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国竞争看我国军民融合发展
陈志新 邹大挺
（浙江大学 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 当前中国崛起尚处于起步阶段，经济领域仍然是我国与美国等世界大国竞争的重点，其中高端制造业是大国竞争的焦点所在；我国制造业主要通过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而发展起来，目前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国家竞争优势升级面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多重围堵”；国防科技工业是军民融合的重点领域，其核心目标就是通过军民融合发展形成统一的国家技术和工业基础。当前，国防科技工业是大国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也是全球创新最具活力的领域，我们应以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为重点，通过加快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开放国防军工市场、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制以及整合军民价值链等途径内源式推动国家竞争优势升级。
关键词： 大国竞争；军民融合；国家竞争优势
军民融合发展是新时期应对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赢得国家战略优势的根本要求，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发展新动能的有效途径，是适应新一轮科技、产业、军事革命，增强军民协同创新能力的迫切需要，是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实现强军兴军目标的必然选择[1]。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要求，以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军民融合深入发展[2]。此后，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对新形势下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一系列带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作了系统阐述。当前，我国正处在由大到强发展的关键阶段，面临的安全与发展形势更趋复杂，各种风险和挑战也不断显现。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心从反恐向大国竞争转变，将大国竞争视为国际形势主流，加紧与中国、俄罗斯等战略竞争对手博弈，势必对中国崛起及外部环境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要围绕中共十九大“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军民融合战略部署，顺应大国竞争新形势，以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为重点推动国家竞争优势升级，努力开创兴国强军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一、大国竞争的基本态势
2010年，中国经济重回世界第二位，改变了持续37年的“美国第一、日本第二”的世界经济格局，并取代了美国保持110年的制造业大国地位。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以来，日本、苏联等第二经济大国的崛起，无一不受到其遏制，因此，对于中国崛起，美国也势必加以遏制[3]。事实上，近年来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崛起进行遏制的意图日趋明显，遏制力度也不断加大。2017年末至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相继出台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等战略文件，宣告“世界重回大国竞争时代”，并将中国列在俄罗斯之前，视为首要、全面、全球性的战略竞争对手[4]。与此同时，美国加紧与欧洲协调，意图将欧洲纳入“大国竞争”轨道。虽然欧洲也在考量中国崛起的影响及应对措施，但欧美之间远未达成战略合作共识。同时，因与自身利益及战略诉求相背离，欧洲盟友并不认同美国 “大国竞争”政策，因而未能完全按照美国设定的“大国竞争”框架对华进行政策调整[5]。而作为美国东亚盟国、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则在安全政策上视崛起的中国为潜在威胁与竞争对手，并意图通过“价值观外交”与“印太战略”牵制中国，因此，中日未来在东亚主导权上的竞争，仍不可避免[6]。此外，作为南亚大国的印度，近年聚焦于“全球领导大国”战略目标，意图成为美国倡导“印太”新秩序下的一个重要支柱，并通过强化与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在印度洋上的安全合作等途径实现其战略目标。虽然中印两国经济合作空间加大，但印度制衡中国崛起的筹码加重，地缘政治碰撞凸显[7]。
