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史学》中的几个重要命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史学论文,命题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代学者，梁启超所涉领域之广，著述之丰，不及备举，称得上“新史学的元祖”。胡适、梁漱溟、陈垣、丁文江这些著名学者，都视梁启超先生为宾为师，时人公认章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梁启超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新史学》一篇长文，分《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六节，以批判与创新的精神，激烈抨击了封建史学的弊病，阐明了资产阶级史学的基本宗旨。在这篇重要的史学论著中，梁启超提出了“史界革命”、“求史之公理公例”、“统在国非在君”等重要思想命题，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
命题之一：史界革命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一篇中提出了“史界革命”的著名命题。他说：“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但是，翻遍中国史书，能够具备“养吾所欲”、“给我所求”的，几乎没有一本，因此，梁启超大为感慨：“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
在梁启超看来，史学是学问最博大且最重要的一门学科。欧洲民族主义之所以发达，西方各国之所以文明，其中史学的功劳是很大的，因为它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那么，中国的史学怎么样呢？要说是够发达的了，翻一翻两千多年来的古书，浩如烟海，而其中史学之书便占了六七成，然而却陈陈相因，没有开辟出一个新天地，使这门博大重要的学问真正普及于国民。原因何在？梁启超认为，在于中国封建旧史存在有四蔽、二病。
一蔽，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梁启超认为，近代国家观念以国民为主体，传统国家观念则以帝王为主体。什么是国家呢？“夫国也者，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注：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1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因此，历代史家都以为天下者便是君主一人的天下，舍朝廷外无国家，从来作史的人，都是为朝廷上的君主所作，却没有一书为国民所作。一部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写的都是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说穿了，二十四史真正是地球上一本空前绝后的“相斫书”。因此，中国之国家思想至今不能兴起，那些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区别的史家，怎么能逃脱自己的罪责呢？
二蔽，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著作本来应该以人物为历史材料，以人物为时代的代表，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生。而中国史家多为鲫鱼，却没有一人有这样的眼光，他们只会为封建朝廷作本纪、列传，而且“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其实是无数个帝王将相的“墓志铭”凑成而已。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不发生，群体所以不成立，正是这个原因造成。还在1897年，梁启超便提出“君史”、“国史”、“民史”三类史学的概念，认为本纪、列传之类，不过是一部部“君史”，而民史乃是为社会一般人而作，能够“鉴往以知来，察彼以知己……于其国之寝强寝弱与其所以强弱之故，粲然秩然，若数白黑而指经纬”（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因此，民史不是君主资治通鉴，而应是“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七十三。）。
三蔽，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作史的宗旨原本在于经世之用，所以西方史家写史。愈到近世记载愈详密。梁启超认为，中国却恰恰相反，封建旧史因为只“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而对于当朝统治者便不能不有所忌讳。于是，除非改朝换代，否则当朝之史便不能出现。结果只能记陈务而不记今务，历史成了“为若干之陈死人”所作的“纪念碑”。中国国民至今仍泥古而不合时宜，对此封建史家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四蔽，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史之精神为何？曰理想是已”。梁启超认为史家作史，应能探究人群与人群之间、时代与时代之间、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前因后果，做到以史为鉴，这样才能有益于当代。而中国旧史却只知呆然记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于甲事、乙事所以发生的原因、结果、影响，能给人们何种借鉴和启示，“皆莫能言也”，好似“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不但不能开启民智，反而闭塞、消耗了民智。
因以上四蔽，又生出二病：
病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梁启超说，中国旧史，满纸填塞，叙述的都是邻猫生子一类无用的事情，往往读尽一卷，没有一句有价值的话。而中国史书汗牛充栋，一日读十卷，也需三四十年，人寿几何，何以堪此！中国史学知识不能普及，都是因为没有善于辨别精华，剔除糟粕的良史。
