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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已经到来了吗？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科学信息，其中包括描述社会经济过程的信息，正在飞速增长。据某些资料估计，科学信息量增加一倍，在马克思时代需要五十年，本世纪七十年代需要五至七年，八十年代以后需要二十个月，九十年代只要一年就可以了。任何一项新发明都可能被看作是一种新时代的标志。从六十年代起，三十多年来，不断有人向我们预言信息时代即后工业时代的到来。这种预言，在九十年代几近成为斩钉截铁的宣言。
一种意见认为，信息时代第一阶段的特征，表现为伴随计算机主机及其后个人计算机而来的信息量的剧增，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当前我们处在它的第二阶段，也就是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网络化的阶段。摆在面前的是社会和全球的信息化。然后是更加美妙的空间时代，或者叫遗传工程时代、纳米技术时代、人的意识或精神空间时代。但是一种新的技术发明同对于它在未来的广阔前景和巨大意义的预测及想象是一回事，它的实际应用和在怎样的程度上改造社会以至形成一个新社会，则是另外一回事。三十多年来，从苏联到今天的俄罗斯，曾经有过三次先后吸引数百名科学院院士参加的关于信息化问题的大辩论。1990年苏联成立国际信息化研究院。截至1996年，该院在世界各地已经拥有315 个职能部门和6500名院士。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也是它的院士。这个国际范围的非政府科学组织，提出了可以作为三次大辩论的成果同时又具有国际性权威地位的解释：“在全世界组建全球性的信息网络，并将它们联成统一的信息空间，简要地说，建设将世界所有储存的信息变成每个人的财富的人类共同体——这就是信息化。”（H ·格莉米扎《信息与信息化》，俄罗斯《科学与生活》1996年第2 期）当着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人民尚在为获得基本生活资料而挣扎，多数国家尚未进入工业化的时候，当着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存在众多贫困人口的时候，就来宣告已经实现这样的“人类共同体”，已经进入信息社会而且是它的第二阶段，仿佛那个“空间时代”云云也近在咫尺、指日可待，是不是太匆忙和不着边际了呢？
通常的说法，是认为高度工业化国家即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直接向信息社会行进。七十年代轰动过一阵的“日本信息社会规划”的首创者松田，自称他在创造一个“从根本上不同于现代工业社会”的、“较少根据物质价值发挥功能”的新型社会。九十年代初，德国工业联合会的一个出版物明确提出，“现代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并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
但是许多学者拒绝接受这种关于信息社会即将到来的预想。德国学者阿勒曼正是考虑到社会信息化现象，而把西方发达国家目前所处的阶段称为新型的工业化社会，“这种新型社会最多算是一种技术社会”。另一位德国学者罗尔夫，嘲弄所谓“信息社会即将到来”的论断是某些人的一种“最时髦、最有诱惑力的广告用语”。在他看来，人类还将长期呆在工业社会里，只是工业化的种类有所增加罢了，比如医疗事业的工业化、研究的工业化，以及家务劳动、文化的工业化和第三世界的工业化，等等。主张信息时代已经或即将到来的人们的一个主要论据，是断言在目前人们经常说到的三个产业之外有了第四产业或第四部门，即信息产业或信息部门。信息的产业化是一个事实，而且有日益扩展的趋势。从事和参与信息工作的人涵盖各产业，数量不断增加。但是这样按内容和规模来论证第四部门并非没有争议。有些学者不能接受把各种不同的职业活动“组配”为一个新的部门的做法，认为信息的重要性不足以证明已经存在一个信息时代或信息社会。（M ·维德迈尔《我们走在通往后工业“信息社会”的途中吗》，德国《当代学》1991年第4 期）这里涉及到怎样和用何种标准界定一个时代或社会性质及其发展方向的更为复杂的理论问题。
无论如何，信息传播技术、尤其是计算机技术不愧为新技术革命的带头技术。信息技术、信息服务和信息诸产业，在它触及的一切领域都导致了突破性的进步，并且正在转向综合性和网络化。有人认为，自蒸汽机问世以来，没有任何一项发明像计算机一样，如此广泛地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蒸汽机开创了人类的近代，电力给世界提供了崭新的能源，使人类至今受惠深远，实在没有必要犯一种喜新厌旧的老毛病。但是计算机带来了机器人、一体化系统和无人车间，其前景正未可限量。科学技术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的时候才能达到完善的境地。科学转化为现代应用技术的坚实基础，要求有相应程序保证的计算机进行不同深度和广度的计算过程。在科技革命的早期，计算机只是生产和管理中的一种辅助设备，然而现在已经越来越成为基础性的、系列化的和带有决定意义的要素了。
