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向论文,制度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30年前，当波兰和匈牙利改革尚处于最初年代之际，这两个国家年轻的经济学家们就开始制订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模式了。今天，在东欧和苏联，关于部门扭曲、长期短缺、生产率低下、技术进步缓慢和资源配置低效率等许多同样的问题，正再次得到讨论并以新的紧张程度争论着所提出的化解方案。也正是在30年前，中国经历了一个较为开放的时期，而结局则是反右运动、大跃进（1958年至1959年）、以及文化革命（1966至1976）等最终降临的灾难。今天，中国也开始步入经济改革的途程。中国改革起初是作为对文化革命的破坏的反应，于1978年首先在农业中以高度渐进的样式导入的。但到1984年，颇为广泛的改革就得到了更加系统地贯彻。
随着市场改革在中国的贯彻、以及由于苏联引入改革所造就的势头，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已不再处于摸索经验的阶段了。即使改革中央计划的理论工具和替代实践模型是在社会主义边缘产生的，它们现在也已被引入某些最大的国民经济之中。在世界历史时期中，当分权和私有化给数百万匈牙利人带来更多的经济自主权时，努力的结果是开辟了路径；但是当产权的再次调配赋予八亿多中国农民以经营他们自己产品的权利时，结果就成了划时代的。这远非贬低匈牙利发展的重要性，而是说中国正在预示的重要变迁增长了从匈牙利近20年的改革经验中可能汲取的教训的意义。由于改革已提上苏联的议事日程，以及由于苏联和中国的改革的成功与否必定会对下一世纪的国际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所以对于改革的理解就具有更大的紧迫性。因此，正是在这个时期中，改革在一个像匈牙利这样的国家中的历程，以及改革跨越像中国和东欧这样在文化和历史上具有多样性的环境，就为分析中央计划经济所独有的问题及对之进行改革的努力所面临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大批关键的证据。
本书通过提供对中国和东欧改革的新的研究成果，朝着此种比较分析迈出了第一步。本书的作者包括W·布拉斯和J·科尔奈，他们是在东欧改革争论的每一阶段上都有所贡献、而其著作眼下又在中国激起大量讨论的经济学家；还有较为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代表，他们中的许多人基于最近在中国和东欧的工厂、城市和村庄中开展的实地研究而提出研究报告。然而，将这一组论文汇集在一起，并不是简单地为了达到跨越学科界线和区域研究，或是为了出版一个相关发现的概要，而是因为这些论文的研究和分析展示了正在出现的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的研究视角。这种新视角是作为对战后支配社会主义社会专门研究的两种主要传统，即集权主义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的替代物而发展起来的。
理论先导：从意识形态到工业主义
集权主义理论是为了对抛弃旧秩序（无论是通过革命还是通过战争的后果）及此后新政权迅速巩固加以分析而最先发展起来的，它对全球化意识形态、党和领袖赋予首要的解释意义。集权主义模式在其经典表达中，把苏俄执政党描绘成一心想要通过普遍专政和等级制度来建立对社会的总体控制、摧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线、以及剔除任何自主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过程。
集权主义理论在对中国共产主义的研究中根基不深，但在对苏俄和东欧的研究领域中却有巨大的影响，它形塑了40年代晚期到60年代早期西方学术的正统。然而，冷战的结束，以及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越战期间变化了的学术氛围，产生了对集权主义学派的最初的批判性评价。批判者指责说，在集权主义框架内，对社会主义社会变迁的分析无论多么扣人心弦，都仅被限定于从旧秩序向新秩序的过渡；现存社会主义制度演进或转变的可能性，为其所描绘的原子化的公民、冻结的社会和永恒不变的国家的理论所排斥。此外，批判者还辩称：跨社会主义社会的多样性分析也受到限制，因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也就不可能从理论引导的跨体制比较所产生的眼光中受益。
搜寻替代框架起步于将集权主义的描述当成既定的东西接受下来，但同时却进而详述其非意向性后果。此种分析的典型步骤可被系统表达如下：执政党在革命后巩固了地位，为了在当代历史条件下保持政权，就必须致力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要求工业化和引入现代技术，而工业化和现代技术反过来又要求确立与革命热情、自上而下动员的努力、以及总体控制完全不同的一组现代的价值观和制度。洛温塔尔通过将在西方社会所观察到的现代化逻辑扩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中，预测当社会主义社会达到发达工业社会的发展水平时，前者的制度结构就将必不可免地发生变化，以反映与现代技术统治社会相一致的功能和价值观。社会主义研究领域中的早期现代化理论家通过分析革命和大众动员如何让位于常规化和制度化，而在某种意义上将官僚制视为一项积极的发展。现代化理论将官僚制看作在启动阶段上就是迈向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步骤。随后，由于官僚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所以现代技术和现代价值观的引入遂变成现代化过程的确定特征。再往后，分析就开始提出社会主义官僚制与现代技术的协调问题。但是不管在官僚制、技术和价值观之间假设的联系环节如何，现代化理论已将争论从断言“集权主义的逻辑”转变为讨论“工业主义的逻辑”，这是再清楚不过了。
