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韩非子》散文结构对其美学思想的表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非子论文,对其论文,美学论文,试论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家是应时而生的学派。牟宗三先生说，同是针对周文疲弊的问题，儒家向立教方面发展，道家则变成玄理，虽然具有普遍性、永恒性，但不切实际。而法家把周文疲弊视为一政治社会之客观问题来处理，故能切现实（注：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P149～150)。从前期法家之商鞅，到后期的集大成者韩非，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反对虚无、崇尚实际。他们针对春秋战国的时代特点提出富国强兵的治国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着眼现实，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又促使他们更加注重现实。韩非抨击儒家以仁义礼让治国，反对墨家“兼爱”、“非攻”之说，并非只是基于学术观点的不同，而是因为它们在强凌弱、众暴寡、大并小的战国时期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以此治国，国将不国，君将不君，更遑论富国强兵，称霸诸侯。法家重实际的特点体现在治国理论中，也体现在美学思想上，《韩非子》堪称代表。“人主之听言也，不以功用为的，则说者多‘棘刺’‘白马’之说；不以仪的为关，则射者皆如羿也。……是以言有纤察微难而非务也，故李、惠、宋、墨皆画策也；论有迂深闳大非用也，故畏震车状皆鬼魅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以下引文凡出自《韩非子》只注篇名）韩非认为人主听言如果不以实用为标准，说者就会用一些华丽而不着边际的虚辞欺骗之。人主对此“说（悦）而不禁”，国家将走向衰败。所以他主张把实用作为检验言行、衡量事物价值的惟一标准。在这一标准下，没底的玉巵尽管漂亮，其价值却比不上有底的瓦巵。癸的歌声虽能使“行者止观，筑者不倦”，却不如其师射稽让“行者不止，筑者知倦”的歌声，因为癸唱歌的时候工人只筑了四块模板的墙，射稽唱歌的时候工人却筑了八块模板的墙。检查墙的坚实程度，癸唱歌时筑的墙能捣进去五寸，射稽唱歌时候筑的墙则只捣进去两寸（《外储说左上》）。因此，从实用价值看，癸的歌声显然不如射稽的歌声。通常人们认为这则寓言说明韩非对艺术的态度着眼于纯功利，而忽略人的正当审美需求。不可否认这一倾向的存在，但是同时我们必须注意故事发生的前提：“宋王与齐仇也，筑武宫。”此种情形下，保住国家社稷是第一位的，因此武官的坚固与歌声的动听相比，前者的重要性显而易见。韩非说：“糟糠不饱者不务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五蠹》）在诸侯争雄的战国时代，每个诸侯国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使国家富裕、强大的策略，避免被吞并。正如韩非反驳孔子关于“一时之权与万世之利”关系时所说：“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虽有后复，莫大于此，万世之利奚患不至？战而不胜，则国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万世之利？”（《难一》）当作为主体的人不存在时，美的意义又如何体现？对一个失去家国的人来说，既使惊心动魄的美展现在眼前也无心欣赏，这是人人都懂的浅显道理。从这一点来说，韩非以实用为美在当时有其现实意义。
韩非美学思想的另一特点是崇尚质朴、简约，反对以文辞和修饰为中心的形式之美。但是韩非不是简单地否定形式之美，这点从他对文与质的关系和礼的认识上即可看出。《外储说左上篇》中，楚王问田鸠：“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何也？”田鸠说：“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外储说左上》）“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这是韩非反对文辞和修饰的真正原因。由此也知他并非一味地、单纯地反对文辞、修饰。韩非说：“善毛嫱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显学》）可见他也肯定修饰的作用，只是这一肯定有条件限制：修饰必须增加被修饰主体的价值，而不是喧宾夺主，使人们因修饰而忽略了主体自身的价值，以至主次颠倒，卖掉了“椟”却留下了“珠”，受到宠爱的是装扮漂亮的侍女，被冷落下的却是将嫁的秦伯之女。