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矛盾冲突——老舍性格心理的纵向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舍论文,纵向论文,冲突论文,矛盾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老舍生活在东西文化冲撞交流的时代，生活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在全面转折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两种文化观念、两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性格心理构成中也都具有现代和传统两种不同的观念意识。这两种观念意识的生成构建和矛盾消长决定着个体生命的劳作、追求、生息。因此，从这一角度认识老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需要说明：现代意识和传统观念是语意宽泛的概念，从任何地方分析把握都会牵动起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及其矛盾冲突。或者说，老舍任何举动都可以从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角度做出解释。因此，我试着把老舍性格心理中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矛盾运演分作四个时段，就各时段的主要表现略作分析。
第一时段从生命开始到去英国之前。这是老舍性格心理形成期。传统观念先入为主成为老舍性格心理的基本构成；现代意识则后来居上，改变着原来的意识构成——这是本时段二者矛盾运动的基本情形。
个体性格心理形成取决于社会文化环境。本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走完最后路程而宣告结束，以民主共和为旗帜的现代社会在混战中揭开帷幕。与此同时，思想文化界也进行着深刻革命。西方思想文化洪水般汹涌而至，冲击着日趋僵化的中国思想文化阵地，改变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老舍的性格心理正是在这动荡的社会和复杂的文化环境中生成。不过，对童年—少年老舍而言，无论社会动荡还是文化撞击，都是间接的事情，开始引起注意并对性格心理生成起着直接作用的只是周围的世界——城市贫民生活文化社区。老舍是贫穷的旗人子弟。旗人进入民国失去优越地位而受到歧视，其中的贫困者生活更艰难。贫困将童年—少年老舍挤兑到社会角落。狭窄的胡同，脏乱的杂院，嘈杂的茶肆，愚昧苟且的市民，是他的生活空间。下层市民社会是传统文化最肥沃的土壤，最坚固的栖息堡垒。古老的风俗习惯、礼教制度、文化艺术通过各种渠道注入童年—少年老舍的心灵空间，每时每刻都塑造着他的性格。仁义礼智信、忠孝节悌等等传统道德观念积淀在意识深处，成为他性格心理的原始构成。如果不是发生“五四”新文化运动，他很可能顺从传统的安排：“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五四”给了我什么》，《解放军报》，1957年5月4日）像张大哥和许多市民知识者那样，在传统的人生轨道上聊度终生。
老舍没有走进传统的人生轨道。善人刘大叔引他走进学校，改变了他的生长环境和生活内容。其后，随着年龄增长，学历升高，他的生活空间和知识视野也不断扩大，尤其是师范毕业走向社会之后，他离开下层市民社会，走进新的世界——接近时代政治文化神经的世界。他的生活和知识视野迅速向外扩延，新人物，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想，新语言，新观念……纷至沓来。他贪婪地阅读新文章，尽情地接触新事物，广纳新信息，博取新思想。广泛涉猎充塞着他的心灵空间，改变着他的知识构成和思想观念。他的性格心理结构迅速改变：早期注入成为历史沉淀下去，现时接受后来居上，显示出活力，催发人生自觉。虽然还是那个出身寒微的旗人子弟，尽管生活在成人中间，要按照社会习惯收敛自己个性的犄角，要显得少年老成，甚至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周围的“平仄格律”——如吸烟打牌谈女人等，但他毕竟是新时代的青年。旧的那一套不能规范他的思想，其行动也在不少地方出格越轨，且越来越卓然不群。
