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说情绪觉悟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美国心理学家在智商（Intelliges Quotient，即IQ）之外，又提出一个情商（Emotion Quotient，简称EQ）的新概念。他们以足够的理由说明，人的能力并不能完全由智商来测定，还有一个情商水平高低的问题。本文就情商所反映的情绪觉悟力试作粗略阐释。
“情绪觉悟力”一说，是由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彼得·萨洛维(Peter Salovey)首先提出来的。英语原词为Emotional Intelligence，它既可被译为情绪自觉或情绪自觉力，情绪觉悟或情绪觉悟力，也可被译为情绪智慧或情绪智力，因为Intelligence这个词既有智慧和智力的意思，又有自觉状态和觉悟能力的意思，笔者斟酌再三，以为译作“情绪觉悟力”最为恰当。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丹尼·戈尔曼(Daniel Golemen)最近出版的一本专著就题名为《情绪觉悟力》，他在书的扉页上宣称他的目标就是重新定义什么是“聪明”，他认为：当预测一个人的成功时，智商并不比各类情绪素质更重要。
情绪觉悟力是人类认知、控制自身和他人情绪的能力，这种能力有着明显的个体差异，虽然现在暂时还不会有一套科学的测定仪器和手段，但却可以认定它是可以量化的。情绪商数就是衡量情绪觉悟力的量化指标。情绪觉悟力包括情绪自觉和情绪他觉两个主要方面。我们不妨借用老子所说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1]来表述，情绪自觉即自知之明，情绪他觉即知人之智，二者合而为情绪觉悟力，亦即情商所映的不同于智商的人的心理能力。
自知之明：情绪自觉和自控能力
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一大早从睡梦中醒来，或许由于在意识中被忘却的恶梦，或许因为一个想不起具体情景的尴尬经历，还在家中梳洗打扮，正准备吃早饭的你就情绪不高，感觉不快，而这一整天就是在工作中你也总是闷闷不乐，对同事们面对自己阴沉面容时所显露的表情感到莫名其妙，对自己在这一整天遇到的种种不顺觉得无法理解，真是“喝口凉水都涩牙，出门差点被蚂蚁绊倒。”如果一个人对自己处于某种境遇时的负面情绪一无所知，或者在潜意识中没有一种乐观倾向，那么他就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糟糕的心情，不可避免地会遇上各种各样的麻烦。如果任凭某种恶劣情绪无限发展、变本加厉，就会最终彻底导致一个人身心失衡。最新心理学研究表明，情绪自知或情绪自觉(Self-awareness of one's own emotions)，即个体对自我感觉和体验到的情绪变化的敏锐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自我情绪的有效调控是一切优良情绪素质的基石。
一旦某种心情被我们自己察觉，或者说某种情绪反应经过主体大脑新皮质受到了生理与心理学意义上的妥善处理，使主体对这种情绪波澜有了“自知之明”，那么我们控制它的机会和力量自然也就会相应得到加强。这种心理现象被心理学家称为“后情绪”(metamood)。“后情绪”作为一个EQ因素其所指就是一种主体通过回忆而意识到诸如愤怒、悲伤或羞愧等自我情绪，并对其产生原因有进一步认知的能力。“后情绪”使一个人对其情绪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是每个正常人都具有的能力，是一个人对自身情绪有全面“自知之明”的基本条件之一。大凡优秀文学家、音乐家、演技派电影明星等各类艺术家都具有较强的后情绪能力。例如，一个作家在进行创作时，力图回忆起自己过去的经历以便以其生活经验为基础进行想象再创造，尽管那已是多年前发生的事，没有任何现成记录，而且存在于大脑表象记忆中的各种景象已逐渐模糊，声响日趋沉寂，气味和氛围也变得捉摸不定，然而存贮于前脑杏仁体、新皮质、视丘等神经通道的沟沟壑壑，旮旮旯旯里复杂完美的超级神经互联网里的情绪——一种神经联系的类型特征却判然分明。正是依赖这种明朗、清晰、准确的情绪记忆，作家才得以继续其创作。一切想象，甚至一切记忆都是在情绪提携之下才得以展开，虽然不能保证所有细节之绝对真实，但细节失真并不影响整体相对关系的精确。