1997年10月21日，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开始举办一个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破译密码的展览，展出一架名为科洛萨斯的电子计算机。这架由英国人研制、1994年1月投入运行的计算机， 由于破译大量德军机密而战功赫赫。它结束了第一架计算机1946年在美国诞生的传统说法，虽然一些美国人不大服气。这架计算机重达三十吨，仿佛一头巨大的恐龙。但是它把两个庞大的数字计算机制图系统连结在一起，成为一种能够进行高速基本运算和逻辑作业的电子装置，从而空前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今天的人们或许会嘲笑它的笨拙和低能，甚至一台普及型的笔记本电脑也会使它相形见绌。但是无论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这种计算机，却的确从一个独特的方面，预示着一个人类科技革命的新时代的到来。它最初被运用于军事。然而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必然地相联系，军事基于经济力量而又常常率先在组织、装备、武器和技术的改进方面走在前头，然后延伸到整个经济并发挥积极作用，难道不是自古以来司空见惯的事情吗？
从那以后，计算机的更新换代和日益被引入工业、商业、农业和社会公用事业，不断提高科学水平和运用水平，使人眼花缭乱。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计算机的工作能力提高了一万五千倍。美国一家杂志（ J·蒂尔内《对于人类未来命运的辩论》，美国《纽约时代杂志》1990年12月2日）介绍过一个故事：1980年10 月， 生态学家保罗·厄尔里奇和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选取当时总价值1000美元的五种金属（铜、镍、铬、锡、钨）打赌：十年以后，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如果五种金属的总价格涨到1000美元以上，西蒙须付出超出部分，如果跌至1000美元以下，厄尔里奇须付出下降的份额。十年之赌按期揭晓，五种金属的总价值下降到423.95美元。这个故事既可以用来说明以出口原料为主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幸，又可以被作为科技力量迅速提高的依据。金属价格下跌的原因之一正在于技术创新，包括电话通过人造卫星和光缆传输节省大量铜缆。
科技进步历来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参照点。八十年代以来，计算机软件、广告、数据库、电信和信息服务等行业在全世界平均年增长20%。根据1997年的统计，全球软件销售额达1000亿美元以上。有人预测，到2000年，软件和信息服务将成为世界市场第一大领域，市场规模将超过5000亿美元。随着网络行为的扩展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进步，出现了国际互联网络这一世界上最庞大的具有代表性的电子网络。它的惊人之处不仅在于规模，尤其在于发展速度高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通讯形式。截至1996年，使用国际互联网络的公司达 20000 多家， 平均每个月有2000家公司入网。这一网络将世界五大洲的近一百五十个国家联系在一起。美国政府首先在1993年9月正式启动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 即已经成为流行术语的信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就是在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广为联结的高速电子信息网络。人类至少可以说已经有五条主要的信息公路：无线广播电视网、有线网络（有线电视网和计算机网）、电话网、移动电话网、卫星通讯系统。这些信息通道的改造升级，使之互相兼容和大力建设新的高速网络，就形成信息高速公路。大体上说，它应该具备的特点是：高速度和大容量，传输速度达到100兆—1000兆比特／秒以上，相当于每秒传送625万个汉字；多网一体化；高清晰度数字通讯；用户和信息源之间的双向信息传递；多媒体终端服务。有人预测，总有一天会实现“5W”，即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方式同任何人进行信息传递。
西方发达国家走在前面