纵观世界历史，大国崛起主要有四种典型模式：一是18世纪后期英国以强力开拓边缘国市场而崛起的“边缘型”模式，最终因侵害边缘国产业利益而导致霸权地位摇摇欲坠；二是19世纪末期德国通过抢占霸权国市场而崛起的“替代型”模式，最终推动英德从经济竞争升级到军事竞争并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三是20世纪后期日本通过嵌入霸权国市场而崛起的“嵌入型”模式，其崛起进程因侵害到美国产业利益，最终被美国所阻断；四是19世纪末美国依靠庞大国内市场而崛起的“内源型”模式，通过国内市场塑造与他国间强大的经济联系，使得美国以最小的阻力稳步崛起，进而撬动边缘国市场并顺利开拓全球市场[8]。除崛起模式外，经济实力对大国顺利崛起也至关重要。根据高程[9]研究，19世纪末英德争霸时，德国经济总量与霸主英国相当；20世纪初美国经济总量几近霸主英国2倍，但仍在现有体系内韬光养晦；而具有独立国际安全、政治与经济体系并作为世界一极的苏联，在经济鼎盛时GDP约为美国的60%；受制于美国、在美国体系中崛起的日本，GDP占美国比重最高时仅达71%。与上述大国相比，中国的崛起模式及经济实力，与20世纪后期的日本更加相近，主要通过嵌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而崛起。2018年，中国GDP总量达美国的65.3%，至今尚未形成独立的国际安全、政治和经济体系。因此，目前中国崛起尚处于起步阶段，经济领域仍然是与美国等世界大国竞争的重点。同时，由于我国产业体系尚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对处于价值链高端的美国产业具有不对称依赖性。随着中美竞争态势的不断加剧，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面临与美国主导的价值链“脱钩”的风险。
冷战以来，核武器毁灭性后果可能带来的巨大战争成本，导致大国间直接军事冲突不仅规模有限，而且程度可控；同时，由于新技术、新产业的快速发展，地缘政治与军备竞争的边际效用逐渐降低，大国竞争转向持续创新与快速应用的产业链之间的竞争[10]。金融危机后，制造业再次成为全球竞争的焦点，以美、德为代表的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依托科技创新优势从高端制造领域发力，而印度、越南等新兴市场国家也利用低成本要素优势从中低端制造环节发力，对中国制造形成“双向挤压”态势。此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还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遏制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跻身高端制造领域，意图长期保持自身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竞争力。当前，在全球制造领域竞争中，中、美、德三国渐成鼎立之势。从制造业总量来说，中国稳获全球第一，2017年制造业产值3.59万亿美元，超过美国2.16万亿和德国0.76万亿美元；但美、德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具备领先优势，高端制造出口占总制造业出口比重美国接近60%，德国为53%，而中国为42%[11]。军工业是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制造业的皇冠”，包括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等多个领域，对高端制造有着较高要求，对高新技术的引领有着重要作用，也是各国竞争的重点领域。从军工产业总量看，虽然中国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但规模上与美国还有较大差距。2017年美国军工支出占GDP比重为35%，中国为13%；美国军工出口为6100亿美元，中国为2280亿元[12]。从军工企业综合实力看，我国与美国也有较大差距。据美国国防新闻网 （DefenseNews）2018年 8月 14日发布的全球军工百强排行榜，美国军工企业占据半壁江山，综合能力排名前五的企业全部来自美国。高端制造是一国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是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近年，中国正加快发展高端制造业，推动中国制造迈向价值链中高端，高端制造领域已经成为我国与全球主要大国竞争的焦点。近期在国际贸易中所出现的单边主义及贸易保护主义，实质上就是大国围绕制造业所展开的一场博弈，必然对中国崛起进程构成现实挑战[13]。
在这一届的评选中，李泛的纪实摄影获得评委们的一致赞赏。“当我眼睛的余光碰上这辑作品时，正好午后的阳光洒在上面，是不是独特的东西都会发光？”有评委如此评价。而摄影师李泛在作品自述中这样解说摄影和作品：“摄影是思想与技术的结合，是多年经验的瞬间展现，是在特定环境中产生的影像。”“好照片，好的背后，观者还能发现照片背后的故事。”“返璞归真，不用技术来引人注意，纯粹让拍摄的影像说话。”
二、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领域与核心目标
习近平在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国防科技工业是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领域，是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需要。国防科技工业必须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为引领，紧紧依靠国家科技和工业基础，深深融入国家社会经济体系，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强劲的发展新动能。”[14]国防科技工业是大国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也是最具创新活力的领域。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来，美国、俄罗斯等世界主要大国竞相开展军事变革，加速研发新军事技术与装备，意图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可能重塑未来战争形态和国际安全格局。我们应抓住当前世界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军事革命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紧紧依靠国家科技和工业基础，以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为重点，大力推进国防科技进步和创新，加速推动国防科技工业转型升级。此外，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期，而军民在高科技产业领域的良性互动，是产业革命和转型升级的重要“催化剂”，可以催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进而拉动经济建设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发展[15]。