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动态公共财政理论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进展论文,公共财政论文,理论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静态税收理论与米尔利斯税
在20世纪最后30年内，政府支出与税收问题是公共财政教育和研究领域重点关注的内容(Martin Feldstein，2002)。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实现社会福利最大的最优(Optimal)和社会损失最小的最优是重要的内容。对于公共支出与税收理论，“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出现直接基于动态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社会损失最小化”较早出现于微观财政理论的静态模型中。在最近几十年的宏观经济理论中，静态税收理论实现了动态化处理，不断深入和细化。本文探析的“新动态公共财政”正是基于微观财政理论的动态化过程。
在静态税收理论中，在税种上分别以商品税(Commodity Taxation)、收入税(Income Taxation，或称所得税)为研究对象。商品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便是“拉姆齐法则”(Ramsey Rule)，也就是“逆弹性命题”。
自从1971年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 Mirrlees)进行了不对称信息下与激励相容相适应的劳动收入税研究，形成了米尔利斯税(Mirrlees Taxation，信息不对称下满足激励相容条件的最优税收应该是对低收入者、高收入者采取低边际税负，对中等收入者采取高边际税负)之后，后续的劳动收入税研究主要是进行细化(Atkinson & Stiglitz，1976，1980)或是局部的特殊情况处理。
总体上，基于静态最优税收理论的研究，后续的研究逐渐形成了拉姆齐方法(Ramsey Approach)和米尔利斯框架(Mirrlees' Framework)。拉姆齐方法在研究商品税时以假设的线性税收进行最优税收理论分析，并且在某些研究中假设税收是外生给定的；米尔利斯框架在寻找最优税收时，以假设的非线性税收进行信息不对称时满足激励相容条件的最优税收理论分析。在前沿的现代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中，可以说在拉姆齐方法下未出现重大的理论突破(龚六堂，2009)，只是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后文介绍的动态化处理；在米尔利斯框架之下则除了进行动态化处理之外，理论上的突破点也较多，主要有研究体系的重要转变(Judd，1985；Chamely，1986)、市场完备性假设的重要改变(Aiyagari，1995)和不完备市场下研究范式的重要转变(Golosov et al.，2003)。其中，研究范式的重要转变最为重要，理论上的突破和影响力也最大，成为近期现代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最前沿。这一研究范式被称之为“新动态公共财政”(New Dynamic Public Finance)。
二、动态财政理论分析与米尔利斯的新动态公共财政框架
基于早期的静态最优税收理论，随着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深入、细化和研究方法的高级化，“动态财政经济分析方法”逐渐成为公共财政研究的前沿方法和研究趋势(Stern，2002)。在公共财政研究方法、方式实现动态化的过程中，公共支出方面的典型模型是完备市场下“最优公共支出规模”理论的形成。这就是“巴罗法则”(Barro Rule)——是指在实现动态最优的经济增长路径之上，最优的支出规模应该是“实现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效率等于1”(Barro，1990)的规模。由于本文主题是不完备市场下的最优财政政策问题——最优税收问题，因此对公共支出方面的动态财政理论分析不再深入，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研究“公共财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财政经济专题文献。
