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群体性事件的包容性应对及历史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包容性论文,启示论文,建国初期论文,群体性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633(2012)04—137—05
对建国初期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有学者做了相关研究，但多是侧重于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应对措施方面。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探究第一代领导集体维护社会稳定、应对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理念，方更有历史价值。
从现存资料看，建国后不长时期内，就有群体性事件发生。最早发生的是1950年的山东胶东抢盐事件。因盐税提高，缺乏深入的宣传，再加上正值灾荒严重，群众多吃野菜需盐甚多，“走私熬盐获利丰厚，有些干部……用走私及熬土盐作为救灾的办法”，致使“各盐场发生抢盐案件416起，并发生大规模的集体武装抢盐。”[1]1952年底至1953年初，又因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宣传解释不够及被解雇工人的救济问题等，发生了8起“各地工人来京请愿事件”[2]。
三大改造完成后，对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不适应，再加上改造过程中的过粗、过快及国际形势的影响，发生了比前期的抢盐、失业工人赴京请愿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数量更多的群体性事件。首先，不少地方出现了农民闹社风潮。据1956年12月初中央农村工作部对辽宁、安徽、浙江、江西、四川、陕西、河南、河北8省的统计，“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百分之一，多的达百分之五；思想动荡想退社的户，所占比例更大一点”。其中宁波地区最多，“已退社的约占社员户数百分之五，想退社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3]与此同时，广东省委也向中央报告，自年终分配以后，各地不断发生农民闹退社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退社农户已达七万余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百分之一左右……正在闹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十二万七千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百分之二弱。个别地区曾经发展成为群众性的退社风潮。”[4]进入1957年后，退社风潮一直没有平息迹象，如仅在河南临汝县一个区之内，闹退社的就“涉及十三个乡，六十七个自然村，三十五个生产社，八十四个生产队，共包括三万人口的地区”，[5]他们为了达到退社目的，甚至群体去县委请愿。其次，工人罢工事件明显增多，且呈上升趋势。由于1956年进行的全国工资改革对某些干部工资标准核定过高，尤其是企业里科长以上干部工资标准增长过大，引起一些工人的强烈反应，为表示不满而罢工请愿。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极不完全的统计，1956年全国总工会收到的报告和直接处理的罢工、请愿事件计86起，其中第一季度6起，第二季度19起，第三季度20起，第四季度41起。[6]1957年，全国发生的罢工、请愿等群体性事件的次数继续增加。如辽宁省1～4月共发生罢工、请愿等事件86起，参加人数7450余人，其中罢工16起，参加人数1000余人。上海市1～6月发生类似事件的企业单位589个，参加人数多达3.1万人。再次，学校里学生闹事事件也连续不断。因为学校的学习生活条件满足不了部分学生的要求，再加上部分辍学学生得不到安置，无法实现就业，因此开始聚集请愿。据团中央办公厅统计，仅1956年下半年就发生学生罢课请愿事件30多起。“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共有一万多人。”[7]此外，还发生了大量不愿回乡务农的复员军人因得不到安置而聚众请愿闹事的事件。为此，毛泽东曾感慨1956年是个“多事之秋”。
1957年以后至“文革”前夕，国内社会相对稳定，有关群体性事件的资料鲜有可查。即使在因“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造成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社会秩序也没有失控。在随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两千万职工精简中，工作进行得也比较顺利，“几千万人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针对建国初期国内出现的不稳定情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积极的应对。从整体上看，无论是问题的定性、原因的找寻，还是处置的理念，都极具辩证性和包容性。
首先，对这一时期的群体性事件，中国共产党首先使用了具有政治色彩的称谓——“群众闹事”。与我们现在称之的“群体”中性词相比，“群众”显然表明了闹事主体的“人民”的政治身份。即使有些闹事不乏“反革命分子捣乱”[8]、挑唆，但我们还是进行了主流性价值判断，而与阶级敌人、敌对分子作了区别。
其次，将这一时期的群体性事件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刘少奇在从北京沿京广线南下对群体性事件的调查过程中，多次发表谈话，表示现在群众中出现的闹事基本上没有带有政治目的的活动，因此，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是可以通过说服和教育加以调解的。[9]在1957年二三月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专门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强调要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4月，刘少奇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再次强调：“群众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处理。”[10]邓小平在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同样指出，在阶级斗争过后，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11]