现代化理论在特别是苏俄研究领域中的运用，势必将工业主义视为一组技术律令。这一现代化理论版本与带有“基础”和“上层建筑”观念、以及把历史发展视为“生产力”逐步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全然不同，它首先将经济界定为一系列的技术关系，并认为诸如文化、教育和政治参与等其他制度领域全都导源于经济基础。对许多人来说，“科学技术革命”将逐渐地但又必不可免地转变苏俄类型的社会，因为要求扩大开放和便利沟通的技术律令将导致科学价值观的普遍化及更民主的制度的创立。现代化范式中的关键性社会行动者到处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被视为现代化的承载者和社会变迁的主要代理人。
除了运用来自社会学和经济学（与诸如T·帕森斯、C·柯尔和W·罗斯托等人相关）的现代化框架以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比较研究在70年代还由于政治学多元主义理论的扩展而被注入新的生机。H·C·斯克林坚持说，“利益群体理论”以“考虑对决策施加影响的冲突着的群体的研究方法，对……集权主义体制的概念”发起挑战。结果就是出现了一大批对党的行政官员、军队、企业经理和类似群体的研究。
因此，人们对集权主义模式在解释社会主义社会的变迁和多样性时的有限用途所产生出的不满，刺激了将行为科学概念的新发展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研究的旨趣。现代化理论与利益群体多元主义结合起来，假定了一种乐观主义的进化论的变迁框架。他们认为现代化过程将会实现其不可抗拒的逻辑，并且按照发达工业社会的形象重塑社会主义社会。对现代社会主义进行比较研究的分析工具能够直接取自西方国家，因为实际上这两种体制正在变得越来越相似了。与集权主义理论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视为背道而驰的轨道上的对立两极不同* 现代化理论将社会主义视为处于与所有现代工业主义趋同的进化过程中。
在整个80年代，涉足社会主义社会研究的学者们对在该领域中处于统治地位的正统变得日渐不满起来，这部分地是因为这些社会所尝试的改革，使理论所建构的分析问题与面对社会本身的分析问题之间的不配套，得到了引人注目的突显。与集权主义理论的典型问题意识相反，当代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并不是抛弃革命前的秩序和巩固新秩序，而毋宁说是改变确立已久的社会秩序。与之类似，和现代化理论不同，当代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不在于苏俄、东欧和中国的精英是否具有现代价值观，而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能否从组织上加以重构。
无论如何，对集权主义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的不满，已进展到比认为这些框架的适用性只限于特殊时期的简单指责远为深刻的地步。该领域中出现的新视角不仅对较早理论在当前时期的适用性提出疑问，而且还对这些范式的许多基本假设提出疑问。新视角以对集权主义学派的批判为出发点，继而在若干基本观点上对现代化理论提出挑战。首先，现代化理论将西方发展的理想化形象特征投射到其所假设的社会主义对应者身上，这就误用了比较方法，结果是产生出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独具特征的不适当的理解。其次，现代化和多元主义理论将其对利益群体的考察仅仅限定于官员圈子以内或官员周围的精英行动者，从而不必要地限制了我们分析眼光的范围，并且排除了国家以外的社会群体在形塑社会方面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因此，与集权主义学派和现代化理论不同，正在出现的框架以制度和社会群体作为焦点。
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即使现代化理论突破了集权主义模式的描述，但它的比较方法仍是继续以西方为根据来分析社会主义的。发达的市场工业社会作为社会主义之不可避免的未来的形象代表着“规范”的案例：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按照其确证或离异于这一标准的程度来加以理解。对现代化理论的最初的批判来自更为年轻一代的学者，由于60年代反战运动经历所渲染的先人之见，他们刻意寻求新的分析形式。这一改良主义学术所带来的问题在于其所欲接受的范畴是过于现成了：无论是用于分析中国社会的毛泽东的阶级、政治和意识形态概念，还是用于研究苏俄类型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范畴都是如此。这一研究方法部分地反映出改良主义学术的第一浪潮对于社会主义文献资源的依赖，以及欠缺在中国或苏俄进行实地研究的进入门径。该学术固然也尝试基于以本土的而不是外部强加的范畴来描述这些社会，但与集权主义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一样，改良主义研究也具有意识形态的一般倾向。该学术企图将理想化的社会过程和政治过程的观点投射到社会主义社会身上。然而，一系列新发展要求西方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走向成熟，这些发展包括香港、中国和东欧为实地研究所提供的开放条件，以及新一代东欧学者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的影响。
