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迁徙的社会文化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云南论文,社会文化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民族迁徙促进文化交流
民族迁徙使原来毫无联系、互不相干的许多民族交错杂居在一起，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播和相互借取是民族发展的动力。历史上的任何民族，如果被囿于一个封闭的、缺乏互动力的环境中自我发展的话，其发展和进步的速度是十分缓慢的，各民族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借鉴，才是民族发展的强大动力。民族迁徙杂居后文化的传播突出反映在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层面的交流。因为先进生产技术的学习和借取，最直观、最容易得到实惠，最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
怒族这个古老的民族，很早以前就居住在怒江峡谷之中。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怒族和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很少。白族（勒墨）、汉族迁入怒江峡谷及其附近地区后，怒族人民向周围的汉族、白族学会了打制铁器的技术。〔1〕怒族种水田也是从汉族、 白族进入怒江之后才开始的。水田，怒语称之为“拉白田”，即汉人田之意。福贡鹿马登因受汉族、白族影响较深，水田较多。犁耕也是从汉族、白族那里学来的。〔2〕怒族和傈、白、汉等外来民族的经济交往， 促进了怒族社会的发展。
在滇西德宏地区，景颇族自清代大量迁入之后，和德昂、傣、汉等民族交错杂居。最初时，景颇族生产工具简单，技术落后，只会种旱地，产量不稳定。而德昂、傣、汉等民族耕种水田技术较高，很多景颇族人对水田很向往，但景颇族人并不适应水田耕种，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之后，一些景颇人才学会了种水田。如盈江景颇族，从片马南迁而来时，这里已居住着傣族和汉族。景颇族定居之后，受到傣族、汉族种水田的影响，到第二代山官时，景颇族已开始开垦耕种了少量水田。〔3 〕潞西县的景颇族开始种水田也是受傣族、德昂族的影响。〔4 〕迁入陇川地区的景颇族，其加工谷物的方式是每天煮饭前由妇女用木杵木臼舂成大米，后来向汉族学会了用脚碓舂米。到50年代前，景颇族地区的水田虽然绝对数量比旱地少，但在稻谷产量中，水稻的比重除少数地区外，一般占50%以上，有的地区占到70%以上。〔5 〕迁徙改变了景颇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南迁使铁制生产工具在景颇族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南迁使景颇族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
由于经常性迁徙，拉祜族形成了刀耕火种山地农业传统。由北向南迁入勐海布朗山的拉祜族，是在傣族、哈尼族、布朗族的影响下，才逐渐学会种水田的。他们最初不会用犁，完全靠锄头挖，也不会筑田埂、修沟等技术。后来进一步向傣族学习耕作技术，才会使用犁耕。所以，至今“犁头”一词，和傣语相同，并且，借用傣历来安排农事活动。拉祜族迁入后，还向傣族学会了打铁的技术，拉祜语称铁匠为“张列”即借用傣语。〔6〕
西南边地以阿瓦山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清以前一直是佤族的居住中心区。这一地区山高林密，长期以来，佤族人民处于一种原始封闭的生活环境之中，社会生力十分低下。清初阿佤山矿禁大开，这里丰富的矿产“多系汉人赴彼开采，食力谋生，安静无事，夷人亦享其利。 ”〔7〕阿佤山佤族最初耕种水田和使用犁耕，是从入迁开矿的汉族那里学来的。这时，锄头也被带入佤区，这在佤族农业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以前，佤族只有自制的小条锄，不能用于挖地，只能用于薅草和点种，因而全部的耕地都是刀耕火种地。锄和犁的使用，使耕地能够深挖，一块地也就可以多种几年。锄耕代替刀耕火种之后，使佤族内部原有的生产协作逐步减少，个体经济逐步发展，雇工和剥削也开始产生。佤族生活中每天必不可少的火塘原来一直是三块石头组成，汉族带入铁三角架之后，佤族改用铁三角架，生活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