在计算机化和信息化方面，西方发达国家远远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进入九十年代，发达国家信息产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达40—60%，年增长率是传统产业的三倍到五倍。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997年10月28日在日内瓦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截至1996年底，世界上共有机器人68万台，市场总额为53亿美元。68万台机器人中，日本40万台，美国71000台，德国6万台，意大利25360台，法国14800台，这五个西方发达国家共57万多台。《纽约时报》1997年11月17日报道，目前世界运算速度最快的二十台超级计算机中，美国拥有16台，其最高运算速度可以达到每秒1.3万亿次。1990年以来，美国软件产业每年以 12.5%的速度增长，比经济增长率快二点五倍。1996年，美国软件产业销售收入达1020亿美元。美国《未来学家》1997年11—12月号刊出《2001至2030年间将会出现哪些新兴技术》，说美国华盛顿大学九十年代初成立一个包括45位著名未来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新兴技术预测委员会，该文介绍的就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从最重要的技术进步中挑选85项，分12大类，一一预测其出现的年份。他们的研究不能说没有根据，但是其所勾勒的仍然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科技领先的蓝图。
一种意见认为，信息化水平和信息能力，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志。曾任美国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利斯顿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信息技术创造了非物质新财富的源泉。倘若把知识应用于正在进行的工作中，就能够提高生产率，“新的经济原动力并非拥有庞大的物质资源，而是由控制创意和技术产生的。”（利斯顿《第三次技术革命》，日本《中央公论》1997年第11期）这可以说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快速发展的计算机化、信息化实践的一种值得注意的理论表述。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信息资源拥有国。它早于苏联造出了计算机。但是苏联却在1957年10月9 日成功发射了人类的第一颗地球人造卫星。这件使美国政府尴尬和朝野为之震撼的事件引出一个基本认识，就是当时美国在教育和信息方面同苏联相比落后了。第二年，美国制定了《国防教育法》，从国家安全和提高教育水平的角度提出信息服务和技术开发问题。从此以后，美国制定一系列信息化政策。始终把计算机化和信息化摆在国家发展的关键地位，同时在实践中取得最突出的成果。美国发明了半导体，这项工业从六十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二万倍，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一只三极管在1960年为10美元。可以完成同样任务的集成电路小型硅元件，只有1／100 美分， 即以前价格的千分之一。1969年出现大规模集成电路，连续二十年，美国每年生产成本下降50%。到九十年代初，微型信息处理机的价格下降到 300 美元， 不足十年前40000多美元的百分之一。 现在的电路集成块的长度只有1／4微米，可以代替千百万只三极管。到八十年代中期， 美国 71000 台大型计算机和1800万台微型计算机装备了终端，与各大学、图书馆和信息库相连。按照1993年的统计，平均每四名中、小学生拥有一台微型计算机，每一名大学生拥有一台微型计算机。仅此一项，按照一些专家理论上的计算，可以缩短三分之一的训练时间。1990年，有上千万人的工作场所转到家里，以微型计算机作为劳动工具，据说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10—20%。
1997年，美国迎来了第七个增长年头。造成这一增长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计算机化和信息化。1993—1996年，美国经济的其他部门增速减慢，只有高科技产业急剧上升。截至1991到1996年创造的1400万个工作岗位中，910万应该归功于高科技产业。 美国消费者和商业花在信息技术硬件上的钱达到2820亿美元，比美国人花在购买新汽车及其部件上的费用多17%，比花在购买新住宅上的费用多49%，比商业和工业建设的费用多168%。 高科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达到近三分之一（欧洲不足10%），已取代传统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中，27%来自高科技，来自汽车制造业的只有4%， 来自居民住宅建设的只有14%。就1996年来看，国内生产总值中来自信息技术产业的份额达到33%。
