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义与批判——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斯论文,述评论文,释义论文,合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哈贝马斯(J·Habermas 1929-)是当代德国最著名的几个哲学家之一，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将，与他的前辈相比，由于他大量地吸纳了最新的哲学方法论成果（如现象学、解释学、语言哲学等），从而使他的思想显得更为宏大和深入，因而在一个更广阔的理论视野上展示了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力度。关于他的理论体系，他的名著《交往与进化》的英译者T·M·Carthy指出：“或许可将它描绘成一个由三个层次或三个子方案组成的研究方案：(1)最基础的层次由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所构成，哈贝马斯称之为普遍的语用学；(2)次高层次以基础层次为元本，服务于一般的社会化理论的建构，并且通过发现交往性资质的理论来完成；(3)最高层次以前两个层次为基础，哈贝马斯勾画出一种社会进化理论，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①这种理解未必能为哈贝马斯所认同，但是作为一个“切入”哈贝马斯思想的“视界”，则不失其独特之处。本文不是对哈贝马斯思想的全面介绍，而是主要探讨构成其理论核心的一般交往理论，试图揭示其交往合理性的丰富内涵。
合理性：从目的合理性到交往合理性
“合理性”这个概念，从根本上说，是从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人以自己的活动和行为确证着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和地位，因此对人的活动和行为的研究在许多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中占居着十分显著的地位。在西方，特别是自产业革命以来，人的活动能动性、创造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但同时也带来了始料不及的后果。例如，环境污染严重威胁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空间，而两次世界大战的血淋淋的现实更象幽灵一般纠缠着许许多多西方大哲，迫使他们对人的活动和行为本身作出多方面的反思。
哈贝马斯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从哲学的高度对人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他立足于人类发展的历史与当今现实，把人的行为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他分别称之为：(1)目的——手段合理行为；(2)交往合理行为。
什么是目的——手段合理行为？在哈贝马斯看来，它指的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强调人通过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而从自然界索取生存之资。在这个层面上，人主要表现为支配技术规则，或者说受技术规则的支配，而这些技术规则是建立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基础上的，人确立一个目的或目标，这个目的或目标是在人的行为中根本上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人通过选择、利用以及组织有效的方法来实现它，因之，它是工具性的、手段性的、策略性的。虽然它本身是未经反思的，但是仅就这个层面上来讲，它也是合理的，具有合理性，其合理性实现的最大程度便是科学技术的充分发展和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控制。
哈贝马斯据此进一步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实际上已成了社会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使生产力得到了高度发展，目的——手段合理性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从历史的角度讲，这种合理性的实现的确给人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另一方面却在人类生活的根基上造成了使人异化的酸果，西方社会所广泛弥漫着的虚无主义气息可由此找到根据。理论上讲，因为这种合理性是未经反思的，它只知一味向前，扩大战果，却不知自我约束，虽然其最初意趣在于对自然的控制，然而结果是，在控制自然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人自身的控制，于是人成了地地道道的工具，成为众物中之一物，人因此而失却了自己的本真存在，失却了自己的本质，原来活生生的人在生活世界变成了与机械自然界一样的僵硬死板的物质堆积，到处起作用的是自然的铁的规律、铁的必然性，而没有人的规律和人的必然性，人退居到了物质世界背后，被深深地遮蔽了。在这里，我们似乎听到了海德格尔老人深沉的声音。事实上，海德格尔正是哈贝马斯的一个出发点。
如何拯救人？即如何发现人的规律和人的必然性？在哈贝马斯看来，必须从控制的世界即目的——手段合理性上升到人的世界即交往的合理性上来，这就是合理性的第二个层次，即交往合理性层次。所谓交往合理性，无非就是要寻找交往行为的合理根据，而这种合理根据不能到物的世界去寻找，必须到人的世界来发现，因此这种合理性根据自然就是交往主体之间相互同意、普遍赞同而且自觉遵守的规范。他说：“交往行为与目的合理的行为不同，它遵守着主体之间相应的规范。这些规范表现了主体之间对对方行为的期望。这样，在交往行为中，理所当然地有了合理的基础。交往行为的参与者所提出的、互相承认的合理要求，使大家的共同行为取得一致成为可能。”②又说：“目的合理的行为规则教会我们一种技能，而内在的规范教我们的却是品格结构。技能使我们能解决问题；品格结构却使我们能够运用规范的一致性。”③如果说目的——手段合理性行为是独白式的、单线性式的话，那么，交往合理性行为则是对话式的、复线互动式的；如果说前者因人不在场（缺席）而显得遮蔽的话，那么后者则因人的显现在场（出席）而是敞开的；如果说前者是僵死而无生气的话，那么后者则充满着生命的活力，人与人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作用，在规则的范导下，进入人的语言世界，从而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进而达到沟通与相互理解。