这就像一幅线条简单、几笔勾勒、精妙传神的写意画中，所有与整体分离的空白与线条几乎都无法与现实物体局部特征一一对应。通过“后情绪”回顾，对情绪体验和品味越深刻，作家的文笔就会越流畅，画家的画笔就会越自如，演技派明星的表演也就会更生动。这多少也说明情绪记忆，或者说后情绪与人类想象能力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一个面对上百乐手的交响乐团的指挥家之所以能准确地指出几十名合奏小提琴手中某一位所拉出的某个不和谐音符，就是因为他对音乐所表达、所指代的情绪内涵有着一般人难以比拟的深刻体验。不仅音乐家如此，在其他艺术领域里，一种超人素质的获得也都以一定特点的情绪感觉为必要条件。指挥音乐就是音乐家将已存贮于大脑中的情绪记忆自然而然、毫不费力、准确无误地调出，并使自己全身心浸润其中，再通过动作语言表现出来以调动整个乐团。一个出色的指挥就是一个乐团的情绪中枢；而情绪就仿佛总体协调人类智慧各种因素的指挥大师。
实现“自知之明”还有一种特殊方法，可以暂时叫做“情绪反刍”，也属“后情绪”，是一种有强烈意志参与的情绪回溯。“情绪反刍”也包括那种对各种无名之火，莫名之燥，甚至各种疾病痛苦或悲剧快感之象征意义的溯本求源。一个人在进行情绪反刍时，往往以联想为纽带，沿着自己心灵发展轨迹反向信步溯流而上，慢慢体味、细细咀嚼自己过去所曾经体验到的各种情绪；对情绪的倒嚼可以使一个人变得心平气和、性情陶然。只有善于思考、乐于冥想、嗜好沉静、严于自律，甚至大知大觉、大彻大悟，并且持续发展、不安于现状的健康人才懂得运用“情绪反刍”来实现进一步“自知之明”。只有很少一部分天才人物才会把“情绪反刍”这种上天赐予的礼物当作自己立身行事的一种能力，并使之成为一种习惯，成为自己生活的组成部分。“情绪反刍”并非简单的反思反省，随意的自由联想，散漫的心猿意马，或纯粹的反向意识流；它是某些智者、能人的一种心理活动习惯，是一种通过自我剖析而体验自我的思维定势，甚至还是一种主体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手段和方式。多少年来，我们一直都在争论诸如尼采、凡·高、卡夫卡、乔伊斯等著名于世的文学艺术家究竟是创造出病态作品的精神病患者，还是智力超群、卓然独立、惊世骇俗的现代文明先驱和奠基人。人们关心他们究竟是病人还是超人？我认为，这些文学艺术大师起初都是心智健全，但却有着非同寻常“情绪反刍”能力而又醉心于将这种能力通过一定被社会认可的形式昭示于众并从中获得快感的健康人。就像一些有特殊运动才能的人，一旦其运动天才得以展现，得到实惠，至少引起了因自鸣得意而产生的快感时，便会自觉运用坚强意志，不屈不挠地磨炼，以图进一步提高其运动能力。但如果完全不顾及超量负荷和超量恢复法则限度而一味追求训练成绩，那么该运动员的生理机能就会逐渐分崩离析，引起难以想象的恶果。现代艺术之父凡·高就是这样一个苦苦地为了追求卓越而沿着自己情绪轨迹溯源而上的“情绪反刍”者。当凡·高的生活完全被这种艰苦卓绝探求深层、细腻甚至本能情绪与表象记忆里各种形象间联系之心灵冬炼完全占据时，他的精神，即凡·高大脑网络系统便由于过重负荷而崩溃了。但这时凡·高却创造出了空前绝后、超凡出众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中所蕴含的艺术家心血凝成的功力是后人难以企及的。19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弗莱德里克·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充满痛苦和顽强追求、感情汹涌澎湃的一生对于解释“情绪反刍”则更具典型意义。尼采倾向于相信任何一种回忆都是一种启示，他一生中都时常陷入一种无法停止自省的状态，于是他所能做的就是一连几个星期都记详细日记，记叙并通过记叙反复品味自己逐日的情绪。当激情在内心升涨，被持续忧郁弄得既衰弱又亢奋时，尼采就会独自沉思，然后他就会怀着很强烈的兴奋写下自己的体味：“我被一大堆无法摆脱的问题、感觉和想法搅得局促不安……其中有些喧闹呼叫、亢奋激昂，……正是新、旧世界间这种交战决定了我们的情绪；而作战状态，一方胜和另一方败，一直都被称之为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情绪。……时常地，当我窥察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并以虔诚静默对其作探究时，我就感到，仿佛带着剧烈内部磨擦所特有的那种忙碌和骚动，空气颤抖着，撕裂了，好像某种思想或某只鹰穿梭而过，一直向太阳射去。……”尼采认为：“生活是一面镜子／我们努力寻求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中辨认出自己。”[2]
