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研究的三重视点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点论文,史研究论文,关系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2-0094-07
文学史研究不是流水帐的记录和梳理，而是在对文学的发展过程的关注中寻觅问题以及对问题的解释。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曾经写过一些论文发表意见，并且曾经对文学史的述史模式有过一些辨析，认为文学史其实可以有若干不同的述史的模式，而这些不同的模式就可能对同一文学史进程持以不同的具体见解。在此则是换一个角度看待文学史，就是认为对于文学史的研究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视点，而研究的视点不是单一的，研究者面临选择和协调的问题。
梅洛·庞迪曾经说，“时间不是一条河流，不是一种流动的实在”，“如果我们把客观世界和面对的有限视角分开，把客观世界看成自在的，那么，我们在客观世界中只能发现诸种‘现在’。”①这里表白了一种观念，就是对历史的叙述其实依赖于历史的叙述者对于材料的把握。对于文学史而言，这种把握要依赖一些具体化的步骤，那么叙述历史的视点应该算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以下，从几个方面来辨析各自的状况，然后在总体上加以小结。
一、文本间关系的视点
文学史对于历史过程中的文学的看待首先应该是着眼于所在时期的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括几种不同类型。首先是价值关系，即要有相当的价值等方面的重要性的文本才可能进入到文学史的视野。其次是影响及源流方面的关系，即考察它所来何自，对于其后的文学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再次则是所述文本与其它文本之间的实际的对话关系或者人为地构建的对话关系，即同样都是作为文学史的材料，那么文学史的编撰者和研究者需要做的一件工作就是使得材料之间建立关系或者把它们之间实际发生了的关系凸现出来。
这种文本的对话关系可以在若干不同的层面体现。它包括文本内部就可能发生的对话，诸如在中国格律诗中，对仗就是两句之间相互以对方作为自己表达的依据，这种相互关系就可以是一种对话，即自身的合理性建立在对方存在的基础上。不过这里主要是提出文本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有一种情况是研究之前就发生了的文本关系，如江苏作家高晓声当年创作了小说《“漏斗户”主》，虽然发表了，但是作者感到没有取得自己满意的反响效果，于是就又创作了另外一篇小说《陈奂生进城》。在《“漏斗户”主》中，主人公陈奂生是一个每次都领取补助，但是老也吃不饱的对象，别人就只好戏称他家为“漏斗户”，陈奂生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的户主。作者希图通过第二篇小说实施系列小说的任务，而在系列化之后，头一篇小说就可能得到新的批评的注意。作者自叙是想以第二篇小说来“救活”反响不大的第一篇小说。②事实上，作者的这一设想获得了成功，《“漏斗户”主》与《陈奂生进城》都引起了评论界的高度注意，这也使得作者进一步拓展思路，以后还陆续发表了《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等，最后则写了《陈奂生入党》。这样一个小说系列其实在最初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计划，而是在发表了前面一篇之后，作者再根据自己新的思考，有时是根据自己对前面一部作品所得到的读者的反应来进行下一步的工作。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系列文本中的相互纠缠的关系。
另外还有一种文本间的关系属于评论者所拟构的。如宋代葛立方曾经评述说：
竹未尝香也，而杜子美诗云：“雨洗涓涓静，风吹细细香。”雪未尝香也，而李太白诗云：“瑶台雪花千万点，片片吹落春风香。”③