病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细数两千年来史家，有创作之才的不过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黄宗羲几人而已，其余都是碌碌无为，因人成事。如《史记》以后，都因袭《史记》，《通典》以后，都摹仿《通典》。这样的史书，“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以故每一读辄惟恐卧，而思想所以不进也”。
以上四蔽二病，给读者造成极大恶果，厥有三端：
一端，难读。浩如烟海，穷年莫殚；二端，难别择，不能辨别某条有用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三端，无感触，不能激励爱国之心，团结合群之力，以顺应时代潮流。
梁启超将封建旧史“四蔽二病三恶果”一一历数，痛斥封建史学为“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淋漓尽致，剔肤见骨，充分体现了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中批判精神的精髓。
命题之二：求史之公理公例
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史学之界说》一篇中，提出了“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是他在批判封建旧史的基础上，以进化观为核心，昭明自己对历史的意义及目的的认识。分析起来，包含有三层意思：人群、进化、公理公例。
关于“人群”。梁启超说，历史所最当关注的事情，只有人群之事，如果这个事情不是关系到人群，那么即便它是奇言异行，也不应该进入历史的范围。因此，史家作史所重应在人群，而不在一人。中国封建旧史视历史为人物传，动辄为某人树碑立传，连篇累牍记载的是无关人群的言论。这样的史书读起来让人“欲卧欲呕”。结果，读史千卷，仍然不能了解人类社会进化的大势。因此梁启超说：“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如以一人也，则今人必无以远过于古人”（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为什么呢？他解释说，要说人的身体、四肢、五官、质点血轮，古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要说智识能力，古代的周公、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甚至比今人强呢。但是，为何往往有周公、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们所不能知之理、不能行之事，而今天的乳臭小儿能知之、行之呢？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他们“食群之福，享群之利，藉群力之相接、相较、相争、相师、相摩、相荡、相维、相系、相传、相嬗”，使他们“而智慧进焉，而才力进焉，而道德进焉”。（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可见，史家“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
关于“进化”。梁启超认为，宇宙间有两种现象，一为循环现象，这种现象是“去而复来，止而不进”；一为进化现象，这种现象是“往而不返，进而无极”，象一螺线前进。孟子说过一句话：“一治一乱，治乱相循”。梁启超认为孟子的话完全是“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他是误认“螺线”为“圆状”了。中国数千年没有良史，归根到底是因为历来作史的人不明白进化这种现象。
关于“公理公例”。梁启超说：“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再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进而又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者也”。（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所谓“公理公例”，照梁启超的意思，当是指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梁启超认为，学问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客观，是指对事物的研究；主观，是指作学问的人研究事物时所具有的心灵。只有把客观主观结合起来，才能作出真学问来。所以，史家不但要叙述历史的过去、现在这些客观事实，而且要心怀哲理，研究历史内在的联系。数千年来，封建史家不能有得于对“公理公例”的探求，原因有两个：一是“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二是“徒只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因此，在梁启超看来，封建史家都是只知客观不知主观，他们写的史书，也被梁启超讥笑为“有魄无魂”。对此，梁启超感慨地说：“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他还劝告人们“读断代史，不如读通史”，“读一国之史，不如读万国之史”。（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二。）
那么，求公理公例是为了什么？当然不是为了“理论之美观”，而是为了“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是为了“以过去之进化，寻未来之进化”，是为了“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
封建旧史历来讲究“垂诫”作用，通过善恶褒贬的道德说教来达到以古诫今的目的。梁启超提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这一命题，把历史学从善恶褒贬的伦理说教下解放出来，赋于它探究人类社会进化规律的任务。这种对历史学任务、目的和意义的认识，是前无古人的。