大理地区的白族经济是云南少数民族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唐代时白族就实行水田犁耕。《蛮书》卷7说：“每耕田用三尺犁， 格长丈余，两人秉耒。”这种耕方式汉族俗称“二牛抬扛。”一头牛耕田（地），需前面一人牵牛，中间一人压住犁辕，后面一扶犁。这种耕作办法人力消耗太多。直到明代，汉族大规模入迁屯戍大理后，一牛一犁的犁耕方法才逐步代替了传统的一牛三人的犁耕方法。
由民族迁徙造成的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的传播，对许多民族的生产方式变革、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工具的传播或许或能通过贸易形式完成，但某些工具的使用和耕作方式的变革，没有迁徙，没有他人的教授和影响是无法实现的。
云南地区的传统农作物有：水稻、小麦、大麦、黍、稷、麻、豆、荞、莜麦、燕麦、青稞等。《蛮书》卷7 “管内物产”说：“土俗惟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小麦即于冈陵种之，十二月下旬已插节如三月，小麦与大麦同时。”在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记载中，云南的作物也和当时的内地相差无几。其“诸夷风俗”说：“多水田……麻、麦、蔬、果颇同中国。”云南山区的民族直到清中叶以前还是以传统的燕麦、稗子为主。任乃强先生《羌族源流探索》中谈到麦种的起源问题时说：羌族是“麦种的创造者”。认为，羌人是因为牲畜喜食燕麦而进行栽培，又因逐年选种使其燧穗饱满而变为青稞这样的麦种。云南山区民族多为氐羌后裔，沿用传统的品种，是当然的选择。这之中彝族的山地农业最具代表必《清职贡图》说：“（沾益乾罗罗）亦力耕及之，种惟荞、菽（豆为总称）、燕麦。”东川乾罗罗“所食荞、燕麦，……娶妇炒面和蜂蜜为团。”又说景东的白罗罗“食养杂粮者居多。”《伯麟图说》说披沙夷（彝族一种）种荞以食，“东川属巧家有之。”又说：鲁兀，耐劳苦，栖山种荞，牧牛马颇庶，暇则掘山茶，采蕨笋以食，广西州（泸西）州属有之。”荞子，稗子也是拉祜族的传统农作物。雍正《云南通志》卷24说：“大倮黑，云州有云……所食荞稗，即为上品。”
纳西族地区的粮食作物大抵和彝族相同。包谷又名玉蜀黍、玉米，原产于美洲，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以后才传入欧洲，明朝中叶传入我国。如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浙江杭州人田艺蘅在《留青日札》中写道：“御麦（包谷）……花开于顶，寮结于节，真异谷也。五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清代改发流之后，内地汉族大多直接迁入边疆民族地区，这是因为靠内地区已被开垦，人烟也很稠密。此外，苗瑶也大批入迁，将包谷这种粮食高产新品种带入了云南。道光《威远厅志》卷说：“云南地方辽阔，深山密箐未经开发之区，多有湖南、湖北、四川穷民，往搭寮棚居住，砍树烧山，艺种苞谷之类。此等流民，于开化、广南、普洱三府最多。”苗族在迁徙中就主要以种植包谷为主。包谷是一种既可以在高山冷凉地区种植，又可以在温暖的谷地种植的高产粮食作物。并且还有不易变质，可烧烤而食的特点，最适宜迁徙路上食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包谷，苗族迁徙更为方便。屏边五嘉乡苗族传说来云南的原因之一，就是从前有人到文山看到云南山高地广，适宜种包谷，就回贵州宣传说，云南地很多，包谷会长得好，于是很多人就来了。〔8〕说明苗族迁徙选择的地方很大程度要看能否种包谷。 民国《新编麻栗坡地志资料》说：“（苗族）其类多由贵而来，喜居高山，以种玉蜀黍为业，大多系佃农。”民国《中甸县志稿》卷下说：“苗族粮食以包谷、荞麦、燕麦为主。”苗族迁到中甸以后，当地的纳西族也从此开始种包谷，并成为主食。据纳西族学者和即仁研究员考证，乾隆《丽江府志》中还没有玉米的记载，到清末的光绪《丽江府志稿》中才有了记载，这也恰好是苗族沿金沙江，西迁进入丽江的时间。