这里杜甫的诗作见于《严郑公宅同咏竹》，全诗为：“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色侵书帙晚，／阴过酒樽凉。／雨洗涓涓净，／风吹细细香。／但令无剪伐，／会见拂云长。／”而李白诗作见于《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与杜甫诗作为五律这种格律诗不同，李白这首诗是“古风”，全诗32句，句式参差不齐，以七字句为主，间有五字和九字的句式。诗曰“我吟谢朓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谢朓已没青山空，／后来继之有殷公。／……瑶台雪花数千点，／片片吹落春风香。／为君持此凌苍苍，／上朝三十六玉皇。／下窥夫子不可及，／矫首相思空断肠。／”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两首诗分别写的不同题材，杜甫咏竹，而李白属于游仙诗；在具体体裁上二者也不同，一属格律诗，另一种属古体诗；再有区别就是，葛立方在“香”方面立论，那么杜甫是把“香”落实到日常生活层面，而李白的“香”落实到了远离日常生活的层面。这些不同存在着，应该不会把它们联系起来，至少在作者并没有想到，而现在由于要论证文学中的“通感”，就使得它们体现了超越感官的感性描写的特性凸现出来了。
强调文本之间的关系，它是对一些问题的发见，就是说，如果不建立这样的相关性，就不会有一些问题的出现，而这些问题可能造成研究过程的困惑，但是也可能是研究取得进展的契机。另外，文本的相关性也可以强化文学本身的影响力。如韦勒克指出：“大多数文学史是依据政治变化进行分期的。这样，文学就被认为是完全由一个国家的政治或社会革命所决定。”④这样的说法比照我们所见的文学史的实际情况完全是真实的。且不说唐代文学、宋代文学之类的分期是否恰切，且看我们当代的文学史，基本上都是以某种政治事件作为文学分期的理由，如“文革”之前的文学，“文革文学”，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为标志的新时期文学等等，这样做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政治事件确实在这些时期对于整个社会产生了全方位影响，可是这样的文学分期只能算作一种特定角度，它可以比较好地凸显出特定时期文学所体现的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可是没有体现出不同时期文学的内在的、审美的特性及其变化。而强调文本之间的关系，就需要把文学研究落实到文本自身，反过来说，也就是如果要注重文学自身的规律性的方面，就需要文本间关系这样的视点。
我们也还可以进一步说，其实对文本间关系的强调，并不只是文学本身或者美学范围的问题，即使要从社会学的意义考察文学，那么文本关系也是非常重要，并且不可或缺的一环。克里斯蒂娃曾经说：“艺术揭示的是一种特定的实践，它被凝结于一种具有极其多种多样表现的生产方式中。它把陷入众多复杂关系中的主体织入语言（或其它‘意指材料’）之中，如‘自然’和‘文化’关系，不可穷源的意识形态传统和科学传统（这种传统因此是有效的）和现时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欲望和法则，身体，语言和‘元语言’等之间的关系中。”⑤这里众多的关系确实都是文学研究需要考虑的，那么考虑的基础何在呢？这种考虑要落实到一个具体的对象，那么对象首先就是文学文本，而且要结合到文本和文本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一副扑克牌本身还只能说明出牌问题，而只有把牌码分派到了各个牌手之后，扑克牌才显示出巨大的变化的能力。文学的研究在结合到了文本及文本间关系之后，才真正有一种研究的题域宽阔无边、博大深邃而又充满了乐趣的感觉。
二、历史关系的视点
文学史作为对文学的历史角度的述写，就必然要涉及历史关系问题，而且为了说明文学，也需要把所关注的文学挪入到某一历史框架中，这样一种研究的视点也是相关文学存在的依据之一。当年，“五四”文学在旧学究的眼里不过就是引车卖浆者之流的，白话文在文采上的确和已经成熟的传统的文学的语言之间有着巨大差异，至少传统的文学已经有了一套“练字”的功夫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诸如意境等的美学的话语，而白话文则完全没有这样的历史的积淀，而且在当时文人的教育中，从小所受的文学的熏陶也都是旧学基础上的。在这样的局面下要向旧的文学挑战，应该说在实力上先天不足，可是文学史的进程则是走向了一面倒，虽然新文学也遭到过一些抵抗，不过从它诞生起，就是逐渐地走向了文学的主流的地位。关于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作为当时文学革命主将之一的胡适有一段说明：