我们应以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为重点，充分发挥国防科技工业的溢出效应，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努力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从世界发展史看，国防力量、经济力量与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联日益紧密，国防科技可以通过溢出效应推动民用科技发展创新，因此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军民融合发展，并以此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及国家整体竞争力提升[16]。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在各国普遍削减军费开支的背景下，为了在提高经济水平的同时兼顾国防能力的提升，世界大国纷纷以国防科技工业作为重点领域，推动军民融合发展。但由于国际环境及本国国情不同，各国都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军民融合发展道路，采取了不同的军民融合推进政策与做法。比如，美国通过推行采购制度改革、国防工业转轨和多样化、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军事规范与标准改革等一系列“军民一体化政策”，将国防科技工业基础与民用科技工业基础统一为国家科技工业基础，并建立了更加精简有效、更具成本效益的国家安全基础。俄罗斯通过出台《国防工业“军转民法”》推动国防工业军民结合战略发展，改变了前苏联军事畸形发展的状态，进而提升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能力。欧盟各国虽然军工企业能力不同、国防工业发展历程进度各异，但二战后纷纷重新审视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发展策略，并以成立“欧洲航天局”为标志确立了“先军后民，以民促军”战略，走上军民融合发展之路。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其军力发展受到限制，因而日本通过优先发展民用技术、以民用带动军用以及成立军民一体化公司等途径，大力发展民间军事工业，实现国防工业的稳步发展。
1.建立差别化资源配置机制。要推动国防工业市场改革，进一步调整国防工业市场结构，打破军品市场相对垄断的市场格局，发挥市场机制在国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除基础研究、重大科技设施等具有共性基础、公共产品属性的领域由国家直接配置资源外，其它领域应在明确市场界线与作用的基础上，建立分类管理与差别化资源配置机制：对隶属于国民经济体系的领域，如交通基础设施等，应通过明确需求、做好规划、制定标准等途径贯彻国防要求，并在此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由市场主体进行建设与运营；对于国防专用性较强的领域，如武器装备研制与生产，主要采取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运行机制；对于天然具有军民两用属性的领域，如人工智能、网络空间等，主要采取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在国家引导下为国防与军队建设服务；对军队社会化服务领域，如军人生活保障等，主要采取基于契约的市场服务购买方式。
如何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进一步理顺国防需求、经济需求与国家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现阶段所要重点解决的现实问题。习近平在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坚持自主创新，增强核心基础产品和国防关键技术自主可控能力，完善国防科技协同创新机制，促进武器装备向体系化、信息化、自主化、实战化发展；要坚持深化改革，积极推进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瞄准各方反映强烈的矛盾和问题，坚决拆壁垒、破坚冰、去门槛，破除制度藩篱和利益羁绊，营造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要坚持优化体系，扩大军工开放，推动军品科研生产能力结构调整；要坚持融合共享，加快技术、资本、信息、人才、设备设施等资源要素的军民互动，实现相互支撑、有效转化。”[18]
三、以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为重点推动国家竞争优势升级
再次，还有加强政府的相关政策引导，政府部门应当持续关注卫生人才的发展情况，强化相关的政策法规，提高这个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鼓励医院的体质改革，鼓励全科医生的发展，通过财政机制的支持来拓展全科医生的人才渠道，增加护士的比例，优化卫生人才的政策环境，提升东丽区医疗卫生行业的正当竞争，改善卫生人才配置不均衡的情况[5]。
（一）以发展军民两用技术为核心
低成本竞争优势主要源于丰裕的初级生产要素，而差异型竞争优势则源于持续的投资与创新[24]。通常情况下，一国劳动力等初级生产要素价格上升会倒逼企业技术创新[25]、促成产业升级进而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然而，从实际情况看，近年国内各类要素成本的上升及传统低成本优势的弱化并未逻辑性地促成我国制造业优势升级。究其原因，主要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发达国家政府及其跨国企业通过“价格围堵”等方式持续压榨处于上游的中国代工企业，造成中国制造“初级生产要素—高级生产要素”升级的“内生性”被分割[26]。随着人民币升值及国内要素成本持续上升，我国制造业原有竞争优势正逐步丧失。同时，发达国家抓住新一轮产业科技革命机遇，积极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东南亚等国也凭借其巨大的人口红利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积极加入制造业国际竞争[27]，从“高低两端”对中国制造形成“双重挤压”，我国产业优势升级面临断档风险[28]。