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移民与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族论文,经济开发论文,移民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其地理范围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说法，本文所论，乃是广义的珠江三角洲，其西、北、东顶点直抵高要、清远和惠东，大体上包括广州、佛山、中山、珠海、深圳等近30个市、县。珠江三角洲的开发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新石器时代文化既有自己的特色，又体现出与江南地区的密切联系。春秋战国时代，东南沿海的吴、越之民大量迁入，加之在中原文化尤其是长江流域楚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先进的青铜器及其制造工艺由北方传入珠江三角洲，促使其社会性质逐渐向奴隶制过渡。秦汉时期是珠江三角洲开发的新起点，秦始皇以谪徙民与越人杂处，实际上主要在珠江三角洲及其邻近地区。秦置岭南三郡，唯在珠江三角洲所在的南海郡置尉以典之。《水经·泿水注》云：“秦并天下，略定扬、越，设东南一尉、西北一侯，开南海以适徙民。”汉武帝平南越，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人的南迁。汉族移民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加之不少开明的地方官吏对后进的少数民族进行教化，传播封建文明，使珠江三角洲等地进入了封建化的社会阶段。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以及广州造船工场遗址所显示的生产能力，充分表明了其农业、手工业发展水平。番禺作为我国南方著名的经济都会，与中原、巴蜀和江南均有道路相通，联系相当密切。这些都为六朝时期的开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移民作为珠江三角洲开发的动因之一，一般认为，秦始皇时代是一个高潮，而宋代的规模似乎更大。（注：参见何维鼎：《宋代人口南迁与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开发》，《学术研究》1987年第1期。）六朝时期，岭北汉族人民大量迁入该地，充实了其经济开发的基本力量。与此同时，六朝政权采取了一系列较为积极的政策措施。因之，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又取得了新的成就。
一
关于移民的解释，笔者比较赞同葛剑雄先生的看法，即：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注：参见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据此，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汉族移民，就其迁入原因和方式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是躲避战乱。汉末吴初，中原军阀混战，汝南人程秉、沛郡人薛综先后避乱交州，后二人俱从学刘熙。（注：参见《三国志》卷53《程秉传》、《薛综传》。）而刘熙也是因避乱到交州，“往来苍梧、南海，客授生徒数百人”。（注：（明）区大任：《百越先贤志》卷3，丛书集成初编本。）宣统《东莞县志》卷九载：“邑本晋郡，永嘉之际，中州士人避地岭表，多止兹土，衣冠礼仪之俗实由于此。”晋愍帝建兴三年(315)，“江、扬二州经石冰、陈敏之乱，民多流入广州，诏加存恤”。（注：（晋）黄恭：《交广记》（该书久佚，参见（清）同治《番禺县志》卷20引（明）黄佐《广东通志》）。）按晋代广州之辖境甚广，但从当时主要交通线路分析，江、扬二州之民户南流，很可能大部分进入了珠江三角洲。又《陈书·徐伯阳传》载，东海人徐伯阳，梁大同中为侯官令，因避“侯景之乱”浮海南至广州，依于广州刺史萧勃。吴兴人章华以同样原因游岭南，习业于罗浮山寺，后被广州刺史欧阳頠署为南海太守。（注：参见《陈书》卷30《章华传》。）《陈书·袁敬传》亦称：“江陵沦覆，流寓岭表。高祖（陈霸先）受禅，敬在广州依欧阳頠”。
其二是统治者内部斗争。《宋书·褚叔度传》载，桓玄篡晋失败后，其余党逃入岭南，“开山聚众，谋掩广州”，人数自当逾千。《晋书·王机传》载，长沙豪族王机为争做广州刺史，“遂将奴客门生千余人入广州”。晋宋之际，王室多艰，琅邪临沂人王叔之与兄伯之“共将家口逾岭相依”，因爱罗浮丘壑之胜，遂筑室于凤凰洞之南。（注：参见（清）乾隆《博罗县志》卷11。）
