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启示：美国大学教师的经济地位分析_大学教师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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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6)01-0091-09

       2015年4月，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AUP)发布了《打破臆断：2014-2015年度教师经济状况报告》(Busting the Myths：The Annual Report on the Economic Status of the Profession，2014-2015)，正面回应了美国社会对当前大学教师收入问题的诸多质疑，以翔实的调查数据对公众有关高校教师经济状况的四个“臆断”进行了驳斥。该报告不仅有助于认识美国大学教师的真实经济状况，同时能帮助我们反思现代大学(及教师群体)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挑战。

       一、回应质疑：AAUP《教师经济状况报告》

       1915年，为反对利兰·斯坦福夫人(Leland Stanford)因厌恶经济学家爱德华·罗斯(Edward Ross)在移民和铁路问题上的观点而将其从斯坦福大学驱逐的做法，哲学家阿瑟·洛夫乔伊(Arthur O.Lovejoy)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纽约共同倡导建立了维护教师学术自由权利的组织——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此后的百年时间里，尽管机构几经更迭、力量兴衰不定，该联合会维护教师个体(与群体)现实利益的宗旨从未改变。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主要职责包括维护教师的学术自由、帮助教师参与大学事务的共同治理、保障教师经济与社会合法权益等，为保护与改善教师群体的经济安全与工作环境，通常采用公布教师经济状况报告的方法向社会发出大学教师的声音。

       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在2015年4月13日发布的《打破臆断：2014-2015年度教师经济状况报告》中对政府与公众就教师收入问题的指责进行了正面回应：承认社会上存在对大学教师收入问题的普遍质疑与批评，以严谨的数据说明外界对教师(特别是终身职教师)收入问题的认识存在明显的“主观臆断”，这不仅加深了民众对大学教师的误解与不满，更加剧了对那些勤于工作、收入微薄的教师的不公正认识，长远来看，将严重威胁高校的人才结构与竞争力，产生影响深远的恶果。

       根据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调查，社会对大学教师经济收入问题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教师收入与福利过高，从而导致学生学费与高等教育成本上涨；二是终身教职制度(Tenure)缺乏合法性，易导致教师群体享受高薪却效率低下。

       二、关于教师经济收入的偏见

       在AAUP看来，随着近年生活成本(特别是高等教育投入)快速上涨，人们对于教师收入问题的质疑正逐渐酝酿成不满与批评的社会氛围，这加剧了大学教师与社会大众的矛盾与鸿沟，甚至严重冲击了教师个体对其职业合法性的认同。因此，有必要对公众关心的“大学教师收入与高等教育成本上升的关系问题”进行梳理与廓清，以还原大学教师群体真实的社会身份与收入等级。

       1.偏见一：教师收入上涨导致学费飙升

       2000年以来，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变化是学费普遍上涨(见图1)，许多美国民众认为大学学费上涨是由于学校需要支付日益沉重的教师工资，同时，部分政治人物及公共媒体对教师工资问题的讨论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美国现任副总统拜登在公开场合宣称“大学教师的薪水有了提升，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的确提升太多了。”[1]“教师(特别是终身制教授)的高收入导致美国家庭投资高等教育的费用上涨”似乎成为不容置疑的命题，这无疑伤害了社会对教师群体的整体印象，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大学教师的职业声誉。

       为回应“教师收入上涨导致学费飙升”的说法，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并非教师收入而是私人基金与国家财政对高校投入的大幅缩水及学校高级管理人员薪水的爆炸式增长，才是学生学费上涨的主要原因。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对2012-2013学年美国公立学校日常支出(见图2)的分析显示，学校用于支付教师教学工资的费用不到总支出的三分之一(30.98％)，教学费用并非高校支出的最大部分，将学费上涨的原因片面归结为教师收入缺乏事实依据。

      

       图1 2008-2013年美国高校学费变化图(单位：美元)[2]

      

       图2 2012-2013学年美国公立院校日常支出图[3]

       按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解释，高校学费上涨的重要原因是美国私人基金会及国家财政近年对高校投入的大幅削减。美国高等院校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Business Officers)的调查数据显示，2008年以后，美国私立高校的基金总规模下降了20％，全国范围内同期美国私人基金会向高校的捐助数额下降了17.9％，[4]由于私立高校极少享受国家财政支持，一旦出现财务危机，其基本解决方案是提高学费，这就是私立学校近年来学费激增的原因。受困于政府财政危机，美国许多州政府纷纷采取了削减教育经费的政策，部分州的高等教育拨款甚至减少了一半(如路易斯安那州)，各州高等教育拨款在2008至2013年间的变化情况见表1。

