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的成因和价值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大利亚论文,成因论文,意义论文,价值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02)03-0069-05
多元文化政策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处理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措施，其基本 内核是，在所有澳大利亚人对澳大利亚承担压倒一切的和一致的义务的前提下，政府认 可和保护民族、文化多元共存。在文化上，主张保持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政治上，要 求各民族群体的平等权利；在经济上，强调各民族人民的机会均等；在社会生活上，促 进各民族人民的平等参与。旨在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在其中，“来自不同民族、文化背 景的人群能够和平共处，共同作为澳大利亚人而生存”[1]的社会。澳大利亚多元文化 政策是一个关于在澳大利亚社会里不同文化、民族背景的人们如何平等相待、和睦共处 的庞大体系。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也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一、多元文化政策源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的状况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进程。自19世纪以来 ，绝大多数移民来自英国，澳大利亚保持着人口的种族纯洁和文化同质，把澳大利亚建 成一个白种人的社会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精神力量。直到二战时期，澳大利亚一直是一 个基于不列颠价值和制度的种族文化同质社会。二战成为了澳大利亚移民史上的转折点 ，它迫使澳大利亚推行大规模移民计划，广泛地从非英语国家和地区招募移民。来源多 元的移民进入澳大利亚，使其人口的民族结构日益多样化。具有不列颠血统的澳大利亚 人在澳大利亚总人口中的比例逐渐下降，1947年，不列颠血统澳大利亚人口占99.5%， 澳大利亚完全是一个单民族、单一文化的国家。随着大量非英语移民的到来，1954年不 列颠血统的人口比例下降为95.5%(85.7%在澳大利亚出生，其余的为移民)，到1966年12 月，这一比例为92%，[2]1978年不列颠血统的人口为78%，到1988年这一比例降为74.55 %。并且随着族际婚姻的发展，纯盎格鲁—凯尔特血统的人口比重会更低。
自二战以来，近20年的移民浪潮，给澳带来大量非不列颠人。据估计，到1966年12月 ，非不列颠社区的人口规模如下：意大利人243000人，希腊人134000人，荷兰人89000 人，波兰人73000人，德国人72000人，南斯拉夫人69000人，俄国人32000人，匈牙利人 31000人，亚洲人(自1945年以来)19000人。尽管严禁亚洲人入境，但在1945-1966年间 ，也大约有19000名亚洲移民已定居澳大利亚，其中4420名已入籍。[2]澳大利亚由于接 受了数百万移民，正越来越变得五方杂处。例如，北方小城德黑兰港的工人“有三十四 个不同的国籍——最多的是澳大利亚人，其次是英国人，再次是意大利人，再其次是南 斯拉夫人，竟然还有几个冰岛人。”[3]达尔文市的7万人口中，有54个不同的民族。悉 尼南面新兴工业城市伍伦贡，“是由来自四、五十个国家的移民组成的。”[4]
非英语移民们逐渐在澳大利亚社会培育他们自身文化上的、社会上的、经济上的“飞 地”(enclave)，依然按照自己的传统方式生活着，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在各大城市 都有一些地区全部住着移民，在那儿几乎听不到有人说英语。如悉尼有几十个移民社区 ，在那里英语充其量只是第二语言，在悉尼街头的人群中，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语言， 以致英语有时候听起来反而有点稀奇，好象在巴黎或罗马那样。非英语移民们还出版自 己民族语言的报纸和期刊，20世纪60年代大约有70多种语言的报纸和20多种语言的期刊 。他们尤其不满澳大利亚人单调乏味的食品，50-60年代，欧洲移民尤其意大利人、希 腊人到澳大利亚，后在移民旅馆和工作营地的厨房里保持仍然其传统饮食习惯，继而在 城乡各处开设传统风味饮食店，逐渐形成各种风味并存的局面。虽然澳反对移民以民族 聚居，但移民以民族聚居的倾向却不可遏制。尤其是自费到澳大利亚的移民，如意大利 人、希腊人，他们是得到亲属朋友资助后移入澳大利亚的，到澳后又投靠亲朋好友，被 称之为“连锁式移民”(chain immigration)，往往在城市或某些乡村小镇聚居在一处 。致使在50至60年代之交，移民的少数民族社区逐渐形成。他们进而开始组织各种活动 ，举办周末学校，以传承他们的语言、文化，试图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同时，宗 教的多样性，也随希腊东正教徒、犹太人和穆斯林等少数民族移民的到来而产生了。文 化的多样性发展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重要特征。