或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引导人们走出改良主义死胡同这一过程的光芒竟来自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在这里是来自东欧的社会科学。对东欧社会科学家来说，这种研究并不能生长出对其基本动力既不是“成熟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更不是某种一般“工业主义”的复杂社会现实的不加扭曲的图景，已经逐渐变得彰明昭著了。对于西欧和北美社会科学的概念发展必须加以吸取，但只不过是为了分析制度安排的独特构造所借用的工具而已，并不是要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机械地一一发现对应之处。
首先正是在匈牙利，社会科学家试图辨别社会主义社会借以得到稳定再生产的独特制度过程。70年代的中后期经历了几乎覆盖每一个主要制度领域的创造性调查研究的浪潮。例如，这些研究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也有商业周期，但它们的独具特征却与企业经理同“计划挂钩”的方式、而不是需求的波动有关。与之类似，社会主义经济也表现出部门划分，但与资本主义不同，劳动力短缺、而不是失业调节着非正式部门的独特动力和社会主义劳动力市场的模式。工人职位工资的讨价还价模式、区域发展、住房不平等、以及教育和福利领域中的社会政策，都在这种虽然尚不系统、但却突出了这些制度安排如何在性质上而非简单地在程度上有异于它们在西方的对应者的框架中进行了类似的考察。
在这个搜寻理解制度调节模式的概念并因而形成了名副其实的跨体制比较的理论脉络中，雅诺什·科尔奈的著作占居典范地位。科尔奈的博士论文题为《经济管理的过度中央集权化》，于1956年夏季完成并于1957年出版。该项研究以对一大批匈牙利企业进行实地调查为基础，已被描述为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第一次考察，它“不是解释在中央计划指导下的经济机制应当是什么样的，而是关于该机制在现实中是如何运转的，以及为什么它不能确保所期待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效益”。科尔奈的著作以严格的经验研究模式为在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接受训练的一代青年经济学家确立了标准。科尔奈随后的著作《反均衡：快速增长和协调增长》，以及更为重要的《短缺经济学》，为分析诸如投资周期、第二经济和计划中的讨价还价之类的现象提供了理论突破点。
科尔奈的理论突破的重要意义在于：他表明了在计划经济中产生快速经济增长的同一个机制，如何会在长时段中导致经常短缺的经济，从而阻碍了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在科尔奈看来，短缺问题是计划经济的核心的、不可避免的特征。短缺植根于社会主义厂商所面对的预算约束中，该约束是“软性”的，因为厂商的生存和增长并不依赖于它在当前和将来的财政状况。与蒙受损失将导致厂商退场、而赢利才产生增长条件的竞争市场中的厂商相比，软预算条件下的厂商无须证明其信贷价值，也无须通过增进销售来最终抵消成本，就能够获得资源和投入。换言之，除非是作为一种会计程序，否则并不要求社会主义厂商对成本和价格考虑有敏感性。
科尔奈视为在公有制中得到制度化的父权主义，担保厂商无论绩效如何，国家都会保证其生存，而且其增长是由基于官僚制程序来配置资源的中央计划机构决定的。因为预算约束宽松，所以厂商对有效使用资源和投资也就没有什么压力。实际上，厂商时常倒是对无效使用资源和投资具有极大的激励：为使膨胀和物量产出得到回报，社会主义工厂的经营者总是寻求储积和隐匿积存物，并且使配置给他的资源和投资最大化。出于这一原因，厂商对资源的需求在理论上是无限的。由于厂商不管财政境况和有效使用这些资源的能力如何，都要从国家那里抽取更多的工人、设备、原料和投资，所以，这种对于资源的永久渴望反过来又在整个经济中导致经常性的短缺。以科尔奈的分析作为基础，我们就可以说，与竞争市场中的厂商在需求下降的那一点上中止生产不同，社会主义厂商无论花什么样的成本都会不停顿地进行生产；他们唯有在耗尽了可动员的供给之时才会停止生产。对社会主义消费者来说，问题在于由预算软约束产生的经常性长期短缺会导致厂商在穷尽消费需求之前，就耗光了可得供给和资源。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科尔奈从宏观水平上将计划经济标定为“资源约束”经济，而与典型的“需求约束”的市场经济相对立。
可见，科尔奈的分析策略是通过进行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系列仔细观察，继而进行比较而实现的。例如，尽管预算软约束的概念是参照其市场对应者的“预算硬约束”来澄清的，但只能由以短缺为中心的概念整体才能解释的诸复杂过程（例如，储藏、强迫性替换、以及计划中的讨价还价之类的管理行为），是绝不能从仅仅欠缺预算硬约束中推导或抽绎出来的。预算硬约束和预算软约束的概念在分析上不同于市场和计划概念本身。这一区别在对改革的分析中具有重要的理论后果，因为如我们将看到的，甚至当厂商在更为分权和类似市场的环境中运转时，匈牙利的大型国有制厂商也能够再生产出仍然是软性的预算约束。此外，科尔奈的纲要还扭转了长期以来标志比较经济学领域的特征的借用概念的方向，因为预算软约束概念对于主要由市场机制调节的经济的若干部门和产业来说，显然也具有可适用性。