      

       表1显示，2008-2013年，美国37个州的高等教育拨款处于削减状态，比例平均下降16.02％，亚利桑那州、路易斯安那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高等教育拨款总额甚至减少了一半以上，同期各州高校学费平均上涨了6.55％。换言之，尽管不能武断地将私人基金会与州政府减少高等教育投入看成学费上涨的唯一原因，与这些重要因素相比，高校教师群体的经济收入对学费上涨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提醒人们注意近年美国高校的特殊现象，即大学高级管理人员薪水大幅提升。据2014-2015年的数据，五年来(2009-2014)美国公立大学校长的平均年薪上涨了75％，私立大学校长的平均年薪上涨了175％；同期公立高校教师的薪金水平平均上涨2.14％，其中，两年制公立社区学院教师的工资甚至出现负增长(-0.52％)，尽管私立学校教师薪金平均上涨了7％，[6]仍远低于管理人员的增长水平。换言之，与教师群体近乎停滞的涨薪相比，管理人员的收入增长幅度似乎是引起学费增长的更为重要的原因。

       2.偏见二：教师待遇促使教育成本上升

       美国社会除担心高校教师收入增加引起学费上涨外，还对不断提升的高校教师福利待遇忧心忡忡，甚至普遍认为教师群体享受的高福利正大幅提高本来就过于高昂的教育成本。美国研究学院(AIR)最近的报告宣称，与其他服务性行业类似，高等教育领域正在经历一场“福利革命”，“高校教师现在享有的福利待遇包括医疗和牙科保障、退休金、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金、生命和残疾保险计划和住房福利等”，报告最后不无忧虑地指出“一场遍及美国所有高等学校教师的福利提升计划正在悄然进行，其结果无疑是促使高等教育成本增加。”[7]美国研究学院报告中的观点极受美国民众的认同，许多人认为大学教师享受的优裕工资增长与福利待遇推高了高等教育成本，且这一代价最终被大众所分担；换言之，大学教师富裕而安稳的生活是以剥削民众来实现的。

       对此，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引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的数据，指出美国高校全职教师的平均工资(扣除通胀因素)从2009-2010学年的80900美元下降到了2013-2014学年的78600美元，降幅达3％，2000年以来高校教师收入增长情况(见表2)显示，自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美国大学教师的收入名义上虽每年保持2％的增速，然而扣除CPI上涨速度，实际增长连续多年处于零增长或负增长态势(仅2014年有1.4％的正增长)。换言之，多年以来，美国高校教师的经济收入普遍处于停滞状况，大部分教师既没有失去太多的薪酬，也没有获得外界想象的高额收入。

       针对“教师福利推升教育成本”的说法，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在调查报告中通过展示2009到2014年间美国不同类型高校教师福利增长的真实数据明确表达了质疑与批判，认为最近五年中，美国高校全职教师的福利待遇增加比例大约在29.16％到30.84％，五年间扣除通货膨胀等因素，实际增长5.76％，每年增长率略高于1％，这一数字甚至低于同期教师工资的增加幅度。[9]另外，二年制社区学院的教师福利看上去增长很快(35.9％)，其原因则是因为这一群体本来的福利待遇普遍较低。换言之，在AAUP看来，美国大学教师群体的福利待遇的真实增长幅度并不能成为高等教育成本不断上涨的理由，社会对该问题的看法是缺乏证据的“偏见”。

      

       三、有关教职终身制度的误区

       美国社会对高校采用的教职终身制度素来存在争议，“终身制是对教授的承诺，允许他们在丰裕的收入中养尊处优，不对任何人负责……终身任期制会导致偷懒行为，抑制激励作用，直接造成缺乏敬业精神，这是一种传播恶种的做法……终身制是不道德的——简直是非美国的，大学生普遍认为他们所喜爱的教师被剥夺了终身任职的权利；某些未得到终身任命的青年教师认为，他们比妨碍他们晋升的老家伙们更精干、更胜任工作。”[10]针对社会大众对终身教职制度的指责，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在《打破臆断》中对上述指责进行了正面回应，通过数据提醒人们对该制度的理解存在误区。