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⑥
他在这里所说的，是关于当时文学革命其实在主要的方向是宣传启蒙思想，可是落实到具体的文学主张时，则是强调文学形式的一面，这样一种变通其实和启蒙思想的引入有着同构，即启蒙思想如果从思想的角度看，它和中国传统的思想相对，仅从时代角度看可以称之为代表了进步；可是如果从地域角度看，它毕竟是舶来品，这种外来的事物本身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就是怀疑的对象，而且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对于西方也毕竟有着一种深刻的防范心理，在文人大多是接受的传统发蒙教育的情况下，如果从启蒙思想入手，并不能保证有好的推广效果。把相关的改革的内容形式化，则变革的正当性并没有损失。这里就是对于当时的文学革命进行的一种分析，而事实层面究竟如何则只能在多种不同的说法中寻思了。
我们还可以把目光放在更早的时代，则文学史的叙述也可能有着不同的面貌。王国维曾说：“余谓律诗与词，固莫盛于唐宋，然此二者果为二代文学中最佳之作否，尚属疑问。若元之文学，则固未有尚于其曲者也。”⑦王国维对于流行的唐诗、宋词、元曲的说法有所微词，但是肯定了元曲的代表性。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通行的文学史的教材，就是以唐诗、宋词、元曲各自为所在时代的代表性文体。再往后的话，则明清时期的小说占了很大比重，甚至把小说作为了主流。可是考察当时的文学观念，所谓文学就是“文”，而这个“文”其实与今天的文学并不是完全重合的概念，它还包含了策论等应用文，相对于诗歌有着更重要更中心的地位。而在20世纪初叶才成为大学里面一个学科的中国文学史，则选取了在20世纪的文学观念，没有理会在中国古代首先使散文（主要指政论文）、其次是诗歌作为文学核心的观念，以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作为对古典文学的描述的框架，可是这样一个框架在古代那里并不如此认识，也就是说，当我们说我们要尊重历史时，这种尊重体现在对于史料的客观性的认识方面，而一旦溢出了这一范围，则当时历史如何如何就可能被遗忘了。至少在有清一代，当时对于科举文章的重视程度就比一般的戏曲剧本更受重视，毕竟这是当时文人需要经历的必修课，而作为我们今天看重的戏曲剧本则属于消遣的。
文学史在对过去的一段文学的叙述中，涉及真实的历史过程的细节的记录以及评价，不过要使得历史过程显示出意义，需要有一种框架作为支撑，而这种框架在研究领域来说就是理论。斯特恩说：“没有理论，历史是不可能想象的。”⑧这里不是说历史的事实过程不能想象，其实历史就这样发生了，它和别人的看待无关，而且从历史研究要尊重事实来看，历史研究也不能离开事实去做任何想象，这里尊重历史和要使得过去的历史事实体现出某种启迪价值之间就需要一种协调。
历史关系的视点，作为文学史研究考察问题的角度和原则，那就是要把历史作为“历史”来理解，这种理解包括既要看到当时，同时也要看到当下，而且要把这样两个方面联系起来。
钱中文先生曾经撰文总结了有多种不同的文学史的写法，他概括为七种基本的类型，即：编年史式的类型、进化论模式、文化史派的原则、社会学派或曰历史社会学派方式、形式主义文学史、接受理论的文学史，以及全景文学史观。⑨这样一些不同的文学史的类别，当然就是有不同的对于文学的考察的视点。那么这里的被考察对象是过去的，而考察的立足点则是当下的学科的思想和方法，实际上通过这些不同的文学史，就是相同或者相近的史料在不同的当下的视点下产生了不同的面貌。当时的材料，在当下的视点下得到新的激活，于是不同角度的激活方式就使得材料显示出不同的面貌和意义，单纯地从研究的真理性角度看，也许我们会着力于寻求更好的答案，不过应该看到不同的视点其实就是看到的不同的侧面，很难有什么视点看到的就是真理。那么从学术宽容的角度，我们倒也可以庆幸，通过当下视点激活之后的文学史的现实显得那么多姿多彩，而这种对象的魅力不正是当初进行研究的必要性的一个基本方面吗？而当现在对象越发显示出这样的特性的时候，有什么理由要成为叶公好龙的那种新的案例呢。
三、跨文化—比较关系的视点