其三是起义军转战。如晋末卢循起义，“刘裕讨循至晋安（今福州附近），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广州”。（注：《晋书》卷100《卢循传》。）五年后，卢循越岭北上。刘裕派孙处从海道袭番禺时，其守兵犹有数千。孙处或不至于把数千守兵杀得一干二净，是则有不少留在当地。
其四是逃避赋役。《晋书·庾亮传》称：“时东土多赋役，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宋书·徐豁传》云，宋元嘉初，始兴都汉人“年及应输，便自逃逸，既遏接蛮、俚，去就益易”，逃入珠江三角洲北部山地俚区的当亦不少。
其五是为官。因做官而进入珠江三角洲的汉人，包括广州刺史及郡、县长官等。如吴时吕岱，晋时的王机、陶侃、吴隐之等，刘宋时的刘谦之、宗悫、刘悛等，南齐时的刘敕、王恩、萧季敞等，梁时的乐蔼、萧映、萧勃等，陈时的欧阳頠、马靖、陈方庆等，先后担任过广州刺史。为官进入珠江三角洲者，其家小、属吏大多随行。如陈霸先原籍颍川，其祖上在永嘉时南渡，居于昊兴。梁大同中，萧映为广州刺史，陈霸先即以中直兵参军随府之镇。（注：参见《陈书》卷1《高祖本纪上》。）
其六是流徙。《三国志·吴书·薛莹传》载，孙皓时，薛莹督万人凿圣谿以通江淮，无功罢还，后被追查下狱，徙广州。同书《虞翻传》亦云，会稽人余姚虞翻，曾为吴骑都尉，因触怒孙权被流徙交州，居南海讲学授徒。《宋书·谢景仁传》称，谢纬与其舅范晔谋反，因尚宋文帝女，“免死徙广州”。
此外，还有多种情况。如东晋咸和初，葛洪“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闻交趾出丹，求为勾漏令……遂将子侄俱行，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洪乃止罗浮山炼丹”。（注：《晋书》卷72《葛洪传》。）冯融的祖父冯业，“初，冯弘之投高丽也，遣融大父业以三百人浮海归宋，因留于新会”。（注：《隋书》卷80《谯国夫人传》。）
从上述情形分析，六朝汉人迁入珠江三角洲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其间又出现了四次高潮。一是孙吴时期。汉末因豪强兼并土地，农民纷纷破产，特别是黄巾起义失败后，军阀混战，中原地区出现了“数百里中无烟火”的惨状，百姓被迫南下求生，流入巴蜀、荆州和江南一带的不少。这些地方均与岭南相接，当有不少汉人继续南迁入珠江三角洲。吴初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北方战乱，江东局势不稳，曹操挥戈南下，扬言要与孙权“会猎于吴”，人心恐慌，转而南徙者增多。刘熙、程秉、薛综等名士大致都是在此时由中原辗转迁入珠江三角洲的。二是西晋时期。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起兵建国，洛阳、长安相继失守，晋室南移，司马睿称帝建康，北方士族豪强和普通百姓纷纷移居江南。史载：“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注：《资治通鉴》卷89。）此后，在十六国混战更迭的过程中，北方汉族又陆续南迁，其间两晋之际和东晋末年分别形成汉族移民的第二次和第三次高潮。“永嘉之乱”以及席卷长江流域的李特、张昌、杜弢流民起义，席卷长江中下游和三吴地区的孙恩、卢循起义，统治者的内乱如桓玄篡晋等，都成为汉人迁入珠江三角洲的诱因。而且，由于三吴地区赋役沉重，百姓不堪忍受而逃亡到珠江三角洲的也很多。三是南朝时期。当时南北对峙已成定局，长江流域比较安宁，但因统治阶级兼并土地的情况日益严重，豪强跨州连郡，贫者无立锥之地，故历宋、齐、梁三朝130余年间，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迁入珠江三角洲者可能不在少数。特别是梁末“侯景之乱”爆发后，战火燃遍长江中下游及三吴地区，造成极大破坏。史称：“时江南大饥，江、扬弥甚，旱蝗相系，年谷不登，百姓流亡，死者涂地。”“会稽尤甚，死者十七八。”（注：《南史》卷80《侯景传》。）侯景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掠夺无所不用其极。建康城中十余万人口，经侯景屠城，存者才二三千人。（注：参见《魏书》卷98《萧衍传》。）梁宗室之间的争战和北齐、北周的渡江南侵又接踵而至。于是，以“侯景之乱”为起点，汉族移民又出现了第四次高潮。
与前代相比，六朝珠江三角洲汉族移民有自身的特点。首先，取道海路南迁的逐渐增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六朝政治中心偏处东南，政治中心往往不仅是政治斗争的策源地，而且是赋役比较沉重的地区，这些都成为汉人南迁的诱因。另一方面，造船技术的进步和航海经验的积累，又为汉人取道海路南迁提供了条件。其次，由江南迁入的汉人逐渐增多。六朝以前，汉人多直接由中原迁往岭南。而此时则因南迁入江南之民渐多，他们在江南定居一定时期后，由于形势所迫，再行南迁进入珠江三角洲等地。再次，自发的迁徙逐渐增多。六朝以前，统治者出于开疆拓土需要而进行的强制性移民较为常见，如秦始皇向岭南的大规模移民。六朝以来，除了为官和流徙者外，汉人南迁较少与政府发生直接联系。最后，举宗举族迁徙的有所增多，六朝时期，由于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及荫户制度的产生，豪强士族南迁时，大多率宗族、宾客和乡党同行。如《陈书·萧引传》载，“侯景之乱”爆发后，萧引与弟彤及宗亲等百余人奔岭表，即是明证。