       1.误区一：终身制教师的收入过高

       美国社会对教职终身制度的质疑之一是终身制教师收入相对其所付出的劳动量是否过高，即终身教职教师的收入是否合理的问题。某大学前校长戴维·利维(David Levy)曾在《华盛顿邮报》中提到：“学校管理人员需每周工作40小时，每年至少2000小时，然而教授们每周只需花12到15个小时在教室，且每年只需工作30周，总共不到360个小时，排除其他因素，教授们的工作量只有学校其他人员的36％-45％，后者的报酬比不上教授们。”[11]对“终身制教师的收入不合理”的指责，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认为：人们衡量终身制教授收入水平的标准存在问题，外界不应将目光仅盯着教授们的工作量和工资表，而应先回答教授收入是“相对于谁”(Relative to whom?)而显得过高。

       按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解释，教授职业符合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BLS)制定的高等专业(职业)要求的五项标准：全职、需要博士学位或其他高级专业学位、进入相关职业前没有工作经验、无须进行烦琐的在职培训和能提供稳定而长期的工作，[12]因此，当人们衡量终身制教师的经济收入时，应将教师收入与处于同等受教育水平(或入职要求)的职业的薪资水平进行对比，据统计，终身制教授的工资水平普遍低于其他相似专业要求的职业(见表3)。

      

       表3显示，十种与大学教师类似的高级专业要求的职业中，只有天文学家的平均收入少于正教授的收入，大学教授的平均收入仅占牙医收入的69.56％；同等类型工作中，学术环境的收入普遍低于非学术环境，以牙科专家为例，高校牙科教授收入仅为98810美元，而社会上的牙医职业收入高达167370美元，天文学家是受外在环境影响最小的职业，这是绝大多数天文学家愿意选择在高校工作的原因。

       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之所以选择将教授的经济收入与其他行业进行对比，并非要表明其他行业的收入过高，而是要说明终身制度保障下的大学教授群体的薪酬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高，个人选择高校更多出于对宽松自由的研究环境与体面安全社会生活的追求，而非仅考虑经济收入和福利待遇。“有人问某学者选择教授职业的原因，他的回答是‘最喜欢看书，在大学里从事教学工作，是既能看书、又能拿工资的唯一职业。’高等学校生活的精华是可以在自己身上继续投资、建立和更新智力资本，有人从教学中可得到最大满足，有人喜欢研究：它能满足知识分子的好奇心，培养科学发现的快乐感和荣誉感。”[14]经济因素是个人选择成为大学教授的重要因素但绝非最重要因素，指责大学教授收入过高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2.误区二：终身教职制度引起教育质量下降

       近年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抬头，终身教职制度效率问题的讨论在美国社会再度甚嚣尘上，如何平衡高校办学理念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成为大学面临的重要问题。受其影响，越来越多的高校管理人员开始将大学看成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强调应逐步在高校引进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的“颠覆性创新理论”(Disruptive Innovation Theory)。“事物参与竞争的环境或价值网对它利用和集中必要资源的能力、克服创新的技术和组织障碍的能力具有深远影响，决定创新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创新能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价值网内已知参与者的已知需求。”[15]只有将事物置于充分竞争的外部环境，其创造力和生命力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发，即竞争决定效率，优胜劣汰。

       在许多美国民众看来，由于缺乏竞争压力，终身教职制度正沦为低效、安逸而无能之人的“保护伞”，大学要提升办学效率就应减少终身教师比例，大力引进兼职教授与非终身制教授。新兴院校(如菲尼克斯网络大学、卡普兰大学)的兴起就是网络技术对传统终身制教职模式的冲击，低成本的在线教育正在逼迫相对昂贵的全职终身教师退出历史舞台。鉴于此，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明确反对“终身教职制度是过时而低效的制度”的说法，认为该制度不但不是美国高校教育质量下降的原因，反而是解决大学低效问题的策略之一。美国高校不同类型教师担负的职责情况见图3。

