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议瞿秋白的自剖及其知识分子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瞿秋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颇为热烈，使我常想起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的自剖和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评论，觉得很有思考的价值，值此瞿秋白就义80周年之际，不妨提出来议论一番，作为对他的纪念。不过那些评论，是与他过分否定性的自我批判紧紧缠绕在一起的，不够冷静，不够理性，需要认真考量，正确取舍，才有意义。 瞿秋白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文人”，不是“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①，够不上知识分子的资格。他所说的“文人”，主要指源于古代贵族社会中的“士”，他说那是其中最低的一层，属于“半治者阶级”。瞿秋白就出生在“‘士的阶级’之一家族里”。不过当时“士的阶级”已经“破产”，坠入“类似游民”的社会地位，“已成社会中历史的遗物”②，多成了“无用的人物”，“吟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瞿秋白谈“文人”过程中，有时也包括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因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中国传统的“文人”蜕变而来，所以也有一些相近的特征。其特征，概括起来，是知识结构的片面性，文化性格中缺乏坚持真理的斗志，和处世态度上的软弱。瞿秋白所说的这些特征都是否定性的，而他认为这些问题在自己身上都存在着，他把自己作为“标本”来进行分析。 传统“文人”中“吟风弄月的‘名士’”确实不少，而且广受追慕，被视作“文人”的徽章，高雅的表现。瞿秋白的父亲能诗善画，瞿秋白本人受到熏陶，也自幼喜爱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在中学时代，就与扬州几位同学“不期然而然同时‘名士化’，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③，好像一个小“名士”，走着传统文人的路子。直到三十年代，友人说“他的神态，远远望去，很像郁达夫，潇洒而文雅”④。郁达夫就是有名士风度的。其实，瞿秋白早决意与自己的“名士”情怀、颓唐心情决裂，此时已觉得“恍如隔世”了。1932年，他把自己五四前写的一首诗“录呈”鲁迅，后加跋语，表露这种心态：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录呈鲁迅先生 魏凝⑤ 瞿秋白对父亲一生不做正式工作，只以书画为事，心里是不满的，父亲的行状对他刺激很深。他说“读书的高等游民”，显然包含他的父亲在内。虽然瞿秋白懂得这是“中国畸形的社会生活”造成的，不能“责备他尽什么所能尽的责任”，赴俄前还充满“亲爱不能舍”的亲情，盘桓一日，向他告别，十分伤感。⑥然而认为父亲的“一生无益于社会，太没价值”⑦。“太没价值”，就是瞿秋白对很多中国传统文人的评价。瞿秋白似乎没有注意传统文人中许多人具有刚正不阿的如孟子所要求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品格，即使如他父亲，虽无能但正直，虽不进取但不同流合污。瞿本人更始终坚守自己的文化和政治立场，表现出中国传统文人的某种性格。中共不少知识分子出身的领袖人物在对敌斗争中坚强不屈，也与他们自幼接受过“士可杀不可辱”、养吾“浩然正气”等品格教育，有明显的关系。而一些没有受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干部，如工人出身的向忠发、顾顺章等，却一被捕就立刻叛变。但瞿秋白好像没有在这种对比中憬悟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价值。这大概是因为他痛切于亲身经历的自己旧家族的腐朽而被遮蔽了，更与他成为中共领导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后长期受到俄共一味推重工农干部的影响有关，这两者都使他在中国传统文化评价上产生片面性。 对于五四以后在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相比于传统文人，瞿秋白在总体上是肯定的。他以欧洲知识分子的表现和后来苏俄的无产阶级理论上的要求为参照，来衡量他们。他认为五四以后生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青年学生为主，他们对封建残余的批判和对帝国主义者的反抗值得赞赏。⑧瞿秋白本人也在五四高潮这段不长的时间里，实现了从传统文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而且十分激进，思想上迅速地从民主主义进到社会主义；文学上自觉强调“突出个性”，并在自己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流畅、优美的白话散文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显示出新文学的现代性。