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洲学会年会的唐诗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美国论文,唐诗论文,年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4)03-139-07 唐诗因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一直吸引着海外学者的关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英语学术界)经常举行一些关于唐诗或者涉及唐诗的会议，讨论新的学术话题和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其中集中反映西方唐诗研究最新进展的，要数美国亚洲学会一年一度的学术年会。不过，长期以来国内很少有学者参加这些会议，对这些研究缺乏了解。因此，本文拟考察1996年到2012年亚洲研究年会上与唐诗研究有关的学术会议，旨在了解海外学者是如何研究唐诗的？他们的主要兴趣点、研究方法和我们有什么区别？对我们的研究有什么启发？希望通过这一研究，能对我们唐诗研究走向世界有所助益。笔者统计这段时期共有涉及唐诗的会议共有14次，限于篇幅，我们只讨论与唐诗相关度较高的几次会议。 一、谈诗和谈事：1996年至2000年年会小组会 1996年的亚洲年会上涉及唐诗是“个人论文”的小组会，题目是“偏离、庄重和唐宋诗中的权威”。会上华盛顿大学Mark E.Francis宣读的论文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庄重、合乎礼仪和唐诗的接受》。他认为，中国诗歌对于其他文学传统来说通常被认为是比较庄重的，这种说法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在古代传统时代被认为有示范意义的是《诗经》中的诗歌，由于这些诗歌温柔敦厚，从不“偏离”正道而被孔子称赞为知识和灵感的源泉。后来的一些例子，如建安文学和盛唐的诗歌得到较高肯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在美学和道德上的价值。“庄重”标准的权威性不仅解释了为什么盛唐诗歌比不久之前的六朝和不久之后的晚唐和宋代的诗歌要杰出得多，也解释了在评论家和诗集编者眼中唐朝诗人的地位。在中国诗歌的接受中谈“庄重”显然在某种程度上是把一个外来的概念强加了进来。尽管如此，根据从“美刺”一词中反映出的审美的节制和情感的节制来看，这个词是有其合理性的。这种美学上的关怀是根据早期诗人已经达到的程度划出了“礼”的实际标准，又为后来者的尝试提供了依据。文章探讨了“庄重”的标准是如何影响了唐代的作品及其与更广泛的哲学和文化关怀的关系[1]。 哈佛大学孙广仁(Graham Sanders)的论文是《诗的力量：9世纪轶事集中诗的作用》[2]。他认为，9世纪晚期唐代孟棨编了名为《本事诗》的轶事集。现存的文本包括了41个条目，可以分为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徵异、徵咎、嘲戏等7类，讲述了某些诗歌(大部分是唐诗)是如何被流传的，提供了诗歌的写作背景，以便更好地了解作品涵义[3](P4)。此书采用了各种资料，包括小说，野史，诗序和逸闻趣事。孟棨在序言中说了他的动机，编辑取舍的原则和理念。《本事诗》的内容可能是从别的文本衍生出来的，但孟的创新之处在于明确表示要把关于唐诗的轶闻编纂成集。《本事诗》有两个紧密相关且互相渗透的主题：(一)诗歌能有力地表达和影响感情，(二)对诗才的欣赏[3](P3)。这些主题有时以相互对立的形式出现，并经常带有传奇色彩。有三种因素决定了这些主题的叙事方式，一是从《毛诗》开始的以诗为正宗的观念，二是唐诗的实践，三是资料本身的需要。研究这个集子使我们得以一窥古代文学传统和唐代的社会影响是如何帮助形成了诗歌的理念。