你偶然做了一次木匠活，结果因为手上皮肤太细嫩，被扎了几个小木签；随后你便找来一根细针，借着户外阳光用心挑拨微小得几乎用放大镜才可辨认出的签子。木签一个接一个被挑出，直到最后一个只可感觉而无法辨认、无从下手，估计可能已嵌入细嫩的表皮之下。但手上难以确认位置的轻微刺痛却使你这颇为耐心的木匠生手感到惴惴不安，于是你就以更大耐心更仔细地寻找起来，针头所指，小心探寻，轻轻挑拨，直到天色已晚。如果你不能控制这种猫爪挠心般不安的情绪，任其发展，为了彻底消除这种你体验深刻的轻微刺痛，你就会产生一种病态意志，在手上用针到处乱拨一气。在这种情况下，浪费时间，熬红双眼，是轻；挑破皮肤，甚至挑出血脉，是重；而由于极度懊恼剁下手指则一定是疯了。然而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一定的情绪控制能力，像挑出血脉、剁下手指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但也不是绝对没有可能的。
情绪自我控制是主体在自知之明基础上，以一定情绪价值观为指导而实现的一种情绪自觉状态。控制自我情绪不是对情感本能的简单抑制；情绪自觉多少有些像亚里士多德关于意志之艰辛运作的一段经典论述：“任何人都会生气，这并非难事。不容易的是，在适当时候，为了正当目的，采取妥当方式和得当程度，对恰当人或事表示自己的忿怒。”[3]事实上，我们每个人身上及每个人周围的社会环境中，各种情绪问题比比皆是。而在各种情绪中，忿怒无疑是最难控制的易激化情绪之一。因为忿怒对行动的立即执行有一种催化作用。忿怒通常是由一种被非法侵犯（即自身合法所有权正在被无理掠夺）的感觉所引起；这时，主体身心首先反应便是一种突然的能量剧增，从而迅速产生一股兴奋激素浪潮，在极度活跃的交感神经通道里裹挟于这股激素洪流中的各种神经传导，立刻会使一个人的精神堤坝、情感闸门受到空前压力，随时都有被冲破的危险。身处逆境者，情绪处于激发状态或强压之下，其前脑内阻止情绪爆发之闸门相对而言就变得较为脆弱，他的脾气便会变得乖张不定，暴躁而易怒。美国人把有效的控制忿怒方式称作“重新评断”，即自觉地用比较积极的角度重新看待一件事。在“重新评断”中蕴含着人类控制情绪的创造性技巧。你的同室，事先未打招呼，就无礼地关掉正在运转的音响，正在欣赏音乐的你肯定会感到不快。此时对这种独断无礼的行为你可以有很多种不同选择作为你情绪之外在表现——勃然大怒痛斥对方，或若无其事压迫自我，或质问对方，或默不作声将音响重新打开等等。而如果采用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比如说非但不指责对方，反而以一种诚恳的语气认同和称赞对方，你就会收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你并不想与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或妻子、兄弟的同室者弄得关系紧张。
焦虑是另一种难以控制的情绪。与忿怒相比焦虑反应更为持久、缓慢，其危害性也不同。焦虑只要不一点一点导致失控，便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因为焦虑是对危险的一种预演，适度烦燥不安可以帮助思维集中起来考虑问题，以便尽快找到解决眼前困难的方法。但当过度而无用的担心阻碍了思维时，真正的危险就会来临；这时焦虑就会变成一种负面情绪从而使人作出退缩而非坚持、愚蠢而非明智的决定。对失败过度焦虑，只能增加失败的可能性。为什么有些人身处逆境、肩负重压仍显得轻松自如，而同样的困难与压力却会让另一些缺乏弹性的灵魂从此一蹶不振？还是充分的情绪“自知之明”才使我们获得了发展各种心理应付技巧的基础。用另一种亢奋状态去打破剧烈主导坏情绪的恶性循环也是行之有效的情绪控制法。控制情绪更需要依靠调节，而调节情绪有时需要付出代价。但如果一个正常人在精神药品上都舍得花钱，却回避种种旨在增强情绪觉悟力的锻炼，那么最终他将得不偿失。