美国副总统戈尔直接主持实施全美信息高速公路计划。1994年1 月25日，克林顿发表《国情咨文》，强调2000年以前要把全国每一间教室、每一个诊疗所、每一个图书馆都联系在一起，形成全国范围的信息高速公路。这是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终结以后，美国用以接替星球大战的一项包括社会生产广泛领域的发展战略。整个工程准备投资4000亿美元，费时二十年。按照这个计划，美国将把通讯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遍及全国地连结起来，通过数字化技术和光缆技术，利用集电话、传真、电脑、电视、录像为一身的信息处理、传输、显示的多媒体，将文字、数字、图象、声音、影象等高容量、高精确度的信息迅速传播开去。美国希望这一计划的实施能够在本世纪末提高生产率20 — 40 %， 带来3500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 美国同时提出了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方案。
日本以科技立国，虽然迄今为止就知识总体而言尚不及美国，但是在科技竞赛中的咄咄逼人和巨大潜力，已经为世界所瞩目。它是一个人口众多、国土空间小、资源短缺的岛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日本从战败国的废墟崛起，五十年代中叶至1973年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11%。当七十年代的能源危机袭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和导致各国经济衰退的时候，90%以上原料和能源需要进口的日本，却开始了取得惊人经济成就的时代。1955年，日本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占1.6 %，1960年上升到3.1%，1988年上升到14.2%，进入九十年代， 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60%，人均产值早在几年前已经超过美国；重要的是，按产值每一单位所耗原料和能源来说，它只有美国的2／5。其间奥秘，除了需要考虑到美苏对峙格局的若干特殊的政治背景，主要靠科学技术。1953年，日本索尼公司从美国贝尔公司获得晶体管的专利权。那时候美国人只利用这项发明生产助听器，并且劝日本人也生产助听器。但是索尼公司造出的却是收音机，并且在世界范围拓开了销路。美国发明了半导体，日本却独霸着半导体市场。一位法国作者感慨万端地写道：七十年代日本人还在仿造我们的汽车，现在呢？西方各国的高速公路上到处奔跑着日本汽车，而且还要日本人告诉我们怎样造汽车！法国《快报》1992年的一篇文章说：从汽车到音响设备的十五个部门中，日本控制了世界出口的50%。这些成绩是在缺少原料的情况下取得的。在日本最有成就的五十个部门中，找不到一个拥有自己原料的产品。它们靠的是人才、革新和先进设备（J ·卡桑诺瓦《二十一世纪谁能赶超美国：日本还是欧洲》，法国《快报》1992年第2147期）。1967年，日本从美国进口了第一个工业机器人。二十年以后，日本拥有12万个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其中包括大约三分之一的第三代机器人。八十年代日本拥有的机器人已经超过世界的一半，1996年则占近60 %。 英国《金融时报》1997年10月29日介绍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一项报告，说2000年，世界将有95万台工业机器人，仍是一半以上在日本。美国人费根鲍姆的《第五代——日本第五代电脑对世界的冲击》，正是从日本的工业技术基础和国民科技素质，来谈论电脑工业从信息处理进步到知识处理，从计算和存储数据进步到思维和提供数据等发展趋势的。
按照日本邮政省发展信息通讯产业的蓝图，将建立遍及日本列岛的光纤网络，到2010年使市场规模超过120万亿日元，同时提供240万个就业机会。日本曾与韩国一起宣称计划共建亚洲信息高速公路，但基点仍在国内。它的发展第五代计算机的目标，是变日本为新型智能的重要产地，从而不是用三八大盖也不是用核武器，而是和平地占领其他国家的市场。日本已经把工业和制度潜力的发展目标转向研制生物计算机等基础工程，把计算机工艺和生物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便建立功能类似人脑并利用蛋白质记忆的信息和加工系统。这种涌向风头的阵势，首先招来美国人的白眼。同唇枪舌剑交织发生的，是经济上的制裁、政治以及心理上的压力，和两国官方没完没了的温文尔雅又各怀心思的商榷与会谈。到处可以看到有关日美矛盾的议论，以至有人已经在预测它们的刀兵相见了。
欧洲纷起效尤。英国已经向社会用户提供600多种计算机， 八十年代以来在人工智能、社会保障、农业化学、银行、计划等方面开始从事计算机专家系统的研制。这项工作有五十所大学和数目比这还多的私营公司共同参与。此外尚有许多集中进行计算机研制和从事有关工作的俱乐部，吸引更多企业参加，英国政府准备筹资380亿英镑， 在未来十年建成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法国雄心勃勃地实施着把电话线路和通讯网络相连的具有高信息流量的电信网计划。他们把这称为“电子高速公路”。具有长远眼光的是，法国1985年提出规模宏大的全民信息计划，要求在五年内使70%的人口掌握和使用信息技术。法国还在实施一个提高中、小学科技教育素质的计算机民主化纲领，同时联络三十几个国家成立国际信息局，着手研究第三世界国家计算机技术的应用问题。和法国一样，德国也特别地关注青少年科技素质的提高，为此设立一个机构，叫专门技术研究部，负责处理中、小学计算机教育问题。欧洲首先是西欧正在作为一个日趋一体化的整体加紧行动。欧共体与瑞士、瑞典、奥地利、挪威等国家一起，共拥有3.7亿人口，科技发展迅速， 居民文化科技素质较高。如果加上东欧和原苏联地处欧洲的各共和国，经济潜力尤为巨大。1993年12月，欧盟主席德洛尔发表题为《增长、竞争和就业》的白皮书，提出建立欧洲信息基础结构的计划。这一计划的实施，将使欧洲成为美国和日本的更为强大的竞争对手。