再次，提出要用“坏事可以变好事”的观点看待群众闹事。2月24日，刘少奇在南下调研中听取石家庄地委、石家庄市委及栾城、正定、获鹿等县县委负责人汇报时指出：“学生起来闹事，第一是不好，第二也是好事，可以纠正我们的官僚主义，纠正我们的错误。”[12]3月4日晚，在河南省干部大会上，刘少奇又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要利用人民闹事来教育我们的干部，教育群众，教育我们党。所以对闹事不要马马虎虎，要认真处理。”[13]“我们是没有受过这个教育的，如果经过几次闹事，我们党就会成熟起来。”[14]毛泽东同样提出了“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的思想，并告诫全党“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15]
最后，从共产党自身找寻群众闹事的原因，并对一些地方采用压制、压服的处置方法提出尖锐批评。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这些闹事不能够说主要是反革命，而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我们不会领导。”“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16]刘少奇也指出：“群众闹事的原因主要是领导有官僚主义。没有官僚主义，即使群众有过高的要求，一讲就通了。”[17]邓小平也分析认为群众闹事大体上是党员干部官僚主义严重，对群众的正当要求不闻不问[18]所致。1957年3月中央发布的《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再次强调，群众闹事“这类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特别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如果领导者的官僚主义极端严重，群众几乎没有任何民主权利”，“那么，群众采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等类非常方式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19]鉴于以上认识，中央随即在1957年4月27日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不仅对群众闹事的发生首先作了自我反省，而且还对一些人处置群众闹事的错误观念进行了严厉批评。当时，许多党员和干部认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没好人”，“凡是与政府闹事的就是敌我矛盾。”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对人民群众的闹事：一是“怕”；二是“简单处理”，即采取压制和压服的方法，动辄批判斗争、开除，甚至动用武力。[20]针对上述现象，毛泽东提出：“对于闹事，究竟是怕，还是不怕？我们共产党历来对帝国主义、蒋介石国民党、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怕，现在倒怕学生闹事，怕农民闹社，这才有点怪哩！”[21]对一些干部习惯用革命战争时期对付敌人的办法对待人民群众的做法，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的。”[22]
总之，对建国初期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要求全党对凡属因正当和合理要求而闹事的要认真对待，“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23]；另一方面提出了对闹事中的破坏分子，对“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的人，也绝不姑息，“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24]也就是说，要在宽容与法理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建国初期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对于刚刚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然而，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将之归为敌我矛盾之列，反而以一种更为广阔的胸襟、宽容的态度冷静处之，并把它看做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甚至认为它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执政能力。
时下，由人民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也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但从学界众多的研究成果看，多是从泛政治意义上的负面态度认识群体性事件，普遍强调其社会危害性和违法性特征，并就此提出防范措施。如有的学者认为，群体性事件就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所引起的部分公众参与的对社会秩序和社会基本价值产生严重威胁的事件。[25]有的将其界定为受特定的中介性社会事项刺激而突然爆发，以寻求共同利益的人为主，采取自发或有组织的聚众方式，与公共秩序和安全发生矛盾或对抗的行为或活动。[26]也有学者对之定义为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临时形成的耦合群体共同实施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间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并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负面重大影响的各种事件。[27]也有学者认为，群体性事件就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一定数量的群众参与实施的，采取游行示威、静坐、上访请愿、聚众围堵、冲击、械斗、阻断交通，以及罢工、罢课、罢市等非法手段，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群体行为。[28]凡此种种，不一一枚举。