——社会转型，文化更新，老舍背着因袭的精神重负走在人生转折线上。传统观念和现代意识两种性格心理力量在他意识王国里进行着激烈的搏斗。现代意识和理性自觉抑制着陈旧的传统观念，催促着他做个现代青年，而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势则拒绝和同化着现代意识，将他拉向日常的轨道。其间的此消彼长，是那时老舍性格心理中最突出的矛盾运动。在这种矛盾运动作用下，老舍的生活进行着或艰难或脱俗的抉择。
老舍走上社会之后就到了结婚年龄，母亲按照传统习惯给他择定了婚事。依惯例，老舍应该结婚成家过日子。但他拒绝母亲包办的婚姻！他态度坚决，固执，毫不让步，终达目的。是什么力量使他做出这异乎俗常的决定？答曰：现代意识。“五四”是人的自觉时期，也是个性解放时期。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便是爱情至上，婚姻自主。新青年以此为旗帜向封建礼教挑战。不甘做旧婚姻制度的牺牲品，自己决定婚姻和命运，这是那时代新青年最突出的特点。老舍虽然不以新青年自诩，但他用自己的行动表现了他的现代立场和现代情愫。与拒婚相关联的是恋爱。那时他爱上刘大叔的女儿。对这段爱情，《微神》做过凄切动人的描写，其中某些情节是写实。他们也像作品中的人物那样，情投意合，彼此恋爱。老舍也像作品中的“我”那样，明知间隔门第的大坎，难以逾越，相爱不会有美好的结局，但矢志不移。从拒婚到恋爱，老舍算得上现代人；但他很不彻底。他因拒婚而痛苦，大病一场，险些丧生，原因是伤了母亲的心，做不成孝子。他向往爱情，有恋爱之心，但缺乏足够的勇气，也不敢付诸行动，致使铭骨刻心的恋爱结出凄切悲怜的果子。这既说明他的个性意识底气不足，也说明传统观念浓厚。退婚表现出二重性，恋爱也表现出二重性。人生道路上的两件大事，将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矛盾，将现代人的自觉选择与传统人的因袭和自然走向的对立表现得充分淋漓。
类似的矛盾还表现在他的入教与出国。那时代虽不像过去那样排外，也不像后来那样把宗教视作迷信，把传教看成文化侵略，把教徒与洋奴相提并论，但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受洗入教仍是超乎俗常的举动。关于老舍入教的动因以及入教后的活动，人们有过许多论述；这里要说的是，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是两种不同质的文化，老舍所接受的教义，并非原版原义，而是他所理解的教义。按心理学解释，就是把教义纳入原有的心理图式；纳入本文语境则是东方观念对宗教文化的化解。这里显示出性格心理中传统力量的博大。但在另一方面，受洗本身就是精神皈依，就含有对原来精神文化寄托的不满甚至反叛。虽然宗教文化不具有现代特质，但当老舍接受宗教信仰并以之支配自己行动的时候，其意识王国的某些部分已经经宗教文化的接受中介，由传统走向现代。事实是：老舍受洗入教后，热心宗教活动，并以此为契机，接触外国友人，学习外语，且在不断接触学习中，慢慢地走进教民——外国人的生活文化社区，而与市民社会逐渐疏远。生活如此，心理亦然。正是在此基础上，他获得出国机会，且打定了出国的主意。
老舍出国的动因值得一提。虽然不像鲁迅那样明确高伟，但就他后来的作品看，学习外国知识，用以救国救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赵子曰》是写这时期生活和情感体验的小说，他在其中借人物的话强调指出：“赶快预备外国文，然后到外国去学”真学问。（《老舍文集》第1卷第383面）应该说，这条符合老舍去外国时的思想走向。就此而言，这时段末老舍意识王国里，现代意识已经后来居上，且在显要层面上战胜了传统观念，左右了老舍性格心理的走向，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
老舍性格心理的运演嬗变就此进入第二时段。
环境改造人。老舍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很现代的环境里生活了五年多，性格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现代意识不断扩张，新的心理因素迅速生成；而作为生命底色的传统观念则因与生活和文化环境格格不入而受到抑制，有的被埋藏在意识底层失却表现和伸展的机会，有的屡屡发作但抵不住时间和空间的钝剑自行收敛，有些甚至被淘汰——观念遗失。传统观念在现代意识的强大攻势面前败下阵去，现代意识人主性格心理，作用着他的生活和创作。老舍基本上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转变是在被迫适应和自觉追求两种动力共同作用下实现的。