事情的另一面
除了糊里糊涂的鼓噪，无论西方发达国家或是第三世界国家，人们在高度评价计算机化、信息化的进步作用的同时，也程度不同地注意到它的负面作用。国际学术界有所谓乐观派和悲观派的说法，认为前者更多地肯定积极作用而后者却更多地关注负面作用。其实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才能划出两个仿佛绝然断裂的极端。
人们首先提出的是伦理问题。由计算机、信息化产生的国际网络，对世界有一种伦理的意蕴。华盛顿有一个计算机伦理学会，自1992年以来，每年召开讨论这个问题的年会。一些大学还开设了“伦理学和国际互联网络”的课程。1995年11月18日，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利分校，举办了以国际互联网络伦理学为主题的讨论会。这次讨论会的论文，包括《自由表达、版权和民主》、《国际互联网上的监督和审查制度》、《如何接受国际互联网对儿童的影响》。网络仿佛一个社会。比如驾车到某处，要通过若干阶段，总要有交通规则之类的网络规则。一些国外文献常常谈到“不合适”、“不道德”的网络行为和怎样监督及制止这类行为。美国计算机伦理协会曾经为此制定了十条“戒律”。当然也有另一方面的努力。1996年，美国颁布过一个通信行为准则法案，规定利用英特网传输儿童不宜观看的有伤风化和下流信息属于犯罪行为，将被判刑两年和罚款25万美元。但是1997年6 月白宫官员为克林顿起草的有关电子商业政策的报告，就从这一原则立场倒退，不再强调法律的作用，而只主张采取“自制”和使用“过滤”的软件了。
利用计算机犯罪层出不穷。窃取机密情报、进行金融诈骗、制黄贩黄、侵犯知识产权和进行煽动性政治宣传，由于隐蔽性强和知识含量高，使一些国家、地区、集团和个人大为苦恼。相比之下，低水平重复导致的资源、时间、投资的浪费和几乎要经常面对的“信息垃圾”，倒不算什么了。网络上比例惊人的淫秽内容伤害着未成年人。社会交往减少，公民之间老死不相往来，日夜守着一块屏幕，形成了支离破碎的亚文化，及由于同社会隔绝而加剧的疏远、紧张、孤僻、冷漠、孤立化的病态心理和异化现象。计算机控制的显示器给使用者身体带来伤害。长期同显示技术打交道的工人，肌痛病和胸痛病发病率比其他工人高三四倍。美国劳动安全局承认，每年有1000万工人受到微量辐射的影响。计算机化和信息化在目前情况下妨碍着人的全面发展，已经不是一个存在歧见的事实。阿尔温·托夫勒在出版于1970年的《未来的震荡》一书中，专门谈到所谓“超工业社会的特征”：人们要在极短时间里承受过多的变化，因此感到压力重重，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人们已经看出，这并不是个别人的生理现象。
即使纯粹就技术性能而言，依靠信息技术可以非常强大却又存在危险的陷阱。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关于信息战争的特别临时工作组就在一份报告中承认，美国的信息基础设施“极易遭受攻击”、“造成战争史上迄今尚未认识到的陷阱”。这个工作组的报告说，发动信息战争同发展、维护、使用高度军事力量的成本相比，要低廉得多。收买内部人员、制造假信息、巧妙地操纵信息，所付代价微乎其微。特别是对与电信系统相连结的信息系统的线路接续部分发动攻击，所费甚少却尤其富有魅力。有关如何利用商用电子计算机软件设计特点和许多安全缺陷的最新信息都在英特网上，能够随时把它读取出来。仅1995年一年，对美国国防部非机密数据的电子计算机侵入就达2万件以上。 这些侵入者对数据和软件进行修正、盗窃和破坏，使计算机和网络停止作业。世界上有许多即便不拥有庞大军事组织但也能够推行信息战争的国家和集团，因此，“无论现实或者可能性，敌人都能够做很多事情”（利斯顿《第三次技术革命》，日本《中央公论》1997年第11期）。1997年10月22日，英国《独立报》发表《美国生活在对抚摸键盘的杀手的恐惧之中》，说越是计算机化，技术上越先进，就越容易受到计算机恐怖活动的伤害。比如断电、破坏供水和排放系统、转移税收，等等。因此，美国研究防范计算机危害的一个总统委员会，正在建议把同这种恐怖活动进行斗争的经费从现在的1.6亿美元再增加一倍。 这篇文章的原文提要很有味道：“忘掉那些导弹、炸弹和全付武装的暴徒吧。美国将面临另一种威胁，它是无形的，但是它潜在的危害甚至更大。”
