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在美国媒体政治符号上的反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战后论文,符号论文,在美国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方法与命题
“媒体政治符号”这里指的是媒体在报道一个国家时使用的术语，例如“共产主义中国”，等。张瓒国(Tsan-Kuo Chang)认为这类政治符号可以分为三类：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的和法律的。意识形态类的政治符号，顾名思义，指的是那些有意识形态含义的术语，如“共产主义中国”，“红色中国”等等。地缘政治类的符号用来指称地理位置的不带政治含义的中性词，如“中国”、“中国大陆”、“北京”等等。法律类的政治符号指的是那些代表一个国家的正式身份的术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等。（注：Tsan-Kuo Chang,The Press and China Policy:The Illusion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1950-1984(New Jersey:A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93),p.105.）
在这三类政治符号中，意识形态类的是带感情色彩的。这类符号用的越多就说明媒体对所报道的国家情绪化程度越强。而地缘政治和法律类的则是纯指称性的，不含有感情因素。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当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媒体在指称中国时使用的是“红色中国”、“共产主义中国”等术语，从不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法律类符号。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美已建交、两国因对付共同的敌人苏联而关系密切时，美国媒体在指称中国时意识形态类的符号几乎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地缘政治和法律类的术语。张瓒国在比较了从1950年到1984年间《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与美国政府官员在指称中国时所用政治符号后得出结论说，这两大报纸基本是沿着政府定的基调走的。媒体与政府的用词唯一的一次不和谐出现在1966年，当美国国会就越南战争的有关问题进行听证时。（注：Ibid.,pp.101-136.）这一点证明媒体的基调是与白宫、国会等为代表的精英阶层相一致的。当白宫与国会在某一对外政策上取得一致时，媒体也会跟从这一一致性。当精英阶层出现分歧，比如当国会对白宫的某一外交政策提出挑战时，媒体的报道会及时反映这一分歧。
而当精英阶层在外交政策上出现分歧时往往表明美国与所指向的国家的关系出现了不稳定因素。所以，观察美国媒体有关某一国家的报道可以大致了解美国与这一国家的外交关系现状。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本文将通过观察《纽约时报》在冷战后报道中国时所用的政治符号以期了解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大势。
在美国有全国性影响的四大报纸中，《纽约时报》历来有观点保守的名声，而《洛杉矶时报》等则要温和得多。（注：其它两大报纸分别是《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但事实上，在对中国的认识上，这些报纸并无本质上的区别。而《纽约时报》是其中报道中国最全面、内容最丰富的。它也是四大报纸中全球影响最大的。所以，用《纽约时报》来代表美国媒体的有关报道是站得住脚的，也是有说服力的。（注：潘志高：《中国在“纽约时报”1993至1998年间的形象分析》[D]，博士毕业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2001年6月，第164-167页。）
本文选取了1993年作为代表年。这一选择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即冷战后中美关系尽管有起伏，但总体上与其他年代比有相对的稳定性。随便选一年皆可代表这段时间中美关系大的趋势。
通过分析《纽约时报》1993年在报道中国时所用的政治符号，（注：本文所用的有关《纽约时报》的资料来自香港大学“数字图书馆”数据库。通过与普通报纸比较，两者误差小于0.01%。证明有关资料真实可靠。）本文得出了三方面的结论。下面将就这三个方面做详细的探讨。
意识形态类政治符号的回归
在1993年，《纽约时报》共发表了397篇有关中国的文章。它们包括了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各个方面。在这397篇文章中有174篇495次提到了“共产党”或“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大约两篇文章就有一篇提到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在这一年中《纽约时报》多次提到“共产党”（150次），“共产党员”（78次），“共产党国家”（17次），“共产党的”或“共产主义的”（66次），以及“共产主义”（53次）。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确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这一点我们并不否认。共产党是中国惟一的执政党。