于此可见，哈贝马斯的交往的合理性理论的针对性是很强的，它的目标主要是为了化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紧张和冲突以及相互之间的冷漠和欺瞒，因而其理论的着力处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除了人际关系外，还有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这一点似乎在哈贝马斯对目的——手段合理性的批判中消失了。如果以更高的层次即从人与世界关系的全方位角度看，人际关系的和谐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乃是一致的，其实无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在改变人际关系的同时必然意味着对自然的关系的改变，反之亦然。所以，人作为活动主体必须进行创造性的全方位的转化。人只能而且必须根据实践的内在要求，在深沉的“历史感”的引导下，不断地重组或重构人与世界的全方位和谐关系。在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人毕竟是主动的一方。“如果没有人的‘合理性’的安排处置，世界也就无所谓合理的东西。”④
交往合理性：从精神分析到语言分析
哈贝马斯从语言层面（以语言为中心）来考察人与人之间交往行为的合理性这个思想是逐渐形成的，在他的重要著作《认识与旨趣》（1968年）发表时，他主要吸收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并以之来解剖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如何呢？在哈贝马斯看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处在深深的晦蔽之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目的——手段合理性介入到交往关系之中，从而使得交往的合理性被扭曲变形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就是这种被扭曲了的交往关系。
哈贝马斯在《认识与旨趣》一书的“前言”中曾经说过，在他的交往理论构架中“心理分析作为例证占据着一个重要的地位”⑤。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深入研究，他认识到，精神分析学说的时代意义在于，它从交往关系的“负面”揭示了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不合理性，因此它是“一种系统被扭曲的交往理论”⑥。
精神病是广泛存在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触目现象，精神分析学说旨在追踪精神病的发生并试图揭露其内在秘密，它对现代西方人文学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人们称为“深度释义学”。精神分析学说把人格结构区分为三个层次，即由“本我”、“自我”和“超我”所构成的整体系统。“本我”指动物式的本能和欲望，它无限地、无条件地要求满足，“超我”泛指社会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规范，它强烈地抑制着（本我），而“自我”则居中调节藉以维持人格的动态平衡。但是由于“本我”的强大冲动与“超我”的权威压抑所造成的冲撞和震荡，从而使“自我”受到破坏，“自我”不能保持自身的同一性而坍塌了，这便构成了精神病的起源。哈贝马斯敏锐地看到精神病产生的实质乃是交往的异化，而且是全面的、系统的异化，即扭曲变形。
哈贝马斯运用精神分析学说的“压抑”概念，深入地考察了人类社会从“必要的压抑”到“内在本质的压抑”的历史。什么是“必要的压抑”呢？哈贝马斯认为，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低下，科技水平不发达，生存之资相当匮乏，人们为了继续生存不得不屈从于集体权威，不得不抑制自己的欲望和本能冲动。在这种情形之下，目的——手段合理性还未能充分发展起来，因此这时的“超我”还只限于组织人们去发明技术，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但是随着人们的物质财富逐渐丰富，物欲得到满足之后，社会文化作为“超我”便异化为一种“防御系统”，时时处处压抑着人内在本能的肉欲和美欲，这便是“内在本质的压抑”。在前一种情形下，人尚未失去真我，但是在后一种情形下，人的内在本质则完全丧失了，“自我”已不再绝对地是自我行为，它失去了中介作用，失去了调节功能，社会于是广泛地呈现为病态。
如何使这种“系统被扭曲的交往理论”创造性地转化为“系统的合理性交往理论”？这是哈贝马斯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当然，即使在弗洛伊德分析学说的框架内也可以找到一种答案。例如，哈贝马斯的前辈们就是这样设想的，象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人就曾经提出过“性解放”的方案，以为让人们的本能能量完全释放出来，就可以疗治精神病，完善人际关系，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然而这种理论所指导的实践无法改变交往的不合理性，因为它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系统被扭曲的交往理论”，或者说，不过是这种理论的进一步推进和彻底贯彻，因此结果是扭曲之上再加上扭曲，从而是双重的扭曲与变形。
应该说，在《认识与旨趣》一书中，哈贝马斯也是沿着弗洛伊德的框架往前走的。他非常赞同弗洛伊德的“精神发泄法”，即医生不控制病人，而是让病人自由联想，随意发挥，从而使真情自然流露出来，医生由此洞察到病人内心深处的隐秘，对症下药，以求疗治，使病人恢复自我意识，恢复健康。把这种方法运用到社会交往中，即要求行政机构不要利用社会文化系统压抑人，而应该进行不间断的对话，改变原先强制性的、控制性的交往关系，使二者之间产生相互信任和理解。这样一来，被扭曲变形的交往关系就自然地转化为合理的交往关系。这里暴露了哈贝马斯的历史局限。人际关系的合理化仅仅诉诸人际关系本身就能彻底实现吗？他不是一个革命家，而只是一个改良者。但是且让我们继续循着哈贝马斯的思路往下走。
