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青年赤字”对上海劳动力市场的影响_劳动年龄人口论文

论“青年赤字”对上海劳动力市场的影响_劳动年龄人口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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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量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一是总的人口规模及由此决定的适龄劳动人口数量,二是适龄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三是参与劳动的人愿意选择提供的工作时间长短。劳动力的供给有主观能动性和不可替代性,不像一般商品和货币一样根据需要随时生产出来,要受到劳动人口总量的严格制约。

持续的人口低生育率将导致人口增长速度的不断减慢甚至出现人口负增长,并带来人口结构的逐渐老化,即青少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下降,进而影响到未来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量,人们形象地称之为“青年赤字”,这种现象从本世纪70年代开始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变得越来越普遍。我国虽然是个发展中国家,但由于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转变正在加速进行,上海就是我国实现人口转变的一个缩影。自60年代以来,上海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持续下降的趋势。到目前为止,全市平均在1.1之下,其中市区的总和生育率还不到1,这种极低的生育水平已经造成了1993年以来全市人口的自然变动负增长,并出现了年轻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的趋势,这无疑将对上海本地户籍人口的劳动力供给造成极大的影响。

一、生育率持续下降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医疗保健水平有了快速的提高,生活的安定和对美好未来的预期使人们的生育愿望得到充分的实现,整个50年代,上海的年均出生率为40.1‰,其中1954年高达52.6‰,而年均死亡率却迅速下降到8‰左右, 导致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32.1‰。按此水平推算,22年人口就可以翻一番。人口的过快增长,出现了上学难、就业难、就医难以及居住和交通的拥挤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1957年上海人大会议提出“为了避免城市人口增殖过快,需要广泛宣传并积极推行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生育子女”,并开始在市区范围内进行试点宣传。1963年国家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以后,上海市成立计划生育工作委员会,各区县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计划生育工作逐步在全市展开,并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响应,使人口出生率迅速降低。从1966年到1980年,除1969年外,每年的自然增长率都在10‰以下。70年代末上海已经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和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一孩率和独生子女领证率都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到80年代初期,由于50年代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相继进入生育年龄,加上新婚姻法颁布后初婚年龄的降低,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出现较大幅度的回升。1981、1982年的出生率分别为16.8‰和18.5‰,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0.3‰和12.2‰。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60年代开展计划生育后出生的人口逐步进入生育年龄,育龄妇女人数和生育高峰年龄段的妇女人数逐步减少,人口出生率不断降低,与此同时人口老化的程度在不断加深。早在1979年,上海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0%,在全国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比例的提高使人口死亡率在波动中逐渐提高。出生率的降低和死亡率的提高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降低,1991年上海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1‰,市区出现零增长。1992年全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2‰,1993年下降到一0.8‰,在全国首次进入人口自然变动的负增长,1994年进一步下降到—1.38‰。目前,这种趋势仍在发展。

二、劳动力供给减少

长期低生育率的直接的后果是人口结构的老化,即总人口中少年儿童人口比重的减小,而这又直接关系到未来的劳动力供给。为了比较准确地预测未来上海的劳动适龄人口数量〔1〕,我们根据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并参考1991、1992、1993年三年的生育情况,对上海市未来的人口发展情况进行了预测。

预测的参数设定为:以1990年常住人口分年龄人口数、户籍人口数、出生婴儿性别比、分年龄育龄妇女生育率、出生人口期望寿命等有关数据为基数,假定预测期末(2040年)上海出生人口的期望寿命达到1992年世界长寿国日本的水平,即男76岁,女80岁,预测期内各年龄组的存活率按算术平均法从期初逐渐增长到期末;总和生育率1990—1995年为1.166(1990年为1.325,1993年为1.09,1994年为1,5年平均为1.166),1995—2010年为1,随着独生子女一代逐渐进入婚育年龄后, 如果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按照政策可以生育二胎,因而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前后可能进入逐步提高的时期,我们假定从2010年到2015年五年间逐渐提高到1.6,2015年以后直到预测期末都保持1.6不变,根据2000年的情况,劳动力的供给量按照劳动适龄人口的80%计算(1990年社会劳动者人数是劳动适龄人口的79.39%);1988 年流动人口中经济活动人口为86.574万人,1993年为206.89万人,由此推算出1990年为122.67万人,我们把这个数据作为该年本市劳动力供需间的差距;假定预测期内平均每年户籍人口的净迁入率为1.6‰(1990~1994年,全市净迁入人口20.37万人,平均每年净迁入4.074万人,5年间的年均净迁入率为1.6 ‰。预测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上海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预测

15—64岁 劳动力 劳动力 供需间

年份 总人口人口 供给需求差距

(年)

(万) (万) (万)(万)(万)