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我们认为这一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状况的。在中国的各大媒体上也经常出现“共产党”、“共产主义”等字眼。所不同的是使用这类词的场合。中国媒体一般在两种场合用“共产党”等政治符号。一是报道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和领导的活动，二是报道人民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感激或共产党员的感人事迹。在中国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群众在灾害中获救或在困难中受到帮助时表示“感谢党，感谢政府”的报道，或者听到人们义愤地发出“在社会主义中国不应有这类丑恶现象发生”这种隐含有对中国的现行制度表示肯定的评论。在报道共产党员为群众做好事等感人事迹时，媒体往往引用当事人的话说：“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中国，人们也时常对某些共产党员提出批评，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整个共产党的评价。人们对某些共产党员的强烈批评往往隐含了他们对整个共产党的高度期望。总之，“共产党”一词在中国的媒体中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褒义词。
而在《纽约时报》上，“共产党”绝对是一个贬义词。《纽约时报》也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其领导人的更替。但除此之外，该报使用“共产党”之类政治符号时几乎都带有贬义。在《纽约时报》上与“共产党的”或“共产主义的”搭配使用的词经常是：“说教”、“控制”、“陈词滥调”、“压制”、甚至“专制”等等。所选择的场合往往都是令人不快的。比如，当报道某地计划生育工作出现偏差，甚至出现人员伤亡的情况时，《纽约时报》会提醒读者是当时的“共产党官员”造成的这一切。当报道中国1996年在台湾海峡进行的导弹试射等军事活动时，《纽约时报》强调这是“共产党中国”在威胁“民主台湾。”《纽约时报》上还有大量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在西藏进行“文化灭绝”的文章。
事实上，《纽约时报》把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它总在没有必要提到“共产党”一词时使用这一符号。例如，有18次当中国领导人作为国家领导人而不是党的领导人出现时，《纽约时报》称其为“共产党领导人”，而不用“中国领导人”这类地缘政治术语。详见下表：
意识形态类符号在80年代的美国媒体上一度消失。它们在90年代的回归是意味深长的。这与美国的政治文化有关。
反共已成了美国价值观的一部分，成了美国人心理上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注：Yanmin Yu,"Projecting the China Image:News Making and News Reporting in the Unites States,"in Hongshan LI and Zhaohui Hong,ed.,Image,Perception,and the Making of U.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8),p.63.）在美国，正如考伯(Cobb)和爱尔德(Elder)所指出的，“共产党”这一符号是与“镇压、极权等负面术语紧密相连的。”（注：Tsan-Kuo Chang,op.cit.,p.104.）在20世纪初共产主义在俄国获得成功后，欧洲各国远不如美国的反应那么强烈。美国是最后一个承认苏联的大国。“红色恐慌”不时地在美国闹腾一阵。反共在美国永远是一个“安全”的政治立场。美国的民主与共和两党在某些国内政策上时有分歧，但他们在反共这一外交政策上是一致的。（注：郝雨凡、张燕冬：《无形的手：与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点评中美关系》[M]，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社会党甚至共产党在欧洲可以有立足之地，在美国则毫无生根成长的土壤。
在很多美国人看来，共产党是不可能成功的。美国《时代周刊》的创办人亨利·鲁斯(Henry Luce)曾公开地说“共产主义者是不可能成功的。”谁说中国共产党成功了他就会对谁暴跳如雷。（注：Stanley Kamow,"Changing (Mis)Conceptions of China",in The American Image of China,ed.,Benson Lee Grayson (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79),p.266.）在这种环境下说共产党的好话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承担巨大的风险的。“一个办法，”美国记者斯蒂尔(Steele)认为，“就是否认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注：Harold Isaacs,Scratches On Our Minds: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58),p.163.）回顾历史，这一办法的确是美国记者们在适当时机屡试不爽的法宝。爱德加·斯诺堪称这一手法的开创者。在20世纪40年代，当中国共产党人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从而成为美国人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时，访问延安归来的斯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像别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不过是些“土地改革者。”延安的社会制度“比共产主义制度民主得多。”在斯诺之后蜂拥而至延安的美国记者大都得出了差不多的结论，认为延安实行的共产主义不是“苏联式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更像是一些“农业自由派。”（注：Steven Mosher,China Mispenceived:American Illusions and Chinese Reality (New York:a New Republic Book,1990).p.61.）