所以当文之于质有害无益时，当修饰削弱、甚至否定了被修饰主体自身的价值时，韩非对它们由肯定转而否定、反对。韩非对文辞和修饰的认识与他的法家学说相辅相成。韩非深知，尽管法家思想是治国的最佳指导思想，但是要让君主接受却并不容易，即使接受了，因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触及“当途之人”的利益，遇到的阻力也非常大。而于治国无益的学说却往往用华丽的形式迷惑君主，使其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亡国之路。这是让韩非痛恨不已的事情。于是，他对以文害质、不惜牺牲主体价值而一味修饰等单纯追求形式之美的行为、现象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抨击，以至给人们留下否定一切形式之美的印象，这实在是一种误解。而他对礼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了这一误解。通常人们都认为韩非反对礼，否定礼，但实际上他反对的是以虚假形式掩饰真情的礼。韩非虽然主张“一断于法”，但其法治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目的是建立君主专制，因此继承和借鉴儒家之礼是情理中事。尤其对君臣之礼，韩非不但不反对，而且大力提倡之。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评价法家：“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踰越，虽百家弗能改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就证明了这一点。韩非说：“礼者，所以貌情也，群义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贵贱贤不肖之所以别也。……礼者，外节之所以谕内也，故曰礼为情貌也。凡人之为外物动也，不知其为身之礼也。”肯定了礼是人之内心情感的必要表现。但是同时他又说：“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和氏之璧、隋侯之珠毋需装饰，“其质至美，物不足于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实厚者貌薄，父子之礼是也。由是观之，礼繁者实心衰也。……故曰：‘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乎。’”（《解老》）真正深厚的感情不需要礼来表白，如父子之情。内质美好的事物毋需修饰，事物如有修饰的需要，反衬出的就是其内在质的不足和虚弱。这似乎又在说韩非是反礼的。到底该怎样解释这一看似矛盾的观点？实际上，如对文辞、修饰的认识一样，韩非不是简单地否定礼，他否定的是繁琐的、流于形式的礼。战国时期，随着春秋以来的礼崩乐坏，人们一方面在破坏旧有的礼制，另一方面又虚伪地维持礼的形式，作为礼的内涵的礼义被弃置一边，作为形式的礼仪却日趋复杂、繁琐，人们似乎想通过礼之仪式的繁琐弥补其内涵的缺失。对此，倡导礼的儒家先祖孔子也表示不满，他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韩非之反礼正是针对此而言，所以说：“礼繁者实心衰也”，“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乎。”韩非对礼的认识进一步证明韩非对文辞、修饰等形式之美的态度：反对过度追求，一定程度上给予肯定。简约、质朴正符合了这一要求，故成为其美学思想的特点之一。
实用、简约是韩非美学思想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实用须以简约为手段。如果实用却拖沓累赘，其美学价值将大打折扣；简约须以实用为前提。简约却无所用，简约就失去其存在的必要和理由。实用、简约的美学思想处处表现在韩非散文中。比如文章题目多用数字，《二柄》《八奸》《八经》《三守》《十过》等。《二柄》就是君主统治国家必需的两种手段：刑、德；《八奸》讨论了危害君主和国家的八类奸邪之臣；《三守》论述君主保护自身的三种手段。每个题目都简洁明了，不故弄玄虚。论述过程中，韩非一样喜欢用数字，一、二、三、四分门别类，有条不紊，非常清晰。实用、简约的美学思想在其散文结构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文学作品的结构是指“文学作品内部的组织构造和总体安排”（注：童庆炳主编.文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P189)，它的本质是以一统多，“作者从一定的主观意图和审美理想出发，将分散的文学材料熔铸成一个完整的有机统一的艺术整体”（注：童庆炳主编.文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P190)。因此，结构常常体现着作者对美的理解。先秦诸子散文前期主要以语录体为主，简短是其特点，有时寥寥数语即构成一篇文章，所以尚未深入涉及作品结构问题。到了战国末期，社会生活日益丰富，散文反映的内容随之增加，如何把庞杂的材料熔铸成结构紧凑的文章是作者必须思考的。韩非在汲取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创制了与其法家思想吻合的散文结构，形成一篇篇在古代散文史上影响久远的长篇巨帙。