跨文化—比较关系涉及了比较文学的领域，不过也可以说这种“跨”其实是可以多方面的，并不只是在“比较文学”的意义上适用。譬如对英国小说《傲慢与偏见》的评论中，就有学者从该小说的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来探析问题。小说中，伊丽莎白要去看望自己生病的姐姐简，途中有一段路程潮湿泥泞，而且伊丽莎白是徒步穿行的。行前妈妈就反对伊丽莎白走这样一段路，因为在行走了该路段之后，会满身泥泞，女儿形象上就显得“狼狈”、“难堪”，而在走了这段路之后，伊丽莎白确实就是蘸满了泥泞，以至于别人戏说道“看上去真像一个野人”。在伊丽莎白这样一种形象面前，她的自我感觉则非常不同，当她在泥泞的路上行走时感觉欣快，她还由于在行走中得到的欣快感而满脸通红，在这种感受中她得到的只能是一种我们在愉快的活动中才可能得到的东西。小说中还有一个微妙的对比：伊丽莎白去看望生病的姐姐，姐姐就是因为在野外受凉而生病，而作为妹妹的伊丽莎白则是在野外才显示出生命的活力！这样一种对两姊妹不同效果的描写，多少体现了叙事者的态度，那就是所谓的野外其实在不同的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那么，当今的生态主义批评也以该文本中的这一描写来说事，那就是现代文明本身其实是反自然的、或者至少是不自然的。当人们接触到大自然本身时，这实际上属于人的本能就可以接纳的行为，可是所谓的文明却把它抛弃了，当我们回首中世纪时对于人的各种规诫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那种对人的摧残，那么反思这里的情况，就有一种发人深省的东西。
单是这里的阐述好像还不能说明问题，不过这里就触及一个跨文化的视点，即原先的“文明”的普泛视点和当今的生态批评视点的交错，这里生态学批评试图返回到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的关系，而这种意图是建立在对过去一段时期的文明的批判的基础上的，但是它本身也是一种文明，于是这里就有了在不同文化角度的看待的对比。如果从地域看，它都是西方的文化视点；可如果从思想的性质看，就有工业革命时代的主流视点和当今流行的检讨工业文明的视点的比较关系。美国学者奥康纳认为：“现代西方的历史书写从政治、法律与宪政的历史开始，在19世纪中后期转向经济的历史，在20世纪中期转向社会与文化的历史，直到20世纪晚期以环境的历史而告终。”⑩奥康纳所说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比较的关系。对此问题，笔者认为，在不同时代的观点的变化中，除了极为个别的情况之外，那么它基本上不是一种取代和被取代的关系，而是一种叠加，即当一种新的思想和立场表达出来之后，他就和原有的思想与立场形成了多声部的合唱，也许这种合唱并不协调，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但是，真实的历史过程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吗？
跨文化—比较关系也可以体现为一种多学科性的复合的研究。在这样的研究中，研究者自己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学科立场，不过他在研究中要涉及和自身学科不同的，即学科之外的东西，有时这种学科之外才是问题的出发点，或者问题的突破点。当年，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家布洛赫说到了在历史研究中的这样的过程：
公元十世纪，水深浪大的文斯湾使佛来明斯成为锯齿形的海岸。后来，海湾被沙石堵塞了。应该由哪门科学来研究这个现象呢？初看起来，谁都会说应归地质学，冲积层的沉淀运动、海流运动，或海平面的变化，不正是地质学所发现所研究的范围吗？当然是的，但进一步看，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第一个问题是要调查地质变迁的起源，接着，地质学家就要被迫回答一些严格说来不属于其专业范围的问题了。无疑，至少还有人工围堤促使海湾淤积，改变河道的流向以及灌溉系统等因素，所有这些人类的活动均基于人们的集体需求，并依靠一定的社会组织来进行的。(11)
布洛赫这里已经说得很明白，就是在一种研究中，它需要借助于相关的学科，或者就是某一学科在研究中发现问题，而这一问题如果要继续深入探究下去的话，则早先的学科领域就显得不够了，需要动员相关学科的介入。