老舍从传统、滞后的北京走到现代、超前的伦敦，新的人物，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语言环境，新的知识氛围，新的社会关系……难以适应而又不可更改的具体存在纷纷横陈在他眼前，不管他是否认可，能否接受，都以不可扭转、不容躲避的时空、无所不有的方式向他施加影响，同化、改塑着他的心灵，迫使他纳入新的生活轨道，思想模式，适应新的语境，认可新的价值谱系，接受新的生存观念，成为新环境的有机部分。在那难熬的时间里，老舍广泛接触和阅读了英国的许多许多，深切理解和体验了许多许多。他在熟悉和适应中逐渐地认可和接受，甚至对其中的某些方面表现出高度的赞赏和由衷的向往。他觉得，“帝国主义不是吹出来的”，与落后守旧的中国相比，它在社会组织、价值观念、知识谱系、国民性格等等方面都有许多优越性。这些认识最初还是微弱的感性知识，随着阅读和体验的深化，逐渐形成理性自觉，侵蚀并部分地取代了北京时期形成的观念意识，成为意识王国的显要力量。
转变给老舍带来许多痛苦。既是因为外界的伤害，也是出于自我否定。贫困落后的北京与富庶发达的国际大都市伦敦的差别已使老舍自惭形秽，弱国游子所遭受的歧视、冷遇尤使他苦不堪言。大英帝国曾是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殖民者，傲慢自大渗透在社会每一角落，甚至可以说是这个民族广大成员的集体无意识。对老舍这个来自东方弱国的游子自然冷落轻视。马则仁在伦敦街头所受的那些愚弄虽然不一定就是老舍的亲身经历，但却是一种具体实在的心理体验，情感经历。他是民族意识和个人自尊心都很强的青年，他不能接受屈辱的现实，承受不了无端的伤害。然而，他无力改变自己民族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和形象，无法洗涤民族的耻辱，也就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无力回击周围那歧视的目光。由此带来的痛苦可想而知。
老舍的痛苦还在于，在深入阅读和认识了伦敦社会，把伦敦和北京做过比较之后，他深刻地发现，两个民族，两个国家，两种现实，两种文化，对比如此显明，反差如此巨大，即使别人不嘲笑，自己也矮人一截，不敢比肩！他似乎觉得，自己和自己的民族所受的那愚弄，那伤害，那歧视，实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比较使他灰心丧气。由此所带来的痛苦连同种种屈辱逼得他直不起腰杆。但是他没有沉沦在痛苦之中。他以宽广的胸怀和坚强的理性自觉承受住痛苦，迎住各种嘲弄，在逆境中生存，在悲观中奋起。他克制情绪，适应生活环境，学习文化知识，接受思想观念，并在学习和接受中剔除自己身上的精神毒菌和污垢。他正是在这痛苦的纳新和吐故中完成了性格心理的现代性转变。
在经过欧风西雨漫洗，完成性格心理的淬火蜕变之后，老舍离开自由、民主、文明、进取的现代工业城市伦敦，回到专制、混战、苟且、涣散的传统的农业文明古国。其生活和思想感情则从高蹈的漂流回到滞后封闭的世俗尘埃。这是曾经熟悉的地方，但现在却有些陌生。社会固然出现许多变化，但更重要的是老舍戴上了现代意识的有色眼镜。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找不到自己的感觉，其生活和思想与眼前的现实都出现矛盾。这矛盾的内容极其复杂。但纳入本文话语系统则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这矛盾有两个层次。一是传统观念和世俗的生活形态要求他放弃自我，降低或改变标准，收敛个性锋芒，抹平思想棱角，适应环境，与老舍在个性追求、理性自觉、现代价值观念等心理力量支配下试图摆脱束缚、挣破世俗的网络，走自己人生道路之间的矛盾，即滞后的社会存在与现代性个人之间的矛盾。二是性格心理中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之间的矛盾——世俗社会的温床复活了曾被冷落的传统观念，作用着他适应环境，在世俗所规定的人生道路上生存发展；而业已形成势力的现代意识、思维定势则作用着他拒绝世俗的安排，坚持走现代人生道路，做自己愿做的事。“前面一堵墙，推开它，那面是荒山野水，雄伟辽阔”，是“未经人吸过的空气”；“后面一堵墙，推开它，那面是床帷桌椅，炉火茶烟”，是污浊的世俗空气。老舍被挤在新与旧两种势力之间，且思想意识本身也在分化着，矛盾着……