1990 1283.35 929.06 743.25

865.92 -122.67

1995 1298.66 930.37 744.30

970.66 -226.36

2000 1290.77 945.99 765.79 1088.07 -331.28

2005 1274.23 970.27 776.22 1160.30 -384.08

2010 1253.78 962.52 770.01 1237.31 -467.30

2015 1236.52 908.45 726.76 1279.90 -553.14

2020 1214.18 814.22 651.30 1323.96 -672.58

2025 1173.22 705.67 564.54 1350.39 -785.85

2030 1115.13 637.15 509.72 1377.35 -867.63

2035 1045.34 596.76 477.41 1392.70 -915.29

2040

973.38 565.25 452.20 1408.22 -956.02

从表1可以看出,从1990年开始一直到2005年, 上海市的劳动年龄人口都在逐渐增加,15年间增长大约30万人,年均2万人左右。 到下世纪初达到高峰时户籍劳动年龄人口达到了970万以上。此后, 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减少,这种趋势一直保持到预测期末,到2040年时下降到只有565.25万人,劳动力的供给量减少到452.25万人,比1990年下降了40%左右。

从劳动适龄人口的年龄结构上看,1990年时,15—44岁劳动适龄人口占劳动适龄人口总数的72.82%,其后这一比重持续下降,到2010 年时已经降到了50%以下,此后,一直在47~50%之间波动,变化幅度很小(见表2)。1975年时,世界各国平均的15—44 岁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为74.1%,发达国家和地区为67.1%,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76.7%。很明显,如果保持预期的发育率,下一世纪上海劳动力将严重老化。从生理上说,35岁是人的智力发展的顶峰,45岁以后智力有下降的趋势。年轻人口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的能力明显要强于中老年人口,未来一段时期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靠科学技术,而上海劳动适龄人口中年轻劳动力比重的下降,对上海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表2 上海人口和劳动力老化情况

15—44岁 45—64岁 15—44岁 65岁以上 65岁以上

年份人口 人口 /15—64人口人口/总

(年)(万) (万)

(%) (万)人口(%)

1990 676.57252.49 72.82120.37 9.38

1995 651.84278.53 70.06148.0411.77

2000 604.99341.00 63.95170.1213.18

2005 532.02438.25 54.83173.9813.65

2010 464.29498.23 48.24175.5914.00

2015 412.04496.41 45.36201.4116.29

2020 380.65433.57 46.75262.1821.59

2025 355.59350.08 50.39332.2128.32

2030 318.16318.99 49.94358.3232.13

2035 284.55321.21 47.68342.2932.75

2040 267.24298.01 47.28301.5730.98

三、劳动力需求增加

上海的发展前景,即它在未来国际国内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预测未来上海劳动力需求的重要依据。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以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为龙头,带动长江三角州和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新飞跃。历史已经把上海推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她面临着再度崛起成为国际经济中心的重大机遇。因此,在未来几十年内,上海经济将会快速发展,经济规模将迅速扩大,经济结构也将不断调整,其对劳动力需求在数量上、质量上和结构上都会有新的要求。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我国在80年代劳动力就业与GNP 的弹性系数为0.33。今后,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运用,劳动力与GNP的弹性系数将逐渐下降,我们假定每10年下降30%。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今后16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90年代我国GNP可保持年均9%的增长率,2001—2010 年, 我国GDP增长率不会低于年均7.5%的增长率。

按当年价格计算,从1980年到1990年,上海GNP年均增长9.07 %;从1990年到1992年,GNP年均增长19.64%。上海在我国改革开放中所处的特殊地位,特别是浦东的开发开放,决定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上海经济将会以快于全国的速度发展。另外,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以及随着基数的增大,要一直保持很高的增长率比较困难,因而我们以较低的水平假定1990—2000年间,上海GNP的年均增长率为10%; 2000—2010年间,GNP年增长率为8%;2010—2020年间,GNP年均增长6%;2020—2030年间,GNP年均增长5%;2030—2040年间,GNP年均增长4%。

今后几十年内,随着上海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以高的速度增长,若按照我们假定的速度发展下去,到2040年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将增长到1408.22万人,50年间增长了162.6%,平均每年增长11万人左右(见表1)。

从预测的初期上海劳动力的需求就超过了本地劳动力的供给, 到2005年时,上海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甚至开始超过本市的人口总数。

由于预期劳动力供给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供与需背离发展的结果导致其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从1990年的122.67万人一直增长到2040年的956.02万人,增长了833.35万人,平均每年增长16.7万人左右。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人口老化程度在不断加深,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占的比重都在增加。1990年时只有120 万人左右,2030年前后达到高峰时高达360万人左右, 占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见表2)。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特别是高龄老人的增多, 需要照顾的人数也在增加。假如届时有1/5的老人需要护理, 那么单是护理老人的劳动力就要72万之巨,这无疑更加重了劳动力供给的压力。

四、问题及对策探讨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上海的劳动力市场将受到本地户籍人口“青年赤字”的严重冲击,劳动力供给在年龄结构上和规模上均不能满足未来上海城市发展的需要。事实上,令人担忧的还不只是劳动力数量方面的问题,劳动力的质量离未来发展的要求差距更大。在未来经济快速发展中,经济结构将不断调整,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增长速度要快于对一般劳动力的需求。这个趋势在最近几年就已经显示出来了。许多来沪投资的中外客商普遍反映,很难物色到合适的高层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尽管目前上海本地的劳动力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有数百万外来劳动力在上海打工,但也有20万左右的原有职工因不能适应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下岗待业。