跨文化—比较关系的视点既是文学研究的一种深入，一种随着学科研究的进展而发生的趋向，同时也是文学作为一种现实的反映本身也经历了变化的结果。也就是说，早期的文学依托于民族的、地区的文化，它是自身原发的，自足的本体，那么研究这样的文学的关键，其实就是在基于此种文化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探寻它的审美奥秘，而在今天的条件下，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随着在经济一体化形势下的国家间的协调，也随着文化交往交流过程中多多少少伴随着的文化的全球化的态势，那么只是就一个地区和民族本身来说明它的文学的土壤和气候就远远不够了。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一些中青年作家中，他们自己的创作谈就往往谈及某一外国作家对他的创作有着多么直接的深远的影响，甚至我们可以上溯到五四时期就有这样的情况，于是在针对作家的批评中，就需要有跨越地区文化的视野，就需要考虑作家游走于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的心灵的波动。这样一种跨文化的视点既是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的范式、法则，同时也可以说是在具体批评中的一种方法、态度。譬如有日本学者就鲁迅先生的幻灯片事件谈及在事件过程中作为当事人的鲁迅的角色问题，鲁迅先生在文中对于外国人杀戮中国人，而旁边的中国人作为看客则是采取一种旁观的姿态，他们对于杀戮没有应有的激愤，甚至还有观赏的心情。如果分析只是到此，那么鲁迅先生是作为一个思想启蒙者出现的；可是当时幻灯片的观众还有鲁迅先生的日本同学，那么这样日本同学因为有中国人鲁迅的在场就可能有些尴尬，而鲁迅又因为感受到别人的尴尬自己也会有些尴尬，鲁迅在看幻灯片中的中国人，同时他也在看旁边的作为同学的日本人，幻灯片中的中国人在看一次屠戮，而旁边的日本同学在看幻灯片同时也觑视鲁迅的反应，这里不同的“看”纠缠一起，鲁迅显然就不是单纯的思想者，而且也是一个经历事件的体验者。在这里的分析中我们才可以把文章中的作者的处境还原，才可能更紧密地体会到作者的表达。而这里就有一个不同的看待问题角度的思考和综合，它是需要跨文化—比较关系的视点才便于把握的。
四、文学史研究三重视点的关系
文学史研究的三重视点已如上述。那么对这样的视点应该如何认识和看待呢？
应该说，不同的视点都是为了对文学史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这种宗旨方面的一致决定了不同视点其实都有可以相互协调的性质，具体的问题集中在两点：其一，文学史的不同视点的学科的合法性何在？其二，几种不同视点如何协调。
所谓不同视点的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涉及自文艺复兴以来现代科学，以及受现代科学所影响的各学科的运作规则问题。赖欣巴哈指出在各种研究中需要进行概括，可是概括可以有不同的路径，然后概括出来的结果也可以有正确和错误的区别，他认为：“有两种假的概括，可以分别为无害错误形式和有害错误形式。前一种常出现在有经验论思想的哲学家中，比较容易在以后的经验的启发下得到纠正和改善。后一种常包含在类比和假解释内，所导致的是空洞的空话和独断论。”(12)在这里所引用这样一段话，就是为了说明，其实在近代科学兴起之前，他并没有什么公认的范式，当年亚里斯多德在物理学中提出过物体下坠的解释，他从万物有灵论思想出发，认为物体的下落源于物体都有一种“恋家”的性质，而地球就是物体的家，一旦物体离开地面，它就会有回去的力量在召唤，那么不同物体对于这种“恋家”的性质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所以有些物体一旦脱离牵引就飞身而下，有些则是忽忽悠悠，飘然而下。按照亚里斯多德理论，由于不同事物的性质差异，决定了它们“恋家”也有强弱的程度差异，因此不同物体的下坠速度是不同的，他还给出了一个公式，就是物体的质量（含重量）和下坠速度成比例。亚里斯多德对于落体的认识一直被认为是金科玉律，直到后来比萨斜塔的实验才向公众演示了不管物体的重量、质量如何，都是以相等的速度下落，并且还有一个恒定的落体加速度。由这样一个实验开启了新的学术研究的风气，那就是，一个研究的结论需要加以检验，而且不管该结论由何人得出，只要检验不过关也都要遭到摒弃。那么由于检验的专业化，也就加剧了各学科之间的封闭性。也就是各学科有自己的一套看待问题的方式和符号系统，不同的学科和学科体系对于事实的表达可以完全不同，这就相当于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两条平行线永不相交，而在球面几何学中则是可能相交（经线）也可能不相交（纬线），而这里基本公理的差异就使得它们之间根本无法通约。