从生活层面看，世俗力量和传统观念占据优势。他不想尽早结婚成家把自己关在家庭生活的笼子里，但经不住母亲和朋友的规劝，服从安排结婚成家。结婚之后，他的精力和生命的许多用在家庭义务、责任和各种应酬之中。他不想教书，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却不能辞去教职；而既然扮演教师角色，就要司其职，尽其力，对得起学生和自己的良心；而既然走进教师生活圈子，就要受制于角色，甚至受制于人，做不愿做的事，甚至读自己不愿读的书，写自己不想写的文章，说自己不想说的话，参加自己不想参加的活动。他的生活一环紧扣一环地纳入世俗轨道。他按部就班，尽职尽责，干得有声有色，看不出还有什么个性追求，也说不出有什么不合辙入格之处。
但在较隐深的心理层面上，制约他意识王国的却是现代意识。在其作用下，他试图拒绝接受世俗的安排，做自己想做的事，如辞去教职，做专业写家等等。不错，在生活世界里，他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他让步，妥协，安分守己，甚至逆来顺受；但试图把握与把握不住自己生活的舵盘并不是一回事。把不住只是无奈的结果，“试图”背后则是现代人的抉择和理性自觉。现代意识的作用还表现在妥协入轨后的痛苦。用世俗的眼光看，他有美满的家庭，令人羡慕的职业，应该感到快乐幸福。但是，他不想做世俗的顺民，甚至幸运者。他该做世俗的叛徒，但里里外外都被世俗的网络纠缠着，怎么也做不成！他觉得：“生命是两截的”。“他的行为——合乎良心的——向新思想道歉。他的思想——合乎时代的——必须向那个鬼影儿道歉”。其内心世界非常痛苦。这是现代人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痛苦，也是想做但做不成现代人的痛苦。他的心被痛苦撕咬着，无以发泄，只好走进创作世界。
生活和创作是两个世界。在生活世界里，每时每刻都受到限制；拒绝，超脱，就被视为异类怪物受到非议，付出昂贵的代价，招来麻烦苦恼。在创作世界里，创作者是主宰一切的上帝，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可以为所欲为，我行我素，尽显自己的个性，宣泄自己的积郁，甚至暴露隐私。这两个世界的区别，老舍非常清楚。因而在前一个世界里，他是传统的，世俗的，妥协的，安分守己的顺民；在后一个世界里，他在现代意识作用下，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尽显自己的个性，向着几千年的文化、法力无边的世俗、迫使他屈从的一切势力，甚至导致他妥协让步的自我，进行勇敢地挑战，彻底批判。可以说，他这时的几乎全部创作，《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众多的中短篇小说和大量的幽默短文，都是对世俗社会和传统文化的批判，也都是对传统和世俗的自我的批判。他在批判中获得心理平衡和宣泄的快感！
两个世界，两种心曲，两种形象，生活和创作的异面组合，构成了老舍二三十年代性格心理的造型，这是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矛盾运动中的造型。
在第三时段，老舍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性格心理经过民族解放战火的洗礼，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两大心理力量的矛盾运动显示出与前不同的特点。其实质是：传统观念的高扬及其对现代意识的抑制与消解。
本时段开始，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大半中国，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老舍是民族意识极其强烈的作家。战前，民族意识经过理性过滤转化成沉重的社会批判和清醒的民族自审，呈现出现代性特点。血与火的现实激发起强烈的民族义愤，仇恨，责任，义务，并由此形成强大的情感力量，冲决现代理性栅栏，打破原有的性格心理建构。早期形成、在前阶段受到抑制的传统观念意识就此得到高度张扬，成为性格心理的主导力量。在此作用下，老舍离开家庭走进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
这是异常沉重地离别。日寇逼近济南时，老舍家庭生活正处在艰难之中。妻弱孩小，即使平时也离不开他，危难之际，更需要他全力操持家事。老舍十分动情地描述分别的情景，一再说，他实在不想抛下他们独自出走。但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他留恋家庭，更珍惜气节。他说，“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们捉去而被逼作汉奸，怎么办呢？这点恐惧，日夜在我心中盘旋。”“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那点珍宝劫夺了去。”