虽然也有学者对群体性事件定义逐渐趋向中性，而不是一味地从负面影响考量。比如有学者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由多人参与的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一定冲击并需要有关部门采取紧急措施处理的事件。[29]也有学者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人所组成的群体，因某项具体资源调配不当，或因长期的资源分配不均导致长久积压的相对剥夺感，在突遇偶然事件时，所爆发的通过游行、示威、静坐、罢工，甚至打砸抢烧等体制外的政治行为舆论或通过强烈的言语舆论与情绪舆论而进行的机制性抗争，这一抗争对政府管理或社会秩序造成了或大或小的影响，以求纠正和改进不当的资源调配和补偿利益损失或发泄情绪。[30]甚至有学者开始对群体性事件的负面态度认识持异议。比如有学者认为为了实现社会稳定，我们在战术上固然要重视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但也恰恰是为了真正实现社会稳定，我们在战略上又不能随意夸大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危害。将群体性事件作为政治上的大敌，全力加以围堵，有的时候很可能适得其反。[31]但总体而言，学界关于群体性事件的负面态度认识则是主流。
从实践上来看，有些政府部门及官员为了逃避自身责任，常将群体性事件笼而统之地视为非法或非正当性事件，或将之先入为主地视为一种负面事件。比如云南孟连事件，孟连县政府把那些积极主张权益的村民视为“恶势力团伙”及其违法犯罪人员，并限期他们投案自首，而致矛盾恶化。又如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当地政府首先把事件定性为“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少数“黑恶势力”、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或“不法分子”指使等。基于此种价值理念，即便一再强调“区别对待”并“慎用警力”，地方政府也大多采取以“堵塞”为特点的消极被动式的压力维稳型解决模式进行应对。
在西方发达国家，与群体性事件就其外观形式大致对应的，他们将之称为集体行动，并认为这是公民权利释放的一种常态。他们甚至把包括集体行动等在内的社会冲突看成一种“社会安全阀”，通过“冲突较量”，以化解和疏通社会矛盾，因而社会冲突有其正面效果的一面。[32]就目前我国频发的群体性事件看，无论是发生的原因，还是对社会的影响，都有值得我们理性思索的因素。
从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看，很多并不是“刁民”的无理取闹，而是和当前的社会问题有关。第一，腐败问题。虽然官员腐败不能代表党和政府的全体队伍，但它的存在，不仅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降低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而且还破坏了机会平等规则，增加了社会不公正程度。近几年来全国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都不乏背后腐败的存在。2001年3月，时任中央纪委书记的尉建行就指出：“有的干部腐败问题严重，严重损害国家、企业和群众的利益，群众强烈不满，最后酿成了群体性事件。”[33]正因如此，中央一再强调要严查群体性事件背后的腐败问题。第二，社会不公问题。共同富裕、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之义。但是时下由于利益格局的剧烈变动，社会分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种现实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有较大的差距，离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期待也有较大的距离，这让许多人对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产生怀疑情绪，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表达的价值观念有所排斥。一旦出现利益冲突焦点的事件，就比较容易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并且还出现参与主体多元化、“无直接利益者”参与增多的现象。第三，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问题。由于一些政策常常不能满足社会各群体的利益需求，各群体为了表达自己的利益需要，往往希望通过某种途径向政策制订和实施者传递信息，以期引起决策层对自身的关注，最终实现自身的利益。虽然我们有信访制度、领导接待日制度、举报制度、司法救济途径，但是受制于“压力型”的政治生态和政绩考核导向，很多部门和官员不能正视矛盾和问题，仍旧希望通过“打压”或“掩盖”的方式维持稳定。当缺乏一定话语权的弱势群体不能与政府部门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商时，往往就会采取集群行动的方式，以求问题的尽快解决。第四，政策制定的透明度问题。姑且不论一些地方政府制订的政策朝令夕改或是与民争利，仅就制订过程来看，很多政策出台前，没有把问题摆到群众面前，取得共同的认识，同群众一起商量解决问题，也就是缺乏应有的论证、听证程序，导致出台的政策在决策程序、利益共融上出现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某些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从而因社会认同性的不足而引起矛盾的产生。