在明确了学科的界限之后我们来看多重视点的合法性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三重视点中，文本间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古老的视点，但是也就是近代学科兴起之前的、可以说是“前”学科的视点，这样一种视点似乎不需要证明它的合法性，因为自古而然，如果动摇了这样的视点，也就相当于否定了文学史本身的研究。不过在论者看来，这恰好是需要分析的。其实文本本身只是一个物品，文学史把这些各自存在的物品联系起来作为一个贯串着的整体，这里就有一个对于文本的关系的架构，那么，在关系的架构中，不同的文学史就有不同的对于关系的述说。譬如可以有进化框架，认为早先的文本不是很成熟，后来在原先的基础上得到改善，最后走向了成熟；也可以有拼接的框架，就是每一文本总有早先的文本的痕迹，不过这种痕迹不一定就是单一文本的，而是早先的多个文本共同影响之下的，该文本算是早先的多个文本的拼接，这样的论说还可以在后来的解构主义的思潮中得到呼应；另外还可以有陌生化框架，即早先已经问世的文本取得了文学影响，已经有了一个读者群和相应的文学地位的评价，这样的格局就造成后来者难以得到关注，于是后来者就必须另辟蹊径，改弦更张，走出一条新路，这种新路不同于原先的创作，假如读者已经习惯了原先的创作，则来看这些新的文本时就会感到陌生，这种陌生有可能影响了和读者的沟通，但是也有可能促发了读者的新颖感，从而得到新的关注和好评，文学史在发展中总是可以看到这种另辟蹊径作为变化的动因。因此文本角度对文学史的看待，实际上有着关系的架构，而这种关系架构其实是非常需要有一个理论进行支撑的，而恰好是这样一个角度因为处于近代的学科分化之前就已经存在，所以它似乎就是不需要证明的，是自明的，而其实这只不过属于历史遗留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学科清理中往往也就是网开一面。假如我们可以认可这种事实的存在，那么还是有必要指明这种事实的缺陷。
至于另外两重视点，即历史的视点和跨文化—比较视点，当然也有需要指明其存在的合法性的问题，那么这应该属于学科之间的嫁接，即文学史作为对文学的历史的考察，它属于文学研究的下属学科，同时也多少具有历史学科中的专门史的意味，则专门史的领域中，可以有经济史、思想史等，其实经济史也完全可以作为经济学的一个下属学科，那么文学史与此情况类似。至于跨文化—比较视点则是和当今世界的交互影响关系密切关联，以至于在我们今天，如果不在这样一个视点来理解当今的文学已经不可能，而当今文学需要这样一种理解的视野，则从接受关系来说，也就有必要把这种视野延伸到过去的文学，这也是历史研究方法的一贯性本身所要求的。因此，文学史研究的几重视点本身的正当理由是存在的，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里可以由一个论述来看。阿诺德·豪塞尔指出：“有一件事似乎是确实的，即不论是埃斯库罗斯还是塞万提斯，不论是莎士比亚还是乔托或拉斐尔，都不会同意我们对他们作品的解释。我们对过去文学成就所得到的一种‘理解’，仅仅是把某种要点从它的起源中分裂出来，并放置在我们自己的世界观的范围内而得来的……”(13)那么，这种对于文学史上的作品的不同的理解，算是文本问题还是历史视点的问题呢，似乎都可以，再扩大一步，莎士比亚是英国作家，塞万提斯是西班牙人，埃斯库罗斯是古希腊悲剧作家，他们不是一个民族的，而且由于时代的距离，他们所处的文化也有很大差异，当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时，其实就有跨文化—比较的视点参与其中。这里可以看出，几重视点的融汇本身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是不是有一种自觉，如果有这种自觉，则可以在研究中更主动地去掌握和运用，反之则可能失去一些研究中可能获得的亮点。在对研究中的视点进行研究和实际运用中，自省到它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始终是有必要的，而对如何运用，如何把它们加以贯穿也是必要的，甚至后者应该作为一种日常性的工作来思考。说到底，这样几重关系以前就存在于文学史中，而对它们的认识并不能改变事实本身，不过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分析这样的关系，并且把它提到理论的层次来自觉把握。毕竟，文学的事实在发生变化，研究过程在追逐现象背后的时候，需要在追逐之外有一种理论的思考。