刘希为、刘磐修二先生在《六朝时期岭南的开发》（注：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中曾推断，汉末三国百余年迁徙岭南的人口总数为778,474。但六朝时期，究竟有多少汉人迁入珠江三角洲，由于史料缺乏，却很难做出准确回答。当然，我们通过对人口数目的比较，仍可约略地推测出当时汉族移民的规模。西晋太康元年(280)，珠江三角洲属广州，跨属于始兴、南海、苍梧、高凉、高兴五郡，其基本范围在四会、新夷、番禺、增城、博罗、中宿、高要、思平、海安九县之内。（注：参见《晋书·地理志》；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因当时人口统计只到郡，今姑以平均数推算各县之人口。据《晋书·地理志》及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5，算出珠江三角洲户数为3054。又据同书甲表13，知太康元年每户平均人口数为6.57，由此得其总人口数为20,065。到刘宋大明八年(464)，珠江三角洲跨属于湘、广二州，南海、高凉、新会、东官、绥建、宋熙六郡，领县约33个，总计有户13,263，口71,705。（注：参见《宋书·州郡志》；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与前者相比，增户10,209，口51,640。据王育民先生研究，西晋太康初相当于刘宋统治地域的各州郡国，有户1,331,305，刘宋仅及其67.7%。（注：参见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而在珠江三角洲，刘宋时的户数却为西晋的434.3%，即增长了三倍多。从珠江三角洲主要所在的广州来看，西晋太康元年有户43,140，刘宋大明八年为49,726，只增长了15.2%。（注：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5、甲表17。）由此可见，珠江三角洲的户口增长率远远超出了其所在区域的平均水平。另外，从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在全国所占比重来看，西晋太康元年为1.23‰，隋大业五年(609)为2.89‰，历经320多年，比重提高了一倍多。（注：参见《晋书·地理志》；《隋书·地理志》；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5、甲表22。）这也表明了珠江三角洲人口不断增长的大趋势。
地方行政机构的增置，是六朝政权开发珠江三角洲的重要措施，同时也反映出该地区人口增长的情况，因为中国古代的郡县设置，人口数亦是其基本依据之一。东汉时期，珠江三角洲隶交州刺史部，跨属于南海、苍梧二郡，中宿、四会、番禺、增城、博罗、高要六县。三国吴时所跨属州、郡、县数目分别为1、3、8；东晋、宋、齐、梁、陈均跨属于二州六郡，其中东晋、宋、齐所跨属县数已分别达到10、33和34。（注：吴、梁、陈，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四册；东晋，据《晋书·地理志》；宋，据《宋书·州郡志》；齐，据《南齐书·州郡志》。）由此可以看出，汉末吴初、晋宋之际乃是汉人迁入的重要时期。梁陈之际虽然县数缺载，但我们从大量的事例中已获得了其作为汉族移居高潮的信息。其中很多地方行政机构，即为安置流民而设。《宋书·州郡志》“广州新会太守”条载：“文帝元嘉九年(432)，割南海、新会、新宁三郡界上新民立宋安、新熙、永昌、始成、招集五县。”南海、新会濒临珠江口，其“新民”在很大程度上当是从海道新来的汉人。如前述冯业率其家族南渡，即留居新会。又同书“宋熙太守”条亦载：“文帝元嘉十八年(441)，以交州流寓立昌国、义怀、绥宁、新建四县为宋熙郡。”为了加强对流民的管理，政府在州内设置了流民督护。东晋的杜慧度、杜弘文父子都是先做流民督护继为交州刺史的。（注：参见《宋书》卷92《杜慧度传》。）鉴于户口严重脱籍的情况，六朝政府也曾进行过清理，《三国志·吴书·孙皓传》就有“科实广州户口”的记载。