另一方面，公共财政在税收理论方面的更深层次的研究则是将“商品税、收入税”纳入到动态宏观经济分析中去。这在现代公共财政领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也形成了相当多、相对更为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对于商品税的研究，动态经济分析的结论与静态税收理论结论一样，同样是形成“逆弹性命题”。对于劳动收入税(labor income taxation)而言，在动态化处理的过程中基本都延续了米尔利斯框架进行研究，寻找最优的米尔利斯税。其中，影响力较大、较有代表性的动态化研究是Saez(2001)等相继做出的理论贡献。同样地，对于动态最优的劳动收入税研究，各个学者形成了大致相同的结论。
但是同样是在米尔利斯框架之下，资本税(capital income taxation，也称资本收入税)的研究结论与劳动收入税的研究结论迥异。在研究的过程中，随着假设的不同、研究方法的不同，最优资本税的研究结论也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这样的不同也使其在理论研究中处于动态财政理论研究的前沿，形成了较多的重要成果。譬如Christiano，Chari & Kehoe(1994)等对完备市场下动态随机最优税收问题的讨论。更为前沿的研究则是在不完备市场的框架下探讨动态最优税收问题。总体上，对于动态财政理论研究中的最优税收问题，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大的方面。
(一)完备市场的最优税收研究
在动态经济分析框架下，完备市场中关于税收问题的最早研究是Summers(1981)提出的一个生命周期类型的均衡模型。在动态经济模型中，Summers认为：经济系统从资本税转换到消费税时将会增加全社会的福利。但是Summers的研究侧重于税制体制转换的福利分析，而不是最优税收存在性的分析。在这一方面，最为重要的开创性研究则是Judd(1985)和Chamely(1986)的经典研究。
Judd(1985)和Chamely(1986)均通过理论研究认为，在某些模型设定下(如假设所有家庭的生存期限都相同，效用函数中包含休闲等)，经济稳定状态下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资本税应该为零。这个结论意味着政府不应该征收资本税，甚至在长期中最优税收体系也不应该对资本征税。Lucas(1990)在完备市场框架下分析了降低资本税对全社会福利提高的影响。他认为降低资本税可以增加社会福利。与此同时，Barro(1990)将政府支出作为变量引入生产函数，探讨了“政府支出对平衡增长路径的影响、最优支出规模满足的条件和次优(Second Best)税收问题”。在完备市场的次优框架下，Barro认为“最优的资本税是存在的”。通过开放经济下领先的资本出口者博弈模型，Gordon(1992)分析认为“完备市场假设下开放经济中不应该征收资本税”。在将公共支出纳入到效用函数之后，Turnovsky(1996)研究认为：在公共支出完全具有“拥挤效应”时应该征收资本税，在公共支出完全不具有这一效应时不应该征收资本税。在完备市场的分析框架下，Atkeson，Chari & Kehoe(1999)通过理论模型研究认为，即使放松某些假设条件，Chamley和Judd的研究结论也是稳定的，即不应该征收资本税。Erosa & Ventura(2002)在其模型中刻画了一个跨期迭代经济系统中具有生命周期特征的家庭行为，证明最优的资本税并不为零。Andrew Abel(2005)研究认为，在完备的市场经济系统中，消费具有外部性的情况下最优的资本税是存在的。Cui et al.(2007)认为，如果将“劳动、政府支出”纳入到效用函数中去，则在“财富具有外部性”的情况下存在最优资本商品税。
(二)不完备市场的最优税收研究
完备市场下动态最优税收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家庭的生存期限是无限的，并且能够对特定冲击(Idiosyncratic Shock)进行完全保险。而在不满足这些假设条件的不完备市场下，Aiyagari(1995)进行了最早的研究。Aiyagari认为：在不完备市场下正的资本税可能是最优的，其目的是矫正由于家庭进行预防性储蓄带来的资本过度积累问题。在完备市场假设下，Aiyagari同意Chamley(1986)的观点，认为确定性的完备市场的最优资本税收为零；但是在不完备状态下，由于消费者考虑到特定冲击会使经济中最优的税后资本小于时间贴现率(同时考虑“资本流动性约束”带来的结果)，从而Aiyagari认为不完备市场中的最优资本税是存在的。在此基础上，Aiyagari用这一分析框架探讨了经济增长、最优债务规模等方面的多个问题(Aiyagari，1994，1998)。此外，Aiyagari(1995)的研究不是寻找信息不对称下满足激励相容条件的米尔利斯税，而是进行基于劳动者收入“面临特定风险”而存在“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下的最优税收研究。