最后，作为论者，我不想对题目本身所指涉的问题作细节的进一步阐述，我倒是认为，文学史视点作为对文学史的一个切入的角度，我们在自觉地运用它来看待文学史的相关问题时，还可以考虑我们今天的自觉与前人、古人的不自觉之间有些什么差异，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考虑我们理论自身需要做些什么。贝尔纳曾经说：“我们直到最近才能够在思想上把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同科学的发展和人类思想的普遍解放区分开来。两者似乎是‘进步’的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两个部分，可是与此同时，说来也似乎矛盾，当两者出现时，人们却把它们当成人类正回到自然状态，摆脱宗教或封建政权的专断束缚的迹象来加以欢迎。”(14)这里是对文艺复兴时期观念的反思。文艺复兴要求回归自然，这是对中世纪教会基督教世界的反拨，可是文艺复兴所造就的理性世界观和技术科技和实用理性的兴起直接关联，其结果就是人的生活远离了自然，回归自然也许有着一些当时的策略的考虑，非如此不足以动摇教会的强大影响力，可是回归自然也是文艺复兴的大写的“人”本身所需要的，这里完全是一种黑格尔那种历史的狡黠，理性设计本身得到的是一个最初完全没有想到的结果，甚至就是所反对的结果。文学史的各种视点是对文学史的更多方位的认识，对这些视点的理性思考是想对研究视点有更好的把握，但是，对问题的解决的结果可能是引发更多的问题，只是我们希望这些更多的问题是早先就存在，只是在有更清晰的认识之后才得以发现；另外就是这些更多的问题是研究取得进一步成果的平台，而不只是添加麻烦。
注释：
①Merleau-Ponty:Phenomenologie de la Perception,Gallimard,Paris,pp.470-471.
②高晓声：《谈谈有关陈奂生的几篇小说》，《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3期。
③［宋］葛立方：《韵语阳秋》，李白诗原文为“瑶台雪花数千点”。
④韦勒克和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第33页。
⑤J.克里斯蒂娃：《语言中的欲望》，见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中译本附录，三联书店，1988年，第212-213页。
⑥胡适：《谈新诗》，见《胡适文存》卷一，第233-234页；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胡适对于形式的这种关注。其实与当时已经产生影响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主张比较接近。另外，王尔德曾经说“语言是思想的父母，而不是思想的产儿。”（王尔德：《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载于《唯美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58页。）
⑦王国维：《元剧之文章》，见《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宋元戏曲考》，商务印书馆。
⑧F.Stern:The Variety History,Vintage Books,1972,p.291.《历史的价值》。
⑨钱中文：《文学史的类型、构架与问题》，载于《文艺报》1989年9月9日。
⑩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9页。
(11)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21-22页。
(12)［德］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页。
(13)阿诺德·豪塞尔：《艺术史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34页。
(14)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43-5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