查显示），对各个收入水平来说家庭债务负担都有所下降，但是在最近的缓慢扩张中它又迅速上升。对那些位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40.0—59.9）来说，债务负担已经达到了1995—2004年间的最高水平。自1995年来，这类家庭的借贷服务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提高了4个百分点，比其他收入集团要高出20％。最高收入水平的家庭债务负担自然是最低的，不及可支配收入的10％。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家庭债务分布的阶级性。经济压力更多地是由低收入阶层、工人阶级家庭来承担的。激增的家庭债务负担为拖欠和破产打下了铺垫。⑩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所谓的国民财富中，真正为现代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国债。”(11) 经济学家和财政分析家斯蒂法妮·波默米（Stephanie Pomboy）指出，美国经济正在走向“滞胀”。原因之一就在于低工资以及消费者们不能继续支持家庭债务负担。
从表1可以看出，消费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已经从1975年的62％上升到2005年的127.2％，增长了两倍多。尤其是2005年的数据已经超过了100％，这表明即使不追加任何新的消费，消费债务就已经超出了可支配收入能够支付的范围。如果继续借债，以债偿债，那么消费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间的缺口会越来越大。表1中的数据进一步证实了债务经济在现实运行中的不可持续性。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受到了惨淡的收入增长的限制，尤其是工资。波默米认为，近年来商家越来越关注消费者市场中的高收入群体。即使是像沃尔玛这样的主要面向工人阶级的低价堡垒，也开始供应旨在吸引高收入家庭的产品。考虑到投资的停滞不前，美国经济已经转变得越来越依赖消费来推动增长。在这样的一种经济体系中，底层收入的脆弱和对工人阶级消费——所谓“低端消费”——的挤兑已成为一个严峻问题。要解决由收入差距扩大所造成的过剩危机，依靠国内借债消费的刺激并非长久之计。
［收稿日期］2007—11—2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理论政策和制度架构变迁及其借鉴”(05 & ZD005)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⑦ Fred Magdoff.“The Explosion of Debt and Speculation”.Monthly Review; Dec 2006.
② Timothy M.Smeeding.2005.“Public Policy,Economic Inequality,and Poverty:The United Stat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ocial Science Quarterly,86.
③ Michael Perelman.“Some Economics of Class”.Monthly Review,July-August 2006.
④ Michael D.Yates.2005.“A Statistical Portrait of the U.S.Working Class.”Monthly Review,56.
⑤ Daniel H.weinberg,Charles T.Nelson,Marc I.Roemer,Edward J.Welniak Jr.“Fifty Years of U.S.Income Data from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Alternatives,Trends and 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1999.Vol.89,No.2.
⑥ Chrisopher Brown:Does Income Distribution Matter for Effective Demand?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6 ,No.3,291—307,July 2004.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98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78页。
⑩ John Bellamy Foster.“The Household Debt Bubble”. Monthly Review,May 2006.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8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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