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居住着汉、俚、僚等民族。一般说来，汉族移民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加上其社会经济条件的先进性及由此产生的对较落后的土著居民的种种强制，其中当然包括武力的征服，大多聚居在自然条件相对优越一些的平原地带；而当地土著居民俚人和僚人，则主要分布在三角洲周边丘陵和台地。六朝文献的记载大体上反映了这一情况。吴人万震《南州异物志》云：“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据此，俚人约分布在今广西东南部的郁江、浔江及广东西部的西江以南至南海海域的广大地区，高凉郡（今阳江一带）则是其中心。也就是说，珠江海湾以西的三角洲地区有俚人分布。又《宋书·徐豁传》有“中宿县俚民课银”的记载，按中宿县在今清远西北，是则三角洲北部山地亦有俚人分布。僚人的单独记载不多见，史籍常以“俚、僚”并称。如《南齐书·州郡志》载：广州“虽民户不多，而俚、僚猥杂”。《南史·夷貊传》亦称：“广州诸山并俚、僚，种类繁炽。”这反映了俚人多与僚人杂居的情况。关于汉、俚、僚等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学者已多有述及。（注：参见陈长琦：《汉唐间岭南地区的民族融合与社会发展》，《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六朝珠江三角洲的汉族移民，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定居为目的，或者实际上最终在该地定居的人口迁移，逃避战乱和赋役者多属此类。其数量大，迁移时间、地点较为集中，具有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影响较为深远。另一种是临时性的人口迁移，为官和流徙者多属此类。其数量较少，流动的时间、地点分散，一般影响较小。移民的成分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封建官吏、士族豪强，也有知识分子、社会名流，更有广大普通农民和佃客、部曲，还有炼丹道士、流徙罪犯等等，社会阶层相当广泛。这些人对珠江三角洲开发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不仅增加了劳动力，带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而且传播了先进的文化知识，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快了土著诸族进步的历史过程。
二
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面积逐渐扩大，为大批汉族移民提供了用武之地，珠江口沿岸地带逐步得到开发。三国时，吴设平夷县于珠江口之西，西晋时更名为新夷。东晋成帝咸和六年(331)，更置东官郡于珠江口之东。南朝宋另设盆允县于今新会之北，并作为新建新会郡郡治。齐时东官郡徙治怀安，原地改设宝安县。梁时博罗县移至今东江边新址。这一时期众多的墓葬材料也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如1980-1990年十年间，深圳共发现古墓葬220座，其中属于先秦的3座，汉代主要是东汉的15座，东晋南朝的152座，隋、唐、宋、元各代的21座。（注：参见黄崇岳、文本亨：《深圳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1990年第11期。）东晋分立东官郡，辖六县（合宝安），郡治、宝安县治同设在深圳南头，使这一带逐步得到开发。居住在珠江三角洲的俚人，由于耕作方式的变革及“逃亡入蛮”的汉人影响，“巢居崖处，尽力农事”，使农耕区由冲积平原逐渐扩展到深山腹地及僻远地区。《宋书·徐豁传》载，元嘉初，始兴太守徐豁上表，主张将中宿县俚民课银改为“计丁课米”，可见其已是国家编户之民。《宋书·州郡志》中还记载有因少数民族归化而设立的郡县，如广州新会郡的封乐县，“文帝元嘉十二年(435)，以盆允、新夷二县界归化民立”。所谓“归化民”，即指通过招抚与征讨后编入国家户籍的俚、僚等少数民族。编入国家户籍，也就意味着其居住地区的开发。对于编户之外的土著诸族，六朝政权为加强统治，便推行羁縻政策。
为了鼓励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六朝政府对珠江三角洲等地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史载其田租及赋税只相当于内地的一半，甚至更少，徭役也很有限。（注：参见《晋书》卷26《食货志》；《宋书》卷97《夷蛮传》。）派至当地的一些官员为了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如《宋书·徐豁传》载，徐豁不仅在郡界内推行类似屯田的“大田”制度，而且上书宋文帝减轻大田武吏、郡领银民及中宿县俚民所受的剥削。