人们听到了形形色色的由诗歌讲述的故事，故事展现了它的力量。这些文学想象的“真正的故事”补充了文学史上“真实的故事”[4]。 夏威夷大学的麦大伟(David McCraw)的题目是《千钧一发：李贺诗的结尾》[5](P23-24)。文章认为，除了个别研究，如一篇20年前研究清代诗歌结尾的短文外[6]，西方汉学家一直以来几乎没有注意过中国诗歌结尾的影响，也没有注意到李贺诗的独特性。但李诗的结尾生动地表明了其独特风格和诗歌想象之奇妙。作者采用归纳法和现象学的方法试图弥补这一空白。他说通过仔细阅读，理解李贺是怎样形成和强化了其诗歌的结尾，认为比起那些堪称“典范”的标准唐诗，李诗结尾有令人惊叹的原创性。文章在进一步与西方诗学[7]和创作的比照中提出了比较诗学的深刻见解[4]。 1998年，“个人论文”小组会的题目是“唐和宋代初年的诗歌、批评和审美”，有3篇文章与唐诗直接有关。科罗拉多大学陈伟强(Tim Wai-keung Chan)在《轻浮，浅薄，夸口和鲁莽：同时代人对“初唐四杰”的评论》[8](P157-182)一文中提出，以中国大陆为首的学界有这么一种倾向，即把所谓“初唐四杰”视为诗坛的革新者，并给予了过多的肯定[9]。这种倾向导致研究者们忽视乃至粉饰了他们的一些消极面，甚至无视来自他们同时代人的嘲笑。陈文声称要分析关于四杰的一些主要材料，以还原他们在历史上的真实形象[10](P56-85)。他认为至少在当时的文人圈里，四人有着草率、轻薄、虚夸和浮躁的名声[8](P157-182)。他的第一个依据是杜甫(712-770)《戏为六绝句》中的一联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在贞观及以后的文坛上，当这样的文风仍然有很大影响时，“轻薄”一词显然具有负面含义。第二个依据是时人对四人的评价也颇具讥讽，如称骆宾王为“算博士”，杨炯为“点鬼簿”等，都表达了对他们作品的轻蔑。最后的依据则集中在四杰的作品上。他们为拓展人脉而作的大量“干谒”诗文中所反映出来的那些负面的特点，与我们在分析上面资料得来的认识是一致的[11]。 约克大学Li Zeng的论文题目是《“云雨”：李商隐的用典模式》[12]。作者认为李商隐的许多诗呈现了明显的用典的特点，他的用典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发展，也反映了文学史上前代诗人对用典的爱好。确切了解李商隐用典的作品，也就可以解释在古代诗学中用典对诗的重要性。Zeng的研究集中在李商隐好用的“云雨”这个典故上。通过研究几首诗中这个典故的变奏，本文总结出了李商隐用典的模式，即从“引用”到“化用”，继而达成形式上的统一。Zeng在说明用典成为作诗必备因素并有助于表达诗歌含义的同时，也阐释了李商隐相关作品的意境。文章还强调了李商隐诗歌中的用典是一种基于对过去文学的辩证认识而形成的高超且自觉的技巧[11]。 圣母大学的杨晓山(Xiaoshan Yang)在《唐宋诗中的奇石癖：审美盲从与道德忧虑》[13]一文中谈到中国人赏玩奇石的爱好由来已久，却只在9世纪时才开始出现一些行家和大量评论奇石的诗文。杨晓山此文旨在探讨描述奇石的诗歌所体现的美学品味和道德意识。用于分析的对象文本主要来自9世纪，当时已经形成了明确的美学品味，而从11世纪起，奇石癖则经常成为道德谴责和哲学批评的靶子。杨认为，中唐关于奇石的诗歌奠定了奇石的基本形象和此类诗歌的主题，在这些作品中石头的怪异和丑陋都被美学化了[14]。尽管奇石收藏文化是当时社会流行的风气，这一时期的诗作或通过心理分析，或通过对造物目的的揣测，都典型地包含着道德关怀。相比之下的北宋诗歌，尽管在美学上少有创新，但在批评奇石癖好时表现出了更高的道德敏感和更深层的哲学思考。同时，北宋文人也陷于一种极为讽刺的境地——“那些对石癖抨击最猛烈的诗人往往就是最富激情的石头癖好者本人”[11]。 1999年，“策划”小组会的题目是“动态的诗歌：唐代抒情诗研究的新方法”。小组会第一篇文章是孙广仁(Graham Sanders)《如何用诗说事：唐代奇闻异事叙述的诗歌例子》。作者认为，研究中国诗歌艺术通常涉及三类文本：诗歌本身、诗人生平以及诗评。