一般认为，计算机化和信息化将导致失业问题的加重。这也是目前人们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看到的事实。九十年代初西方专家有这样的预测：到本世纪末，由于运用微电子技术和机器人，现有工作岗位将减少65—70%。美国经济专家统计，到2000年，美国工作岗位将减少2000万个，约5000万工人和职员将改变劳动性质。一位法国学者的文章透露，美国人所说的技术设备更新能够在削减40—80%的职工和节约一半资本的同时生产同样多的产品，而德国如果在可能的场合都采取业已掌握的最高水平的技术，那么现有的3000万个工作岗位就会失去将近1／3，失业率将上升到38%。这位法国学者由此谈到雇佣劳动社会的寿命问题、不应因减少劳动而减少职工收入的问题（《雇佣劳动社会无可救药——法国学者安德烈·戈尔兹访谈录》，德《新社会与法兰克福》1994年第7期）。我们不去展开讨论那些问题，只想指出一个事实， 即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计算机化、信息化方面的长足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状况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就业状况愈加这样那样地紧密联系起来了。市场的扩大就意味着就业岗位的增加。美国芝加哥地区经济政策顾问戴维·比奇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对外开放给国际劳动大军增加了10亿新工人。印度不久也可能给它增加10亿工人。这有助于压低工资增长速度，降低充分就业的水平。”（戴维·比奇《永恒不变的经济法则》，美国《商业日报》1997年9月17日）工人增加了， 创造的财富增加了，为什么“有助于压低工资增长速度，降低充分就业的水平”呢？财富哪里去了呢？这里是说西方发达国家还是说第三世界国家呢？无论如何，这里涉及到的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
随着计算机化、信息化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术语，比如“信息富翁”、“信息穷人”、“信息剥削”、“信息两极分化”和“信息霸权主义”等。问题恰恰不仅在于技术，而且在于谁掌握技术和用于什么目的。正如一家美国杂志所说：“谁有钱谁取得支配地位”（M ·塔赫拉尼安《媒体与冲突》，英国《媒体发展》1996年第43期）。
信息不平等和由此促进的两极分化发生在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一国内部。正是在由于计算机化、信息化作为主要推动力，美国经济数年连续增长的情况下，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名列榜首。一如1997年10月14日《纽约时报》所载全球经济咨询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德米雷斯的《美国人处于债务的门口》所说，工人只有艰苦地努力来勉强地支付欠债，美国在高科技的喧嚣中分成了“很有天赋的富人阶层和人数多得多的穷人阶层”。兰德公司1997年的研究报告提供了这样的数字：收入最高的10%的人，认为1973—93年他们的财富增加了11%，但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实际收入则在同期几乎下降16%。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情况更为严重。比如在巴西，总人口中只有6 %的住户装电话，只有6万人拥有闭路电视。
另一层面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一个负责任的第三世界国家，当然首先必须解决它的人民的基本生存问题，没有力量也不可能在信息技术的研究开发中大量投资。但是全球化趋势使得所有地球居民不得不生活在计算机化和信息化的宠罩下。1996年7月， 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学会第20届大会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召开。会议讨论到这样的问题：对于那些在国际信息交流中接受信息多于提供信息的国家来说，西方在国际传播中的主导地位是不是会对它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也就是信息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巴西代表谈到第三世界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的不利地位，指出1994年国际互联网络在美国的使用率为94.94%，在巴西只有0.1%，因此西方所谓“国际信息革命”只是一句空话。澳大利亚一位研究人员广泛调查了澳大利亚土著和太平洋岛国居民的情况，认为当西方普遍谈论信息时代的到来及其裨益的时候，这一时代给太平洋诸岛带来的却是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问题。两位法国学者发言指出，美国正在把它有关法律、性和技术的标准贴上国际化标签，通过互联网络强加给别国，因此亟待对“国际化”和“美国化”这两个对立的概念加以研究。甚至一些西欧国家也对美国的信息侵害保持着警惕。德国美因茨大学的M ·孔齐克以《欧洲对好莱坞：对传媒帝国主义的再思考》为题发言，说欧洲国家正试图在音像制品市场上反击美国传媒帝国主义，法国目前的政策就是要建立一条文化上的马奇诺防线（黄育馥《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美国一篇文章的说法，也是直言不讳的：