二、民族迁徙与文化涵化
“涵化”是指“由个体所组成的而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间发生的直接接触，从而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形式发生变迁的现象。”〔9 〕涵化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交流。云南各族经过长期的迁徙后，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一个民族与另外一个甚至数个民族有了直接的接触，长期密切的接触使一些民族的部分逐渐发生区域性涵化。从云南的民族演变历史看：一个民族整体被涵化的现象还未发生过，大多数的涵化只是发生在民族的部分群体，或一个民族群体的部分层面。并且，人数少的群体往往被大的群体所涵化，即便是经济文化原先较发达的民族群体也往往是如此。
1、“汉变夷。”明代以前云南各少数民族人口数占绝对优势。 汉族的迁入多但不成规模，并且入迁者多为单身男性，入迁的汉族文化大多发生变迁。
庄
入滇是云南历史上最早有史可查的汉人入滇活动。楚国庄所率的千余人队伍，西征进入云南后，由于回归的道路被秦国占领，只好回到滇池地区。但由于人数较少，最终只好“变服，从其俗”。秦代以后中央王朝开始在云南设郡置县，移民戍守，但汉族的人口数始终远低于少数民族人数，加之中央王朝政权时有更迭，在云南的设治时张时弛，云南的汉族移民文化就难以得到发展。汉晋时期的云南“爨”文化就是被夷化了的汉文化。也就是说，入迁云南的汉文化被少数民族文化所涵化，而发生了规模性变迁。唐宋时期，云南境内先后崛起了两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它们在军事上排斥中央政治势力，少数民族人口和文化在云南仍占有主导地位，因战争或自动迁入的汉族群落的文化，多半被少数民族文化所涵化。如南诏军队曾入成都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南归，这些汉人到大理后，多融于白族。又如今川滇交界地区，唐代活动着“松外诸蛮”，这些被唐王朝称为“少数民族”的群落实际上是被夷化的汉族。杜佑《通典》卷187说：“其地有数十百部， 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赵、李、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自云其先本汉人。”元代结束了大理割据政权在云南的统治，在云南首次设立行省，入迁汉族的文化聚落群初步得到巩固。明代，随着大规模的汉族入迁，“汉变夷”的历史才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但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仍一直存在“汉变夷”的情况。又如，东川地区清代铜矿曾兴极一时，矿山停产后，许多汉族矿工（砂丁）落籍，与当地白族成婚而变成白族。 雍正《东川府志》卷8说：“近日僰人多江西、湖广炉户砂丁，赘僰女生者，非真尽僰人也。”
2、“夷变汉。”由于明代数百万汉族移民进入云南，到清代， 在大部分的坝区和山区边沿，民族间交往的结果往往是少数民族受汉族的影响较大，文化发生较大变迁。如在滇东坝区， 乾隆《陆良州志》卷5说：“僰夷（白族），衣冠容貌居室器用与汉人同”；在滇东南坝区，康熙《广西府志》卷11说，“僰人，一曰白人，风俗与汉人同”；在滇池周围，道光《昆阳州志》卷5说：“僰人， 居多近城，习汉语，渐染华风。”本世纪50年代屏边的部分苗族，因与汉族杂居，经济上受汉族影响，政治上受汉族地主控制，大多数男子和部分妇女都能熟练地操当地汉语，他们的语言中有一半是汉语，因而被称为汉苗。〔10〕
