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政党领导——兼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资本含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文,社会论文,政党论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含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7)06-0077-06
一、何为社会资本
人们对资本的认识是从实物资本(或称自然资本、物质资本、技术资本)开始的。后来人们发现在有限的物质资本条件下，对劳动力追加投资也可以增加收益。比如，熟练工与非熟练工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同一产品创造的价值不同。因此，资本拥有者开始关注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毋庸置疑，拥有较多的物质资本和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的地区将容易创造更多财富，提高生产力水平。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因为信息和交易成本也会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如，在一个充满信任、形成各种自发交易网络、自觉接受某种规则约束的地区，交易成本低，商品交换更易发生，经济繁荣更易实现。于是人们又发现，在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之外，还有一种资本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作用，这就是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一词最早出现于1916年，早期的阐释者是社区改革者如汉尼凡(Hanifan)、城市规划专家雅克布(Jane Jacobs)、经济学家洛瑞(Glenn Loury)等[1]。而对于社会资本理论进行系统表述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2]。此后，经詹姆斯·科尔曼、罗伯特·普特南、林南、福山等学者进一步拓展，社会资本开始具有明确的内涵。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开始受到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管理学家、法学家等追捧，成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
在社会学家看来，社会资本作为社会黏合剂，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期望与义务关系；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性质，是有使用价值的资源，但具有不可转让性；社会资本像其他资本一样，需要不断更新；个人、社会和政府通过适当“投资”可以提高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在经济学家看来，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样都可以促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社会资本(包括信任、合作与承诺)与特有的技能、财富结合起来的时候也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交易成本；社会资本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推动市场交易制度，推动组织创新，推动企业合作。在政治学家看来，社会资本包括三方面内容：与公民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和态度(政治文化)；社会网络组织，如将家庭、朋友、社区、工作等生活联系起来的网络组织(公共领域)；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与国家相对应的社会领域)。由于社会资本包含集体行为与组织行为的要素，强调信任、规范与网络的重要性，因此它对社会稳定与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就社会资本定义而言，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概念。归纳这些定义，大致包括微观、中观、宏观三种。微观定义是指个体或家庭网络这类社会组织以及有关规范或价值观(罗伯特·普特南)，这种以集团形式出现的社会资本会给社会带来外部性(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既包括横向的不同社会集团或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包括纵向的各种科层结构内部不同层级组织或成员间的关系(詹姆斯·科尔曼)；宏观的社会资本包括了塑造社会结构，促使规范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除了微观与中观的内容外，也包括最正式的制度关系和制度结构，如政权、法律规则、法院体系、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力等(道格拉斯·诺斯，曼瑟尔·奥尔森等)[3]。
关于社会资本的特征，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利诺·奥斯特罗姆在对比物质资本后，提出了四个特征：(1)社会资本不是因为使用而遭磨损，而是因为弃之不用而遭磨损；(2)社会资本不易观察和测度；(3)很难通过外部干预来构造社会资本；(4)国家和地方政府机构强有力地影响社会资本的水平和类型[4]。一般认为，社会资本对发展的影响是通过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的相互作用来完成的。结构型社会资本通过规则、程序以及先例建立某种社会网络和确定的角色，促进信息分享、达成集体行动，制定政策制度；认知型社会资本则是通过共享的规范、价值观、信任、态度和信仰等，影响个体行为选择，达成社会共识，凝聚社会力量，形成对政治体系的支持。两种类别的社会资本互相影响、互相支持、相互融合，共同构成社会资本的外在表现形式。