（《八方风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第376页），那些天，老舍捧着《剑南诗稿》，痛苦徘徊，“夜视太白收光芒，捐国欲死无战场……”，这些诗篇，使他想起陆游、文天祥这些仁人志士，想起做人的“大道”，他说：“今日之事，应把旧日之为人大道，从新想过”，“国难至此，大家就该硬起心肠”，“把眼泪咽在肚里”，成仁取义，共赴国难。（《老舍书信集》第68页）珍惜气节和精忠报国是他那时最紧要的人生信念，也是最有权威的价值标准。他以此裁决人事，凡与此相符合者，顶礼膜拜，否则，视同路人。他高度赞扬血战台儿庄的壮士，那个普通伤兵（见《大时代与写家》），是因为他们以精诚英勇献身神圣的抗战；他谴责周作人附逆，痛心地规劝“女友”不要把精力用在梳妆打扮上，希望她能为国家做些事情（见《老舍书信集·致女友》）他自己身体力行，矢志不渝。八年抗战，他忍辱负重，高举“文协”大旗艰难行进，为民族解放几乎耗干了心血！他说他“宁贫死，病死，或被杀”，也不失去气节！（《老舍书信集·致友人》第159页）。
高扬的传统观念玉成他做人的大节，也改变着生活细节。老舍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都向着传统方面倾斜过来。传统味原本就很浓的那些情趣、爱好、习惯，如好酒喜友重义气厚友情等等，因患难而更明显突出；前阶段自觉冷落的某些意识则在战乱中得势，扩展，有的甚至成为性格心理中的显要因素，并表现出未来意义，如对时局的关心，对政治的热心，对政治命运的敏感等等，即使日常生活如衣食住行也表现出明显的传统走向。这些琐碎的生活趣味看似无关大局，但它们以日常性和随意性充实着心理空间，既有效地抑制着现代意识伸张，拒绝着异质意识渗透，也有效地参与改变着他生命的每一段河床及整体流向，不动声色地完成了老舍性格意识的传统性改塑。因此，八年抗战结束后，老舍到达美国，表现出与20年代第一次去国时迥然不同的心态。他不像过去那样广纳博取西方人文知识，使自己成为现代知识分子，而是以独立的个体冷眼面对陌生的现实。面对高度现代化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他不仅不动心，拒绝适应，反而表现出很强的抵触心理，排他情绪。三年多时间不仅没有消解对立，缩短距离，反而表现出越来越强的陌生感，对抗性，最后毫不留恋地离开那个令他厌恶的地方！就像满脑《太上感应篇》的吴老太爷不可能见容于上海一样，传统观念主导性格心理的老舍也不能见容于现代化的美国。他说：“我讨厌广播的嘈杂，大腿戏的恶劣，与霓虹灯爵士乐的刺目灼耳”，“洋饭吃不惯，每日三餐只当作吃药似的去吞咽”，他说：“这是地道受洋罪！”（《海外书简》，《老舍书信集》163-164页）这里所表现的不单是老舍对美国社会的隔膜和成见，也是两种文化心理的对立和冲突。
高扬的传统观念还促使老舍创作发生变化。与广泛吸收借鉴包括现代派在内的外国文学艺术形式和方法手法，努力攀登艺术高峰的30年代相反，他在这时段热心于传统形式，看重民族风格。抗战开始，他就中断了已着手写作的两部长篇，制作通俗文艺，写相声，京戏，河南坠子，大鼓词，数来宝等走向民间的传统艺术形式。他为此付出了极大牺牲，承受了极大的痛苦：“牺牲了文艺，牺牲了自己的趣味，名誉，时间与力气”，“我有时候真想自杀！”（《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老舍文集》第15卷第355页）如果说艺术形式的选择只是显在变化，不足以说明性格心理的传统走向，那么，创作思想和创作内容的改变则说明，即使在隐潜层面上，他也向着传统回归。他那时写了许多理论文章，其中心思想就是转变观念，调整思想，宣传抗战。“艺术家并无超特之权，把救国的责任轻轻放过去，而专虔诚礼拜艺术之神。前线的健儿为国流血的有那么多，艺术家为何不应牺牲了自己那点艺术成见，而看事作事，为国家尽点力呢？即使这是有损于艺术家的尊严，大概也比作亡国奴强吧？”（《连环图画》，《老舍文集》第15卷第330页）这样的思想主张开始还是权宜之计，但他走得太远陷得太深，权宜之计成为长久之策，直到抗战结束，他还在这样的轨道上滑行。要言之，老舍由过去的鄙薄载道济世崇拜艺术女神，转向轻视艺术女神，重视抗战宣传，进而走向一般宣传。