3、少数民族间的涵化。 迁徙所造成的各少数民族杂居的分布格局，在云南边疆地区尤为突出，民族间的长期交往，也使一些民族的部分群落被涵化。
清代傈僳族几次大规模地向怒江峡谷迁徙，使这一地区的傈僳族人口数剧增，远远超过境内土著民族怒族、独龙族，以及同时迁入怒江的汉族和白族（勒墨）的总和。由于傈僳族人口的优势，更由于怒族社会经济的相对的落后，解放前原居住在福贡的大多数怒族都与傈僳族杂居，或由于互相通婚，而改操傈僳语，有的已自认为“变成傈僳了。”〔11〕怒江峡谷中，江东江西交通十分困难，因此傈僳族迁入之后多居住在怒江的东岸，原碧江县一区的知子罗、老母登、普乐、果乐等乡的怒族与傈僳族交往更密切，几乎全部改操傈僳语，起居、饮食、服饰均与傈僳族无甚差别。一江之隔的第八、九两行政村的怒族，因与傈僳族隔江相望，所受影响较少，故仍保存自己的语言、服饰及其他特点。〔12〕勒墨与怒族同时期先后改操傈僳语，而勒墨语（古白语）只在本民族内部通行，怒族的语言也大多只是在民族内部或家庭内使用。
三、民族迁徙与民族合成
民族是由文化维系的人们共同体，文化的组合就等于是民族的重新合成，也就是新的民族形成过程。民族大迁徙打破了原民族或部落之间的壁垒，克服了地域上的障碍，随之而来的文化接触为文化的重新组合创造了条件。
民族文化的合成还需要具备两个主观条件：第一，因为各个族体自身是结构紧密的集团，所以要共同组成一个新的民族，就必须打破自身的壁垒；第二，各族体都有完善的文化体系，因此他们需要彼此之间宽容对待对方文化，做到求同存异。
从现实的民族研究看，凡在民族族源上存在多种说法的民族，历史上都曾经历过大迁徙。一个民族在迁徙过程中必然会融进大量异族文化，现代的许多民族都是经历过多次分化合成之后形成的。如彝族在族源上就有土著说和氐羌说两大尖锐对立的观点，持土著说者认为，云南自古就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彝族是在土著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持氐羌说者认为，从现在彝族文化看，与古代的氐羌文化有许多共同之处，是氐羌文化裂变的产物。其实，这两种说法之间不矛盾；彝族文化中确实两种文化因素都有，这恰好反映了彝族历史上经历过大迁徙，在迁徙中文化进行了合成。因此，当人们注意到彝族文化的土著因素时说他是土著民族，而注意到他与氐羌的文化共同特点时就说他是氐羌民族。此外，从语言系属上看，一个民族语支归属上争议较大，也反映了这个民族文化的多元状况，这种多元结构的形成与历史上的民族迁徙的关系也是极为密切。如白族，语支归属曾长期难以确定，这与历史上民族大迁徙，白、汉文化相互整合有极大关系。又如普米族，有认为应属藏语支，有认为应属羌语支，从民族识别看，四川普米族部分划为藏族，这也与普米族历史上的迁徙和藏、普米文化相互吸收合成有关。再譬如纳西族摩梭人在四川的一部分被划分为蒙古族，这与历史上蒙古军南下，蒙古、纳西文化区域整合有关系。
迁徙所造成的文化合成较典型的例子是怒族文化的合成。怒族现主要聚居在怒江峡谷，由自称“怒苏”（原碧江）、“阿怒”（福贡）、“阿龙”（贡山）、“若柔”（兰坪）的4个支系组成、 其中“阿怒”和“阿龙”是来自怒江北部古老的居民，语言系属大多数学者认为与景颇语支语言有关，并且，阿龙语与独龙语基本相通。而自称“怒苏”的怒族则有明确记载是从兰坪的澜沧江流域迁入怒江峡谷，他们的语言属彝语支语言，柔若语也属彝语支语言。语言的差异和迁入时间的不同，反映了怒族形成早期文化来源的不同。尽管来源不一样，但由于共同居住在一块狭小的地域内，经济上长期的交往，使北部的“阿怒”、“阿龙”和南部的“怒苏”，逐步产生了认同感，从而形成同一民族。
各种迹象表明，迁徙民族的文化大多都有多元的特点。与之相比较，长期稻作定居、迁徙较少的民族，文化的渊源和历史脉络就比较清晰，族源的争议就小。
四、民族迁徙产生支系文化
迁徙使民族的分布区域不断扩大，使同一个民族分成了若干群落，散布于不同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群落间逐步失去联系或联系不紧密，在环境的影响下就产生了文化差异。支系文化的差异通常是反映在文化的表层结构的变化，而服饰和语言的变化又尤为引人注目和感知。