简言之，科尔奈对比较经济学的贡献证明了不仅市场经济才有“看不见的手”，社会主义经济也有自我再生产的制度机制。诸如短缺和预算软约束之类的概念赋予我们以解释此种机制运转的综合模式。科尔奈对经济学、以及更一般地说对社会科学的贡献，就在于证明了拒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假设，并不意味着分析者就不能建构强有力的解释模式，更准确地说，即具有高度形式化的解释模式。
科尔奈对经济的制度特征的仔细注意，以及对使之成为形式化模型的慎密的尝试，乍看起来可能是难以共存的。然而正是在这一结合中，科尔奈的著作与新的理论思潮一起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引起了共鸣。在过去的十年中，“新制度主义”范式在社会科学学科的每一分支中都已得到发展：这些各种各样的“新制度主义”以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强调经济组织和社会制度的相互渗透、以及对表征形式化模式中复杂关系的承诺为共同特征。正是这些共同的特质、而非对任何一种特定的新制度主义学说的拥戴，才表达了当前社会主义社会研究中制度分析的特征。
许多这类新的工作都以科尔奈的分析图式为背景，通过系统比较而考察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例如，劳拉·泰森在对东欧经互会诸经济组织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的一项创造性比较中，论证了当惯于面对系统短缺而不是利用金融和生产市场的有利条件时，外债就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后果。
与之类似，伊万·瑟伦伊采用比较分析的策略来揭示市场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如在新制度分析中已经充分表明的那样，瑟伦伊的著作也表明他受到卡尔·波拉尼的经济人类学的影响，因为他接受了波拉尼的术语“再分配”，以表达科尔奈所分析过的预算过程的特征。瑟伦伊坚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诸如收入和住房等领域中的不平等是由官员配置资源的再分配过程所生产和再生产的。瑟伦伊对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贡献在于：他提出在不平等是由市场所生产的社会中，国家的再分配将降低不平等；然而在再分配成为支配方式的社会中，不平等却可能通过对市场机制给予更大的机会而降低。
维克多·尼扩展了波拉尼的再分配经济概念以及瑟伦伊的市场将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降低不平等的假设，发展出市场过渡理论。尼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过渡导致了权力和声望从再分配阶级向直接生产者的根本转变；市场为直接生产者提供了有效激励，而再分配机制则压抑了个人水平上的激励；市场改革创造了以有形市场为中心的新的机会结构，其剔除了再分配部门的垄断。尼以中国的数据检验了市场过渡理论，并且开辟了理论上的、跨社会主义社会比较研究的前景。
大卫·斯塔克在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厂商组织特征的反射对照模式中，进一步发展了以制度构型而不是对特殊因素进行比较的思想。斯塔克主张：就厂商是在市场环境中运作的经济而言，涉及劳动力的系统不确定性是通过内部官僚制规则而得到降低的。相反，在系统不确定性是由官僚制环境所产生的经济中，工人和管理者则通过内部市场交易而作出反应。瑟伦伊的比较图式对于市场必定增长不平等的常规观点提出了挑战；斯塔克的模式则提出资本主义厂商的“内部劳动力市场”是一组官僚制规则，其逻辑与其说是交易的，还不如说是等级制的。与现代化理论将西方设定为据以观照“对立面”的标准不同，在这些和另外一些研究中，新的比较制度分析提供了据以回溯资本主义制度的制高点，因为每一种体制的专有特点都是在它们的相互对比中才得到揭示的。
以社会为焦点
如果说通晓来自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学者的著作，激发了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新概念，那么由缓和所提供的在这些社会本身进行实地研究的机会，则激发西方社会科学工作者去分析这些经济制度嵌入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社会科学家能够直接观察自然环境中的行为并面访受访者，理解他们的动机、感受和解释。他们还能够运用一系列新方法以理解和说明社会生活的模式和组织的运作。对实地研究者来说，村庄社会可能包含着丰富的实际材料，他们能够面访受访者或与农民一起生活，观察和记录经济、社区和政治生活的模式。从村庄起步，对干部的面访揭示了复杂的社会世界，其中乡村干部就是在交换和义务的网络内行动的；对劳动过程和工厂管理的细致描述则产生于实地观察、深层访谈和对工厂记录的考察。从工作场所来看，社会主义工厂的图景是一个讨价还价和进行说合的舞台。使用随机抽样调查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职业流动的因果过程、收入决定因素和择偶等的模型开辟了可能性。经济学家则获得了用于建构社会主义厂商的新微观经济学的详细企业记录。缓和也开辟了宏观经济数据的新泉源，从而为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提供了重建共产主义发展的经济史的机会。史学家则利用先前难以得到的档案资源和口述历史材料来撰写地方和区域的历史。