有人说梁启超的学术是“浅尝多变”。果然，后来他在历史进化观的问题上也变化了。1922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把历史概念解释为“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这里，他用“赓续活动”取代了“进化”，用“因果关系”取代了“公理公例”。
是什么原因使他变化了呢？一般的说法，是因为他在政治上落伍了，学术观点也就退步了。为此，有人扼腕叹息，缺憾不已；有人责难批评，斥为论敌。其实，似乎大无必要，这都是由于以往我们太习惯于追求完美了。依平常心来看，至善至美的人并不可爱。何况，天底下哪里又能找得到这样的人呢？
命题之三：统在国非在君
《庄子·人间世》有“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一句，是说晨朝受诏，暮夕饮冰，用来形容内心极度惶恐焦灼。梁启超生性热烈，是一个有血性的热肠人，他引用庄子这句内热饮冰的话，以饮冰自号，是很恰当的。时隔近百年，今天读梁启超当年的文章，仍可感受到字里行间笔走风雷，炽热豪爽的气息。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论正统》一篇中，就“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的谬论，在尖锐地批驳了封建史学的正统论后，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统在国非在君”的思想命题。这一命题包含以下三层内容：
第一，揭露了正统之说产生的原因。梁启超认为，所谓“正统”，原本并不存在。那么，后来它是怎样产生的呢？梁启超分析说：一个原因是“夫统之曰者，始于霸者之私天下，而又惧民之不吾认也，乃为是说以钳制之曰：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吾生而有特别之权利，非他人所能几也”。（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原来如此，历代君主大谈正统，是为了霸天下为私有，怕人民不顺从，才编造出正统之说加以钳制。所谓“正统”，其实就是“君统”。君统确定下来后，便由着自己作威作福，恣睢蛮野，百姓还不能说他不义。而人民稍加反抗，君主便以不忠、不敬、大逆、无道这些罪名锄之、摧之。正统之说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封建史家煽扬奴性的结果。他说，千余年来这些“陋儒”不仅津津乐道于正统之说，而且“攘臂张目，笔斗舌战”，为某家某姓争一个“正统”之名，都是甘当奴仆，“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梁启超嘲笑说，依“陋儒”之说，君主是最神圣的。所以，当某国一时缺一君主时，则不论乱臣、贼子、大盗、狗偷、仇倠、夷狄，而其中必有一人一姓被“陋儒”们取出，把他作为偶像崇拜，并说：“这是圣神呀！这是圣神呀！”而当一时忽有几个圣神一起存在时，这些“陋儒”便会在群圣、群神之中，以抓阄掷棋之法择取一人一姓而膜拜道：“这个是真圣神呀！这个是真圣神呀！”其余便是乱臣、贼子、大盗、狗偷、仇倠、夷狄。至于同一人被甲书称之为乱贼偷盗，而乙书却称之为圣神的事情，那就更多了。譬如金兀术、完颜亮等，在宋史谓之为贼、为虏、为仇，在金史则称某祖某皇帝；朱温、朱棣等开始被责骂为叛、为盗，后来忽又被称某祖某皇帝了。陈涉、吴广、窦建德、黄巢、李自成、洪秀全这些人也就是失败了，如果他们稍有天幸，能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又有谁敢骂他们是“叛逆”呢？可见，正统的标准就是“成即为王，败即为寇”。在封建史家笔下，历史成了“赌博”、“儿戏”、“鬼域之府”、“势利之林”，因此，中国封建旧史的谬误，没有比鼓吹正统论更大的了。
第二，批驳了封建史学所谓正统的六条标准。封建史家衡量正统与否的理论是什么呢？梁启超列举有六条，即“一曰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其正不正”；“二曰以据位之久暂而定其正不正”；“三曰以前代之血胤为正”；“四曰以前代之旧都所在为正”；“五曰以后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为正”；“六曰以中国种族为正”。梁启超认为这六条标准根本就是自相矛盾。譬如要以得地多寡论正统的话，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前秦苻坚时的版图超过南方东晋司马氏好几倍；宋金交争时期金有天下三分之二，但是为什么得地少的东晋、宋为正统，得地多的秦、金却反而被称为“不正”呢？如果以据位之久暂论正统的话，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南汉立国时间都远过于梁、唐、晋、汉、周，但是为什么后者却被认为正统，前者却为“不正”呢？至于封建史家长期以来就蜀魏孰为正统的争论，就更令人可笑了。以都邑论正统的认为魏是“真人”，以血胤论正统的则说蜀是“宗子”……，直到现在仍然争不清楚。
第三，只有君主立宪制才可称正统。梁启超认为，不论正统则罢，苟论正统，自周秦以来没有一个朝代能称得上正统的。按照封建史家的标准，夷狄是不可为正统的，那么“则胡元及沙陀三小族，在所必摈。而后魏、北齐、北周、契丹、女真，更无论矣”；篡夺是不可为正统的，那么，“魏、晋、宋、齐、梁、陈、北齐、北周、隋、后周、宋，在所必摈，而唐亦不能免矣”；盗贼是不可为正统的，那么，“后梁与明在所必摈，而汉亦如唯之与阿矣”。（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这样一来，我们又当去哪里求正统呢？为此，梁启超提出：“统也，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更无正之可言”。（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只有国家才是正统，只有民众才是正统，如英、德、日诸国那样，只有经过宪法确定，并且得到人民承认的君主立宪制才是真正的正统。
梁启超是一个战斗的学者，他虽然说过“为历史而历史”的话，但实际上他的学术论著“骨骼里往往带有政治的意味”，正如他所说的：“凡一新学派初立，对于旧学派非持绝对严正的攻击态度，不足以摧故锋而张新军”。（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四。）因此，他自称是“新思想界之陈涉”。有人因此对他的学术有些微辞，然而他筚路蓝缕以开荒荆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