同样是在不完备市场的假设下，延续米尔利斯框架的研究思路，Werning(2002)和Golosov et al.(2003)研究认为，在消费者的能力是私人信息并且服从随机过程的情况下，满足激励相容条件的最优资本税应该是存在的。他们的这一分析框架及其后续研究正成为公共财政研究的最前沿，被称之为“新动态公共财政”。
三、新动态公共财政理论分析
(一)新动态公共财政理论的标准模型
Werning(2002)、Golosov et al.(2003)采取了与Aiyagari(1995)不同的研究路径探讨不完备市场下最优财政政策问题。他们独立地研究了个人能力随机衍生、存在信息不对称并且满足激励相容条件情况下的动态最优税收问题。在本质上，他们是通过更加接近现实的理论假设探究米尔利斯税问题。对于这一纯税收理论问题，Werning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最优动态税》(2002)中最早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和研究；与此同时，Golosov et al.(2003)同时进行的研究形成了关键性的结论。随后，Werning(2005)等相继拓展了这一方面的研究和应用。无论如何，Werning、Golosov等可以说是“新动态公共财政”理论的开拓者。而Golosov et al.(2003)的文献则成为这一领域具有开创性贡献的经典文献。他们这一文献的一个重要结论是“逆欧拉方程”(Inverse Euler Equation)的形成。即：
(二)新动态公共财政前沿理论的分析
对于新动态公共财政理论而言，最重要的初始假设是对传统理论中个人能力分布假设的改变。Diamond& Mirrlees(1978，1986)的动态税收研究中假设个人能力是隐藏的，Atkinson & Stiglitz(1976)则假设个人的能力是不变的。而在新动态公共财政理论中则将个人的能力进行了随机的、信息不对称的假设。对于这样的信息不对称假设，Werning(2001)最早将其用于对失业保险市场最优性的研究。类似于这样的代表性消费者的假设条件，Werning(2002)与Golosov et al.(2003)将米尔利斯框架引入到标准增长模型之中，研究了最优财政政策问题——即最优税收理论问题。
在这样的增长框架下，根据Rogerson(1985)的研究，Golosov et al.(2003)认为最优的“正的资本税”是存在的。Werning(2002)、Shimer & Werning(2005)、Abraham & Pavoni(2004)和Kocherlakota(2005a)研究了资本不可观察并且对资本回报率不征税情况下的最优税收问题。Golosov & Tsyvinski(2005)和Da Costa(2005)将标准模型进行了另一个方面的衍生研究。假设在个人能力信息不可观察的同时金融买卖交易行为同样不可观察，他们研究认为：政府可以对不可观察的资本征税，并且可以对资本回报率形成统一的影响。对于这一问题，传统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有效率的情况下，扭曲性的税收是多余的。但是在金融交易不可观察的情况下，竞争均衡将不再是有效的。在此，Golosov & Tsyvinski(2005)和Albanesi(2006)通过最优税收干预问题的研究突出了金融市场中“不可观察性”的重要意义。并且Golosov & Tsyvinski(2005)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了不完备市场下对资本进行补贴(负税收)的经济情形。Acemoglu et al.(2006)基于这一分析框架研究了包括政府、政府官员和政客激励约束问题的最优税收问题。Werning(2007)综合拉姆齐方法和米尔利斯框架的税收假设研究了存在政府支出和技术冲击下的最优劳动税和最优资本税问题。
根据这些理论模型，许多学者还进行了新动态公共财政的数值分析。通过数值模拟，许多学者力图研究在税收政策完善之后的福利损失和经济扭曲规模。在独立同分布假设的风险冲击和能力分布下，Albanesi & Sleet(2006)研究了动态经济模型中资本和劳动税收的福利问题。Golosov & Tsyvinski(2006)通过理论模型下的数值分析认为：完善残疾保险制度能够使社会福利收益更大。Farhi & Wering(2006)构建了一个局部改革下(对初始的满足激励相容条件的分配进行储蓄改变)计算社会福利增加额的一般方法。