但这些材料无法提供诗歌产生的直接背景，也不足以证明这些诗歌不是文学行为而是社会行为的产物。而中国的诗歌创作，特别是唐代的诗歌创作，实际上是高度社会化的活动。人们用诗来达成许多事情，如协调社会、两性和政治等各种关系，而诗歌的力量也确实经常能为事情带来实际的转机。文章对《太平广记》所收录的数以百计的唐诗逸闻进行了初步研究。这些叙述提供了诗歌创作的直接背景——创作的场合；被献给何人又由何人接受；以及产生的影响。此外，虽然本文也提到了这些真实性显然有待商榷的叙述所带来的困扰，但这些故事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使我们得以一窥唐代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比起仅仅通过诗歌，诗人和诗评进行分析，研究人们喜闻乐见的诗歌逸闻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诗歌的创作意图[15]。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罗伯特·阿斯莫(Robert Ashmore)宣读的是《9世纪艳情诗“秘文公开”的悖论》。他认为，孙棨编的《北里志》中讲了崔胤(854-904)是如何迷恋长安欢场平康里的一名叫王小闰的妓女[16](P1410)。这种痴迷导致的荒唐之举就是他将游记写在了他情人的大腿上。此举看似私密，实则不然。因为王小闰的大腿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私人”空间——随后一个客人在读了崔胤的文字后，写了一首诗来反问他为何不把题词写在刚粉刷好的慈恩塔墙(新科进士的名字都被写在上头)上。在崔看来似乎是“私密”的写作已经变成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后来读者的反应清楚地表明了二者的对立：即作为私人爱好的写作与作为士人参加科举考试追求仕途的公共途径的写作之间的对立。这则轶闻流传下来显然是因为其荒诞不经，但阿斯莫强调，我们可以把崔的事件当做一个同时既藏又露的典型，并将其作为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去理解当时作者和诗人们创作艳情作品的方式[15]。 科罗拉多大学陈伟强(Tim Wai-keung Chan)的题目是《陈子昂的〈感遇〉：关于诗歌风格形成的问题》[17](P14-42)。陈认为，自从陈子昂的三十八首《感遇》诗出现以来，“感遇”一词逐渐代表了一种诗歌风格，作者用这种风格通过讽喻的语言来表达个人的政见、志向和挫折。这种模式一般被看成是由陈子昂开创的，对后来的评论者来说，这成为陈作为诗风改革者的关键，为下一个世纪的伟大成就铺平了道路。陈指出，这种风格形成的背景是值得商榷的，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首先，“感遇”一词是否最早见于陈的诗歌。不光这些诗歌本身内涵丰富，而且没有证据表明陈本人曾用“感遇”一词来概括这批诗。更有可能是陈的友人、在陈死后编辑陈作品的卢藏用所为。其次，是这个词本身的含义。清代沈德潜煞费苦心地解释陈子昂诗中“感遇”的意思并非“感激知遇之恩”(“与感知遇意自别”)[18]。这个词最初的用法就是取其字面含义：迄今为止以此命名的诗多是廷臣们在宴会、郊游或者宫廷聚会等场合下的应制之作。那么，仅仅是由于卢藏用的错误，这个标题用在了这组被后来读者看成是代表陈子昂改革热情最好的诗作上吗？陈伟强说细节并非完全清楚。清楚的是，这种诗歌风格的起源被加入了历史的讽刺[11]。 哥伦比亚大学的商伟(Wei Shang)的论文是《痴迷的历史：李白和登黄鹤楼》。商说，崔颢以一首《黄鹤楼》确立了自己作为盛唐主要诗人之一的地位，尽管这并非是以黄鹤楼为题的第一首诗，却被公认为不可超越之作，对后来题诗的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为与崔诗抗衡，李白为金陵凤凰台题了诗，也由此在诗界确立了对此地的支配地位[19](P19-40)。