简而言之，新研究方法和新理论模型的后果，就是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最近的工作中根本改变了研究问题的性质。例如，新社会史更可能去分析工人和农民的言谈模式，而不是干部的讲话。类似地，尽管社会人类学家并不忽略官方公告，但他们对于象征范畴如何影响日常生活的说合也倍加关注。与现代化学派曾经专注于技术治国精英的生涯不同，今天的研究者能够测定若干代的体力工人和非体力劳动雇员的职业流动和收入决定因素的模型。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社会学考察工作现场中的庇护模式和装配线上的义务关系，并且揭示在家务和婚姻市场中的互惠与朋友关系的网络。
对于日常生活中工厂、村社和居民点的自然过程的这种密切注意非但不是无足轻重的，反而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变迁根源方面提出了重要的理论问题，因为它揭示出社会行动的重要领域。对该领域的新研究在对组织加以强调的基础上，还研究了组织的动力是如何为从属群体及领袖和官员的行动所塑造的。制度分析着重考察从属群体在社会中的活动。
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要求仔细地考察国家官员与从属群体的互动。波兰的例证是一个例外。在其他地方，例如在匈牙利，从属群体的活动较少地通过具有代议特征的正式组织而产生，却更多地是通过互惠和交换的社会组织网络而产生。对从属群体来说，“第二经济”就是在中央计划机构的直接控制以外增长灵活性的领域。第二经济的扩张还为孕育新的制度形式提供了屏障。
再造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我们的讨论现在从社会主义社会研究的广泛发展，转向描述为本书各篇论文所讲述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首先，我们考察从官员协调向市场协调过渡的问题。我们特别集中于由实现同时追求官员协调和市场协调混合物的局部改革尝试所提出的二难困境。其次，我们考察作为在国家和社会之间重建边界，并且形成跨越两者之上的交易、中介和讨价还价的新模式的改革。我们特别集中于从国家部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概念，过渡到与新社会群体和自治社会组织的出现有牵连的公有和私有产权形式的混合经济的改革概念这一转换。
等级制与市场
正如等级制组织形式的演进被解释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在市场失败的条件下节省交易成本的手段一样，从等级制向市场的转换也应被解释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对组织失败的反应。例如，科尔奈的预算软约束就可以被看作为中央计划经济普遍存在的组织失败。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的组织失败植根于厂商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即植根于中央计划的配置资源过程。科尔奈主张：公有制培育了中央计划机构的父权主义。由于中央计划机构最终有责任把经济和企业的繁荣昌盛置于它们的照料之下，所以就需要一有必要就能够允许中央计划机构直接驾驭生产的组织手段。问题在于中央管理机构的这种工具一旦是可得的，就势必会得到使用。与公有制一道降临的组织手段的过度活跃的作用，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厂商的众多直接微观干预，具有扭曲厂商生存与增长规则的后果。此外，进行这些干预的中央计划机构在制定合理配置资源的决策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因为通过官僚制程序所设定的价格不可能传递关于变动状况的详尽信息。
中央计划的这些低效率配置，导致社会主义社会的早期改革者鼓吹将市场机制结合到中央计划中去。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控制经济制高点，通过操纵投资信用、偿还率、折旧费用、利润率、价格、工资结构和其他宏观控制来调节市场机制。随着计划与市场的正确结合，市场机制将不会产生自发的经济过程，反而会充当降低中央计划的交易成本的工具。简而言之，早期改革者确信：社会主义经济之最有效益的管理结构是市场与中央计划的结合。用布拉斯的话说，就是“将赢利作为效益的主要标准和激励的基础，旨在培育对生产和交换效益的合理管理”。