(三)标准模型下的相关研究
对于米尔利斯框架的分析和研究而言，其不仅仅是最优税收政策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平衡。从而从新动态公共财政的标准分析框架出发，自然可以去研究平衡“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其他税种(如通货膨胀税、财富税、遗产税等)。
具体而言，除了动态最优的资本税及其福利改进的研究之外，基于新动态公共财政的标准分析框架，Farhi & Wering(2005)分析了宏观经济模型中具有动态私人信息的最优遗产税。他们通过理论研究认为：最优的遗产税应该是负的——即遗产应该被补贴而不是征税(可称之为负遗产税)。并且他们还认为，穷人比富人应该补贴更多的遗产税。在假设经济系统面临总冲击的情况下，Kocherlakota(2005a)对财富税(Wealth Taxes)进行了衍生分析，认为“最优的财富税”应该为零。Kocherlakota(2005b)在对新动态公共财政进行文献综述的同时，还对这一范式在其他各个税种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也提出了后续研究所需解决的问题。而在同样的分析框架下，Albanesi & Sleet(2006)则认为：如果在能力冲击是独立同分布的情况下，同时在财富税发挥揭示代表性消费者收入信息功能的情况下，财富税应该是存在的。此外，Albanesi(2006)分析了动态经济模型中企业主的最优税收问题，但是其结论较为模糊。因为Albanesi研究认为，对于企业主而言的最优的跨期税收可正可负。Kocherlakota & Phelan(2007)根据这一框架研究了最优社会契约问题。他们认为：在满足代表性消费者“知道自己的能力类型、赋予各种商品并且根据自己的商品显示偏好”的情况下，最优并且惟一的社会契约应该是自由市场经济，并且这一结论是稳健的。Costa & Werning(2008)将这一框架应用到宏观金融理论中去。在具备私人信息的异质代表性消费者的假设下，他们认为弗里德曼法则(Friedman Rule)是最优的，从而最优的通货膨胀税为零；并且他们还认为，在代表性消费者能力不同的情况下，次优货币政策带来的福利损失相当大。
四、结语
“新动态公共财政”正日益形成一个不断完善的财政理论体系或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在未来的理论研究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在具体的研究方面，新动态公共财政研究也将形成更多的理论成果，当然更加深入的研究也会面临较大的困难。解决这些困难，形成更多、更重要的理论成果将是后续研究的重要内容。
对于这一研究结论的稳健性，非常重要的概念是政府政策是否是连续稳定的，或者说政府的政策能否实现动态一致性？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几乎所有的新动态公共财政的研究文献都假设政府的行为是完全承诺一致的。而在动态不一致的情况下，研究肯定是非常复杂的(涉及到多次重复博弈)，在技术操作上也将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研究(Golosov et al.，2006)。这有待后面的学者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来解决，有待在数值模拟方面进行深入的挖掘。
其次，对于新动态公共财政而言，其遵循的是米尔利斯框架，而对于这一“代表性消费者满足相关条件的假设”同样可以适用于任何其他宏观经济领域的分析和研究。前述的相关研究正是这一方面的重要体现，后续研究可以在效用函数改变、附加人力资本改变等方面进行。并且，在放松相关条件的情况下，研究分散经济下不完备市场中的其他特殊情况(如企业竞争不充分)也可以成为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最后，在代表性消费者能力受到冲击的情况下，经济系统需要社会保险。这在标准模型中则是完全由政府去实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保险既有政府承担的，又有社会私有部门运作的。对此，如何解决政府保险和市场保险的边界问题将是一个非常重要、在理论上亟须回答的问题(Kocherlakota，2008)。
总之，上述的诸多问题和深入研究有待更多的国内外学者关注，以使更多的决策者了解这一理论问题和政策结论，将前沿的理论更好地应用到中国财政理论和政策实践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