珠江三角洲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生产技术自秦汉以来一直居于岭南前列，从佛山和广州汉墓出土的陶水田模型来看，已经相当平整。（注：参见《广东考古结硕果，岭南历史开新篇》，《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故推测其已用耙来平整稻田，农业生产进入精耕细作阶段。1963年底，考古工作者在广东连县西晋“永嘉六年”墓发现的陶水田犁耙模型可以为其佐证。（注：参见徐恒彬：《简谈广东连县出土的西晋犁田耙田模型》，《文物》1976年第3期。）晋人郭义恭《广志》介绍了南方在稻田种植苕草作为绿肥的情况，这比秦汉时期利用人蓄粪肥和野生绿肥有了进步。早在汉代，珠江三角洲等地已有籼稻、粳稻等品种。从六朝文献来看，又增加了糯稻。《南方草木状》（注：旧题（晋）嵇含撰。此书传本自清末以来有真伪之争，至今尚无定论。）即有以草曲“合糯为酒”的记载。《初学记》卷27引葛洪《抱朴子》曰：“南海、晋安有九熟之稻。”所谓“九熟之稻”，乃是指不同品种在不同时间内收获，而非一年九作。又引《广志》称，有虎掌稻、紫芒稻等多个品种，其耕作制度是一年三熟：“南方地气暑热，一岁田三熟，冬种春熟，春种夏熟，秋种冬熟。”
上述条件大大有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三国吴时，苍梧、南海一带，“风气绝患，商旅平行，民无疾疫，田稼丰稔”。（注：《三国志》卷61《陆胤传》。）《水经·温水注》称其地“米不外散，恒为丰国”。梁末，陈霸先从始兴出兵北上讨侯景，曾预筹军粮50万石。（注：参见《陈书》卷1《高祖本纪上》。）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数字，据《隋书·食货志》载，聚居140万人口的梁都建康，城内七大官仓贮粮总数也不过50万石。其后，陈霸先又以陈拟、胡颖等留守岭南，“共知后事，并应按军粮”。（注：《陈书》卷15《陈拟传》。）作为岭南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珠江三角洲必定对此有重大贡献。
就经济作物而言，虽然其中有些品种早已被岭南百姓开发出来，但其在珠江三角洲得到推广普及当在六朝时期。因为六朝文献中对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区域已有相当明细的记载，这一方面与当时人口发展及由此引起的行政机构的增置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经济作物对于当地百姓生活的重要意义，以及这些地区经济开发的特色。试举几例：吴人朱应《扶南异物志》云：“南海郡多荔支。”（注：转引自（清）吴应逵：《岭南荔支谱》。）江南洲，在番禺境内，沈怀远《南越志》载：“江南洲周回九十里，东有荔支洲，上有荔支，冬夏不凋。”（注：转引自（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广州南海县”条。）顾微《广州记》云：“荔支精者核如鸡舌香，甘美多汁。”可见当时已培育出许多优良荔枝品种。香蕉被列为今广东四大水果之一，其最集中的产地乃是珠江三角洲，六朝时可能已经大面积种植。《齐民要术》卷10引《南方异物志》曰：“甘蕉……一种子大如拇指，长而锐，有似羊角，名‘羊角蕉’，味最甘好；一种子大如鸡卵，有似牛乳，味微减羊角蕉；一种蕉大如藕，长六七寸，形正方，名‘方蕉’，少甘，味最弱。”珠江三角洲所产甘蔗也比较有名。南朝齐梁间陶弘景所撰《名医别录》载：“蔗出江东为胜，庐陵亦有好者，广州一种数年生，皆大如竹，长丈余。”据《南方草木状》记载，当时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特产还有五敛子、人面子等水果；榕、水松、越王竹等林木；蒟酱、绰菜等菜蔬；榼藤、留求子、蕙草等药物。所有这些，无疑大大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亦不可低估。
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手工业百花齐放，异彩纷呈。举凡造船、纺织、制瓷、食品加工诸业，与前代相比，均有一定发展。
吴主孙权很注意发展造船业。番禺是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船上的水手，也大多出自该地。左思《吴都赋》所谓“篙工楫师，选自闽、禺”是也。黄武五年(226)，交州刺史吕岱“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注：《三国志》卷60《吕岱传》。）征讨交趾太守士徽，足见当时造船势力雄厚。晋末卢循自广州北伐建康时，“遣徐道覆逾岭至南康，装舰十二，艟楼十余丈”。（注：《太平广记》卷295引（梁）任昉《述异记》。）这种单舰起楼的技术，比西晋伐吴时“大船连舫”，“以木为城，起楼橹”（注：《晋书》卷42《王濬传》。）的水平，又进了一步。