总之，社会资本存在于一切国家或社会形态之中。它是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外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总和。作为一种社会资源，社会资本可以促进个体、社会、群体、组织以及社区目标的实现，亦即正确使用社会资本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为了便于分析以及避免面面俱到，本文使用其中观含义，仅指横向的存在于社会个体或群体之间的信任、合作、网络，以及纵向的组织成员间的关系，表现为结构型与认知型两种。
二、政党领导与社会资本
政治的本质在于领导，这是政治的一个典型特征。马克思·韦伯指出：“政治：即是领导，或是领导的感化力，是一个政治联盟——在今天就是一个国家的感化力”[5]。莱斯特·塞利曼(Lester Seligman)提出了“作为领导的政治”的四种含义：在特定结构中领导者造成的关系；各种政治结构中领导者们之间的关系；一种结构中的领导者与另一种结构中的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领导者与非组织人员或非隶属人员之间的关系[6]。伯恩斯指出，“领导者们劝诱被领导者们争取实现某种目标，这些目标代表的不仅是领导者而且也包括被领导者的价值与动机、欲求与需要、愿望与期待。”[7]罗伯特·塔克认为，领导就是对某一集体的活动给予指导。领导具有三方面职能：判断、决策和实施。政治领导有三重任务：一是给时局以权威性的判断；二是拟出旨在解决问题的行动方案；三是动员整个政治共同体支持领导者对境况的判断及其所拟订的对策[8]。
现代政治的领导职能主要由政党来完成。政党领导包括六个要素：一是领导的主体。主要是指政党的各级组织，也包括政党领袖或非凡成就的党员。二是领导途径。现代政治中，选举是政党执政的根本性途径，但政党领导的途径比这要广泛得多，成功的政党领导总是与选民或广大民众融为一体，靠建立牢固的感情来实现。三是依赖手段。政党领导既要依赖所掌握的国家权力，也要依赖党组织本身，甚至包括党的附属组织。四是活动范围。党的领导当然要遵循法律所规定的各种范围，但在宪法与法律没有禁止的范围内仍可以活动。五是处理事务。政党领导处理方方面面的事务，不像执政活动仅聚焦于与国家利益相关的重大事项。六是领导对象。政党的领导对象广泛，既可以包括普通群众，也可以包括各种参政党；既可以包括国家权力机关，也可以包括各种社会组织。政党的有效影响力范围，也就是政党领导的范围。
正因为政党领导不一定依赖国家权力，却经常性地依赖社会力量并对他们发生影响，这个特征更加大了社会资本的影响力。首先，政党领导需要倡导公民的合作与团结，政党领导的各种事业也需要公民团体的参与，如果公民皆持冷漠态度，缺乏互动，政党领导便无从谈起。其次，诚信与合作是一个社会公民道德的标志，这也是“善治”的目标和结果。对政党来讲，这既是其发挥影响力所期待的目标，更是其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最后，政党领导不但要善于利用社会资本，同时也要抵制社会资本的负面影响，如家族、黑社会、帮派、邪教、地下组织等社会资本表现出来的对其他社会成员的排斥性、对公共利益的危害性、与公共伦理和公共道德的对抗性等负面影响。
从国外的实践看，在领导和实施各种社会管理活动中，政党经常依赖不同类别的社会网络，以获得人们对政党纲领、政策及候选人的支持。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社会党提出“党要回归民众”，要求自己的党务干部不要总坐在办公室里，而要经常到社区里，到人群集中的场所体察民情，同时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西欧社会民主党还十分注意利用自己的外围组织来联系民众。考虑到非政府组织、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等社会运动十分活跃，有些政党还设立了与这些团体对话的专门机构，要求自己的党员至少参加一个NGO，并组织联系会议、俱乐部或政党论坛，鼓励NGO参与到党的活动中。社会民主党一方面利用NGO了解民意，另一方面从NGO和社会运动中吸取先进有益的思想和主张，为己所用。英国工党在不同的社区中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吸收特定的社会成员，关注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扩大党在他们中间的影响，争取他们对党的支持。在竞选期间，工党为了推销自己的候选人，特意安排候选人与选民见面，进行交流。这种见面会类似“家庭聚会”，从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流行，候选人要拜访老人之家、俱乐部、紧密群体、社区中心和工作场所，请选民到某个朋友和邻里的家里聚会，和他们交流。
在领导社会发展时，政党经常通过改变和重塑社会价值观念的方式来提高社会资本的质量。例如，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美国社会暴露出了腐败盛行、社会公正丧失、公德沦丧、社会诚信消失等诸多社会乱象，使早期清教徒倡导的合作、诚信、节俭等传统价值观遭受打击，社会资本严重衰竭，而执政党对此却碌碌无为。20世纪初，美国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发起了“进步运动”，其目标直指政府腐败、市场垄断、欺诈盛行等社会乱象，力图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主党总统林登·约翰逊提出了“伟大社会”构想，崇尚社会公正、保障民权并向贫困宣战。“伟大社会”的目标是为了消除美国在“镀金时代”所形成的剥削、苦难、不公、失业、贫困、肮脏不堪的城市贫民窟和社会动荡等社会阴暗面，巩固社会正义等核心价值观。由政党所倡导的社会运动以及一系列改革计划对美国社会影响巨大，巩固并塑造了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直接造就了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三、我党对社会资本的成功运用
中国社会资本起源于中国社会最小的单位——家庭。“我国自秦汉以至清末的经济社会始终没有走出生产家庭化的阶段，无怪国人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对于政治不发生浓厚的兴趣，好似一盘散沙一样的无组织了”[9-1]；“在这个社会里，风俗习惯代替了法律，绅士代替了法官，除纳税上粮外，人民与政府很少发生直接联系。”[9-2]因而，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一切道德规范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其道德格局被费孝通称为以家庭为中心的“维系着私性的道德”，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10]与家庭相比较，家族是更大的单位，一切集体活动、交际应酬、宗法规范、公田与社仓、互助合作都存在于家族范围内，因而形成了典型的“熟人社会”。在国家权力无力干预的年代，家族中的“长老”或士绅就成为事实上的治理权威。从社会资本角度看，其负外部性特征非常明显，比如诚信、合作、网络化组织往往发生在有血缘关系(家族)的人之间，而明显排斥非血缘关系的人群，出现了社会诚信与合作依家庭、家族、地方政府、国家等不同治理范围而递减的趋势，大到国家范围时，社会诚信与合作已经很低了。这是中国形成“一袋马铃薯”或“一盘散沙”的社会局面的原因。