但在这表面的胜利下其实有一个充满挫败感的故事：轶闻中说，李白曾登黄鹤楼，在题着崔颢诗的塔壁前沉默了一阵，什么也没写就走了[20](P27)。但李白从这种沉默中恢复过来——在随后的几首诗中，他不断地和崔颢的黄鹤楼暗中较劲。本文讨论由这些诗衍生出来的两方面问题：首先是盛唐诗人的权威性和彼此竞争的问题；其次是在真实的或虚构的背景中，诗歌的创作、流传和应和情况。在一首诗中，李白想象自己把黄鹤楼砸成碎片(“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21](P584)；而在另一首诗中，他设想黄鹤楼被重建，而他则被邀请去在刚粉刷好的塔壁上题诗(“新图粉壁换芳菲”)[22](P900)。这新粉刷的墙壁在诗歌中有两层意义：抹去或覆盖掉崔颢的诗，同时为李白自己的创作提供新的空间[15]。 二、文本、性别与诗的社会功能：2004年至2010年的小组会 2000年后，直到2004年的北美亚洲年会上才又见到了讨论唐诗的文章，不过它是被包括在“中古文学是什么”的小组会题目中。哈佛大学倪健(Christopher Nugent)的《唐代手抄本中的唐诗》就是这个主题范围中的一篇论文。倪健认为，由于保存至今的唐诗是一套经过程式化加工的文本，我们很容易忘记漫长的流传过程已经使这些诗歌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其最初的语境[23]。唐代时几乎没人见过印刷出来的唐诗，对唐人来说，诗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一种口头艺术形式。唐诗形成时口述的那些特点本质上是很短暂的，如吟诵作诗的痕迹及流传方式等，传到我们这里早已是间接的了。当然，在唐代，诗歌也是被写下来的，但形式上与今天印刷的文本是大有不同的。由于唐代还是手抄本文化，因此可以假设每一篇传抄的文本都可能存在改动和偏差[24]。简而言之，唐诗文本是不固定的，在其流传的每一步都可能发生有心或无心的改动。倪健此文先从一些轶闻集和诗集序言出发，来讨论一些书写文本流传的记录[25](P1-52)。然后通过阅读一些唐代残留下来的诗歌文本(即敦煌手卷)并讨论其文字的变化程度[26](P171-240)。这些资料所呈现的唐诗的面貌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不相同，但对我们理解“唐人所见之唐诗”却是非常重要的[27]。 2005年，在“中古和早期近代中国的文学理论、美学和诗学”“个人论文”小组会上，华盛顿大学罗曼玲在《浪漫的形成与历史的再造：“长恨歌传”》一文中，对这首名作提出了新的看法。文章认为，白居易(772-846)的《长恨歌》和陈鸿(772-846)的《长恨歌传》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广为人知的双生作品，取材于唐玄宗与杨贵妃故事的两部作品，塑造了后世大众的想象。通常观点上，白诗浪漫地再现了这一事件，而陈则以史传形式提供了理性的阐释。罗认为，这种两分法的观点恰恰是作者们有意操控民意的结果[28](P23-44)。罗文通过陈的叙述来研究这种浪漫的伪历史，是如何揭示了作者们创作过程中的张力和主题。为将唐玄宗重塑成完美的罗曼蒂克式的主人公，陈通过把恋情破碎和安史之乱归咎于杨贵妃从而将历史浪漫化了，而杨贵妃贤妃/奸妃的形象设定也使这一双重主题成为可能。作为对白诗的补充，陈的叙述揭示了他们是如何解决“浪漫”与“教化”两种主旨之间的冲突的：通过明确诗史有别，创造了可以兼容互补的幻想空间[29](P263-300)。这种“历史浪漫”形成中的共同努力揭示了其结构中更深刻的问题，它既是中国文学修辞的基本要素，又是中国文人文化明确的维度[30]。 2006年，与唐诗有关的小组会是“唐文学的资料”。在这个小组中，威廉姆斯学院的倪健(Christopher Nugent)宣读了《敦煌手卷的衍变》一文。