哈贝马斯是一个具有广泛的学术兴趣的思想家，这一点决定了他不可能仅仅满足于从精神分析学说这一维度来阐发交往行为的合理性。他逐渐向语言这一维度过渡。当然，即使从精神分析学说本身而言也潜隐着向语言过渡的可能性，比如，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对话不正是实现在语言中吗？早在1965年法兰克福大学的就职演讲中，哈贝马斯就已经深刻地意识到：“我们能够知道的使我们人类超出自然界的只有一件事：语言。通过它的结构，自律和责任就被安排给我们了。我们最初的语句毫无疑问地表达了那种普遍的、非强迫性的交感意向，而自律和责任一起构成着我们先天所拥有的唯一观念”⑦。正如T.m.Carthy所指出的那样，在那个时候，“这个演讲不过像一份宣言，指出了批判理论的规范——理论性基础急待更新，点明了不管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向纯哲学的折返都不适于完成此项任务，声称早些那些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并未完成接近乃至奠定合理性概念（这个概念超越了‘工具式’的狭窄界线）的基础，提出解决办法只有在关于语言的理论中才能实现。”⑧在此后一系列的创造性研究与阐释中，哈贝马斯大大地深化了《为了社会科学的逻辑》和《认识与旨趣》两书中的基本思路，使自己的交往合理性建筑在语言哲学的地基上，从而使自己的理论焕发出浓烈的时代气息。因为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正处于一个“语言论转向”的大背景下，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分别经过长期的发展而现在却在这一大背景下出现了融合的趋势，完全可以说，哈贝马斯对于交往合理发生理论的建构从精神分析到语言分析正是顺应了这一潮流。当然，哈贝马斯接受语言分析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抛弃了精神分析学说，前者可以被理解为是对后者的一个深化和创造性拓展，如前已点明的那样。
普遍语用学：言语双重结构的合理重建
哈贝马斯对语言的关注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或分析哲学家，例如他就与卡尔纳普不同，在哈贝马斯看来，卡尔纳普对语言的关注仅仅局限在语文的句法学特征和语义学特征两个方面，前者揭示的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形式逻辑关系，后者揭示的是符号与其所指称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而更深刻的一个向度即揭示符号使用者之间的交往互动关系一面的语言的语用学特征则被漠视了。即使象后来的美国实用主义符号学家莫里斯注意到了语言的语用学特征方面，但缺点是依然停留在符号与符号的使用者、解释者之间的关系上，这只能被称为狭义上的语用学，而最重要的莫过于揭示符号使用者（譬如说言说者和受听者）之间的交往关系，这正是哈贝马斯所苦心研究的语言的语用学维度，他把这种维度的研究称之为“普遍语用学”。
在《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哈贝马斯开宗明义地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在其他场合，也被称之为‘交往的一般假设前提’），而我更喜欢用‘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这个说法，因为我把达到理解为目的的行为看作是最根本的东西。”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受到伽达默尔解释学以及康德哲学的强烈影响。“解释”一词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中心概念，哈贝马斯把它引入到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中，形成了自己独标一帜的“批判的解释学”。而寻找理解和条件，令人想起康德哲学独特的提问方式：“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
什么是理解？正如哈贝马斯所清醒意识到的，“理解”这个词是含混不清的，它可以在相当不同的意义上被使用。哈贝马斯指出了三种不同意义上的使用。第一，理解可以是在最狭窄的意义上表示两个主体以同样方式对于一个语言学表达式的领悟和把握。第二，理解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表示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关系，这种协调以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联的话语的正确性为基础。此外，第三，理解还可以表示进入交往过程的多个参与者主体能对世界上存在的某种东西达成一致认同，而且彼此之间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知晓和领悟。
但是不管“理解”一词有多少意义和多少种用法，然而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理解始终表示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关系就是交往关系。如果把“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转换成康德哲学式的提问方式，那么便是“理解如何可能？”
可以说，哈贝马斯的整个普遍语用学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展开的，但是与伽达默尔不同的是他的深刻的批判精神。伽达默尔只是从一般意义上去寻找理解的条件，于是进入他的视野的便是文化传统（主要是语言）的再生意义，从而被近代文化所长期拒斥的所谓“偏见”被重新提出并且被重新厘定，获得了新的意义。哈贝马斯愤怒地斥责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保守主义”，因此，他真正要寻找的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条件，而是交往的合理性条件。