除了与大多五四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具有社会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之外，瞿秋白还表现出要引导社会向前发展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的领导意识。他在1920年赴俄前一再说，“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要“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⑨具有引导社会向前发展的社会责任感和领导意识，是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文人最大的区别所在，也是中外一切现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点。瞿秋白当年比很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年轻，也不曾在欧美或日本留学，并不是当时最著名的人物，但就具有这个特点来说，他堪称五四中产生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典范。 说瞿秋白有“领导意识”，并不是说他有传统文人那种要跻身庙堂来“齐国平天下”的观念。他虽然出身于“半治者阶级”，但即使在五四前，也没有“‘治国平天下’的大志”，无意于当“治者”。后来时势把他推到中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岗位上，都从不以“治者”自居，一直作风民主，总是平等待人。几度与他共事的李维汉，说“秋白是一个正派人，他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⑩。不少党内领导层的干部，对此都有深刻的印象。这是因为瞿秋白本来就自视为队伍中普通一员，也希望成为实际上的普通一员，而绝无高人一等的意识和权位欲望。因而，他后来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中共代表团团长)，领导整顿莫斯科中山大学而遭到米夫、王明宗派势力严重干扰时，顺势向中央提出解除他的中共代表资格，表示愿意只“在中大做笔译的翻译头”(11)；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开除”出政治局，他不辩解，也不觉得失落；后又拒绝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表示“乐意从事翻译，讲讲课，研究苏维埃运动的经验”(12)。之后他主动以一般党员的身份，到上海积极参与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学运动，并且为能够回到自己喜爱的文学园地而感到高兴。他认为，以普通一员的身份，用自己的所长，为进步的、革命的事业作贡献，这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岗位所在，价值所在。他后来还针对爬上高位的、权欲极强的王明等人，写诗讽刺说：“欲知治国平天下，原有英雄大圣人。”(13)瞿秋白也嫌恶有些知识分子自视特殊、高人一等的观念，反对那种视民众为愚民、要群众当“阿斗”、由他来为民众作主的文化人，称他们为“诸葛亮”。“诸葛亮”这样的“王者师”，显然属于过去的时代，想做“诸葛亮”，是可笑的。知识分子应当做有价值的学术文化事业和参与其他力所能及的进步的社会政治工作，尽到自己的责任，而以平凡人自处，这是瞿秋白的主张，并且他身体力行。而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又一个特点。 另一方面，瞿秋白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有中国传统“文人”遗传下来的弊病和弱点。他说，中国“文人”“什么都懂得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又说，“他们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没有实感”。这触及到不少中国传统“文人”的一个弱点，虽然说得有点过头。这个弱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知识零碎、无系统，一是偏于书本知识，抽象、笼统，不切合实际生活。梁启超曾说，过去的“我国学者”“好作囫囵之词，持无系统之说”(14)，瞿秋白所说与他是一致的。“好作囫囵之词”，亦即“一大堆抽象名词”；“持无系统之说”，也就是“没有系统的研究”。这与中国古来自然科学和严谨的社会科学不发达有关。瞿秋白说，“很早就研究过自然科学和当时科学上的最高发展阶段”的鲁迅(15)，情况就有所不同。瞿秋白青少年时代受过初步的西式的学术训练，后来又在五四新文化大潮中领略了现代社会科学的优长，也比较能够看清过去中国“学者”的弊病。他反思自己，认为自己身上这种弊病也很明显。他回顾自己过去的论著，否定甚多，甚至不少地方言过其实，如说他对“唯物史观哲学”“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到头来“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这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世上也并不存在全知全能的学问家，哪怕在一个专业之内。瞿秋白又说自己没有实干能力(能力也属“知识”范畴)，自愧不会修理汽车、开药方、办合作社等等，认为也是知识结构片面的例子，是没有真实的知识、不切合实际生活的一种表现。让知识分子与工农简单认同，是苏区的一种普遍倾向，他难免受到影响。