能领导信息革命潮流的国家方能成为强者。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强者就是美国。
信息优势将和美国外交、美国的软实力——美国民主和自由市场的吸引力一样，成为美国重要的力量放大器。
具有这种优势，美国军队无论是在丛林、城市，还是在像“沙漠风暴”那样的战场，都会变得无可匹敌。
美国可以与它选择的任何国家全面或部分地分享自己的情报。
这种能力也即所谓的信息保护伞。……随着美国提供这类信息能力的提高，美国就越来越被当作当然的盟主（J ·奈伊等《美国的信息优势》，美国《外交事务》1996年第2期）。
文章起始于科学技术，落脚于美国是当然盟主；科学的力量铺天盖地而科学的气度却荡然无存。君临天下，颐指气使：这有点像一份与奴隶主文告相去不远的世界信息霸主的宣言。
主要是西方舆论界，炫耀科技而且常常因为信息技术超越国界的穿透力而主张超国家主义，从而取消第三世界国家维护主权和独立的权利，以便一无障碍地实现他们的全球化。国家消亡，这不正是共产主义者的美好理想吗？但是对不起，如果没有各民族关于自己事务的完全自主和独立，如果没有不同民族在此基础上的平等地位，国际间的平等交往和融洽合作尚且无从谈起，竟然要鼓吹只有在世界范围社会生产力巨大增长和各民族居民思想道德及科学文化水平巨大提高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作为历史必然结果的国家消亡，岂不是痴人说梦吗？用一句中国人目前喜欢给他们反感的人加上的罪名来说，这叫“超阶段”，叫“左”而且“左”得古怪出奇。1997年9月，54 个不结盟国家在哥伦比亚的麦得林通过一个文件，坚决谴责西方把信息和通讯领域变为加剧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工具。智利外长在出席1997年于渥太华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夕，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他不能赞成西方把他们自己的标准即仅仅有利于他们的标准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和越南《人民军队报》，也分别在11月17日和19日，尖锐抨击西方媒体蓄意进行歪曲事实以丑化第三世界国家的宣传。应该说，仅仅从计算机化和信息化的角度而言，全球化的过程都不能不是第三世界维护自己民族尊严和独立权利的斗争过程。
计算机化、信息化和社会发展
计算机能力的提高和普遍化，信息的凝聚并且同能量、物质一起成为生产任何商品和提供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代替人的劳动的奇异本领，一方面导致着世界经济总量的增加，一方面导致着失业和贫困的增加，导致着西方发达国家同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力量差距的扩大。一些第三世界人士承认自己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的不利地位的同时，流露着深深的悲哀。甚至在美国，也有大约30%的人由于不了解计算机原理、无力控制机器或检查其工作效果而害怕被计算机所代替，产生一种“计算机恐惧症”。
一位中国学者的文章，转述了作者访美期间得到的波士顿大学一名哲学教授对计算机化、信息化的看法：当听到关于信息高速公路的大张旗鼓的宣传的时候，更要冷静地深思它将给人类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他在这里提到工业化，认为工业化曾给人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因此需要对工业化进行检视和反省，不要再度陷入片面和短视；人类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要强调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水平和信息处理能力，也要自觉地使追求真、善、美的心灵素质得以提升，以开创人类全面发展的崭新局面（易永胜《波及全球的大潮》，中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一位美国学者， 如此清醒地提出问题和具有辩证法修养，实在难能可贵。
人类日新月异地创造技术，目的不是创造剥夺自身、贬低自身或自身无力驾驭的怪物，不是为着从自然获得解放却戴上社会的枷锁，而是给自己提供更加美好的生活。现代工业在推动物质进步的同时在一些地方使人沦为金钱的附庸。计算机化和信息化在更加有力地造就物质财富的同时，难道竟是为着使人更深地沦为金钱的或者是计算机的附庸？计算机化和信息化，——不是被用以造福全人类，而是被用以使一个国家内部和使整个世界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成为进行剥削和实现霸权主义野心的新手段。技术在进步而社会在倒退，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的悲剧。