从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影响看，也不全是负面因素。第一，从与政策的关系看，它可以纠偏政策的执行，影响某项政策的制订甚至是存废。在以科层制为代表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运作中，由于政策制定者和监督执行者的治理目标过于庞大，各地的情况又千差万别，上级需要通过各种渠道监管政策执行的真实情况。除了通过传统的如由记者构筑的内参系统了解外，群体性事件在一个地方的爆发，也是对政策执行中存在问题的一个反馈。上级政府通过群体性事件去了解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并督促下级政府纠正过于偏离政策的行为。不仅如此，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某项政策的出台。如建国初期山东胶东抢盐事件发生后，刘少奇3月23日致电当时负责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薄一波征求意见，“请你们考虑在产盐区，又是灾区，对灾民救济一部分食盐，是否可行？”[34]仅两月之后的5月22日，陈云、薄一波就降低盐税问题致电周恩来：经过较长期研究，认为盐税必须降低。拟自六月一日起在全国各地一律按现行税额减征百分之五十，盐场区域附近则减低百分之七十五。次日，周恩来复电同意。[35]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它还可能影响到高层政府所制定政策本身的废立。譬如农民负担在1990年代的一再被明令减轻，直至农业税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的被正式废除，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看做是农村群体性事件影响的结果。第二，从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看。虽然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无论是官民对立，还是警民对立，无论是群体上访，还是政府门前聚集，都打乱了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但从长期看，它却可以释放目前因利益格局失衡、民意诉求渠道不畅而蔓延累积的怨气，避免了爆炸式的总体算账模式所带来的社会动荡。1957年，邓小平在论大民主与小民主时，曾说了一段至理同归的话：“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总之，要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协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各种场合，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群众把气出了，问题尽可能解决了，怎么还会有大民主呢？怎么还会有罢工罢课呢？”[36]其实，即使群体性事件爆发，它也有重新搭建社会利益平衡格局的潜功能。例如，尽管贵州瓮安事件本身造成了较直接和严重的社会破坏，当地的社会稳定局面付出了沉重代价，但这个事件也开启了当地重建官民关系、警民关系和利益平衡格局的进程。第三，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看，也有积极的一面。近期的广东乌坎事件导致乌坎村委会有史以来首次公开透明的民主选举已经作了最为生动的注脚。
不可否认，当今的群体性事件数量和规模呈扩大趋势，涉及领域广，对抗性也明显增强，甚至有的还有境外势力的渗透，但从总体上看，主要还是经济诉求型或其他类型的群体性事件，政治诉求型极少。另外，中国目前社会矛盾虽然非常突出，但政治上仍保持着基本稳定。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提供了解决社会矛盾的资源，精英联盟的形成则提供了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再加上自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来，民生问题得到了很大改善，腐败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党和政府的威信也大大提升，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也初步彰显。因此，由人民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并不意味着社会整体动荡的走向，我们也没有必要完全将之视为“洪水猛兽”。回首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理念，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有闹事也不要紧，“遇到这种情况要沉住气，要善于面对群众，依靠群众，耐心地去做工作，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37]
时下，中国共产党也充分认识到，“群体性事件背后反映的大多是因利益诉求而引起的人民内部矛盾。”[38]“一些地方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些领导干部不关心群众疾苦、不重视群众工作、不善于处理各种矛盾有直接关系。”[39]并要求“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主要领导要及时赶赴现场，敢于负责，靠前指挥，面对面的做好群众工作，妥善处理群众提出的问题”，同时还提出了“处置群体性事件，一定要坚持慎用警力、慎用强制措施、慎用武器警械的原则”，[40]“对插手群体性事件的敌对势力，对策划、组织、指挥闹事的敌对分子，对借机打砸抢的犯罪分子，要选择适当时机，依法严厉打击。”[41]不难看出，当今中国共产党也正在趋于理性地看待群体性事件，并也尽力在包容与法理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本文的立论在于呼吁建设性地对待群体性事件，但并不是说对群体性事件持欢迎、鼓励的态度，而是立足于对立统一的事物发展普遍规律，从促进社会长远进步的角度出发。我们完全相信，只要以辩证的视野，以对人民群众和历史负责的态度，正视群体性事件暴露出的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就能够科学把握党的执政规律，探索出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途径，从而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顺利推进我国改革大业创造契机和动力。
［收稿日期］2012-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