不过这是他真心的自剖，试图由小见大，说明自己在党政工作中“没有实感”。这个弱点，在他身上则是确实存在的。李维汉就说，瞿秋白的“弱点是有点书生气，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较少。但是，他有自知之明”(16)。从传统“文人”蜕变而来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不深入了解社会实际和行动力较差的毛病，只是不少人意识不到这一点，没有自知之明，以为自己的一些文章、几个观点，足以治国平天下。至今还有一些人文知识分子怀有这种心态。面对瞿秋白在知识结构上的自剖，我们应当反躬自问。 在文化性格上，瞿秋白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大多没有独立的见解并执着地为之奋斗的精神。瞿秋白本人的知识思想比较单纯，他“在青年时期走上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也没有改变。但是他解剖自己，认为他在文化性格上是“懦怯”的。他说在讨论具体问题时，往往自己的“意见发表之后，看看没有有力的赞助，立刻就会怀疑起来”。他说：“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你怎么和三层楼上的小姐一样，总是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对这种“懦怯”，他还在自己的实际工作和斗争中举出很多例子。瞿秋白真是“懦怯”的吗？他曾在中共五大上挺身而出，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家长制作风上尖锐批评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在中山大学坚决抵制以共产国际为后盾的米夫、王明宗派，以尽力保护含冤受屈的党团员学生们，直到最后面对国民党的枪口从容就义，都是坚强和坚定的表现。瞿秋白不是没有独立见解的人，问题是他身处联共式的实行“铁的纪律”的政治体制内，并非一般学术界、社会上有自由身份的知识分子，无法长时间坚守他的独立见解。 瞿秋白的“懦怯”，也许可以说表现在他有许多“‘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实行“孔夫子的忠恕之道”。但先要看到，这不是对敌人而言的，而是认为可在队伍内部实行，在队伍内部不要一味“斗争”。如他在主持中共四届五中全会上批判李立三的冒险主义，相当温和，进行恰如其分的评断，结果被共产国际和王明等人指责为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不过另一方面，他所说的“弱者的道德”，确实多存在于过去的“文人”、后来的“现代式的小资产阶级智识阶层”中。瞿秋白在党内部关系和政治生活中，常常表现出这种“道德”，而引起误解。众所周知，他在《多余的话》中对过去党内斗争看法的模糊表达，他的“自我分析”中有不少“也许”、“也难说”式的举棋不定，就招致严重的误解，至少被看成是软弱的表现。而政治家性格上通常应当是强者。瞿秋白在这种文化性格上有自知之明，他一再表示自己不适合做政治工作，这就是一个原因。 瞿秋白不愿意从事政治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一直执着追求知识和真理，敬重真正的知识分子，向往诗意的精神生活，爱好高雅的文艺，这种心志好像与生俱来，始终没有改变。直到临终前，他还在长汀狱中连续作《浣溪沙感怀》《卜算子咏梅》《梦回》《无题》《集唐人句狱中忆内》《偶成》等，并大多写成书法作品。此前，瞿秋白在紧张、繁忙的革命工作中长年没有写旧体诗词了，而这时陆续迅捷写出，且绝不平俗，可见其积习之深。这些诗词意境深远，幽思绵长，至情至性自然流露，显出他旧有的才情和难移的秉性。人们最后还是看到了一个中国传统“文人”的身影，有一点回到过去的味道，淡化了传统文人与现代知识分子的边界。 早在五四以前，瞿秋白认定，“根据我的性格”，“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然而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后，不期然而然地长期在中共和共产国际中从事政治工作了，虽然常觉得“非常不合适”。那么，政治家与知识分子是截然对立的吗？政治家不能同时也是知识分子吗？瞿秋白的回答又是否定的。他说，“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你可以做错误，但是也会纠正错误。你可以坚持你的错误，但是也会认真的为着自己的见解去斗争，实行”。瞿秋白投身政治之后，是一直“认真的为着自己的见解去斗争，实行”的，因而同时也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的“性格”并不矛盾。瞿秋白曾两次见过列宁，一次是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在克里姆林宫听列宁发言，列宁“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之后还在走廊上与列宁略略交谈东方问题。(17)另一次是在一家工厂的工人纪念十月革命的集会上看到列宁，列宁不引人注意地悄然来到，“用极明显的比喻”证明苏维埃政府之为劳动者自己的政府的道理。(18)瞿秋白在这两处描述中，流露出对列宁这位既是伟大政治家又具有优秀知识分子品性的由衷钦佩和敬仰。这样的政治家当然绝非“政治动物”。其中，“诚挚”，可能是列宁身上最打动瞿秋白的东西，许多政治家身上往往最缺少这种品性。就“诚挚”这一点而言，瞿秋白也是如此，投身政治以后也始终未变。例如，他在中共六大上参加讨论土地问题时，提出“应该领导中、小农推倒地主。