       图3数据显示，截止到2013年，美国大学负责教学的各类教师中，全职终身教授占14.49％，全职终身轨教师(尚未拿到教授职位的终身职教师)占5.86％，二者比例仅20.35％；指导学生开展综合活动的教师中，全职终身教授占19.51％，全职终身轨教师占7.37％，二者占比为26.88％，换言之，终身教职教师在美国高校教学与活动中的比例约占四分之一；兼职教师在这两项活动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分别达51.22％和46.65％；研究生助教成为学校“教学/科研/公共服务”等日常事务的主力军，其占比高达44.67％。终身教职教师并不是美国高校诸多活动的主力军，兼职教师与研究生助教已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力量，在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看来，正是终身教职教师数量的萎缩导致了美国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与滑坡。兼职教师群体由于没有终身教职的承诺，缺乏有力的经济保障与适合专业发展的工作条件，这一群体普遍处于焦虑与压抑的不良情绪中，由于他们与学生群体接触紧密，这些情绪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影响学生的现实选择与人生定位，越来越多的学生不再安心学业，而将心思与目标转移到学校外的社会事务，从而导致高等教育质量滑坡。

       目前，美国高等教育已形成了规模巨大、层次分明、类型多样的体系，截止到2013-2014学年，4294所高等院校中，2634所为四年制学院或大学，1660所是面向职业或工作准备的二年制学院。同期美国高校约有教师1544100名，其中全职教师791400人，兼职教师752700人，相较于1993年的369800人，兼职教师数量增加了104％，其占高校教师比例从39％增长到49％。[17]美国高校管理人员希望通过贯彻“颠覆性创新理念”，引进兼职教师来冲击传统终身教职制度的做法，最终危害到美国高校的整体办学效益。高校不同于企业，大量引入兼职教师和研究生助教，不但不会产生设想的“破坏性创新”现象①，反而会引起“创新性破坏”。缩减终身教职教师绝非提高大学效率的根本途径，教育领域的特殊性使得只有保持教师队伍的稳定，留住那些具有专业潜力与学术热情的优秀学者，才能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与飞跃。

      

       图3 美国不同类型教师工作情况图(2013年)[16]

       四、总结与思考

       大学教师收入增长是社会理性而适宜的行为，是经济发展与个体预期转向合理轨道的标志，公众普遍对这一群体经济状况的合法性质疑，折射的是对“大学作为自由人联合体”观念的质疑与拒斥，公众与高校间的“误解”在扩大。近些年，高速发展的美国高等教育同样面临一系列现实挑战：不断提高的准入要求、公共财政拨款限制及对高校办学质量的不满等。为应对挑战，许多高校一方面增加临时性学术人员的数量，另一方面采用问责制加强对教师绩效的考核；然而，责任的扩大并没有带来权益的增长，美国大学教师的实际经济收入并没有随压力增长而递增，其实际待遇与美国国内其他高学历职位相比并不具备优势。美国社会的整体舆论氛围始终对大学教师群体(特别是终身教职教师)的付出与回报存在深刻的偏见与误解，这种“悖论”的社会现象值得深思。

       1.教师的经济状况关乎高校办学质量

       “当一个国家的大学仅能提供较低的缺乏竞争力的薪资时，大学只能吸引到三种人参与：一是出于对学术生活的喜爱可牺牲物质追求的学者，这种人的数量远不足以支撑一所高质量大学；二是专业水平、成果和才智有限，在其他领域缺乏竞争力而对‘学术薪酬’并不在意的庸才；三是想通过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来谋求个人收入最大化的‘利己主义者’，这些人缺乏个人责任感，毫不顾忌大学及学生的利益，一旦在大学扎下根基便预示着学术腐败的开始。”[18]这绝非危言耸听。大学提供的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信任产品”，无论是即将进入大学生活的新人，还是已离开大学校园的校友，都很难对大学提供的“产品”进行有效评估，当前境遇下，几乎不可能找出准确而可信的统一标准来衡量大学教师的服务，因而难以对“良师”与“庸才”做出令人信服的鉴别，标准的缺乏是衡量高校教育质量和教师队伍素养难以超越的现实困局，也是人们看待高等教育问题不得不面临的变态式“常态”。

       缺乏统一而客观的衡量标准，使得判断教师的整体质量及确定其合理薪资水平成为世界性难题。大学的水平根本上是由教师队伍质量决定的，这并非意味着应不顾实际地提升教师的经济收入，然而高校教师较高的经济地位是高等教育质量的保障，一旦失去这一保障，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就无从谈起。研究发现，日本、德国、美国与以色列等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薪资水平均低于其他具有同等学力要求的职业，如果不提高学术职务最低层次(青年教师群体)的薪资水平，吸引优秀青年学者从事学术工作将越发困难。不断增加的教学负担与论文发表数量的要求，学术薪资不能支撑舒适生活水平的现实，会削弱学术职业的吸引力，同时逼迫越来越多的学术人才或选择学术之外的职业、或从校外兼职挣得额外收入，这无疑会使高等教育质量受损。大学教师高收入并不能保证高等教育处于较高水平，但教师群体的恶劣经济状况一定会威胁(或拉低)高等教育的整体效益。