东欧市场改革的结果是令人极为失望的，尤其是从早期改革者极端确信计划与市场之和谐的、相互校正的二元性来看就更是如此。局部改革反而既长期保留了改革前的经济问题，又创造出新的扭曲和不均衡。如科尔奈所提出的：早期改革者的朴素意识在于他们相信通过将中央计划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就能够达到这两个世界的最好的东西。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到局部改革将会导致这两个世界最坏东西的可能性。中央管制经济为一种杂交经济所取代，对之科尔奈在第二章中主张：它是在经济受到垂直的官僚制关系和水平的市场关系这两者协调的“二元依赖”条件下运转的。无论如何，二元依赖的本质就是等级制协调形式对社会主义厂商的继续支配、以及市场机制由于官僚的固执和任意的微观干预而产生的衰退。科尔奈的分析指出了局部改革的二难困境：尽管对市场赋予较大的作用，但所有的关键决策，即进入、退出、投资、价格、工资、产出、信贷等等，与其说是依赖于市场，还不如说是仍然依赖于计划管理结构的内在固有过程，结果，改革前社会主义厂商的预算软约束、短缺经济和投资饥渴等问题都延续到改革后的经济之中。科尔奈对改革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揭示了当市场机制面对惯于控制经济活动而又毫发未损的官员集团时的相对软弱性。无论官员控制的实际机制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对厂商的影响都是削弱它们对市场的反应，并且恒久保存了低效率状况。科尔奈从匈牙利局部改革的经验中得出结论：若没有从计划向市场管理结构的决定性转换，就不可能逃脱二元依赖的两难困境。
尼古拉·拉尔迪主张：在中国工业部门中从官员协调向市场协调的过渡，其进展比起中国改革领导人所提出的明确意图来要缓慢得多。尽管有在城市工业部门中实现财政改革的更新尝试的迹象，但城市改革却明显地滞后于农村改革，而后者导致了席卷一切的结构转变。虽说中国有降低每年超过30%的高投入率的明确意图，但在改革的年代，该比率却依然保持了同以往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水平，从而标志着改革前依赖资源动员的外延型增长的延续性。部门间的资源配置乃旧模式的本质，即国家征购系统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确定农产品价格，反过来又通过国家对工业产品出售的垄断权，按比世界价格更高的价格向农民出售工业品，从而导致资源从农业中的净外流，以便从财政上帮助城市工业的增长。与匈牙利不同，中国人并没有改革他们的价格结构、为市场改革作好准备、反而继续从根本上依赖中央价格决定体系。这不仅严重地削弱了向市场协作转换的潜能，而且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的不一致也导致了对外贸易的扭曲。虽说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有公认的压力，但中国的改革者尚不情愿向市场决定价格转换，而这部分地是由于政治的复杂性和彻底革新价格结构的成本使然。改变价格结构可能导致惯于通过价格结构传送秘密补贴的厂商陷于严重的混乱。拉尔迪主张：在这些关键领域里，在改变管理结构方面，中国从等级制到市场方式转变终归要走到像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那样的地步。
科尔奈绕过等级制和向市场协作转换的困难，指出了立足已稳的官员在主持经济资源配置方面的不同凡响地持续掌有权力。他关于官僚制组织方式之韧性的观点，回应了人类成为官僚制理性化的囚徒这个韦伯的“铁笼”隐喻。科尔奈问道：“是什么导致了这一韧性？如何解释官僚制增长总是一个不可逆转过程的事实？”正在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中有一些独特的方面，其有助于等级制控制方式的韧性。科尔奈主张：在短缺经济中，当市场不可能做到供给与需求的相互调适时，官员协调就成为必不可少的。官员配置会鼓励厂商一方面为获得资源而作出夸大其词的要求，以增强它们讨价还价的地位，另一方面又鼓励当汇合到整个经济中时就反映出过度和无限的需求、因而将处于永久短缺之中的储存行动。广泛短缺的存在及其相应的感受，反过来又必定导致官员配置的持续存在。此外，受改革者委托执行市场改革的同一个官僚集团，在维护其权力和声望方面具有强固的既得利益，而这些都建立在它对经济交易的控制之上。
由于促进了保守的趋势，厂商和个人在维持官员配置方面都发展出既得利益。拉尔迪指出了被纳入价格结构的隐秘补贴，其在厂商、地方、行省和部委之间再分配利润，结果就使价格调适成为“残酷竞技”的场所。当由市场来严格地决定资源和投资配置时，接受补贴的行业就将是净亏损者。与之类似，对于经济改革，工人们就下列方面而言也是陷于矛盾的：虽说他们会享受由混合经济所提供的更大范围的个人选择和经济机会，但他们在确保工作和津贴方面也有既得利益，如果竞争市场将预算硬约束强加于厂商，那么这些既得利益就会受到威胁，其所造就的破产和失业的前景会真正危及工人的生活。
市场和等级制是不是不能调合的二元，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协作形式是不是根本就是相互抵牾的呢？作为控制和配置机制的官僚制与现代法理性质的官僚制之间的区别，是马丁·怀特分析的中心论题。怀特指出：分析者时常混淆了官僚制和官僚制化这两个有区别的方面。官僚制化在一个意义上涉及对社会和经济生活领域进行控制和配置的等级制形式的扩展。但在另一个意义上，它还涉及韦伯对组织功能运作的法理性理想类型之崛起的分析。与官员作为一种配置和协调方式有关的滥用与低效率，是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激进派和市场改革者这两方面批判的焦点。
怀特赞同阿莱克·诺维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协作只可能有两种替代形式、即市场和官僚制方式的观点，因而与那些将毛泽东时代的动员方式视为对中央计划和市场的一种替代的观点有所不同。如果是等级制而不是市场形式成为经济配置的支配手段的话，那么是不是大众动员并不会改变本质的协作形式。