他认为，实际上只有极少部分唐诗是从唐朝直接流传下来的，而这一点经常被忽视。事实是我们今天读到的唐诗并非直接来自唐代，而是来自宋代印刷本。正是由于那些抄写员、雕版工匠和出版者们的参与，使我们难以弄清唐代诗歌的产生、再版以及消费过程[23]。然而，作为宋代出版文化的前身，上述种种在后世对唐诗的形式和接受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今天读到的唐诗，我们必须首先研究唐朝时期诗歌产生和传播的物质基础。所幸仍有一小批从唐和五代保存至今的诗歌抄本可供研究。倪健此文就是通过对比敦煌手卷中不同版本的《秦妇吟》来研究其文字的流变的。这种流变的数量和类型告诉我们，在晚唐和五代时期一首诗是如何以口头和书写的形式传播开来的，由此也对这一重要时期中国文学的物质载体方面有了更新的发现[31]。 俄勒冈大学的王宇根(Yugen Wang)提交的论文题目是《唐和五代诗论中的写作思想》[32](81-125)。王文提到，在唐和五代时期，出现了一批关于写诗技法的书，即被称为“诗格”的旨在诗歌教学的小册子。在一个诗艺与仕途有着紧密联系的社会背景下，这些声称只要掌握规则熟知范例就能写出佳作的小册子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研究这批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材料，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去了解在唐代诗歌是怎么样被学习、传授和写作的，以及在更大的文化和物质背景下，这些书是如何产生并被使用的。王文的重点是，“诗格”——特别是其后来的进阶版——是如何分析写诗这项行为的，即写诗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创作行为，是如何通过被总结成有限的范式和规则，继而成为一种可以传授并习得的技能。王文要说明的是，这种按照规范特点来理解抒情诗的愿望在部分程度上得到推动，是由于自从三世纪以来创造和积累起来的诗歌文本数量不断增长。通过仔细考察诗歌的理论化和可获得文本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增进对诗歌生产的物质方面是如何进入文学意识领域的认识。”[31] 2007年年会有3个小组会与唐诗有关。第一个小组会的题目是“中古时代中国文学的引证、用典和互文”。这次小组会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方葆珍(Paula M.Varsano)的文章讨论了唐代中国的山水作为一种互文的空间，不断地被重写，是中国诗歌主观性形成中的关键因素。方的论文题目是《你看到我看到的东西了吗？：互文的山水和唐抒情诗的形成》。文章认为，陆机在其深刻的《文赋》的前言中表达了对他眼前真实觉察到的世界的令人生畏的前景的悲哀，接着正如真实的那样，在一首诗中传达这个世界的景象。这个告白，作为深藏在以后中国诗人心中永远的先存之见，在中国诗歌中确立了实质性“情”和“景”的不可分离性，只是部分程度上说明了对景色的描写是如何可以被解读为诗人的主观性表达[33](P407-435)。故事的另一部分，是包含在陆机提到的那种被认为是标准的文学在创作中所起到的作用。陆机要求诗人要大量引用更早的诗人的“字集”的内容。但他从来没有直接回答如何把过去诗人的写作内化，如何与这些诗人对自然世界的感知互动，甚至改异。但在随后直到盛唐的世纪中，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对陆机批评继承的后人强调了诗人对感知到的自然世界的主观反应，中国山水本身越来越多地被诗人们和他们传播的历史中反复书写。这些倾向的汇合显然不能被想象为是反对性的，这就提出了文章要讨论的主要问题。第一，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高度互文的景观能被“看到”和“深入思考”？