在这个过程中，要使富农中立”，而不是加紧反对富农。这个观点与当时正在联共内部被批为“右倾”的布哈林比较一致，小道消息已经传播开来，王明就在那里传播，瞿秋白应有所闻，然而瞿秋白还是表达出自己的真实看法，并不回避与布哈林的一致。不久斯大林公开批判布哈林，米夫、王明等人就抓住富农问题抨击瞿秋白。 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没有下明确的定义，如果下了，他也可能立刻就会怀疑起来，觉得“也难说”，而把它划去。确实很难对“知识分子”下一个严格的、完善的定义，中外古今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有所不同，中国现代不同阶段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小差异，而且由于知识分子状态比较复杂，人们见仁见智，殊难统一。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以自己为个案进行的并不僵硬的具体描述和分析，倒可以启示读者作种种思考。实际上，对许多事物，是难以用清晰的概念、严密的逻辑来说明的。理论有时候会在抽象概括和逻辑推论中失落很多鲜活、真实的东西。所以人们曾说“理论是灰色的”。有时候，倒不如准确叙述事实，如实呈现氛围，不回避其间某些矛盾状态，可以显示真相。瞿秋白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那些议论，就有这样的性质和作用。瞿秋白本人是公认的富有“才华”的出色的散文家、翻译家、文论家、政论家和宣传家，对汉语言文字也有深入的研究和改革设想。他受到我国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如鲁迅、蔡元培、茅盾、冯雪峰、丁玲等人的赞赏；党内普通知识分子如曾任“文总”秘书的季楚书等人也对他极为钦佩，说他“独扛一支健笔”，“说理透辟入里”，而又“从容不迫，圆润流畅”。(19)他们都对他当年的牺牲深感痛惜。瞿秋白在国外思想文化领域也有影响。无论瞿秋白与真正的知识分子还有多少距离，是什么样的知识分子，也无论他的《多余的话》中存在一些什么矛盾的地方，凭他有丰富的知识、出众的才华和诚挚的品格，《多余的话》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议论，包括真诚自剖中的“话”，总是值得重视的。临了，我还想提出一点，瞿秋白在这份绝命书的最后，还在重新思考：什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什么是人性的真谛？那些思考与他此前所说的有明显不同了(对此我或可另写一篇短文来叙述)，说明他至死还在静心思索，正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什么是知识分子？总是在探寻世间的真理，反思自我的真实，永远在路上，也许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灵魂，知识分子根本的精神。而如今在我们这里，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越来越少了。 ①《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3页。引自《多余的话》。以下凡引自《多余的话》的文字，均不注出。 ②③⑥⑨(17)(18)《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0，23～24，8，5、8，162，203页。 ④夏衍：《“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 ⑤《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59页。 ⑦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忆秋白》，《忆秋白》编辑小组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⑧《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⑩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1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9页。 (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 (13)见周红兴《瞿秋白诗歌浅释》，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0页。 (14)梁启超：《国民浅训》第十二章《不健全之爱国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转引自《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王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15)《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9页。 (16)李维汉：《怀念秋白》，《忆秋白》，《忆秋白》编辑小组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4页。 (19)季楚书：《纪念左联，缅怀战友》，《左联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