情绪不好时，最好在认识不好情绪的前提下去努力控制它。而乐天派却事先拥有了一种心理反应机制，有效地防止了破坏性情绪的产生。心理学意义上的乐观主义(optimism)并不是指那种认为现时现世就是人类所可能拥有最美好存在环境的人生哲学；它仅指部分人在某种情况下所具有的一种积极情绪反应性向(active emotional inclination)。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马丁·塞里戈曼(Martin seligman)便对乐天派情绪反应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6]。塞里戈曼的主要理论精神也就是他实用测试中判断一个人乐观水平之主要依据，即：乐观主义者失败时总将失败归咎于一些他们能通过自身努力而改变的因素，而悲观主义者却总将失败归咎于一些他们无法改变、与生俱来的主观因素；乐天派还有一种自觉能改变颓势、扭转局面的信心，而且这种信心总在不断地自我加强着。塞里戈曼还把这种不断自我激励的行为称作“自强不息”(self-reinforcing)。塞里戈曼理论是具有时代精神的一种创造：塞氏将乐观、自强精神划分成许多量化因素，并将这些量化因素用标准化测试的形式规定下来，再将这些测试应用到实际中去接受现实检验。当塞氏关于乐观水平和自强精神的测试题被成功地运用到一家叫“都市生活”的保险公司(U.S.A"Metropolitan Life")选拔人寿保险推销员的实践中去后，其现实意义便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在塞里戈曼的理论实践中，那些遭到旧观念（即公司常规入门考试）淘汰但却因在塞氏测试中获得高乐观水平分值而被公司破格录用的乐天派们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就。虽然塞里戈曼仅在保险业中推广了自己关于乐观的理论，但有实际效益的塞氏测试却无疑已成为情商理论和测试的一个极有意义的发展阶段。
知人之智：情绪他觉和移情能力
PONS，即Profile of Nonverbal Sensitivity——“非语言性感觉力之侧面”，是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罗伯特·罗森萨尔(Robert Rosenthal)发明并逐渐完善了的一套用来衡量一个人接受情绪暗示亦即辨别他人情绪特征能力大小的测试题。许多心理学家都认为，大约90%的人际间情绪交流是非语言性的(nonverbal)。人们惯常使用种种具有意味的身体语言表达自身情绪，而我们通常也是依赖身体细微变化来判定别人情绪反应并与他人进行情绪交流的。罗森萨尔"PONS"测试由一组电影镜头和许多道选择题组成，电影中一个青年女子不停变换着各种表情——恼怒、厌恶、嫉妒、感激、诱惑等。这些镜头经过罗森萨尔巧妙剪辑并被重新编排组合，其中一些关键的非语言性暗示动作还被有意遮挡以增加选择难度。如，有时被测者只能看到银幕上这个年轻美貌女子的脸而看不到其身体，有时看不到其眼睛，因为眼部被一小条黑块有意遮住了，或看不到她正在挥舞的手臂等。于是被测对象便只能通过其他更细微复杂并作为某种情绪牵发之全身运动的一小部分暗示性动作来判断连续画面中弄姿作态的少女在当时所着意表现的真实情绪。研究者们发现绝大多数在PONS中获得高分的成年被测对象在实现工作和人际关系中往往表现出更出色、更成功的特点；取得PONS高分的少年在学校中也更受欢迎，更加活跃，受到老师和家长更多的好评，尽管他们的智商很一般。PONS所试图反映的实际上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眼色”或“眼力”，即一个人在人际关系中所体现的“移情”能力。“移情”就是“知人之智”，是情绪觉悟力的一方面构成，是情商基本因素之一；与“自知之明”相比，“移情”主要在帮助一个人发展更为广阔的人际社会关系时起至关重要的作用。PONS只是EQ初级发展阶段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它仅能反映或衡量部分人类初级移情能力，但PONS却为“知人之智”提供了一个划时代的创造性测量方式。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一些西方心理学家不仅运用心理学方法分析评论了大量文学艺术作品，而且还在解释研究普通人心理历程时借鉴了许多曾经只用于哲学、文艺学的理论概念。作为一个经典美学理论，“移情说”（德／英：Einfühlung/Empathy）在西方近代古典主义哲学中曾占重要地位，而将移情这一美学概念应用到普通心理学中去则是19世纪末以来的事情。无论我们将那种接受客体（在心理学中通常指人）情绪暗示的心理活动称为“移情”、“神会”，还是“通感”，它都是指作用于主体和客体间的一种个体情智（或心知、或情绪觉悟力），不仅包括主体对客体情绪的感觉认知，或体味模仿，而且还包括主体对客体情绪的调动控制。