第二、这种知觉的概念揭示的呈现在盛唐时代诗歌中的诗人主观性的本质是什么？[34] 2007年的第二个“策划”小组会是“中国中古传奇中的流言蜚语、变化与文化”。参加这个小组的波士顿学院蒋兴珍(Sing-chen Lydia Chiang)是从通过解读“故事”来看唐诗的问题的。她的题目是《唐传奇中的诗歌和人物个性》[35](P1-21)。文章认为，在中国，诗歌一直被认为反映和体现了作者真实的自我。这种假设是以许多唐代文人故事为依据的，在那里，诗歌起到了重要的虚构性的人物刻画的作用[36]。不过，关于中唐作者牛僧孺笔下诗歌和诗人的故事，体现了对诗歌作为作者本人自然的和充分的映像的怀疑态度。牛僧孺对诗歌和作者本人虚构性的看法，反映了对小说作为对真实情况正当表达的新兴趣。通过结合其特殊历史情境(牛李党争和古文运动)对所选文本的仔细阅读，这篇文章研究了牛僧孺故事集中诗歌与散文的互相作用及其在中唐文学史上的更重要的意义[37]。 2007年与唐诗有关的第三个小组会是“唐代中国佛教实践与艺术、文化的交集”。佛罗里达大学马里奥·泊塞斯基(Mario Poceski)的《唐代文人践行禅宗的模式》，探讨了唐代文人在诗歌中表达的习禅和以禅入诗的情况[38]。文章说：“禅宗学说主要是针对佛教僧侣的，是不能与宗教观念和唐代寺院制度的精神分开的。尽管如此，僧侣们是与更大的社会互动的，寺院是被整合到了唐代中国文化的母体中的。许多文人和官僚除了作为关键性的赞助人外，还与禅宗学说有很深的关系。”文章重点讨论两位著名诗人白居易和庞蕴文学作品中的表达的禅宗居士佛教徒的新模式。白居易对禅宗学说的广泛接触使其晚年采用了半寺院式的生活方式，但是，在其自传诗中却显示了他在宗教义务与文学责任之间的心理冲突。相比之下，庞蕴则是一个开明的禅宗平信徒的典型范例。但庞的诗歌中也表现了一种妥协的认识，他遵循了类似典型的和尚的生活方式。尽管他们有不同之处，但白和庞的宗教生活有相交之处，他们都处于难以解决冲突的妥协之中：既有寺院理想的吸引，又有保持与寺院高墙外的更大外界联系的渴望[39](P33-56)。他们两人都显示了禅宗平信徒思想代表寺院制度的一种适应世俗世界的妥协，但也留出了文化表达更广泛的空间，包括创造永恒的文学作品[40]。诗歌展现了他们对佛教的迷恋，但也指出了在他们身上的体现的承担宗教义务与社会文化责任之间的紧张状态[41]。 2010年的小组会“中古中国诗歌中的社交艺术”是集中讨论唐诗的会议。马里兰大学田安(Anna M.Shields)的《群体诗的创作和中唐文人群体》认为，今天我们对中唐群体诗创作的流行了解最多的是通过韩愈和他圈子中人的联句以及白居易、元稹和刘禹锡等人的唱和诗[42](P321-361)。除了这些名著外，现在存留下来的那些已经失传的诗集的书目和序言可以证明在9世纪初群体诗创作的盛行一时。唐著名大臣权德舆为个人和群体的诗集写过十多篇的前言，其中包括了四篇唱和诗集的序言。正如所有写的好的序言，权的文章解释了这种集会的目的，诗人之间的关系，为这个诗集所作的诗的性质。权作为中唐时代政治家的名声使他成为诸如前言、推荐信和悼文一类文章广受欢迎的作者。但他给这些集子写的序言超出了作者们期盼的仅仅是客套的赞扬，他从经典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角度热心地捍卫群体诗创作[43](P111-145)。田安的文章旨在通过三篇权的序言来更好地理解中唐文人群体诗复杂的价值。他认为，通过提供参与者的细节资料，把这些与诗作的群体性和竞争特点相联系，然后引用经典中的例子来论证支持群体诗，权不仅记录了在这些集子背后的精英们的社会交往，而且把它们转换为有更广泛读者的文化资本[44]。 威尔斯利学院艾兰(Sarah M.Allen)的《物件之诗：唐传奇中的互换诗谜》认为，群体诗创作是8世纪晚期和9世纪时的故事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在诗作为暗示作者真实身份的谜语时，诗作的交换和创作是故事情节中的关键方面。