中国革命正好发生在这样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属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非常善于使用社会资本，其中最有力的手段是通过与关键性群体联盟来克服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社会资本负外部性，使各种力量团结起来，克服革命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活跃于解放区或国统区的社会网络，利用民间信仰来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美国学者拉尔夫·撒克斯顿对1931—1945年的冀鲁豫边区共产党政权的研究发现，共产党保护盐农的利益，使盐农成为联系群众的中介力量。由于盐农经常穿行于边区一带的村庄和集市，他们对融入不同乡村社会网络很有经验。作为穷人中的富者，他们与富农、地主和下层绅士的关系都很好，他们利用这种优势帮助共产党把更多的人团结到抗日爱国统一战线中去[11]。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克服以家庭为单位的“原子化生产”，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把乡村和城市社会组织起来的方法，避免社会出现“一盘散沙”的局面。组织的方式依然沿用了政党领导的方式，将政党融于一切基层社会之中，成为各种社会组织的引导力量。党不但对结构性社会资本进行投资(打破以家庭为单位的乡土社会结构)，也对认知型社会资本进行投资，如宣扬“社会主义新人”、“集体主义道德”、“爱国主义”、“合作与互助”等集体主义价值观(当然也包括以阶级划线的政治角色意识)等。在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有限的情况下，大规模投资社会资本，使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迅猛发展。有农民谈到解放初期的感受时说，村里几乎每天都开会，通过各种会议，工作队向村民宣讲政治形势和国家政策。村里办起了夜校，帮助农民扫盲。青年人被组织起来，成立宣传队，歌颂翻身。长期以来，外于政治、无组织、生活于社会底层、一向为生存奔波的农民发现自己成了国家的主人，那种激动和由此焕发出来的热情确实是惊人的，许多老人都说，刚解放那会儿，事情特别多，一天到晚东奔西忙，但就是不感到累，浑身都充满了劲，像着魔似的。从此国家大事和世界风云，也开始成为村里所关心的问题[12]。
结构型社会资本依赖于认知型社会资本，一旦认知型社会资本遭到破坏，结构型社会资本也难以为继。同时，结构型社会资本本身的改变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中国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其变迁过程是在政党力量的外力作用下实现的。无产阶级政党倡导社会化大生产，促使人们走向合作，但却难以克服人在集体生产过程中的“便车行为”，个人生产的动力在认知型社会资本的支持下会短暂爆发，但一旦社会价值观幻灭或社会化生产的监管失灵，“便车行为”会成为社会生产的普遍现象。“文革”破坏了政党的组织结构，使政党的监管和领导出现问题，而“阶级斗争”又使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合作荡然无存，社会资本衰败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党改变了领导方式，在农村建立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倡导村民的自我管理，如村民委员会；在城市给企业松绑，承认其市场的主体地位，允许成立公民性组织等等。这些举措将促使以家庭为主的“分割式”社会向以公民组织为主的“网络式”社会转变。不仅如此，党开始宣传“诚信”、“守法”、“勤劳致富”、“致富不忘国家”等新型价值观。党的领导方式的调整也使社会资本结构发生了变化，形成了新型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
四、投资社会资本，共建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使生产再一次得到了迅猛发展。但由于认知型社会资本并没有在新的结构型社会资本的基础上自发产生，相反，在家庭从国家控制中解放出来以后，以家庭为基础的“维系着私性的道德”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却没有得到很好地引导与控制①，从而出现了贪污腐败、恶性欺诈、假冒伪劣、公德沉沦、贫富悬殊、正义丧失等社会阴暗面，使社会资本不足乃至枯竭，这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立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为总要求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从这“五条要求”看，每一条都对社会资本有很强的针对性。首先是“民主法治”。大量的实证研究充分显示，社会资本丰富的地区民主发展更快。因为，民主需要信任、合作与妥协，缺少这些社会资本，民主不可能建立；其次是“公平正义”、“诚信友爱”，这本身就是社会资本的主要内容；再次是“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这是丰富的社会资本表现形式和结果。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利于增加社会资本储量，改善社会资本质量，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国外和国内经验都已经表明，光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加并不会使社会资本自动增加，而缺少社会资本最终会影响到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质量。这种状况会对政党领导形成障碍，降低党的执政能力。
如此看来，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有丰富的具有正外部性的社会资本，这要求执政党善于对社会资本进行投资。投资社会资本既要坚持行之有效的老办法，也要敢于尝试新方法。