通情达理、善解人意、体贴入微、知礼识趣、举止得体、慷慨大方、不骄不躁、不卑不亢等形容词都是用来描绘一个人良好的社会形象的。“移情”能力是获得以上各种情绪技巧的关键内核。“移情”在美学理论里指的是一种通过想象将自身先验情感灌注于客体，并使客体似乎也具有了这种情感（如：“悲花、悯草、伤心木”等）的艺术表现手法。而在传统心理学里，移情有两层含义：其一为同情(sympathy)，即感知、觉察他人情感、想法和感受；其二为同理或理解(understanding)，即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体会他人投射给自己的情绪并产生共鸣，正向或反向主动接受这种“心灵感染”。所以有些中国心理学家也把移情(empathy)译为“同理心”[4]（比同情心sympathy更具主动性）。现今情绪研究新潮中，移情这个心理学概念之外延被有意无意地扩大了，变成了一个仿佛心理学所描绘的客观心灵精神世界里无处不在的“万有引力”似的概念。“移情”可以作为一种“心灵万有引力”泛指人际中各种精神情绪之相互作用。正确感知和妥当处理他人情绪暗示的主动移情能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个人是否能在社会中最大程度发挥自己的潜能。
移情是人人皆有的本能，像其他情绪反应一样，都是与生俱来，但能被经验所定型，有巨大个体差异的心理素质。在医院产房育婴室里，一个还睡在襁褓中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听到邻床另一个婴儿哭叫声时显露不安，就表明这个婴儿已具有了移情能力。尽管仍然年幼，大部分孩童只是通过模仿或被动共鸣来学习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但他们却已具有了能做出各类情绪反应的移情机制。儿童发展心理学家发现各种移情机制都是先天性的，但他们同时还发现，如果一个婴儿通过学习而开始表达的某种情绪不被其周围成人所察觉并给予适当鼓励式反应以加强这种稚嫩的移情机制，该婴儿不仅会很快停止表达这种情绪，而且由于该机制早期发育缺陷，长大后他或她也很可能对其他人的这类情绪暗示投射作用逐渐变得越来越迟钝。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巴特·考勒尔(BertCohler)和爱里克森研究所主任弗兰·斯托特(Franstott)合作研究，发现心理不健全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儿童会经常表现出极度恐惧，而且其情绪反应也表现出与他们心灵残缺精神病态父母的极端一致性。他们有一个研究对象，是一个叫尼古拉斯的小男孩。尼古拉斯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恶习，他经常在幼儿园课堂上，悄悄趁人不备逐渐接近邻座同学，其动作轻柔文静，似乎毫无恶意；但当他伸出的嘴唇贴近对方脸颊就好像要给邻座一个吻时，他却残忍地露出牙齿咬了毫无防备的邻座一口。就是这样一个行为古怪的小男孩引起了考勒尔和斯托特的极大兴趣。于是他们便找来尼古拉斯小时与他那患了精神分裂症的母亲在一起相处的录像带，回过头去研究尼古拉斯早期生活环境，并惊奇地发现尼古拉斯病态的母亲对年仅一岁八个月的小尼古拉斯各种不愉快、生气、不满或挣脱怀抱想要独立的情绪正是给予强迫性的各种吻作为直接反应。这些意味复杂但主要表示反感、不快甚至恼怒的吻日后被尼古拉斯发展成为一种恐怖行为。科学家们将这种吻戏称为“死亡之吻”。荧屏上仍在襁褓中的小尼古拉斯对自己母亲那渐渐接近的嘴唇之真实含义是再清楚不过了，他的直接反应便是恐惧地弓起了脊背——多年后他以同样方式表达了因对某人反感而产生的狂暴情绪。尼古拉斯极端异常的行为并不能说明其移情能力低下，相反只能说明他具有很强的移情能力，只是产生移情反应的机制出现了畸形。经过医护人员的有效治疗，尼古拉斯逐渐改掉了“死亡之吻”的恶习，但心理学家们几乎可以肯定，长大成人后的尼古拉斯在恋爱中会遇上麻烦。科学研究证明人类大脑里决定其行为和感觉的前脑神经传导只有在青春期后期才能发育成熟，而在此之前任何一个儿童都会遇上一个神经学意义上的“机遇之窗”。最新情绪理论主张情绪教育从小抓起就是以此为依据的。