这种模式的故事有固定的故事程式，在这里与谜语背后的笑话情节不相干的观察者，听到了一群朋友之间传来传去的令人费解的诗作。故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被人假设的情形，但正相反的是，出现的是由动物和物件变来的精灵，结果真正知道诗人是谁的人要来重新解释，那些把旁观者弄糊涂的诗被揭穿是“咏物诗”传统的作品，这指明了诗人的真正身份。文章说明这些包含谜语的故事代表了在中晚唐传奇构思的明显变化：传奇重点主要兴趣不在于它们所传达的内容，而是成为展现才智的平台，在这里保持一种特殊文风才是最重要的[45](P105-143)。同时，这些传奇提出的诗的本质的这个问题本身使得我们会问，是否作为诗作内容中的以诗隐物，是通过暗示它们真正的自我，故意以人的社会交往形式行事，或者是他们的诗作是被他们参加的诗创作活动驱使而无意识地呈现[44]。 三、唐诗研究的碎片化？ 以上就是笔者所讨论时段内所有涉及唐诗研究的情况。大致说来，从1996到2012年度的亚洲年会中研究唐诗的论文一共22篇，这还远不及国内一年发表的唐诗文章数量，但在整个域外唐诗研究中年会的论文可能还是数量较多的，体现了北美汉学界对唐诗的持续性的关注。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这些唐诗研究与我们的唐诗研究相比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当然会谈到这些涉及唐诗研究的小组会的选题，也许因为相对研究人数少，题目分散，所以小组会的题目是相当宏观的，最宏观如“中国人的诗歌、政治和智慧”这个题目，没有任何时间限制，可以把不同时段的诗歌研究组成一个小组会。另外是选题的交叉性非常明显，例如诗歌与政治、艺术品、绘画、宗教、性别、社交等题目的交集。有时甚至有多重交集，例如诗歌与佛教、艺术和文化的交集。这些与诗歌交集的领域，往往和当时北美学术界其他学科的影响有关。 其次，具体到唐诗论文的题目，两段式的题目占了一大半。往往把文章的问题意识与研究对象直接在题目中表示出来。例如“如何用诗说事：唐代奇闻异事叙述的诗歌例子”，“你看到我看到的东西了吗？互文的山水和唐抒情诗的形成”等。这种题目对作者来说是要求有更清晰的逻辑和结构来说明问题的，对读者来说，则便于其围绕作者的核心问题，对论文有更好的理解。实际上，唐诗研究不是一个新的领域，传统的审美和文学批评视域中的唐诗研究已经有太深厚的积累，从这种题目结构可以看出，北美研究者特别注意新问题的提出。不仅如此，如果更加仔细看这批论题目，其中华裔作者和非华裔作者的选题似乎也有区别，笔者觉得后者的题目有更多出乎我们意料的地方，这与西方学术思潮有密切关系。例如从文本角度的研究与诠释学、从社交角度的研究与社会学，以及从互文角度的研究与克里斯蒂瓦关于互文概念的相关性等。这些对我们的研究可以有一定的启发性。 最后，北美学者的研究与中国国内唐诗研究的互补性。从体量上来讲，北美唐诗研究与国内是无法相比的，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提出一些新的话题，开辟一些新的交叉领域。笔者检索近五年国内唐诗研究成果，发现这批北美唐诗论文与国内有明显的互补性。除了我们上面谈到的题目不同之外，在具体论述中，北美成果也有自己的特色。他们把唐诗的传统资料与不在传统唐诗研究视域中的资料相结合，把传统唐诗人物与此前此后的人物相结合，在资料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总之，北美唐诗研究是海外唐诗研究的重要平台，我们需要对这个平台给予更多的关注。不无遗憾的是，在这么多的唐诗会议中，以大陆学者身份参与其中的，在笔者的统计中是一个空白。在当前国家注重文化建设和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形势下，我们应该在充分了解海外同行的前提下跻身国际唐诗研究的学术舞台，使我们的唐诗研究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