国防科技及军工科研单位是推动我国产业优势升级的重要力量，在参与国家经济与国防建设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科技成果与资源，在核、航空、航天、船舶、电子等传统领域形成了创新要素集聚优势，若能通过发展军民两用技术等途径，将这些领域的创新要素优势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不仅可以降低获得前沿技术的成本，而且能加快科技进步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对我国提升国际竞争新优势、增强长期发展动力、实现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军民两用技术是实现军民融合的战略重点和支撑，也是发展国防科技工业的重要基础。据统计，美国军用和民用关键技术中有80%是相通的，俄罗斯军民通用关键技术也达到了70%以上[29]。相较而言，在这方面我国尚有很大潜力，故应借鉴美国“开前门、堵后门”等经验与做法，在对关键技术流失或泄漏进行必要管制的基础上，通过调整军民两用技术政策，从战略规划、资金支持、军民两用技术重点遴选及资源分配倾斜等方面推动军民两用技术体系深度融合发展。具体而言，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分类推动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除对从事战略性武器装备研制、事关国家核心机密、核心能力及战略安全的军工企业实行国有独资或绝对控股外，对其它类别的军工企业，应逐步放宽控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进一步扩大社会资本参与范围。
2.完善国防科工协同创新机制。应从规划制定、项目论证、任务落实等方面强化军民科技资源的协调对接，并从资金支持、资源分配等方面对军民两用技术领域加以倾斜；应在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分层分类的科技需求信息共享平台，进一步加强需求对接的精准性；应进一步优化国防科技创新基地与民用技术创新基地的布局协调，依托民口优势科研单位布局一批新兴技术领域的创新基地；应引导与支持军口、民口科研机构通过组建国防关键技术创新联盟等形式，构建优势互补、联合攻关的协同创新机制。
（二）以国防工业市场开放为突破口
发达国家之所以能破坏我国生产要素升级的“内生性”并阻碍我国竞争优势升级，根本原因在于其技术势力与市场势力的融合，其中市场势力是决定性因素[30]。因为，国家竞争优势升级所需要的高级生产要素是创造出来的生产要素，其创造过程需要大量投资，需要足够的市场利润与经济剩余来支撑。然而，在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体系下，我国企业面临 “市场隔层陷阱”[31]。因此，除了运用“价格围堵”方式对我国企业的经济剩余进行持续压榨外，发达国家还运用产品进口质量、环保等“贸易壁垒围堵”方式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国际技术标准体系等“知识转移围堵”方式对中国产品进入国外市场进行“结构性封锁”[32]。全球金融危机后，OECD国家普遍出现“贸易塌陷”，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亚洲制造业产品主要出口目的地。同时，“十二五”后我国本土市场规模开始位居世界前列，成为现阶段最大的比较优势。国防工业市场是我国本土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市场潜力巨大，而且得到国家政策支持。据财政部发布的数据，2018年中国国防支出增长8.1%，达到11069.51亿元人民币[33]。我们应从国家战略及规划层面将军品采购政策改革列为优先事项，在此基础上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途径推动军品采购政策改革，进一步释放国防工业市场需求，推动国防工业市场向民口开放，在拓展民用工业发展空间的同时，提升国防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具体而言，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早在1994年，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OTA）就推出了《军民融合潜力评估：技术、过程与实践》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军民融合是将国防技术和工业基础（DTIB）以及更广泛的民用技术和工业基础（CTIB）整合为统一的国家技术和工业基础（NTIB）。因此，军民融合的核心目标就是通过整合形成统一的国家技术和工业基础。然而，就我国情况看，虽然军地各级已对军民融合进行了长期的实践探索，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因统管体制、政策法规及运行机制等问题，国防科技工业军民分离、条块分割的局面尚未完全打破，直接阻碍了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及核心目标的实现[17]，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二元结构未破除。军民融合涉及国务院、军队等二十多个职能部门，管理分散、利益分割、政出多门、各管一摊，导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两个资源配置体系分立，现有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军民资源无法共建共享。如何健全顶层统筹，融合军民两大资源配置体系，破除军民二元结构，以盘活存量资源、优化增量资源，是当前军民融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二是政策法规不健全。目前仍缺乏军民融合的顶层法律及重点领域的立法，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也存在改废释等问题，军品含税采购、国防知识产权等改革尚未破题，武器采购市场化制度建设亟待完善。三是运行机制不畅。国防科技工业相对封闭的状态未能根本改变，军事需求牵引不够，“民参军”渠道不畅。因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市场准入制度不完善等原因，民口单位包括民营企业很难获得军口科研生产任务；同时，军工单位所累积的大批高新技术成果，也因涉密等原因无法向民用领域转化，导致军工技术对国民经济的溢出效应未能充分发挥。