服饰被认为是民族文化的显性符号，从直观上最能反映不同民族群落的文化差异。因此，在50年代以前的地方志中，通常都是以服饰的差异来区分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如对苗族支系的区分，《邱北县志》说：“苗人有青、黑、花三种，各以服色分。”民国《昭通县志稿》卷6 说；“（苗族）原有二种，曰花苗，曰白苗……自织衣裙，以花别其种。”云南屏边苗族有6个支系，除汉苗是以语言特点来区分外，其它5个支系按服饰特点分为：白苗、黑苗、花苗、青苗、绿苗。白苗妇女着白裙；黑苗妇女裹黑色包头布；花苗妇女裹花头布；青苗妇女裹青头布（青纱），绿苗妇女着蓝布衣穿小褂。我国南方瑶族迁徙散布面广、支系多，按服饰样式，有红头瑶、顶板瑶、箭瑶、燕尾瑶、尖头瑶、双角瑶、花瑶、长衫白裤瑶、窄裤瑶、青衣瑶等等。服饰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民族迁徙分化后，人文及地理环境所造成的不同支系的审美情趣和支系认同意识。
语言也是民族迁徙后变化比较显著，能为人所感知的特殊文化现象。迁徙民族的语言变化是不同地区形成不同的方言、次方言和土语。如彝族就有6个方言和33种以上土语或次土语。〔13 〕考究一些民族的方言可以发现：迁徙分离时间越长的民族支系，语言上的差异就越大，不同方言间，甚至同一方言的不同土语也通不了话。相反，有的民族虽然迁徙分布面十分广，但语言差异却不大，这说明该民族迁徙分开时间不长。如傈僳族虽然散布于中国、缅甸、泰国，但语言却基本相同。
自称的出现是支系文化产生的重要标志，也是同一民族不同支系自身文化认同意识增强的集中表现。脱离母体时间不长的支系，通常沿用母体的族称，或母体文化聚居地的地名，作为迁到新地点的自我称谓。经过长时间分离的支系，大多都有标志自己特点的自称。如哈尼族有：“哈尼”、“卡多”、“雅尼”、“豪尼”、“碧约”、“白宏”（或和泥）、“阿木”、“多泥”、“卡别”、“海尼”等不同自称单位；纳西族支系有：“纳西”、“纳”、“纳恒”、“阮可”、“马里马沙”、“邦西”等自称。
一个民族自称的多寡，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族迁徙分情况。自称越多，说明历史上迁徙越频繁，迁徙的历史越久远。支系分化形成后，同一支系还可能再次迁徙分化，如他称为罗武（聂苏濮）的彝族，主要聚居地是滇中的武定、禄劝地区，以后又分散到滇西云龙、昌宁，滇东南的邱北等地。支系的再分化时间通常较晚，因此，同一自称的民族群体，一般是可以相互通话的。
支系文化的再发展就会产生新的民族。脱离母体的各个支系经过长期的单独发展，民族认同感逐步增强，就可能发展为新的单一民族。如我国古代南方的百越就分化发展为今天的壮、布依、侗、傣、黎、水、仡佬、毛难等民族；氐羌族群则在向南迁徙过程中分化为彝族、白族、哈尼族、拉祜族、怒族、独龙族、基诺族、景颇族、阿昌族、傈僳族等民族。
当然，民族的分化决不是简单的分割裂变，民族在重新的形成过程中往往吸收了大量其他文化因子，进行了文化的重新整合，人们通常把这种新的民族称为次生民族。
五、民族迁徙与文化冲突
当一个民族迁入一个新的地区时，如果他的迁入打乱了该地区民族间的平衡关系，原有的社会文化系统出现了障碍，迁入者和原住民文化就必然会发生冲突。
迁徙民族和原住民族文化冲突可能由两方面的矛盾而造成：一是生产方式不同的矛盾而造成；二是风俗习惯不同的矛盾造成。
由生产方式不同引发的冲突最为常见。如古代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冲突就是典型的生产方式不同的文化冲突。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放牧使汉民族的田地变为了牧场，汉民族北上垦荒，破坏了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草场，两种文化激烈冲突的结果是延绵不断的战争。著名的万里长城实质是两种文化的分界线，也是两种文化冲突后相互妥协的标志。同样，当忽必烈率蒙古军进入云南后，传统游牧经济的习惯，使他们大肆侵占民田，放养牲畜，在滇黔之交还建立了“国家级”的养马场，这是元王朝在全国设置的14个专门养马场之一。在这种矛盾的背景之下，云南爆发了著名的舍利威大起义，参加起义的人数有数十万人，起义的参加者多是滇池、楚雄坝区的农民，他们失去土地后无以为生，不得不揭竿而起。明时期汉族大量入迁云南，特别是清代汉族大量向民族地区渗透，汉族地主不断夺占少数民族的土地，引发了多次起义活动，这种矛盾的冲突应该说是阶级矛盾的冲突，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冲突。