       2.人才危机是高校未来的最大挑战

       从历史看，大学教师在许多国家属于中产阶级，其经济收入足以保障日常消费和生活上有充分的选择，教授的收入虽然不高，但却因其专业知识和卓越技能而享有体面自由的日常生活。当献身学术足以获得丰厚回报时，大学从来就不会缺乏愿意从事学术职业的青年。对大学而言，其未来挑战或许并非仅是外界力量(如政府、企业与社会团体)对大学事务的干预与羁绊，而是整个世界自由空间的扩展带来的人才市场的竞争压力，即大学难以招募足够数量的青年人才。作为特权的“自由”曾是大学生活的特殊优势，传统大学由于能提供丰厚的薪资与舒适的生活而对高智力资本的人才产生巨大吸引力，然而随着人类技术、理念与创造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工作(如新闻、设计与营销等)能为其员工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创造性的工作环境、优厚的工作报酬与显赫的工作声望，这些条件足以与大学的福利媲美(甚至超越)。“学术生活”的价值相对降低，大学提供薪酬的绝对数额或许没有减少，但大学外工作岗位的整体优势却越来越明显。

       大学竞争根本上是人才的竞争，在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选择更加理性和审慎，未来大学的危机是学术人才的危机，大学要与越来越多的行业——如行政管理、企业组织和商业部门——进行激烈的人才竞争，当校外的职业能提供高于教师职业所能提供的工作薪酬与福利待遇，大学必将失去争夺人才的“隐形优势”。一旦大学失去“自由”优势，便不应对“高校依靠提升经济诱惑就能实现招贤纳士”的想法过于乐观，而要深刻认识到，所有优势都要经过历史的漫长积累，如何在未来吸引足够多的青年才俊加入高校教师队伍，是美国作为全球教育领导者面临的现实难题，更是需要中国这样的教育后发国家审慎对待并予以应对的重大挑战。

       3.第三方机构是弥合高校与社会认知鸿沟的有效工具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公众与大学教师之间横亘着一道难以跨越的认知鸿沟，如康德尔就大学教师在美国社会的命运指出：“从整体看，教师是落后传统的继承者，这种传统把教师看作‘分离的种族’而抛弃一旁，公众对教育的热情未必能用来衡量对教师的尊重程度。”[19]更糟的是，教育质量与人才危机似乎并未成为社会大众与高校教师群体关注的焦点，前者短视地关注大学教师“过高”的薪金水平，凭借头脑的“臆断”对后者进行主观描绘；教师群体则充满着对“过低”薪资和收入的抱怨与愤懑。缺乏大众的理解与尊重，教育就不再是志业，而仅是谋生的手段，“是否出走”成为教师日思夜想又难以抉择的难题。认知鸿沟的存在加剧了本已狼藉的群体关系，如何弥合两者间的差异，既是现实向理论界提出的挑战，又考验着教育参与者的智慧与勇气。

       放眼美国，以大学教授联合会为代表的独立第三方机构的存在，无疑为弥合社会与高校的认知差异提供了可能。借助这些信誉度高的独立机构(与组织)，社会大众能准确、及时了解“象牙塔”的真实信息与状况，有效消除缺乏依据的误解与偏见；大学教师能将不满与建议及时向教育主管部门与社会大众反映，从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与职业声望。第三方机构可成为缓解社会与大学问压力与矛盾的“减压阀”与“排气孔”，避免因误判而导致的非理性事件。当然，这些组织与机构的存在和运行离不开健全的国家法律制度和社会信用评价体系的保证，只有在自由、法治和诚信的社会氛围中，第三方机构的功能和意义才能最大程度的展现。

       总之，大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长期存在而又难以解决的历史难题，教师收入问题是这一问题在现实中的反映，人们无法祈求一劳永逸地解决，建立常态机制舒缓两者间的认知裂痕成为迫切的挑战，这是《打破臆断》引人深思的价值所在。

       注释：

       ①“破坏性创新”是指竞争者以低成本、低代价的创新手段加入竞争，最后打破原有格局，获得外界认可与自身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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