尼扩展了韦伯关于竞争市场与官僚制理性化之间关系的分析，以发展关于中国的变动着的国家—社会界线的制度理论，他表明混合经济的制度框架的建立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产生了官僚制理性化的压力。由于国家从对经济的直接控制中撤出，以及由于市场扩展了范围并在私有部门中产生出新的企业活动，所以国家必须承担规章制订者的角色，详细制订和强制执行使经济行动者在其中运作并界定国家权力边界的规则和程序。现代市场似乎不仅要求厂商内部的规则和程序，而且还要求一种使厂商和个体得以在相互理解的行动框架内协调经济行动的法理制度环境。尼坚决主张竞争市场的增长产生出这样的组织动力：其可能导致为节省交易成本而对法理程序和间接宏观经济调节具有更大的依赖性。
除了重构工业中厂商和部委的关系以外，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还涉及重建在国家部门以外的经济制度。科尔奈写道：“严格地说正是非国有部门才将最为确凿的变迁带入了经济生活”。因为随着官僚制部门的改革，小商品生产的扩张在匈牙利和中国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在匈牙利，戏剧性变迁产生于私人家庭农场中，而许多这类农场起初都是留作向协作成员提供生活必需品的。然而自1968年改革以来，为市场的生产急剧增长起来，虽说尚不是持续性的，但小商品生产的企业特征却可见于匈牙利私有农民借以向国内外市场出售其农畜产品的精巧市场网络之中。
类似的市场取向政策也于80年代早期被引入中国，但中国农业改革却在混合经济的制度脉络中为私人的市场生产和交换开放了更大的可能性。与匈牙利的私人部门仍主要依赖于自留地和休闲地这些较小比例的土地不同，在中国，实际上所有的可耕地都被分给农户进行耕作。农民只要完成了出售给国家的指定产品配额，他们就能自由地为市场进行生产了。中国策略的中心点在于：国家强调要鼓励向遍布中国的村庄和乡间小镇中正在开办的小型工业厂商的私人投资。由于私人家庭农场增长了农业生产率，所以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蓄水池就涌现为由乡村经济多样化而展示出来的新的劳动力市场。农业生产率增长已导致农村劳动力总量有20%，即约7600万农民从农业转移到村办工业、建筑业、贸易、运输和乡村市场经济的其他服务部门。中国劳动力经济学家预计：到本世纪末，还将有另外一亿农民转离农业，到其他领域的私人工商部门中去。到1986年，非农产品已达乡村地区总产出的46.9%。在中国和匈牙利两国，非国有部门的变迁已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致它们引起了对改革过程的思考的基本转变。与几十年来以寻求国有部门中计划和市场的协调混合为中心的争论不同，今天，在中国和匈牙利，人们更易于发现经济学家主张跨越经济部门的公私产权形式的最为有利的混合。
重建国家与社会的边界
对公与私、国家与社会、政治与个人之间变更着的边界的分类和有组织的斗争，是每一个现代社会的专有特征。重建国家的界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尤为引人注目。国家向整个生活领域的渗透，与其说是扩展了公共领域，还不如说是否定了它。
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总会涉及对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关系的重新概念化。真正的改革在一个基本的水平上（即在特殊利益无需以直接的普遍形式来表达就可具有正当性的意义上说）使特殊利益合法化了。例如，严肃地对待企业自主权问题，意指企业经理能够基于一个决策将对其企业有利而合法地证明该决策是正当的。他也可能继续找到与一般利益的联系环节，补充说如果该决策对他的企业有利，那么也就对国家有利。但这已经非常不同于早先的情境，在那种情境中，来自中央计划机构的论点通常是以刚好相反的方式提出的：因为该决策是对国民经济有益的，所以据此可以推论它也应对企业有利。与之类似，对私营企业的法律认可（与仅仅宽容不同）也涉及特殊利益的合法化。
因此，再造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涉及对利益概念的重新界定，以及重建国家与经济，还有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线。例如，尼论证了中国的国家精英在80年代之初，是如何动用大量的组织资源和宣传手段，说股地方层次的党干部将他们辖区内的农村企业追求私人利润视为合法行动。他们辩称：企业通过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在具有剩余劳动力的村庄或省份通过为失业者提供新的工作机会，就可能对公共目标有所助益。这个政策号召一种新的手段，以改变在国家和经济边界上干部和农民之间产生的交换频率和交换类型，该手段要求将动员时代（其中社会被国家所渗透，也可视为国家被社会所渗透）的开放或多孔道的国家和社会的界线，修改为国家与社会相互间达到更大程度的隔离的体系。在新的安排中，最为理想地说来，干部并不是去动员，而是在经济中从事监督行为。因此，尼对国家关于乡村企业家的政策的研究，就为马丁·怀特的下列更为一般的论断提供了特殊例示，在国家内部行政方面增强了官僚制程序的改革，可能削减官员向社会日常生活的入侵。
但是，国家和社会的边界并不仅仅是由政策制订者重建的，它也是由社会重塑的。这就是说，是由那些并非官员的农民、手工业工人和其它受雇用者的行动所重塑的。例如，斯塔克对于匈牙利第二经济的分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从属群体能够创建和维持相对自主于国家的活动领域。第二经济在90年代晚期和整个70年代都在扩张，因为农民和工人不等政府通过新的法规就已冒险投入到农业、建筑业和修造业的行动之中。由于如此之多的人都这样做，所以他们就进一步拓展了“并非不合法”的宽广领域，迫使国家容许那些曾经不合法而现在仍然未获合法化的活动。斯塔克对于生产现场的政治的研究，也类似地指出了工人的策略行动：他们试图扩大社会主义经济生产过程之内在固有的体制不确定性所产生的有限而又意味深长的自主权。