风俗习惯不同的矛盾，也是典型的文化冲突。如1963年调查德宏陇川县邦处寨时，景颇族老人说：“在该族未进住本寨以前，本寨原为崩龙族（德昂族）居住，现尚有崩龙族的缅寺遗址。其时崩龙族已种水田。景颇族迁来时与崩龙族同住此寨，并在山麓‘号’了水田。一面向崩龙族学种水田，一面种旱地，嗣后本寨崩龙族全部他迁。据说，没有经过战争，而是因为崩龙族信佛教，不杀生，但景颇族则‘杀牛祭鬼’，与该族教义冲突，遂自动迁下坝去。”〔14〕关于景颇族迁入后，与原住民族德昂族生活习俗上不相容，德昂族自动迁走回避的情况，在德宏州的原莲山、梁河等地也有发生。
民族迁徙引发文化冲突，而文化冲突同样也会导致原住在一地的几个民族迁徙远离。据1957年的调查，〔15〕西盟佤族聚居的边缘地区拉木坝、杆块坝，40年代还是傣族居住的地方。傣族与相邻的佤族曾有过密切友好的关系，并受班箐佤族头人的保护，但后来由于永不劳（班箐西南）的佤族时常到这两个村寨猎头祭谷，傣族无力抵抗，被迫南迁至孟连、勐梭，拉木坝、杆块坝被抛荒无人耕种。
虽然民族迁徙可能引发文化冲突，但是，如果迁入者的活动不强行打乱当地原住民族的正常文化依存关系，文化冲突就不会发生。回首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时候，新迁入者总是以一种适应的姿态与原住民族和谐相处，逐步达到文化的相互调适，这也是云南得以形成多民族杂居格局的文化因素。从现实看，我们也会发现，在文化调适基础上的移民城市，如深圳、北京等地，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宽容态度更为明显，排外的行为更为少见，人与人的关系更为和谐。当然，地理环境的优劣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否发展的重要条件。自然迁徙的民族，迁徙时总是要找到比原生存环境更好，或至少要相当于原生存环境的地方才会主动迁徙。但是，由于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一些民族被迫迁入与原生环境差异很大，条件十分恶劣的地区，就会导致其文化的倒退。云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总体上未能与汉族同步，与其被迫迁徙山区有很大关系。
民族迁徙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是十分广泛的，如迁徙与云南民族多元文化的形成，民族迁与孤岛文化；民族迁徙与火葬习俗；民族迁徙与从妻居等一系列文化影响等，均可作为专题进一步研究。
注释：
〔1〕〔2〕《怒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14 〕《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社会概况》景颇调查之八，中科院民研所、云南民研所1963年编印。
〔4〕《景颇社会调查材料之五》，全国人大民委1958年编印。
〔5〕《景颇族简史简志合编》（初搞）， 中国科学院民研所1963年编印。
〔6〕《拉祜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7〕《东华录》乾隆31年6月甲午，云贵总督张允随奏折。
〔8 〕〔10 〕《云南苗族瑶族社会历史调查》， 云南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
〔9〕M.J.Herskovits:Acculturation:the Study of CulturalContact.Cloucester,Mass:Peter Smith,1938.
〔11〕〔12〕《怒族简史简志合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3年10月编印。
〔13〕《彝族方言分布地区简表》，中科院民研所，1963年编印。
〔15〕《佤族社会历史调查》（四），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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