芸芸众生，茫茫人海，无论你是身处官场勾心斗角之险，还是陷于邻里鸡毛蒜皮之琐，都免不了要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我们无时不受他人影响，也无时不影响他人。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流浪于大街小巷的精神病患者与一个西服革履、油头粉面、端坐在谈判桌前的生意场掮客都会影响其周围人，引起他人或大或小的心灵波澜。这便是移情作用。“出门观天色，在家看气色”是长期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旧中国妇女为了适应各种家庭关系而总结出的经验之谈。也就是说“察颜观色”对于旧社会未受过多少文化教育、小心翼翼地侍奉公婆、照料子女、伺候夫君的家庭主妇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移情能力。无论叱咤风云、翻云覆雨的铁腕政治家，还是闲云野鹤、隐迹山林的世外高人，在他们获取那种对国家大事、民族兴亡、人心向背进行“审时度势”的能力之前，都必须经历一个在简单人际中通过“察颜观色”磨炼发展移情能力的过程。“察颜观色”、“审时度势”实际上就是汉语言中对人们主动利用本能移情力在社会人际精神世界中争取一个有利位置之心理活动轨迹的经典描述。罗森萨尔PONS测试使人惊喜的研究结论已证明类似于“察颜观色”的人类移情能力对于一个人能否成功适应其存在环境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而“审时度势”则是发展、扩充了的“察颜观色”，指一个人与他人交往中，以大量、丰富、全面、细致的移情经验为基础，而逐渐获得的一种对比简单人际更广阔、复杂的社会局势之总体把握和揣摸判断的较高级移情能力，是一种不能被IQ所反映的人类智慧，属于EQ所反映的情绪觉悟力。
由于是哺乳动物，人类从小就能得到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呵护，那时整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混沌、善意、温暖的怀抱。甚至还在幼儿园，当有了初步自我意识的儿童，觉察自己身处一个比家庭关系更复杂、更严酷的同龄人际关系时，他们就已经获得了一个初步而朦胧的世界概念。这种模糊世界概念，都是以儿童对由其周围同龄者主观世界构成的最近人际精神外环境的移情感受为基础，并通过各种关于民族、国家、政治势力甚至东西方关系的“道听途说”而获得的。虽然这种移情印象总在不断分化、同化中发展，但其基本结构关系却会相对稳定。就如同我们身体不断成长、变化、成熟，而四肢、五官之相互关系却基本不变。我们可以仔细琢磨一下，现今这个包括种种同盟、协约、地区民族局部冲突的世界格局是否与我们学生时代在班级学校环境中习以为常的拉邦结派有着惊人相似的结构？作为权威象征的班长、老师其实也像现今的联合国那样对于种种局部冲突和结盟运动起不了太大作用。虽然我们小时候没有去过美国，甚至在那个遥远年代很少能见到关于美国的图片，但一个与我们现在成熟头脑中的美国区别不大的形象却依然那么鲜明、那么生动。其实几乎没人怀疑自己头脑中某些神经元集合所指代的就是他没有亲眼见到的某个国家、某个地区、某种政治势力。存在于每个幼小心灵中的“时势”概念都是通过各种复杂移情作用而形成的。直到我们长大成人，各种关于地球上各民族、国家、政治势力的形象依据，除细节不断丰富外，其基本关系却始终如一。因为20年对一个人来说虽然漫长，而对世界历史发展，人类文明进步来说则多少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任何发展变化都会在我们头脑中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迹。
人类在发展中所获得的总体把握外部局势之高级移情能力（或抽象移情能力，或“超移情”—"super empathy"）有很大的个体差异，这种差异是由基本情绪反应机制之个体差异决定的。在漫长的人类史前时期大概没有哪个氏族成员怀疑过其部落首领是否有足够智商，因为所有首领的共同特点就是那种出类拔萃、不同一般的体格和那种克己奉公、公正无私的情绪觉悟以及以上述两点为基础而获得的巨大感召力和煽动力，即“超移情”能力。奴隶、封建社会因为皇位和士族身份可世袭，人们对于那种“能说会道、能掐会算”的IQ因素总体上还是不太重视的，尤其在中国，人们总认为那种治国安邦之才应以能体现情绪觉悟力的诗词、文赋为评价标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非常频繁，而各种造反首领几乎都因其具有一种使众强凝聚团结的超移情力才可形成一定气候，甚至最终夺得王位建立新王朝，其中以智商不算高甚至显得略为平庸的汉高祖刘邦最为典型。