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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薇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当代文学意味着什么？
王蒙 你知道，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古国，中国人看重文学，如曹丕所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是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文革”，使中国文学处于被消灭的境地，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作家重新获得了工作的条件，新的作家大量涌现，文学的禁区，一个个被打破。1949至1966年十七年出版过二百部长篇小说，而现在一年的长篇小说就有上千部。大量的当代中国作品翻译到国外，我所知道的，莫言被译的作品最多，我可能是老二吧。过去只有极少作家有在国外旅行的经验，现在作家出访非常平常，我已经访问过六十多个国家与地区了。
田薇 您认为上述的文学交流对于提高中国当代文学的质量有什么样的意义？
王蒙 我有一个观点，翻译介绍的来自外国的文学，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文革”结束以来，像卡夫卡、海明威、加西亚·马尔科斯、博尔赫斯、钦吉兹·艾特马托夫（原苏联）、略萨、米兰·昆德拉，还有法国那个女作家叫什么名字来着？她描写一个法国女人与一个越南青年的爱情，王小波特别喜欢她。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有极大的影响。马尔科斯提供了一个把不发达的、异域情调的生活经验艺术化的范本，你可以从王安忆、莫言、韩少功、余华等人的作品中看到他的身影。
田薇 中外都有批评家认为当代中国文学中缺少鲁迅、沈从文式的大师，是这样吗？原因何在？
王蒙 几乎可以用同样的语言讨论外国文学，谁能告诉我，谁是现在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巴尔扎克、德国的歌德或者西班牙的赛万提斯呢？让时间来考验一切与说明一切吧。现在还不是为当代中国文学打分的时候。一次余华先生被学生问到类似的问题，他为当代同行叫了冤，他说，我们的最大弱点是还没有死，其实与前辈作家相比，我们写得好得多。哈哈，这也算一种不同的声音吧。
田薇 什么样的作家可以算作大师？产生大师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条件？
王蒙 大师就是师傅，各行各业都多得很，没有啥了不得的，是中文，一个“作家”，一个“大师”，把人搞晕了。有些朋友正是在以嗷嗷待哺的心情期待一个精神领袖，一个献身的楷模，一个弥赛亚式的文学大师的。即使是沈从文等，也没有定论。至于产生大师，主要与个人条件有关，而与政治经济环境关联不大，历史上最惊人的是沙俄尼古拉皇帝期间，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涅克拉索夫、冈察洛夫……的阵容，令人惊讶，无与伦比。难道这是由于尼古拉沙皇给俄国创造了历史上最好的文学环境吗？沙皇对于这些文学大师的主要贡献是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如果一位中国同行不是大师，恐怕是由于自己没有出息，恐怕不能由政治经济社会条件负责。另一方面，文学大师太多，对于普通百姓一定是好事吗？有许多幸福指数高的国家，文学其实是一般般。
田薇 您自己作品的写作标准是什么？
王蒙 我的标准是多种多样的，因为我写各式各样的东西，包括诗歌、小说、长篇小说、评论、古典文学研究等。但我总是有了自己的不同的话才去写，我就是我，我绝不追随谁。我写的是千遍万遍感动了我自己的东西。早在50年代，我的作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英国出版的时候，编者就说过，王蒙有一种不同的风格。不同，这就是我。
田薇 您认为现当代中国作家中谁的影响最大？你个人对于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有什么感受？
王蒙 鲁迅的影响大，当然，那也是他死后的事，而且他的影响是由于毛主席的推崇才达到今天的地位的。整个来说，中国的左翼文学对于中国革命的推动，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国民政府到了台湾以后曾经极端地严防死守，不让左翼文学进入台湾，当然，这早已时过境迁了。
我个人年轻时非常渴望被注意、被议论，全国讨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天上飞一样。这当然是一种享受，听到众人齐说王某人。现在，早没有这种小儿式的趣味了。文学是个需要看长期的活儿，需要暗中使劲，需要更多地看未来。
田薇 您怎么样描画您与一般作家和政治的关系呢？