到了1950、60年代，美国拒不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处于敌对状态，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共产党又成了真正的共产党人，甚至是比苏联人更“凶恶”的共产党。美国媒体上再也找不到赞扬中国共产党的话了。相反，全是攻击“红色中国”的言论。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坚冰，到冷战结束中国成了与美国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战略伙伴。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又成了非共产主义者。美国报刊在报道中国时竭力回避“共产主义”之类的字眼。美国记者们强调的是中国如何在走向资本主义道路。
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再次走向冷淡有时甚至恶化。在美国媒体上，中国共产党又成了共产主义者。中国至少在政治上还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表1：1993年《纽约时报》的中国报道中用的部分政治符号
意识形态类政治符号使用者的新特点
进一步分析1993年《纽约时报》在中国报道中使用的意识形态类符号可以看出，使用这类符号的都是专栏作家，记者，国会议员等。以其中最具意识形态化的符号“共产党中国”为例，在它的17次被援引中，有多达6次是出自专栏作家之手，有一次是记者引用国会议员的话，一次是引用美国中国学专家的话，其余都是记者们自己使用的。在有关的报道中，美国白宫官员，尤其是克林顿总统从未使用过类似字眼。回想一下50年代，美国从总统到记者都众口一词称中国为“共产党中国。”到了80年代，美国的政府官员及主流媒体又集体回避“共产党”之类的字眼。这种媒体与政府的行动一致性到了20世纪90年代就不复存在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冷战的结束。
在冷战时期，白宫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起着绝对主导的作用。制定外交政策时的主要考虑是国家安全。在这方面普通民众，甚至是大多数国会议员都无从置喙。冷战结束后，安全因素的重要性大大降低，而经济和人权等则成了外交政策制定中必须认真考虑的因素。在这些方面，白宫往往不是专家，至少不是垄断型的专家。经济贸易是传统的国会领地，而人权问题则是各类人权组织擅长的话题。其结果就是参与外交政策制定的人，或者说是能够影响外交政策制定的人或团体骤然增多，声音也就随之增多。前文已经提到，媒体一般不会在白宫与国会等精英阶层意见一致时，自己别出心裁地制造出另外一种声音。但当精英阶层出现不同声音时，媒体会及时反映这一变化。这种带有“冲突”性质的新闻正是媒体求之不得的卖点。这个时候的媒体也会不失时机地加进自己的声音。如果要媒体选择自己的立场的话，那它总是选择最能吸引读者或观众的一方。如果让它在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之间选择，它肯定选择后者。如果一定要让它在对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与人权之间做出选择，它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人权，因为这样的立场更符合普通美国人的心理。
就冷战后的世界格局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直接后果是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冷战随着苏联的解体结束了，但冷战的心理至少在一些美国人的头脑中仍然顽固地存在着。他们急于寻找一个新的敌人。中国因其领土、人口规模、以及不同于美国的意识形态成了理想的苏联的“接班者”。如果说反共在美国永远是“安全”的政治立场，那么在冷战后反华则成了一些美国人捞取政治资本、扩大影响的捷径之一。各倾向台湾及西藏独立的组织，名目繁多的人权组织、宗教组织，甚至是环保组织等，都把中国作为工作的突破口（这只对第一类组织来说在理论上是理所当然的）。它们积极活动以期影响政府的对华政策。媒体也是它们经常利用的手段之一。为了商业利益，媒体本身也乐于这方面的报道。
所以，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媒体在中国报道中使用与白宫有别的政治符号也就不足为奇了。
意识形态类符号回归的有限性