六朝时珠江三角洲一带以葛、麻、蚕丝等为原料的纺织业均有所发展。吴时，董督南海、交趾等七郡的交趾太守士燮，献给孙权“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注：《三国志》卷49《士燮传》。）其中一部分细葛可能来自珠江三角洲。《南史·宋武帝纪》载：“广州尝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武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制岭南禁作此布。”这种简细布是以苎麻细纱织成，长达八丈的一匹布，可以竹筒盛之，足见其精致。最早明确记载珠江三角洲植桑的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泿水注》，说是吴时交州刺史步骘到南海，观尉佗旧治处，“高则桑土，下则沃衍”。另外，在1988年4月清理的深圳宝安南朝墓等一些墓葬中，曾发现过随葬的滑石蚕。（注：参见深圳市博物馆：《广东深圳宝安南朝墓简报》，《文物》1990年第11期。）有了桑蚕，可能与此相联系的蚕丝纺织业也已出现。
珠江三角洲的六朝墓葬，无论随葬品多少，均有陶瓷器出土，反映了陶瓷器生产的普及。20世纪50年代清理的广州沙河狮子岗晋墓，（注：参见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沙河镇狮子岗晋墓》，《考古》1961年第5期。）1981年清理的广州沙河顶西晋墓，（注：参见广州市文管会考古组：《广州沙河顶西晋墓》，《考古》1985年第9期。）均出土了胎质细腻坚硬、胎色灰白、釉层青里透明、火候高、色泽好的青瓷器。其种类以日常生活用品居多，如鸡首壶、罐、碗、碟、杯、钵、果盒、勺、盂、唾壶、灯等。20世纪30年代，广州西村、增步等地还曾发现过六朝窑址。（注：参见李景康：《石湾陶业考》，《广东文物》卷10。）
就食品加工业而言，主要有制糖和酿酒。季羡林先生认为：“中国的蔗糖制造始于三国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之间的某一个时代，至少在后魏以前。”（注：季羡林：《蔗糖的制造在中国始于何时》，《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前引陶弘景《名医别录》言广州产甘蔗之后，便有“取汁为砂糖，甚益人”之语。《齐民要术》卷10引《异物志》曰：“甘蔗……迮（榨）取汁为饴饧，名之曰‘糖’，益复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如冰，破如砖棋，食之入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者也。”以曝晒法制蔗糖，应该说是我国古代南方劳动人民的创造。至于酿酒，《南方草木状》载：“南海郡多美酒，不用曲蘖，但杵米粉，杂以众草叶、冶葛汁涤溲之，大如卵，置蓬篙中荫蔽之，经月而成，用此合糯为酒。”这是南方特有的一种制曲法。此外，珠江三角洲在六朝时曾是产盐区，珠江口东边有盐场。裴渊《广州记》曰：“东官郡煮盐，织竹为釜，以牡蛎屑泥之。烧用七夕一易。”（注：转引自（清）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
三
就中国古代区域经济开发而言，人口数目的增加，郡县的设置，城镇的兴建与商贸的繁荣，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六朝时期，尽管珠江三角洲新设置的郡县不少，但关于城镇建设的史料却不多，仅以广州城的建设为例说明之。建安二十二年(217)，步骘迁交州治番禺，始筑立城廓。（注：参见《水经·泿水注》。）三年以后，东汉亡。六朝时广州城虽未见扩展，但建设有之，且日益繁荣兴盛。《宋书·孙处传》载，孙处从海道袭广州时，“城池甚固”。吴时，陆胤凿甘溪引水入城北，《三国志·吴书·陆胤传》称：“州治临海，海流秋咸，胤又蓄水，民得甘食。”至于广州的城市人口，六朝均无明确记载。《晋书·吴隐之传》载，卢循攻广州时，“逾城放火，焚烧三千余家，死者万余人，城遂陷”。可见其时人口不少。
六朝珠江三角洲与中原和江南等地的交通路线，就陆路而言，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过韶关、南雄，越大庾岭到江西南康的道路；一条是过阳山、连县，越骑田岭到湖南郴州的道路。由于六朝都建康（今南京），故陆路交通线由建康到广州自然以五岭东端的大庾岭最为直接。重大的军事行动，朝廷官员的赴任替代，商贸的往来以及汉人的迁入等，多由此道。荆州是六朝另一经济政治中心，与广州的联系也相当密切，地处要冲的骑田岭路乃是联系荆、广两地的直接通道，其地位仅次于大庾岭路。海路交通更为方便，从珠江海湾出发的船只，可以抵达中国沿海任何一个港口，其中与闽、浙港口的往来最为频繁。循海路南迁的汉人，多沿江、淮至长江下游，经陆、水两路抵达闽、浙港口，再取道去珠江三角洲等地。珠江三角洲内部的水陆交通，由于西江、北江和东江三大珠江支流在境内交汇，河道纵横，更是四通八达，无须赘述。