在创作上，他不像过去那样，站在东西文化交叉点上，以现代人文主义为武器，暴露国民劣根性，批判五千年文化传统，而是根据民族解放的需要，讴歌民族精神，歌颂优秀的文化传统。他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描写等待医疗的抗战伤兵（《大时代与写家》），赞美那些“不识字的农夫”用血肉之躯撑住“破碎的山河”（《剑北篇》），他塑造了石队长（《火葬》）、瑞全、钱默吟（《四世同堂》）、赵兴邦（《大地龙蛇》）这些民族脊梁式的英雄形象，认为他们赴国难，雪国耻的英勇事迹和刚强忠烈的性格，替“一部文化史作了正面证据”。即使常二爷以及郊外那些农民，老舍也予以深情礼赞：常二爷“不识多少字，他可是晓得由孔夫子传下来的礼义廉耻。他吃的是糖，道出来的是仁义。他一共有几亩地，而他的仁义是顶得起天来的。他是个最讲理的，知耻的，全人类里最拿得出来的人！”（《老舍文集》第4卷第11页）类似的描写也许有生活版本，但毫无疑问，原型材料只是具体自然事象，并没有提供多少文化信息；而老舍却将这些事象提升到文化高度，努力发掘其中的文化内涵：“假若他们素日没有那些见义勇为、侠肠义胆等旧道德思想在心中，恐怕就不会这么舍身成仁了”。（《老舍文集》第5卷第356页）他曾于自然无意中做过这样的对比：传统女性，识大体，顾大局，肯为民族牺牲自己；时髦女郎，只知吃喝享乐，误人误国。他将这种认识扩大化，在曲艺、戏剧、散文、小说中一再重复，他性格心理的亲疏也就在对比和反复中凸现得清晰明朗。
那么，老舍性格心理王国的现代意识是否缴械投降、渺无踪迹了呢？非也。一种心理力量一经形成，哪怕是在“意识”状态，也不会轻易消失。何况，老舍心理世界中的现代意识曾经作为一股强大力量统治着他的心理性格，作用着他的生活和创作呢？何况，这时期的老舍还不到拒绝和因袭、忘却和守成的年龄呢！他不断地反思和调整，每一次调整，挤压在心底深处的现代意识便得到一次扩张的机会，心理结构便出现一次变化：淡化传统观念，强化现代意识。整个40年代，现代意识始终不屈不挠地挣扎着，抵制着传统观念的膨胀（有时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在老舍这时的语言世界里，人们不仅听到传统观念的呐喊，也时时听到现代意识的啸叫——短促但有力的啸叫。因而我们常常看到类似的描写：“线装书，就像舞台上的老配角，穿戴着残旧的衣冠，在那儿装模作样的扭着方步，一点也不精神。”读线装书，就像吸食鸦片，使人消沉赖散。而外文的或中文的科学书籍，使人感到“心里宽畅”，“脑子也仿佛越来越有力量”，（《老舍文集》第4卷第75页）喜欢外文书的，没有多少思想负担，轻易地走上为民族求解放的道路，成为杀敌报国的勇士：读线装书较多的则因思想包袱沉重，挣不脱，甩不掉，只能苟且偷生。典型的对比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丁务源是传统的文化土壤里造就出来的小官僚，他懒惰，自私，既无先进的技术知识，更无科学管理头脑，因袭中国官场恶习靠“敷衍解决问题”，把树华农场搞得乱七八糟；而在美国学过园艺的尤大兴则用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把乱七八糟的农场搞得充满生机……
《大地龙蛇》应东方文化协会之托而写。这是严肃认真的清醒之作。它较少受抗战特殊环境的影响，较全面地反映了老舍的文化思想。作品塑造了三个形象。赵痒琛饱读诗书，崇尚修身齐家治天下，但在民族危难之中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有时成为障碍青年前进的力量；赵兴邦类似于《四世同堂》中的瑞全；赵立真探索自然奥秘，追求科学真理，虽然近功不如赵兴邦，但较之赵痒琛进步着许多。没有拼命的赵兴邦，国家就得灭亡，没有为科学而献身的赵立真，新中国、新世界就无从建设；而赵痒琛，自觉脑怀大志，却只能“以诗酒自娱”——这是本时段老舍基本的文化倾向。
《大地龙蛇》的创作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它说明，传统意识的高扬是老舍在抗战这特殊情势下的特殊的心理状态，一旦离开特殊情景的规定性，老舍的文化亲疏就会出现新的变化：现代意识冲出重围成为性格心理的显在力量，传统观念失去统治能力，沦为审视对象；但显在力量不再具有决定作用，被审视对象中的大部分则有可能参与裁判，作用性格心理亲疏。《大地龙蛇》勾划出这种性格心理的大体轮廓，《四世同堂》因感情时或走到理性前头，是一次不甚超脱的检讨表演；但尽管欠超脱，老舍对传统文化的警戒意识却表现得比较清楚，进行文化大扫除的志向比较恳切。有理由相信，缘此发展，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的矛盾运动将会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老舍的性格心理将会更加健全，他对民族性格的健康发展，对传统文化的更新，尤其是对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都将做出更积极的努力。