在中国古代儒道哲学氛围里，人们往往不看重机巧，像三国诸葛亮、隋唐徐世勣这样高智商者便因永远不具备“王者之气”而充其量只能做一个地位很高的参谋幕僚，因为他们没有刘备或李世民所具备的超移情力，即一种安抚黎民百姓、聚合众强群豪的情绪感召力。在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大小小的政客们能否在选举中赢得更多选民支持，除取决于他们社会种族家庭背景外，在个人资质方面则取决于其能否迎合一定社区、城市、州省乃至整个国家多数公民心目中的情绪价值取向。尽管现代社会那些从社会中搜敛财富，靠公众“施舍”暴富的商人、影视体育明星、工匠手艺人（如工程师、机械师）、甚至说书卖唱打把式卖艺者（如畅销书作者、流行乐歌手、杂技魔术表演者）因其所占有的巨额财富，社会地位逐步上升，但是那些政治家、领导者在当今世界社会阶层中仍处于至高地位。有心理学家曾研究发现，许多成功政治家的智商仅处于中等或略微偏上水平，而一些智商颇高、绝顶聪明者却会由于种种性格原因（亦即“情商因素”）而仕途多厄。年轻时曾踌躇满志、立誓济世经国而智商卓绝者为何常常终生囿于书斋之中，落得只能翻翻故纸，最多著书立说以评点古今之下场？仕途通达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算是莘莘高智商者在官场最成功典范之一，但国务卿说起来也只不过是个超级参谋而已。朴实憨厚的吉米·卡特，与满腹经纶的基辛格相比，简直像个智商不足者，但他却独揽了世界最强国之经济、军事大权达四年之久。卡特卸任十年后竟老树开新花，成了解决各种国际争端的政治明星、世界级说客。
超移情能力可使一个人对于在我们周围客观存在着的社会人际精神世界里各种纷繁复杂的关系结构的感觉具有立体透视的效果，并为自己找到一个最易适应的位置。一个具备超移情力者在团体中总处于中心位置，他可以通过自身语言或非语言情绪暗示使这个团体中其他人最大程度地避免其情绪反应弱点，如恐惧、害怕、莽撞、轻薄等，从而维持这个团体稳定，使其在社会历史变革中最大程度发挥效用。如身强体壮在原始社会中因可以使氏族成员减弱恐惧情绪往往能成为一个首领获得超移情力的主要因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再也不会惧怕自然界，身强体壮者的超移情力也随之减弱；但随着电视电影娱乐业发展至今，凡是能使人群激动，能通过移情作用使众人愿意为之“捐助”的人由于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其移情潜能便得到了充分发挥。各类明星，就是那种使大众能自动为了某种情绪原因掏出自己的一份金钱的人，在信息交通得到极大发展的今天，一个一个都变成了超移情力者。这也说明超移情作用很难界定，尤其是在当今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人类情绪价值取向极端混乱的时代。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急需寻找一个共同精神价值标准，这应该是那些IQ与EQ皆非常杰出者的工作。
“自知之明”与“知人之智”共同构成了人类情绪觉悟力，此二者皆为情商因素。“自知之明”是一切优良情绪素质之基础，所以“知人之智”也必须以“自知之明”为前提；控制自我情绪也是控制他人情绪之前提。有了个体情绪变化以及个体对自身情绪之认知和控制，才会在人际精神空间中出现移情作用，我们的行为才具有了社会性。当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的智慧或许会转而重视起与物质世界相对的精神世界，那时我们便不会赞颂自己征服自然，突破自身速度、力量或运动技巧极限的能力，相反，我们会热爱、保护有限的生存空间，崇尚和平、轻松、无为的生活态度。使人类转向内视，反省自我并不是个难以企及的梦想；严酷的现实已经使部分人猛醒。
注释：
[1]《道德经》第33章首句。
[2]谈蓓芳译《尼采传》。
[3]亚里斯多德：《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转引自《EQ因素》）。
[4]Nancy Gibbs：《EQ因素》。
[5]张春兴：《现代心理学》，第16章，第3章“人本治疗法”，第6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