2)大力推行“项目驱动、案例教学、1+2+3课程改革”等教学模式，实施“1+2+3”校企深度融合课程改革，即在专业课程中遴选8-10门课程，每一门课程至少两位教师(在校教师和企业资深工程师)协作完成教学，至少有三种以上的考核方式(项目答辩、小组讨论、期中测试、期末测试、实验考核等)完成课程考核。
2.完善市场准入与监管制度。目前，我国所实行的“四证”准入制度，主要以获取承制资格、生产许可及保密资质的事前审批为主，加之军品标准众多及改革不到位等原因，普遍存在办理周期长、互为前提及重复审查等问题，因而对一批具有潜力的民口企业形成了隐性壁垒。应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做法，依据“精简军用标准、优先使用民用标准”的原则，通过审查、清理并废止过时的军用标准，推动标准体系的“融合”；同时，应探索承包商身份识别、自由注册、既往业绩信息检索审查的备案式市场准入制，以及承包商业绩跟踪的事中事后监管制。
4.提高需求对接精准度。因军事保密、军口管理体制及军工集团垄断等原因，民营企业在获取军品研发、采购信息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信息壁垒，无法及时、精准、高效地对接军口需求。应在现有采购信息网建设的基础上，探索通过上下结合、横向综合、会商共议等方式，建立分层分类的信息共享平台，解决现有体制下军品需求信息壁垒及信息不对称问题，逐步建立与完善需求生成与对接机制。
3.构建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要进一步破除军民界限及所有制限制，构建以能力为标准的军品科研生产分类管理、分层竞争体系；通过构建系统集成商、专业承包商、市场供应商体系等途径，积极培育竞争主体，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与良性市场竞争格局；通过提高军品外部配套率、民口配套率等途径，引导军工单位全面放开一般配套领域，并在总体系统中为民营企业预留一定比例合同金额；此外，还应建立完善配套产品竞争性采购规则，不断提高竞争性采购的透明度，积极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三）以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为保障
在一国边界范围内，同行间激烈的差异化竞争，能给企业提供足够的压力，促使其增加对创新活动的投资，进而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34]。然而，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多个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破坏性同质化竞争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痼疾”。从国际经验看，国际分工地位越高的行业，越不容易出现产能过剩[35]。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下，中国企业大都被限定在“制造环节”进行效率提升或同质化竞争，无法在研发、品牌等环节开展战略差异化竞争[36]，成为产能过剩的重要外部原因。从国内看，产能过剩实质是体制扭曲的必然结果；由政府财政分权体制与GDP考核晋升机制引发的地区间愈演愈烈的投资补贴竞争，成为产能过剩最主要的内部原因[37]。此外，从国防投资体制来看，我国国防工业投资体制源于前苏联的军民分离制度，具有全官办、封闭等一系列鲜明的特征，是一种典型的军民分割消耗型投资体制[38]。当前，我国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国防经费持续攀升，如果任由这种体制延续下去，造成的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会更为严重。因此，进一步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应通过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发展混合所有制、完善准入制度、推行国防知识产权制、制定国防生产及采购法等途径，破除军工与民口、国有与民营单位之间的体制性障碍，推进军民两大体系资源配置一体化，以实现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综合效益最大化。具体而言，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完善国防安全保密管理制度。我国现行国防科工密级标准模糊，定密程序复杂，保密审查流于形式，知识产权保护不力，需要从合理设置保密要求、分类信息安全管理、强化供应链管理等途径进一步完善国防科研生产保密制度，有效破解民参军涉密难题。
3.深化准入制度改革。积极推动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装备承研承制目录、军工产品质量体系认证的“三合一”，或者探索将目前的许可制转变为备案制。
2.稳妥推进军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在试点工作基础上，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通过引入资本与转换机制相结合、军工企业股权多元化及法人治理结构优化相结合的途径，推动军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迈出坚实的步伐。