伊万·瑟伦伊在把社会带回到对社会主义社会分析中去的重要贡献，是提出现在可能是一个适于谈论东欧萌芽状态的“市民社会”的时机了。这种相对自主领域的范围和深度，在这整个地区内当然不是整齐划一的。此外，如瑟伦伊对匈牙利和波兰两个案例的比较所证明的那样，走向市民社会的道路和市民社会的最终特征也可能是根本不同的。如果“市民社会”这一术语不是被加以滥用的话，那它必定是指社会的自组织，而且瑟伦伊在匈牙利发现了在经济中有此种活动。此种活动首先是在第二经济中，无论是在国有企业以外的稠密的交换网络中，还是在官办企业之内由第二经济所酿成的半自治单元中，都是由匈牙利社会来组织（当然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其事务的。尽管瑟伦伊并没有使用阿尔伯特·赫须曼的术语，但匈牙利人似乎通过他们的第二经济找到了“退场”的道路，而波兰人则尝试了“抗议”的渠道。在这样一个框架内，东德由于使其未经改革的经济无需市民社会萌发而得到理性化的策略，而代表了“忠诚”的路径。
瑟伦伊在对于东欧经济的比较中作出结论说：匈牙利走向社会主义混合经济的轨迹最类似于向“集约”经济发展的过渡进程。这种混合经济是不能通过第二经济简单的量的增长而产生的。要想谈论真正的混合经济，就必须激活私人拥有的生产单元，并且有能力扩展它们的运作。从增补收入的当前目标出发，现存的第二经济生产者在混合经济中将会进展到按积累资本的目标进行算计。此种发展要求双重的意识形态转换，因为国家工作人员不能狐疑满腹地看待私人生产者，而私人生产者也必须对国家不会剥夺他们的生意抱有某种确信。尼对中国的分析指出：这些障碍是巨大的，但并非不可克服。斯塔克对匈牙利的分析暗示：混合经济的制度前提是范围广泛的中介产权形式。此种框架不是在公和私之间严格地划定界线（其中私总会感到害怕被剥夺，如果它成长得过大的话），而是鼓励私人企业家的成长，即提出使私人单元增长为中介形式。与之类似，私人应当能够在公有制公司中持有股份，而国有厂商也应当在私人企业中占有份额。这样，公私部门之间的界线应当是由共同所有权形式的多个侧面所交互贯通的，并且与租赁安排有关。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中私人部门的法律认可和制度化，在这个意义上可能具有降低国有部门和第二经济在当前经济结构中二元特征的悖论后果。重建私与公、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线，并不一定需要使它们得到更为严格和明确的界定，反倒是可能意指展宽疆界范围并混淆它们的区别。
在与较早的集权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对立中界定的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制度分析，设定了一个使取诸社会科学的理论可以相互竞争的有取向的框架。这一理论竞争的基本规则基于如下假设：社会主义社会代表一种具有自身的制度逻辑和发展动力的独特的社会形态。这种逻辑并非导源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它既不是资本主义的对立极项，也不会与资本主义在未来趋同。首先，制度视角坚持认为：解释社会主义社会进程和结果的理论，必须考虑到为社会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制度安排；其次，新制度视角不是把全部精力都集中于党和国家的精英，而是展开了社会和经济及其与国家的关系作为研究的领域。因而从属群体、大众文化、社会网络、市场、企业关系、组织创新、政治联盟、地方层次的行政、以及利益表达的新形式等等都变成了研究的对象。
市场改革及其社会后果无疑将会激起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趋同模式的兴趣。将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投射到改革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去，使记者与学者都在思考社会不平等的起源。西方技术和科学的日增的进口量，诱发了根据现代化理论对社会、经济和政治诸制度同质化进行预测的兴趣。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市场改革的后果却远远不是趋同的，中国和东欧的社会都将在社会生活方面导致社会主义社会特有动力的新的多样性。
（未名 编译自 Toward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State Socialism,by David Start and Victor Nee,Chapter One of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China And Eastern Europe.Edited by Victor Nee and David Stark,with Mark Selde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标签：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政治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