马克思曾经为科技进步而高兴，曾经预言科技发展的广阔未来，但是他没有见过电脑。这成为对他进行嘲弄、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陈旧和过时的一派人经常摆弄的例证。这一派所崇拜的人，可以开出从耶和华到杰弗逊，从孔子到胡适之的长名单，没有见过电脑的也不在少数。其立论的肤浅可笑，实在莫之为甚。我们想重温马克思的一段名言；这段话和它的深刻思想的生命力，除了被政治偏见扭曲得思维变形的人之外，甚至不喜欢革命家马克思却无法抹煞学者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也率直地承认：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成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事实。由于世界范围工业化的发展然后是计算机化和信息化的趋势，这个事实正在我们这个时代空前广大和深刻地延伸着、再生产着。我们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中心，看到财富、权利和现代文明温文尔雅的体面，但是在它的边缘，却看到生活水平下降、饥饿、贫困、瘟疫、社会动乱和环境破坏。一家美国杂志透露，当前美国政府雇员包括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雇员的人数，比从事生产的工人还多（R·C·理查德森《九十年代——变革的十年》，美《社会、政治与经济研究》1992年第1期）。 这只能意味着这些仍在工作的工人的极度紧张和疲劳，只能意味以远为低廉的价格利用第三世界的劳动力。一位日本作者的文章把“利润原理”称为人类的五大危机之一。他认为，利润原理是一部分人压榨他人劳动成果的原理，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原理。它是造成失业的主要原因。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的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日本企业则表现为过劳死和身心症。“另外，南北问题也将日益深化。占世界总人口75%的40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上。他们是有着14—15亿人口的发达国家的牺牲品。如果继续这种利润原理的话，南北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中西五洲《人类的五大危机》，日本《发现工作》1991年第20期）在这种原理被作为社会生活唯一和最高准则的地方，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下，技术进步以穷苦人们的牺牲为代价，这两者的正比例的推进，已经是而且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任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最终植根于普通劳动者们的实践。成千上万不同肤色的劳动者的默默无闻、经年累月的汗水和奋斗，点点滴滴地创造着人类的智慧，积累着人类征服自然和驾驭社会的丰富经验。科学技术进步的最深的原动力，正在于这种实践。科学技术进步的过程，应该是人民得到解放和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的过程。毫无疑问，这里所说的人民的解放，也包括从愚昧、落后、狭隘中的解放和不断提高科技素质。同样毫无疑问，如果科技进步只是使劳动者成为雇佣奴役制的略微聪明的苦力，那就说不上“解放”。因此，问题不仅在于计算机化、信息化和整个科学技术及生产力的进步，问题还在于谁占有这种新的生产力。但是，难道资本主义制度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曾经创造过不使人民蒙受屈辱、不使历史经历倒退的进步吗？
资本主义时代在人类历史上创造着无可比拟的巨大物质财富和突飞猛进的科技成果。这是犯不上吃惊、也无须恐惧的事情。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为未来的新社会提供物质基础，同时造就最后把它送入坟墓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力量。我们曾经引述过的法国学者安德烈·戈尔兹，就已经在他的《雇佣劳动无可救药》中，得出“微电子革命意味着雇佣劳动社会的寿终正寝”。这真是惊世骇俗之论。但是无论如何，人民将把机器的功能还给机器，把人的功能还给人。人民将由于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而极大地提高科学技术的和道德的素质。这又使我们想起了马克思的话：
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会喝下甜美的洒浆（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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