国家竞争优势是一国经济持续繁荣的源泉[1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东部沿海的区位优势，综合利用国内土地、劳动力、资源等要素低成本优势，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形成了以“低成本制造”为核心的国家竞争优势，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繁荣与发展。然而，伴随近年人民币升值及要素成本上升，我国制造业“低成本优势”正逐步丧失。同时，在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分工体系下，我国一度形成了产业分布沿海化、产品市场全球化、能源依赖中东化及产业价值链低端化的“两头在外”分布格局，产业生态与价值链呈现分割态势，部分丧失了产业发展主导权与核心技术控制权，许多企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悲惨增长”，东西部地区差异不断增大，国家竞争优势难以实现自动升级。究其原因，除国内资源配置体系及体制机制等内部原因，现有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发达国家政府及其跨国企业综合运用价格、贸易壁垒及知识转移等多种手段对我国制造业及国家竞争优势升级实施“多重围堵”，是重要外部原因[20]。近期，中美贸易争端以及中兴、华为等系列事件就是典型例证。这些事例表明，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自由贸易”与“自由市场”国家可以动用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围堵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遏制中国制造2025 战略与我国竞争优势升级[21]。未来15年是我国比较优势的转换期，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崛起的关键期，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确保我国经济持续繁荣，必须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实现新兴大国的竞争力升级[22]。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充分发挥国防科技工业对经济建设的溢出效应和拉动作用[23]，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向国民经济领域开放，有利于打造发展新引擎、拓展发展新空间，有利于推动经济体系变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同步提升军事竞争优势与国民经济竞争优势、推动国家竞争优势升级。具体而言，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那么怎么提高？今天回顾改革开放40年开始的发展历程，从那么封闭，那么落后，那么陈旧的情况，怎么一步步改革过来的，今天我们戏里写的是一个造船厂，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厂，都是相同的。写这个不只是为了单纯地回顾这段历史，是要写出这段改革开放的精神对以后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借鉴和参照的作用。希望这部戏在写工业革命改革成功经验的时候，能够发挥到这个作用就非常有意义。这个意义涉及到中华民族整个经济命脉的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我们只是从一个小的方面入手而已。
二是坚持示范引路抓点带面打开工作新局面。镇街人大工作存在的困难和不足，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基层工作实情。鉴于目前现状，示范引路抓点带面是现实路径，应根据不同区位，选取试点单位先行开展。
4.启动和实施国防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尝试将国家投资形成的国防知识产权无偿转给民用领域，积极探索赋予知识产权创造主体必要的交易权和收益权的途径与办法。
5.加强军民融合法制建设。在做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清理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并完善国防生产法、国防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逐步改变军民融合法律体系不完备的状况，推进军民融合顶层立法和重点领域立法，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保障军民工业生产体系的融合。
（四）以军民价值链整合为手段
通过价值链分离及整合，以产业转移等方式退出低附加值的非关键环节，进而控制高附加值关键环节，是发达国家打造企业与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20世纪80年代，我国抓住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比较优势，以产业承接的方式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中心—外围”价值链分工体系，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然而，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整体境遇并无显著改善，特别是在历次遭受危机冲击时，企业关停并转成“潮”，其脆弱竞争力一览无遗[39]。究其原因，在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体系下，我国企业大都处于“被俘获”的“悲惨增长”境地，试图以代工方式实现价值链攀升与竞争优势升级的概率小之又小[40]。现有研究表明，国家竞争优势升级的核心是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而军民融合型经济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具有内源性推动作用[41]。故此，应以国内国防工业市场开放为基础，以军民产业价值链整合为手段，积极探索构建以我为主的“内源型”军民产业价值链体系，推动国家竞争优势升级。具体而言，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十三香”又称十全香，指的是13种各具特色香味的中草药物，包括紫蔻、砂仁、肉蔻、肉桂、丁香、花椒、大料、小茴香、木香、白芷、三奈、良姜、干姜等。十三香的每一味调味料都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但对于本身体内火气大或者有痰热的人，应当少吃为好。反之，对于脾胃虚寒的人就比较适合了。