然而，这只是一种设想，其后的发展并没沿着逻辑的轨道前进，而是承袭既定的走向继续倾斜，再次陷进传统文化的泥泞，他的思想感情和习惯兴趣也都陷进市民文化社区的网络之中。他曾试图挣脱，但直到最后也没摆脱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现代意识始终是庶出的存在，备受歧视。在传统观念的作用下，第四时段的老舍出演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
不是设想的没道理，也不是对传统观念力量估计不足或对他性格心理中的现代意识估计太高，而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出乎意料。老舍没有能力超越时代，他只能在时代舆论的导演和操纵中出演悲剧角色。
那无疑是非常美好的时代。共和国的旗帜高高飘扬，灿烂的阳光普照大地。然而，它脱胎于旧社会的废墟母体。政治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或许三五年能够完成，而思想文化的更新易质却需要相当长的时期。人们对此似乎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或者有这样的估计但容不得“小脚女人”的速度，因而在大规模地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匆匆忙忙地改造旧文化，又匆匆忙忙地建设新文化。这心情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什么是旧的意识形态？怎样建设和建设什么样的新文化？设计者没有科学的蓝图，建设者也无稳妥的措施，因而做出许多可以理解但无可置疑的蠢事。譬如把某些封建思想文化当作革命的甚至共产主义的文化进行宣传普及，而又拒绝资产阶级健康的思想文化输入，通过开展诸如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文化战线的思想斗争等方式取缔清除。其结果，健康的思想文化无栖身之处，某些落后的甚至腐朽的思想文化却泛滥成灾，如个人迷信，造神运动，思想专制，舆论一律，“文字狱”……
老舍怀着美好单纯的愿望走进共和国大门，满怀热情地跻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队伍。共和国的变革和变化如政治经济体制的确定形成，人民地位的提高和生活改善，北京气象的更新以及老舍个人生活改善社会地位提高等等都煽动起他澎湃的激情。出身贫苦旗人、饱经苦难冷落、特重感情的老舍无论如何抑制不住内心激动，时常觉得，只有献出自己的一切——才华、知识、能力、劳动、精力、时间才能对得起时代，人民，良心；他真诚地相信，只有放弃自己的一切，接受改造，服从需要，才能成为对时代、社会和人民有用的公民。现代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品格如独立性格、如个性意识、如批判精神、如怀疑眼光等等，就在这种情况下，轻易地放弃；某些传统观念则在时代意识的簇拥和影响下再次高扬，使他隐人人生和创作的沼泽。评述人生和创作的艰难和失误不是本文的任务，在此，我们还是扣紧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的冲突这个中心对本时段老舍的性格心理做些粗略分析。
本时段老舍性格心理中最具有支配力的传统性观念是臣民意识、报恩意识、个人迷信和自卑意识。中国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不是独立阶级，因而缺乏独立的个性意识，最具有臣民意识，习惯于顺从权力者的意志，在其划好的圈子里做人、做事。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封建时代的文人学士有着许多不同，但传统的臣民意识却没有得到清除，而不容分辨的“皮毛”理论及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一场又一场的思想文化斗争，更使那时的知识分子命运多舛。为不被打入另册，保住自己的名誉，地位，政治生命，公民权力，甚至效力资格，作为“毛”的他们只能无条件地依附在工农阶级的“皮”上，心甘情愿地做听话驯服的好臣民。较之他人，老舍更是紧附不离。这不仅因为他是在传统文化的酱缸里成长起来的，封建思想文化对他影响甚深，臣民意识积淀甚厚，而且因为他出身贫寒，屡遭磨难，建国后却得到显赫的地位，崇高的荣誉。这个重情感的善心人不能不感恩戴德。这种念头无疑弱化了个性意识，强化了臣民意识，增强了崇拜个人心理，削弱了理性思考。而作为出身下层的知识分子，自卑的阴影始终笼罩着老舍的心灵，建国后的自卑感还在于他总觉得自己是旧社会过来的文人，身上有许多资产阶级的坏习气，与革命知识分子相比，打天下无功，建天下不利，只能虚心学习，诚心改造，叫干什么干什么，叫说什么说什么，叫写什么写什么，只有这样，才能与别人比肩，心里才能踏实。这种意识与臣民意识相结合，形成强大的心理力量，主宰着老舍的心理走向，迫使现代意识隐潜在心理深处残喘苟息。