珠江三角洲至迟在南越王时代已有海外贸易存在了，番禺作为当时我国史书记载中唯一的港口城市，获得了一定发展。但自汉武帝平南越，设交趾刺史部统辖岭南诸郡后，交趾的龙编等港口的发展便日益超过番禺了。《旧唐书·地理志》载：“交州都护制诸蛮，其海南诸国……自汉武以来朝贡，必由交趾之道。”进入六朝，广州港再度崛起，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究其原因，一是岭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以及由此引起的外贸市场的变迁，珠江三角洲相对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及其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广州海外贸易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并且奠定了物质基础。孙权时交州州治从苍梧广信迁至番禺，使岭南政治中心逐渐东移。交、广二州的分立，实际上加强了广州的地位，士家大族的南渡和六朝定都建康等，引起了全国外贸市场的转移，即进口商品较多或大部在江南一带倾销，就是北方所需要的舶来品，亦多从南方进口。这样一来，进口的物资如由交趾登陆，其内运路线要比由广州登陆长得多，所以外商便自然地以广州为碇泊地点了。很显然，珠江三角洲极为便利的交通条件在此发挥了积极作用。六朝时，广袤的中原大地是多种政治力量纷争的舞台，黄河流域胡马奋蹄，江淮两岸战鼓频传，唯有珠江流域保持着一分难得的宁静。20世纪50年代初，广州西郊晋代砖室墓出土的墓砖上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的铭刻，广州南郊晋代砖室墓出土的墓砖上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及“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等铭刻，（注：参见麦英豪、黎金：《广州西郊晋墓清理报导》，《文物考古资料》1955年第3期。）这其中虽然不无粉饰的成分，但由于珠江三角洲相对兵燹较少，某个时期的“平且康”的局面，还是有其历史根据的。这种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不仅吸引了大批汉族移民，而且有利于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二是六朝时期国际航运业有了进一步发展，无论是造船技术还是航海技术方面，均有很大提高，船舶可以选择较为快捷的路线直航广州。据史书记载，当时航行在南海中的船“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注：《太平御览》卷769引（吴）万震《南州异物志》。）东晋僧人法显的《佛国记》也反映，当时广州与爪哇之间已有定期的船舶往来，船可载200余人，存50日粮食，在正常情况下，只需50日即可抵达。这为广州海外贸易新局面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六朝广州港市的繁荣局面，史书中多有描绘。《晋书·吴隐之传》云：“广州包山带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宋书·夷蛮传》载，广州“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南齐书·东南夷传》也说：“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又同书《州郡志》称：交、广一带“外接南夷，宝货所出，山海珍怪，莫与为比”。《梁书·王僧孺传》也载：广州“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广州的海外贸易给六朝政府带来了丰厚的收入，所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注：《梁书》卷33《王僧孺传》。）“半价就市”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的关税征收形式。六朝币制缺乏统一性和连贯性，因货币减重而使物价不稳，百姓常以谷、帛代替钱币。《隋书·食货志》即载：“梁初，唯京师及三吴……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以金、银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州海外贸易的繁荣，因为波斯等外国人是使用金、银货币的。此外，在广州西郊晋代砖室墓出土的墓砖上有“永嘉七年(313)癸酉，皆宜价市”的铭文，（注：参见麦英豪、黎金：《广州西郊晋墓清理报导》，《文物考古资料》1955年第3期。）这种商贾意识很浓的铭文，在别处很少见到，正是当时广州港市繁荣局面的直接体现。