1.鼓励军工企业立足国防工业内需市场，积极创造培育品牌的市场空间、激发按需生产创新活力并构建创新活动的市场反馈补偿机制；在此基础上，引导企业以价值链整合为手段推动军工企业进行供应链前向与后向集成，逐步获取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主动权与话语权，进而提升军品供应链全球竞争力，培育出走向世界的巨型军工跨国企业。
心肺耐力与大肌肉群参与的、动力性中等到较大强度的长时间运动能力相关，与呼吸、心血管、骨骼肌的生理和功能状态相关。心肺耐力水平低者其早期全因死亡风险明显增加，特别是死于心血管疾病者增多，提高心肺耐力可以降低全因死亡率。峰值摄氧量是衡量心肺耐力的标准，可以客观评价慢性疾病和健康问题人群的心肺耐力。
2.通过价值链整合建立军民一体的价值链网络，形成良性互动的多层次军民产业分工体系。在此基础上，通过整合军地创新资源，发展研发、金融及营销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等途径，加快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建设，从而提升国防科技工业产业创新能力及核心竞争力，推动国防科技工业产业升级与价值链攀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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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velopment of Military-Civil Fus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etition among Great Powers
CHEN Zhixin ZOU Dating
(Institute of Regional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58,China)
Abstract: China's rise is still in its infancy,and the economic field is still the focus of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world powers,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among which the high-e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the focus of competition.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mainly developed by embeddi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 system dominat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At present,it is still at the middle and low end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The upgrading of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with manufacturing as the core is facing the"multiple blockade"of developed countries represented by the United States.National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y(NDSTI)are the key area of Military-Civil Fusion(MCF).Its core goal is to form a unified national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foundation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MCF.At present,NDSTIis the most competitive area of a large country and the most dynamic area of global innovation.We should focus on the MCF of NDSTI,through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ual-use technology,opening up the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market,reforming the NDSTI system and integrating the military-civil value chain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an endogenous way.
Key words: great power competition；Military-Civil Fusion；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365（2019）06-0079-09
收稿日期： 2019-08-23
作者简介： 陈志新，男，浙江金华人，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自贡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博士；邹大挺，男，浙江慈溪人，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博士。
[责任编辑 杨年保]
标签：大国竞争论文; 军民融合论文; 国家竞争优势论文; 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