第一，从端正党风做起，以改善社会风气。社会风气是社会资本的外在表现形式。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利诺·奥斯特罗姆认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机构强有力地影响社会资本的水平和类型以及普遍性的社会风气。政党也是如此，一个政党如果被官僚陋习所腐蚀，那么社会风气也会受到严重腐蚀。所以，邓小平同志讲：“为了促进社会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共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指望他们来改造社会风气呢？”[13]而当前社会风气不正，很大程度上是党风不正引起的，这必须引起执政党的高度重视。
第二，党要融于群众网络之中，并在群众之中体现公信力。党的组织寓于群众之中，这是中国共产党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法宝。成为执政党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自身的官僚化。受科层结构之累，执政党比革命党更容易脱离群众，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当前，必须充分认识到党扎根于群众之中有利于改善社会资本质量的正面作用。比如，党员可以通过先锋模范作用，以实绩励人，以品德感人，以榜样示人，影响群众的行为，改善社会风气；党员的“联结点”作用，可以使群众之间形成普遍的合作和团队，一定程度上引导公民自我组织起来，形成某种社会“黏合剂”；党组织存在于群众之中，可以利用执政资源积极为群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形成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社会凝聚力、向心力。因此，当前及今后，党的组织建设应该抓好两个方面工作，一是抓好基层组织建设，一是对官僚制结构进行改革。基层支部由于存在于各种社会网络之中，基层支部在群众中口碑好，可以提升社会资本；对官僚制进行改革，可以尝试从组织结构网络化、扁平化入手，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具体方法可以探讨。
第三，党要善于领导民间组织，提倡公民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国外的研究发现，公民自组织程度与经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呈正相关关系。1991年，世界价值观调查(The World Values Survey)的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公民自组织的比例高于发展中国家，如公民参与社会组织的百分比在瑞典是85％，荷兰84％，美国71％，德国67％，而墨西哥则为36％，阿根廷24％，印度13％[14]。民间组织尤其是志愿型组织本身既是社会资本的组成形式，也是提升一个地区社会资本的重要渠道。在我国，过去的经验已经表明，执政党不可能包揽一切，许多问题必须依赖群众自己去解决。单靠群众个人不能解决的问题，必须依靠群众性团体或组织去解决；过去的经验还表明，把民间组织“统”起来，通过共享执政资源的方式来管理，势必使民间组织官僚化，最终形成负外部性的社会资本。这些教训说明，对于民间组织要依靠法治来管理，依靠党的政策来引导，鼓励成立公益型、非赢利性、非政府性组织。这既是现代社会成熟的标志，也是社会资本最显著的结构形式之一。
第四，从基层和社区民主实践入手，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现代民主实践(如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选举)可以培养公民的妥协精神，而妥协是合作的前提，没有妥协就不可能有团结。在当代中国，不能等到公民具有妥协精神后再来实行民主，而必须在民主政治训练的基础上培养公民妥协与合作精神。当前，最好的实验场地是基层或社区，这里是社会资本存在的土壤。因此，应该进一步完善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有条件的乡镇或街道也可以实行公选或直选。在党内，实行党内民主，实现党的基层或地方组织直接选举。等到以公民妥协、合作为标志的社会资本积淀到一定程度，可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范围，提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质量。
第五，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倡导现代公民文化。所谓社会核心价值，是指对一个社会发挥根本性指导作用，影响社会成员行为取向的最根本的价值理念或价值目标。它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从人性层面倡导普遍的社会公德；二是从社会的层面倡导的全社会的共同理想和社会风尚；三是从国家层面倡导的爱国主义或时代精神；四是从政治层面倡导并宣扬的执政者的执政理念与执政纲领。社会核心价值具有预测社会发展趋势、整合社会力量、调控非主流价值等功能，正是因为社会核心价值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任何国家都会有核心价值体系，即使在多元社会，也不是“排他性的多元”，民主、宽容和基准道德等是公认的价值标准。从以上四个方面看，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本身既是现代公民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一种社会资本。从投资社会资本的角度看，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执政党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从本国文化土壤入手，以批判的眼光建立社会主义和谐价值体系；二是吸引人民群众参与，以包容的胸怀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三是放眼全世界，以开放的心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是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从战略高度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注释：
①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与腐败有相当的关系，在传统家族里，“一个人要负担全家几辈子的生活，甚至于亲戚乡里都要沾点利益，使官吏欲廉不得、欲洁不得。”这种“维系着私性的道德”使“大部分中国人潜意识中总觉得揩国家的油并不算了不起的罪恶，甚至于对于善揩油而致富有的人们发生无限的羡慕与钦佩。”[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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