自然，本时段社会思想文化阵地不就是封建意识的沉渣泛滥，其中，更多的是积极健康和革命的内容；老舍也不是纯粹的旧式文人，他曾经在现代人文主义的熔炉里淬过火，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现代知识分子的血。抗战救亡的烈火没把现代意识化为灰烬，知识分子改造及其他运动也没能把现代意识彻底清除。人的意识复杂万变，绝非简单纯净，静止不动。主导意识可以决定大体走向；但向着既定方向运行的瞬息万变的意识长河里也有支系回流。现代意识有时跃出时代的氧化层，形成对传统观念的反控制，进而改变性格心理的走向，使其在人生和创作的道路上做出异乎寻常的举动。具体细节且不说，单是较重要的表现可数出若干。譬如对各种行政工作的厌倦，对于静下心来创作的渴望，对于悲剧问题的思考，对于创作自由的向往，对于自己艰苦劳作的不断反思，尤其是对人生和创作道路的痛心追悔，都显示出强烈的现代意识。也正是在这些现代性意识作用下，他在人生的某些关节上，在创作的局部问题上，没有被各种社会角色异化，被极左意识形态同化，没有成为只会歌功颂德的侍臣文人。他时时做出自己的选择，虽然这种选择非常艰难，且不能离开限定的大格，但他到底没彻底失去自我。比较起来，他有时能说自己心里的话，他自己想做的事，有时还保持着独立的个性追求。这在那个大统一的年代，是难能可贵的。
由此我想到老舍建国后的情绪基调。皮相地看，老舍始终处在喜悦之中，狂喜，大喜，最值得高兴的事，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样的文章题目和内容充斥了老舍的创作，它们共同塑造了一个欢乐的老舍。那么，老舍就那么激动开心？并不尽然。其心灵世界深处，绝不轻松，甚至是极其痛苦！作为一个有丰富创作经验和明确的创作追求的老作家，在想说想做想写而不能说，不能做，不能写，而不愿说、做、写却又必须说、做、写的时候，当他的意志被强行改变，性格被扭曲的时候，当他失去自己的时间和自由，连和家人在一块吃饭聊天的时间也被占有，连写作的时间也抽不出来的时候，当他看到自己写出的东西竟是那样稚拙的时候，他的痛苦是难以言喻的。刚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他就对胡风说：“腿还不好，据专家说，还得开刀！！！不过，也有好处。若不是腿坏，我早已被派出国参加这个那个大会”。（《老舍书信集》第81页）这不是单纯的喜静厌动，而是对某些事务的厌烦。到后来这样的活动剧增无减，他的厌烦和痛苦也与日俱增。建国10周年回顾自己的创作时说：“十年来我不算不辛苦，天天要动动笔。……可是我没写出一部杰出的作品来”。（《答友书——谈简练》）其心情是不言而喻的。去世前几个月曾对王莹说：“在过去十几年中，也吃了不少亏，耽误了不少创作的时间。”以北京旧社会为背景的三部历史小说早有腹稿，却没功夫动笔，“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以后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在场者回忆说：“老舍先生说到这里，情绪激烈，热泪不禁夺眶而出”。（谢和赓：《老舍最后的作品》，载《瞭望》第39期，1984年第9月）
狂喜是真实的，痛苦也是真实的。当他用传统观念世俗标准回顾和评述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的时候，他的确狂喜，无憾，否则，不尽情理；当他用现代意识反思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的时候，他的确痛苦，悔恨，否则，也不可能！狂喜和痛苦两种情绪充分反映了老舍性格心理的二重性。二者的彼消此长也正显示了现代意识和传统观念两种心理力量的矛盾运动。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他的死。不能否认，他的死是在个人遭受侮辱之后做出的抗争，属屈原模式；但联系他对自己生活和创作道路的追悔和反思，便可发现，其间的致因机制并不简单。其中，也包含着自我意识觉醒和现代人生的自觉。觉醒的个人面对那个混乱的年代而痛苦，失望，佐使他做出这最后抉择。他的死是传统观念和现代意识这两种心理力量斗争的最后的也是必然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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