20世纪70年代初，废除了白澳大利亚政策后，移民的来源范围更加广泛，尤其是亚洲 移民增加很快，“亚洲移民增加到每年25000人左右，大约为移民总数的25-30%。”[5] 1978-1979年，移居澳大利亚的英国人少于亚洲人。在“80年代早期，亚洲和中东移民 构成移民总数的40%，并且这一比例在人道的家庭团聚计划实施后还会进一步提高。”[ 6]这样，亚洲移民在移民总数的比例迅速提高，由1947-1971年的5.47%上升到1971-198 9年的26.74%；而同期来自非洲、太平洋岛国、新西兰的比例也由4.68%上升到19.33%； 同期的欧洲大陆移民减少，英国移民已由38.75%下降为29.55%；致使澳大利亚人口中少 数民族越来越多。早在70年代，根室就说，“澳大利亚的移民来自100多个国家”。[3] 到1988年，具体可知的民族为66个，其中非洲裔、美洲裔、太平洋岛屿和土著及托勒斯 海峡人的没有计算在内。由于大量的非不列颠移民的存在，人口构成的多样化趋势越来 越明显，澳大利亚已由一个同质社会变化成为一个多元的社会。顺应历史潮流，20世纪 7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实施多元文化政策来处理民族文化多样性问题，并在19 89年把它确立为国家的基本国策，以后历届政府都积极推进。在一定程度上，二战后民 族文化多样性的形成和发展是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二、多元文化政策是保障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必然选择
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资本主义发展是以输入大量廉价劳动力为前提条件的，而这些 廉价劳动力的输入是以不列颠血统为基础的文化种族纯洁为前提的。因而人们视有色人 种的移民，甚至视非英语背景的移民为威胁，每一次非英语劳动力的输入都会引起澳大 利亚人的反对浪潮。在战后，满足这种种族文化要求的劳动力已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 的需要，澳大利亚政府被迫先后从欧洲大陆及中东接纳大量的非英语移民作为经济发展 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这就导致了澳大利亚社会民族、文化构成的变化，形成了经济发 展的需求与单一民族文化传统的严重冲突。为此，澳大利亚政府在战后到60年代采取了 同化政策，要求非英语移民完全放弃自己的民族、文化、宗教等身份，接受澳大利亚的 生活方式，成为完全的澳大利亚人，试图以此来解决这一问题。
但同化政策不仅未能解决这一问题，而且由于对非英语移民实行歧视和限制反而导致 他们的不满与抗争。在同化政策下，英语移民到澳大利亚即为公民，而欧洲大陆移民则 必须居住5年后才可申请入籍，有色人种为15年。移民的技术水平、从业资格得不到认 可，不管其受教育水平如何，往往只能从事体力劳动或低层次职业。即使是那些人已放 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被同化了的“新澳大利亚人”，也只能作为“二等公民”存在。 正因为如此，1952年和1961年，意大利移民在维多利亚洲东北部的波尼吉拉营地举行示 威。1952年在墨尔本马里巴隆营地爆发了绝食抗议，悉尼中央火车站和昆士兰州的安伯 莱爆发了示威游行，而更多的人选择了离开澳大利亚。在非英语移民中，到1966年6月 ，有200，000人已经离开澳大利亚，决定不在澳定居。几乎40%的荷兰移民，33%的德国 移民、16%的意大利移民和14%的希腊移民改变了在澳生活的主意。[2]1947-1971年间移 民中大多数人没有定居下来，包括一些领过路费资助的人也没有定居下来。仅1966年就 有18000名移民返回原来的国家。[3]
非英语移民的顽强抗争和大量流失，造成移民人力和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对澳大利 亚经济的发展形成巨大的威胁，也不利于继续吸收移民。这迫使澳大利亚社会各界对非 英语移民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反思。人们认识到，要是没有过去20年的持续移民，澳大利 亚要达到今天的先进发达是大成问题的。“更重要的是，移民的抱负和才华使澳大利亚 的持续繁荣成为可能。澳大利亚科学工业研究组织(CSIRO)里近三分之二的研究人员是 移民，三分之一以上的大学教职员是移民。”[4]
正是基于对移民的贡献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价值的确认，澳大利亚社会反种族歧视的 浪潮不断高涨，要求自由、平等、人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墨尔本大学讲师肯尼斯·利韦 斯组织移民改革团，在1960年出版的《是控制还是肤色限制》一书中指出，澳大利亚人 必须给非欧移民以机会，应让他们与永久定居在这里的各族移民和睦共处。同时，宗教 界人士、共产党人、作家及报刊等也纷纷批评现行的移民政策和种族偏见。尤其在1964 年至1971年间，在澳大利亚人反越战的斗争中，展开了一系列的运动，这些运动对于许 多人来说，成了政治教育的大学校，它们促进了澳大利亚人的政治觉醒，成为澳大利亚 历史上一个文化和理性发生变化的时刻，也使澳大利亚人更有勇气来面对自己社会的痼 疾，更积极地投身于反种族歧视的斗争。