六朝时期，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许多国家先后与我国友好交往，既主动表示尊奉的诚意，又贡献本地特产。六朝政权均厚加赏赐，并遣使致意。据不完全统计，六朝时通过广州口岸前来向中国贡献的有大秦、天竺、占婆、扶南、师子国等12国共97次。（注：参见邓端本：《广州外贸渊源及早期发展》，《学术研究》1987年第2期。）贡献和回赐实际上也是贸易的一种形式，但更多的乃是商贾之间的海上往来。《梁书·诸夷传》称：“晋代通中国者盖鲜，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始为之传；自梁革运……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作为当时国内最大外贸港市的广州，自然是这种联系的主要承担者。史载六朝时前来广州与我国通商的国家计有大秦、天竺、师子国、罽宾、占婆、扶南、金邻、顿逊、狼牙修、盘盘、丹丹、诃罗单、干陀利及婆利等十余国。（注：参见《晋书》卷97《南蛮传》、《宋书》卷97《夷蛮传》、《南齐书》卷58《东南夷传》、《梁书》卷54《诸夷传》、《南史》卷78、79《夷貊传》。）
在较为频繁的对外往来中，我国的丝织品、陶瓷器等源源不断地通过广州口岸输往海外，外国的土特产品也大量传入我国。今仅择其中对人民生活影响较大者，略述一二。古贝，又称“吉贝”，出自马来语之kapas或karapasa,（注：参见李思纯：《学海片鳞录》，《文史》第三辑。）即指棉花。吴人万震《南州异物志》在谈到棉花、棉布时指出：“五色斑布，以（似）丝布，古贝木所作。此木熟时，状如鹅毛……人将用之，则治出其核，但纺不绩，任意小抽，相牵引无有断绝，欲为斑布，则染之五色，织以为布。”从现存文献考察，后代成为人们主要衣着原料的棉布，最迟在南北朝时已通过南海航路由广州输入中国。如《宋书·夷蛮传》载诃罗单国所献“天竺国白叠古贝、叶波国古贝”，《梁书·诸夷传》载丹丹国、婆利国、中天竺国所献“古贝”等，均可为证。苏合、郁金等香料约在东汉时输入中国，（注：参见陈连庆：《汉晋之际输入中国的香料》，《史学集刊》1986年第2期。）六朝时已成为家喻户晓之物，并且绝大部分由海路输入。《梁书·中天竺国传》载：“又云大秦人采苏合，先榨其汁以为香膏，乃卖与诸国贾人，是以展转来达中国，不大香也。郁金独出罽宾国……国人先取以上佛寺，积日香槁，乃粪去之，贾人从寺中征雇，以转卖与它国也。”这一时期，香料的使用已颇为广泛，或用以熏衣物被褥，或装入香囊随身佩带，或用以礼佛，或用以殉葬等。
六朝时，通过广州往来南海的僧人大为增加，比较著名的有昙摩耶舍、（注：参见（梁）释慧皎：《高僧传》卷1。）拘那罗佗、（注：参见（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1。）昙无竭（注：参见（晋）释法显：《神僧传》卷。）等。这不仅有其宗教和文化方面的意义，而且促进了中外交通和贸易的发展。现在广州城还留存的光孝、华林、六榕等佛寺，均创建于六朝，而且都位于当时广州城的西郊，靠近珠江的水岸线，正表明了中外僧人大多从广州上岸的历史状况。僧人往来南海者增多，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因为僧人往来南海，多搭乘商人的海舶。法显归国途中，多次换乘的均为商船，即是一例。甚至有个别商人参与到商贸活动中来，如《南齐书·东南夷传》载，刘宋时，天竺僧人那伽仙从广州乘船到扶南，便带有私货进行贩卖。
总的来看，六朝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水平，各个部类不尽相同。农业经济的发展已几乎与中原和江东并驾并驱。其所采用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在当时均属先进的，水稻生产已由粗放经营向精耕细作转变，农用耕作面积与稻谷产量也有所增加，富有亚热带特色的各种经济作物广泛种植，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粮食生产。手工业方面，就其总体水平而言，与中原和江东相比有一定差距，特别是纺织业和陶瓷生产在技术上还有所欠缺。但持续发展并一直居于领先地位的造船业，因地制宜的食品加工业等，无不使人感到其手工生产的创造伟力与勃勃生机。对外贸易方面，珠江三角洲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全国遥遥领先。由广州港进出口的各种商品，源源不断地进入国际国内市场，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生活，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总之，珠江三角洲作为独具特色的经济区，在六朝时已经粗具规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