并列式和总分式是韩非散文结构的主体。并列式指文章由若干个对等的部分组成，其间没有任何起承转合的文字，所有内容由一条隐含的主线——法家思想，将其联系在一起，形散而神不散，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此类结构以《难》四篇为代表。
“难”作为一种议论文体式首创于韩非。作者先提出一种观点，然后以此为的予以反驳，在反驳中树立自己的观点。《韩非子》中有“难”体散文四篇，每一篇都有若干章驳论组成，对于整篇文章而言，这些驳论的地位是等同的，没有轻重主次之分。驳论与驳论之间也没有起承转合的词语或段落，乍看似乎是随意放在一起的，实际不然。它们表现着一个共同的主题——韩非的法术势思想。如《难二》由七章驳论组成，每一章都是在反驳中阐释、树立韩非的法家思想。
在并列式结构的散文中，《亡征》是一篇奇文。文章列举了将会导致覆国亡君的47种做法，47种做法被韩非用47个以“可亡也”结尾的句子简炼地概括出来，并列平行地组合在一起，气势宏大，震撼人心。读之，一个接一个的“可亡也可亡也”扑面而来，仿佛杀身之祸就在眼前，令人不由得不悚然惊觉。郭沫若先生评价此文说可以和屈子的《天问》媲美（注：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P369)。除此之外，用并列式结构的还有《解老》《喻老》《八经》等篇章。在一些非并列式的篇章中，作者也往往穿插大段的并列相承式文字，如《难言》中对各种进言方式弊端的描述，《说难》中对游说之难的分析等。由此可见韩非对并列式的青睐。
总分式是韩非散文的另一重要结构方式。“总”就是文章的主旨，“分”是对主旨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明。如《十过》，开首便点出文章主旨，即君主容易犯的10种过错及其危害，接着，用唇亡齿寒、濮上之音、重耳灭曹等10个寓言和历史故事分别进行阐释。《韩非子》中有《储说》6篇，可谓总分结构的代表。如《内储说上——七术》，开篇点题：“主之所用也七术，所察也六微。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智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这是全文的总纲。接着有7小段并列文字对“七术”分别作初步的解释。如解释“众端参观”：“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其说在侏儒之梦见灶，哀公之称‘莫众而迷。’故齐人见河伯，与惠子之言‘亡其半’也。其患在竖牛之饿叔孙，而江乙之说荆俗也。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敌。是以明主推积铁之类，而察一市之患。”这一段文字相对总纲来说是“说”，相对下文的“说”而言则又是“经”。“经”多使用对偶修辞手法，富于节奏，朗朗上口，便于记诵。“说”多为故事，趣味横生，帮助人们理解“经”所述道理。如果把总分结构比喻成一棵大树，那么“总”——文章的主旨，是大树的本根，“分”——对主旨的解说，是大树繁茂的枝叶。根为枝叶提供营养，枝叶表现着根的活力，二者缺一不可。
并列式和总分式结构形式上虽有不同，其实质却一样。二者都是通过主旨把零散的材料熔铸成一个整体，使其从不同角度表现主旨。惟一不同的是并列式结构中文章的主旨是隐含的，而总分式结构的主旨是点明的。刘勰《文心雕龙·附会》对这两种结构的特点做了形象的概述：“是以驷牡异力，而六辔如琴；并驾齐驱，而一毂统辐；驭文之法，有似于此。去留随心，修短在手，齐其步骤，总辔而已。”韩非之选择并列式和总分式作为其散文结构的主体正体现了他崇尚实用、简约的美学思想。并列式和总分式结构具有实用而不华丽的特点。首先是容量大，无论并列式还是总分式，围绕或暗或明的文章主旨，作者可以恣意挥洒，尽情铺排，毋需顾虑作为形式的结构是否能够容纳众多的内容。其次，文章可长可短，不必拘泥于一定之规。正如刘勰所说“去留随心，修短在手”。最后，这两种散文结构具有简约明了的特点。文章的主旨如一条线把各个相对独立的部分联系在一起，中间不夹杂任何转承文字，干脆、简洁，不拖泥带水，却不失紧凑。
综上所述，韩非散文的结构实践着他的美学思想，是美学思想的表现，二者的有机融合使其散文在内容和形式实现了和谐统一，从而形成了一篇篇文采蜚然、内容充实的古典散文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