王蒙 一个作家一个样子，一个遭遇，一个命运。我从十一岁起就与中共在北京的地下组织建立了固定的联系。我在差五天才十四岁时已经成了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我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当时还不叫共青团）工作干部。然后二十三岁时在政治运动中“灭顶”，我被极左政治封杀了二十多年。1979年恢复了政治名誉，1982年担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85年到1992年任中央委员，1986年至1989年任文化部长，1993年至2008年任政协委员、常委。我怎么可能不紧密地参与、关心政治生活呢？我是积极的参与者，是身临其境，不论是好境或者不太好的境的人。我相信政治家与作家都可能是激情洋溢的理想主义者。同时，我要告诉你，我是真正的作家，我充满写作的冲动与艺术感受，我对于语言、形象、虚构、抒情有太多的爱。当然作家特立独行与感情充沛，也有与政治斗争需要不一致的地方。在文化部长的经历之后，我更多地是投入到写作里，这更适合我的性格与选择。我为此而感到幸运和快乐。
田薇 您是很少数的一个当过文化部副部长的作家，您回顾这方面的经验，感觉如何？
王蒙 你怎么会认为我是副部长？不，我曾经是部长。我尽了我的努力，成为作家艺术家与党的桥梁，我起了一点健康的作用。我也尽可能地推动改革与开放，例如我主持了对于帕瓦罗蒂与普拉西多·多明哥的接待，我与各部门联合做到了营业性歌舞厅的开放，我们也制定了艺术团队的改革的规划等等，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同时，从第一天起，我随时准备着回到书桌前来。为此，我也多次向中央领导提出，离开官位，回去写小说。
田薇 现在人们喜欢回顾上世纪的80年代，您觉得那是一个特别值得怀念的时期吗？
王蒙 人们说80年代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个说法很形象，也有点浪漫。中国太大、太古老也太“不同”，没有现成的道路摆在中国面前，摸着石头过吧，已经走了不少路啦。当然也碰到了各种曲折、争议、抱怨，也有许多梦想和自恋、失望和希望。
当然，80年代我们更年轻。老了回首年轻时候，这是诱人的。怀念与幻想一样，容易美化一些东西。而现在是硬梆梆的真实，现在更需要的不是伤感温馨而是实在的脚踏实地的建设与奉献。
田薇 您是如何在经历了那么多事件以后，仍然保持着创作热情的？
王蒙 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太多的战争、革命、屈辱和急迫感。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仍然有强大的惯性，使国家和人民稳定不下来，人们习惯于政治斗争的高潮化、日常生活的革命化。我相信，事物总有它自己的规律和过程，而且，这里没有别的选择，你只能等待，你必须耐心，你必须乐观，不乐观就只能选择自杀或者疯狂。少年革命者的底色也帮助了我，我从根本上说是充满阳光的。想想吧，我出生三年，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北京，我是在日本占领军盘踞下上完小学的。我也领教了国民政府。我从小就学会了顽强、忍耐，人不堪其忧，我也不改其乐。
田薇 听说您的自传三部也有可观的收益，您认为市场对于一个作家是好事情吗？
王蒙 文学与市场没有直接的关系，曹雪芹也好，李白也好，那个时候并没有市场。否则他们二人的收入可以上福布斯排行榜。反过来说，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比中国更成熟也更发达，这也没有影响他们的作家获得诺贝尔奖。钱票是副产品，钱票并非讨嫌。靠“爬格子”而挣取一些收入，远不如经商来得快。市场经济对发展生产与提高国民收入是好事，作家没有理由对之痛心疾首。差不多每个作家都认为只有自己才配得到最高的收入，他们不会认为市场对于文学有什么公正可言。
田薇 有人说中国当代文学受害于市场经济，已经落后于时代了，您的看法如何？
王蒙 谁知道？什么叫落后于社会或者生活呢？《诗经》是几千年前的作品，谁会认为《诗经》落后了呢？还有莎士比亚、李白、雨果或者惠特曼，或者关在房间里写诗的艾米莉·狄金森吧，我去过她的故居和墓地。他们永远不会落后于生活和社会的。这里，中国作家面对的其实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你有兴趣研究世界文学史，尤其是近、现代的世界文学史，你会发现，革命前或革命初期，历史的大变动以前，往往会有极发达的文学。比如俄罗斯，比如中国。那时候作家的一切愤怒、悲哀、眼泪与嘲笑，客观上都通向历史的暴风雨。那个时候的作家几乎同时是革命的至少是批判的精神领袖、预言者、呼唤雷电的勇士。那么革命胜利以后呢？作家怎么样选择自己的角色？现在的中国，仍然有为“鲁迅如果在1949年后活着会怎么样”而不安与争论不休的，虽然这只是一个假想的问题。全世界都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