1971年，南非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白人板球队 访澳，在全国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种族主义的新高潮。反种族歧视已成为澳大利亚国 内影响政治稳定的社会运动，牵动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总之，6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政府维护单一民族文化传统和试图消灭民族文化多样性的 努力，引起了移民的反抗和国民的不满，不利于社会稳定；所造成的移民流失，不利于 经济发展；有违自由、民主、平等、开放的潮流，不利于各族及各种文化的交流和互补 。既然同化政策无法解决经济发展与种族文化传统的矛盾，而且还影响社会稳定，“既 然澳大利亚不继续移民就绝对不可能指望什么未来，那么修改同化理论就应该是一个好 主意。”[4]所以，无差别地接纳世界各地移民，在国内保护和鼓励民族文化多样性， 尊重各民族人民及其文化的差异，努力营造民族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已经成为维持经 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
三、多元文化政策是改善国际形象的迫切要求
战后初期，澳大利亚政府对非英语移民施行的同化政策是建立在种族主义，特别是盎 格鲁—萨克逊种族优越论的基础上的。它确定一个移民能否入境，主要考虑的是他的肤 色，种族文化能否被同化。同化政策的前提就是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基于不列颠制度的 文化同质社会，这种同质性不会为欧洲人进入所破坏，但不能幸免于亚洲有色人种进入 。这首先把亚洲人排斥在国门之外，继而对允许进入的非英语背景的欧洲移民实行文化 灭绝，要求他们采纳澳大利亚生活方式，放弃自己的传统、语言、文化，而且处处对他 们进行歧视。因而种族主义，种族歧视是同化政策的根本特征。由于澳大利亚努力维护 以不列颠为基础的单一文化格局，主要接纳英国移民或与英国文化相近的移民，从而形 成对英国的严重依赖。在国际上，从殖民地时代起，澳大利亚一直就被视为是英帝国的 延伸，“无论是欧洲人，还是与欧洲有近亲血缘关系的澳大利亚人，总把澳洲看作是欧 洲放错了位置的部分”，[7]是英帝国在海外的一个分部，是西方资本主义在南太平洋 中的一个基地，也是“一个培养各种各样种族、国籍和宗教偏见的国度。”[4]这种歧 视性、封闭性的倾向有违战后民族、平等的潮流，也败坏了澳大利亚的国际形象。
正因为如此，在国际反种族歧视斗争中，澳大利亚的同化政策及其渗透的白澳种族主 义日益成为国际谴责的对象。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澳被列入种族主义阵营。1952年联 大总委员会，则把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与南非种族隔离相提并论，一起列入议程，在大 会上受到同声谴责。一些非洲国家把澳大利亚说成是“亚洲的南非”。亚洲国家反应更 为强烈，1949年菲律宾外长明确表示，澳大利亚必须按照联合国人权宣言的条款修改它 的移民政策，否则我们无法进行很好的贸易合作。1955年《印度时代》评议指出，白澳 政策是对亚洲人感情的亵渎。在60年代，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家也纷纷谴 责白澳。如此，澳大利亚在国际社会处境尴尬，“在今天种族主义被明确地归类为一种 疾病的世界上，澳大利亚因为它的白澳政策而背有种族主义的坏名声。我们参加国际上 的讨论，提高我们的嗓音时——在保卫人权，维护人类福利方面，我们应该大声疾呼— —我们的发言由于整个大陆遍布着成千上万蜷缩在垃圾堆上的被歧视，被压迫的人民而 变得一文不值。”[4]单一民族文化政策使澳大利亚得不到国际社会的信任，遭到国际 社会的抵制，不利于开展国际交往。
尤其6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与英国的经济往来减弱，亚洲经济蓬勃发展，它反过来促 进澳与亚洲之间的贸易迅速扩大。因此，澳大利亚自60年代以来就调整亚洲政策，积极 发展与亚洲邻国的友好交往。但在与亚洲国家发展关系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即是澳长 期推行的歧视、排斥亚洲移民，视亚洲移民为最大威胁的单一民族、文化政策。正如前 总理霍克所说，澳大利亚不能一方面说自己的经济是亚洲经济的一部分，而在同时又在 移民政策和贸易政策上表现出种族主义倾向。澳不能在强调与地理上相邻的亚洲国家进 行密切经济往来的同时，却又顽固地坚持在文化上心理上与之疏远，仍然对旧大陆保持 迷恋。自60年代以来，澳就面临着如何把对亚洲地理和经济上的接近与文化心理上的疏 远协调起来的重大问题，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寻求地理与文化的协调呢?只有致力于消 除各种社会偏见和歧视，平等地接纳世界各地的移民，才有利于摆脱对英国的严重依附 而独立；只有通过平等地吸收亚洲移民，尊重他们的文化传统，了解他们的文化，才能 拉近与亚洲国家、人民的心理和情感距离，以利双方交往。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改善国 际形象，另一方面由于善待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才会得到这些移民的母国的好感，才 能使移民及其受政府保护的传统文化成为澳大利亚与移民们的母国联系的纽带。从这个 意义上讲，多元文化政策已成为澳大利亚对外交往的必然要求。