目前,上海的劳动力市场发育很不完善,劳动力供求之间的市场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虽然普遍实行了竞争上岗、择优录用制度,但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在招工、劳动条件、劳动强度、工资待遇和各项福利等多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虽然已经出现了一部分人员的频繁“跳槽”,但全市各行业和就业岗位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仍很滞缓,不利于劳动力与其最合适的就业岗位相结合。

针对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的严峻形势,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

1.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使有限的劳动力在合适的岗位上人尽其才,发挥出最佳的社会综合效益。今后,随着城市经济改革步代的加快,会有更多的企业因效益低下和亏损严重而关、停、并、转,下岗待业或需要重新就业的职工可能会更多。如何提高职工的知识技术水平,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如何帮助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员变业和下岗职工的再变业;如何加快人才的合理流动,都是劳动力市场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调整产业结构,限制发展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以金融、贸易、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和资金、技术、知识密集型的高、精、尖产业。当然,这必然受到资金紧张,劳动力素质不高的限制,更面临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外高技术产业的激烈竞争,需要通过引进资金和技术,加快发展教育和强化对职工的知识技术再培训来解决。

3.适当延长退休年龄,鼓励老年人口再就业。上海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1994年已达到了76.25岁,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好, 上海完全有必要有条件在将来某个时候延长退休年龄,至少可以延长到男65岁,女60岁。另外,由于每个人的体质和所从事的职业不同,整齐划一的退休年龄并不能适合每一个人的需要,因而应该积极鼓励那些体力充沛,乐意发挥余热的老年人再就业。老年劳动力虽然在体力上不如年轻劳动力,但他们大多经验丰富,对工作认真负责,比较容易与同事相处,具有许多年轻人所没有的优点。

4.大力吸纳本市社会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各类外地劳动力。从预测中可以看出,即使把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上限延长到65岁,上海的劳动力供需之间仍存在巨大缺口,通过挖掘本市的潜力当然可以解决其中的一部分,但更多的还要靠引进外地劳动力来解决。同时,外来劳动力以青年人口为主,这对缓解本市未来劳动力的老化具有重要意义。1993年上海市第五次流动人口调查发现,流动人口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有207 万人左右,这些人口绝大部分都在本市各行业从事各种工作,在建筑、纺织、环卫等行业中外地劳动力所占比重更为突出。如果没有这些外地劳动力的劳动,上海的各项建设就不会有近几年的飞速发展,城市功能就难以正常运转。当然,外来劳动力的平均文化水平低于本市劳动力,精神文明程度也较低,还有少数违法犯罪分子混杂在他们中间,扰乱城市治安。对这些问题,应该辩证看待。外来劳动力文化水平较低,但刚好可以弥补本市劳动力向高层次职业转移后留下的空缺;外来劳动力在参与本市社会经济活动的同时也在不断提高自身的文明程度,逐渐被城市文化同化;违法犯罪的只是他们中的极少数。只要加强管理、引导和服务,就能把流动人口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使它成为供给本市劳动力需求的一个取之不竭的资源宝库。

但是,要大量引进外来劳动力还有许多现实的和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需要解决。目前,上海的外来劳动力尚不足300万人, 外来流动人口亦不足400万人,已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秩序混乱和治安状况恶化,加重了城市住房拥挤、交通紧张及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等城市病。今后,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外来劳动力超过本地劳动力,流动人口超过本地户籍人口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从发展历史来看,上海本来就是个移民城市。因而,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流动人口现象,及早着手探讨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重视解决户籍人口老化、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同时,把解决外来人口的衣食住行和劳动就业、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医疗卫生等问题放到重要位置上去。能否解决好流动人口问题,直接关系到上海能否平稳度过下个世纪中叶因为“青年赤字”造成的人口的严重老化和劳动力的严重不足。

5.适时调整生育政策。由于人口发展有一定的惯性作用,劳动力的生产也有一定的惯性,今天出生的人口要再过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成为可利用的劳动力,如果在劳动力出现严重短缺时再调整生育政策已经为时太晚。何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育意愿将越来越淡薄,到时候即使鼓励人们生育也不见得会有多少人响应,现在西欧发达国家的情况就是最好的例证。至于什么时候调整生育政策,这要政府部门综合考虑未来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作出决策。

五、结论

由于从本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医疗卫生条件的极大改善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上海的生育率下降很快,1994年全市平均总和生育率不足1.1,只有更替水平(2.1)的一半。长期持续的低生育率将导致本市人口结构的严重老化和劳动力的短缺。而上海所面临的特殊机遇预示着它未来的社会经济将快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与日俱增。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和需求的增加,将出现数额巨大的赤字。解决的途径除了完善劳动力市场,加快职工技能培训、调整产业结构、适当延长通休年龄和适时调整生育政策等以外,大量引进外地劳动力更显得尤为迫切。

注释:

〔1〕为了计算和比较的方便, 本文中的劳动适龄年龄采用国际上普遍使用的标准即15—64岁,与我国的劳动适龄人口的年龄规定男16—60岁、女16—55岁有一定出入。

〔2〕表1表2 中人口预测的数据是作者和左学金博士合作进行的老年保障研究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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