例如南非的大作家纳丁·戈迪默，她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86年我曾经在纽约的国际笔会上与她见面，领略过她的风采：自信、使命感、斗争意志、所向无敌……她还坐过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监牢。现在她追求的目标已经实现，种族主义已经垮台，她的声音反而消失了。据报道，最近，她的家闯入了匪徒，她由于拒绝缴出结婚戒指，被殴打了。中国的作家正在创造新的经验，怎么样最好地对待革命的成果，怎么样去创造更好的新生活，怎么样面对新的挑战、新的麻烦。不会是丧失自我与个性，也不可能是不断煽情与呐喊……但不论如何，当年鲁迅式或高尔基式的光环与高调不再了。
田薇 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
王蒙 正常，不需要抱怨也不需要着急。再说其实压根就没有一个什么“国际文坛”。可笑也可叹的是，例如中国、美国和欧盟的作家间的直接交流，还不如军事将领间的交流多呢！随着中国的发展，也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读者，但更重要的是本国的读者。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的汉语、汉字，还是同胞们容易接受。
田薇 您怎样看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得不得奖？
王蒙 我至少讲过二十次了。文学就是文学，奖就是奖：金钱和荣誉。金钱和荣誉大家都喜欢，但是对文学创作的直接作用有限。得奖有两种，一种是因得奖而本人获益，那是在支取奖项的公信力；另一种是杰出的大家得奖，是作家为奖项增光。奥林匹克，我们已经是金牌第一了，第一了又怎么样呢？我们的全民身体素质仍然不敢太吹嘘。何况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奥林匹克，判断文学名次，这是连诗神缪斯都做不到的呀。还有许多具体情节，请读拙作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吧。
田薇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作家是不是有点缺少想象力呢？
王蒙 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当中，曾经有过不利于充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性的条条框框。近现代以来，中国人的想象力有时表现为适应与调整的能力，即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做最好的选择。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并正在改变。想象力的表达方式并不一致。例如欧美有大量科幻作品，中国少科幻，但中国有武侠，单纯说想象力，你恐怕说不清楚。
田薇 我们曾经有过成熟的文学语言，但是“五四”后我们的语言传统中断了，这会不会给中国作家造成麻烦或者挑战呢？
王蒙 可能有一点麻烦，但是没有你说得那样可怕，口语与书面语言的分野，古代就有，如果你比较古代与当代的白话小说，它们基本上是相通的。当今的白话与古典的文言之间，也仍然有密切的联系。李白的某些诗，连幼儿园的孩子都能背诵，它离我们仍然很近。另外，白话与文言的分野，能够成为中国作家的特殊财富与机遇。我的写作从来不拒绝北京口语，也不拒绝用其他地方的方言，也不拒绝某些文言，乃至从少数民族语言中、从英语中引进的说法……既然大家都懂了，何必拒绝呢？
田薇 您怎么看年轻的例如“80后”作家？
王蒙 当然，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他们的。对“80后”作家现在说太多了为时过早，等2010年后作家大量涌现出来以后，再说说“80后”，比较更有把握一些。
田薇 中国当代文学是否为后来的作家打下了基础？
王蒙 不一定，也许后来的作家认为还是《诗经》或者曹雪芹更重要。但是当代文学也有当代文学的意义。外国也是一样，我们也许会觉得英国文学还不如莎士比亚时期辉煌，法国文学也许没有巴尔扎克时期厉害，那又怎么样呢？一个作家写好你当下的书稿吧，你的最好的书稿也就是你给今人与后人的最好的一切。你无法预测后人对你的态度，别说后人啦，连同时代人的反映你也没有把握呀！管那么多干什么？
田薇 您怎么看文学成果与一个民族的软实力的关系，我们是不是缺少这样的软实力？
王蒙 许多年来，尤其是近一二百年来，中国首先缺少的是食物、是温饱，是起码的国防力量，是民族的尊严与领土的完整，是对于地球的理解与平等地与世界其他角落的人们交流的意识。当然在中国，强大的封建主义正统观念，束缚着人们的精神能量，使我们没有作出更大的贡献与创造。所以我一直喜欢讲一个词，就是要扩大我们的精神空间。我们希望今后情况会好一点，但也只能慢慢来，让世界习惯于中国的全面发展与更大的贡献。
本文是作者为回答CCTV9田薇主持人的提问而准备的中文稿。此英语对话节目已于2008年12月5日播放。播放的是即兴对谈，比此稿简短活泼一些。读者如有兴趣，不妨对照两种语言与两种版本。原提问是英语，作者对其进行了翻译与某些简化，特此说明并向田薇女士致谢。该节目可以点击下列网址：http://www.cctv.com/program/e dialouge/20081226/10348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