1993年《纽约时报》的中国报道中使用的政治符号呈现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意识形态类符号的回归是有限度的。它们并没有完全取代地缘政治和法律类符号，像1950、60年代那样，成为中国报道中使用的惟一符号。事实上，绝大多数的符号仍属于后两类。在指称中国时，《纽约时报》使用“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等词的次数还是大大超过其使用“共产党中国”的次数。在整整一年的中国报道中，《纽约时报》只不过使用了17次“共产党中国”这一意识形态类符号。而它使用“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次数有1670多次。没有人再使用“红色中国”这类极具意识形态的符号。也没有人称中国为“无赖国家。”1950、60年代美国从政府到媒体众口一词称中国为“红色中国”或“共产党中国”是表明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种外交上的不承认和政治上的敌视。冷战后出现的少量意识形态类符号只表明部分美国人对中国的政治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没有人再在这方面做文章了。因此，这少量意识形态类符号的回潮真切地反映了冷战后中美关系的现实。
冷战被很多美国人看成是美国的胜利。是美国的“市场资本主义和政治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的表现。（注：Edward L.Farmer,"Sifting Truth From Facts:The Reporter as Interpreter of China,"in Chin-Chuan lee,ed.,Voices of China: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malism(New York:The Guilfood Press,1990),p.263.）对美国人来说，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对付苏联的战略伙伴。她因而在一些美国人的心目中的地位变得无足轻重。曼宁(Robert Manning)曾经观察到：“在国会山上，一种过分简单化的主流观点一度认为，中国在战略上已无关紧要。她可以被作为一个不友好的无足轻重的暴君统治的小国来对待。”（注：Robert A.Manning,"Chinton and China:Beyond Huma rights,"Orbis,Spring,1994/1995,p.195.）
但中国毕竟不是可以随便对待的小国。冷战刚结束时的兴奋过后，很多美国人意识到中国尽管不再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伙伴，但她的重要性也绝不可忽视。以其幅员之大、经济发展之迅猛，中国很快将成为国际社会中重要的一极。中国有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是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其核武库虽小但具有全球威慑力。没有中国的合作，要建立冷战后真正有效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很困难的。具体说来，中国在军备控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地区安全、环境保护、国际贸易、人权等领域都具不可忽视的作用。（注：Barber B.Conable,Jr.,and David M.Iampton,"China:The Coming Power,"Foreign Affairs,71 (Winter 1992),p.142.）
但仔细观察中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这些领域可以发现，它们毕竟在重要性上难与安全因素比肩。中国现在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大国，但其重要性仅限于局部的、地区性的事务。中国毕竟只是一个经济、军事力量都很薄弱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承认的是，与美国关系搞僵的话中国的损失更大一些。罗斯把这种状况叫做“战略上的不对称。”（注：Robert Ross,"The Stategic and Bilateral Context of Policy-Making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Why Domesitc Factors Matter,"in Robert Ross,ed.,After the Cold War:Domestic Factors and U.S.-China Relations(New York:M.E.Sharpe,1998),p.28.）这种状况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美国人可以要求政府在从人权到环保等诸多领域对中国施加压力甚至“制裁”而声称美国不必担心后果的原因。
结论
总结上文关于1993年《纽约时报》中国报道时使用的政治符号及其与冷战后中美关系现状的对比可以看出，通过观察《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时使用的政治符号的确可以了解中美关系的大势。如果说冷战后的中美关系是非敌非友或者既敌既友，中美两国既冲突又合作的话，《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时使用的意识形态类政治符号与其它两类政治符号（即地缘政治类和法律类）的比率则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意识形态政治符号的出现说明中美两国是有政治上的冲突的。很多美国人仍然认为共产主义是邪恶的，希望共产党在中国垮台。但他们同时认为，由于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社会生活等领域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毕竟不是前苏联。她对美国的利益即使有“威胁”也远没有前苏联那么大。媒体上意识形态类符号并不占多数这一事实表明了这一点。它也同时表明中美两国合作的领域还是广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