理解在交往活动中实现，因此必须到交往活动中去寻找可能理解的条件。这种条件是康德先验哲学意义上的先验条件，它绝不是独立自存的实体，因而不能脱离具体的理解交往活动，这种条件有哪些呢？哈贝马斯说：“任何处于交往活动中的人，在施行任何言语行为时，必须满足若干普遍有效性要求并假定它们可以被验证。”⑩这些普遍性、有效性要求共计有四个方面。1、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2、提供给听者某种东西去理解。3、由此使他自己成为可理解的。4、达到与另一个人的默契和认同。这就是，言说者首先必须选择一个可理解的表达（例如一个语句），以便言说者和听者可能共享。其次，言说者在提供一个真实陈述时，他的意向在于使听者能够分享他的知识。再次，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够信赖他的话语。最后，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它，从而使得言说者和听者有可能在社会公认的规范话语内达到认同。不仅如此，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指出，一个交往行为要达到不受干扰地继续进行，只有在参与者主体全都假定他们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要求已得到验证的情形下，才是可能的。
这样一来，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就成为可能理解或交往合理性的先验条件（普遍有效性条件），这种要求使得言说者的话语超出语言学的规则（句法学规则和语义学规则）之外从而被置入与现实的联系之中；从而也使得言语双重结构的合理重建成为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说：“我认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乃在于言语双重结构的合理重建。”(11)
什么是言语双重结构？哈贝马斯举例说，我们可以就“贝蒂抽烟”这一陈述性内容说出各种不同的表达：1、我断定你（贝蒂）在抽烟。2、我请你（贝蒂）抽烟。3、我问你（贝蒂）抽烟吗？4、我对你（贝蒂）抽烟提出警告。从以上这四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四个言语行为中任何一个都可以离折出两个成分，其一是陈述性成分（贝蒂抽烟），其二是以言行事成分（我对贝蒂抽烟的看法和态度）。推而广之，任何一个言语行为都或明或隐地包含着这样一个双重结构。因此，一个言语行为绝不会仅仅是一个符号，也绝不是一个单词或句子。恰恰相反，一个言语行为按照其内在结构而言是由上述两个方面构成的，首先是以言行事成分，例如我（对你）说，我答应（你），我恳请（你），我命令（你），如此等等。其次是陈述性的具体内容，正如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所说的那样，说总得要说点什么，答应总得要答应点什么，等等。在言语的这个双重结构中，前者起主导性、决定性的作用，表明了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一般构架。哈贝马斯说：“只有当参与者在相互就某件事情进行交往的过程中，同时进入交往的两种水平——他们由以建立人际关系的主观性水平和陈述性内容的水平——语言的交往才能发生。”(12)
哈贝马斯进一步提出了一个语言交往的理想模型，这个交往模型可视之为言语双重结构的合理组建。这个模型是成功的交往的基础，同时它又必须以前面提到的三项普遍有效性条件为前提，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为前提。当然，由于交往的类型不同因而就需要突出不同的侧重点，例如，在语言的认知或运用中，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必然居于显著地位；在语言的相互作用或运用中，人际关系的正确性（适应性）则居于主导地位；而在语言的情感表达式运用中，理所当然地是言说者的真诚性占居着首要地位。这只是就理论上的抽象考察而言，而在每一个具体交往的实际场合，上述所有普遍有效性条件都将发挥作用，尽管在不同条件下强调的重点稍有区别。于是，“语言是这样一种中介物，言说者和听者实现了一定的基础性界分。主体将他自己界分出来——(1)从他作为观察者的第三者态度出发而将自己客观化的环境中，(2)从他作为参与者的自我——变更态度出发而对其遵从或背离的环境中，(3)从他作为第一者的态度出发而加以表达或掩饰的他自己的主体性中，(4)从语言自身的中介中——界分了出来。”(13)根据这个模型，语言便作为相互关联的三个世界的媒介物而被考察，即是说，任何一个成功的言语交往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三重关系，第一，话语与外在世界的关系，第二，话语与我们共同的社会生活世界的关系，第三，话语与言说者以及听者内心世界的关系。
哈贝马斯的这个语言交往模型带有相当浓厚的“乌托邦”色彩。我们要责难他是容易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他。在这个变动不居的社会里，正是一些伟大的哲人点燃了思想的薪火，使我们不至于太茫然。
注释：
①⑥⑧⑨⑩(11)(12)(13)《交往与社会进化》，英译本，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1、11、12、1、2、44、54、67页。
②哈贝马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德文本，第33页，1982年。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第5期，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③哈贝马斯《技术与科学即意识形态》，德文本，第63页，1981年。转引同上。
④赫·施奈德巴赫《作为合理性之理论的哲学》，载《德国哲学》第7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⑤⑦哈贝马斯《认识与旨趣》，英译本，第viii、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