四、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的价值意义
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是当今国际社会流行的重要思潮——多元文化主义的实践。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是20世纪50-60年代出现的一个新术语。澳大 利亚学者J·贾普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描述现代社会文化和民族多样性的术语，作为 一项国家政策，它要求政府对这种多样性采取适当的措施。一般来说，“多元文化主义 ”包含了这样几层含义：首先，它指文化和民族多样性这一事实，即多元文化社会；其 次，作为一种思潮，它指的是对不同民族、文化群体得到承认的要求给予充分肯定的哲 学理论；再次，作为一项政策，它指政府为谋求民族、宗教或语言方面的少数群体对公 共领域的参与而设计的处理民族、文化多样性问题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和措施。本文所 谈的主要涉及多元文化主义的第三层含义，即多元文化政策，一种西方社会处理主体民 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政策。
目前，多元文化主义已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这主要基于下列原因，其 一，经济全球化步伐加速，信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文化殖民主义倾向突显，人们开始 关注人类文化的命运，是趋同?还是多元化?人们普遍认为是文化多元化；其二，冷战结 束之后，世界格局巨变，意识形态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消退，而人们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观 念却空前高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已成为世人必须面对的难题。其三 ，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现代化的理想，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成为国际社会的口号之时，民 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问题引起世人的普遍关注。在这种背景下，多元文 化主义逐渐成为国际民族学界、社会学界、政治学界、文化人类学界、教育学界研究的 热点。2000年8月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的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把“少数民族 文化与占主导地位的大民族文化的关系”列为20个专题之一。
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也是一个长期坚持单一民族，单一文化政策的国家 。但在多元文化主义席卷西方的过程中，她成为继加拿大之后第二个把“多元文化”宣 布为国家政策的国家。在1989年通过的《一个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的国家议程》中，把 多元文化政策确立为了国家的基本国策，以后澳大利亚政府积极推进这一政策的发展。 在1995年召开的全球多元文化会议上，向全世界作了宣传和介绍。到今天，多元文化主 义，在澳大利亚已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术语，被接受为澳大利亚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 不可缺少的部分”。[8]而且澳大利亚经济上属于发达国家，政治上是典型的西方式君 主立宪和议会民主制度的结合，文化上有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移民，涵盖了五大洲。 这些移民带来了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等无形资产，大大丰富了澳大利亚的文化。澳 大利亚已经从多元文化、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并在经济发展、社 会稳定和国际交往等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 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处理一国内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典型方法，对我们认 识西方社会的族际关系，对于多民族国家处理内部民族问题，对于解决世界上众多由民 族、文化差异而导致的社会动荡和国际纠纷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收稿日期：2002-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