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的产业升级：趋势、风险与对策（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阶段论文,对策论文,产业升级论文,趋势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接上期）
三、产业升级面临的潜在风险
(一)产业升级面临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当前，我国产业升级面临难得的机遇。主要表现在：
1.经济持续发展，为产业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济持续发展极大地增强了综合国力。与改革初期相比，我国经济规模显著扩大，钢材、煤炭、水泥、日用家电、棉布等工业品产量都已居世界首位。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经济部门种类更加齐全。产业布局分散、产业同构化的现象得到很大改变。优势产业和产业集群蓬勃发展，为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中国制造”赢得良好国际声誉的基础上，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开始具有比较竞争优势、出口迅猛增长。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显著改善。以交通为例，2007年，我国共有等级公路358万公里，民航里程234万公里，分别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了3倍和14.7倍。高速公路更是从无到有，迅猛发展。2001年，我国还只有高速公路1.94万公里，到2007年，就增长到了5.39万公里，增长了1.78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向高附加值、高加工度、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的关键时刻，我国的高等级专业人才供给(以博士、硕士、留学归国人员为代表)快速增加，快速发展的职业教育又为企业提供了大量合格的一线工人，从而极大地缓解我国产业升级面临的智力和人才不足的制约。
2.社会安定、政策连续性强，为投资和发展创造了良好外部环境。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1元增加到2007年的18 934元，扣除物价因素，共增长了9.9倍。居民生活显著改善，先后实现了温饱和基本实现小康的发展目标。现在正在为全面实现小康和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努力。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勇夺51金21银28铜共100枚奖牌，位居世界金牌榜首位。从1984年新中国首次派团参加奥运会到2008年实现金牌夺冠，中国竞技体育的迅猛发展，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在体育、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著名社会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开展的一项跨国调查显示：中国人对生活现状和未来发展前景的满意度，远远超过美、英、法、德、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位居24个被调查国家之首。⑦居民对现行政策和发展方向的高度认可，为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创造良好的投资和发展环境创造了重要前提。
3.消除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需要大量投资，拓展了产业升级的回旋空间。工业化与城市化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快速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但由于长期实行城乡分治的政策，我国城市化发展落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扭转。2007年，我国城市化率只有44.9％，不仅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3％)，而且明显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9％)。仅仅是消除城市化领域的发展差距，就会在道路、通讯、交通、给排水、环保等领域带来巨额的投资需求，为产业升级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市场机制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拉大。目前，即使是在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之间，道路、给排水、供气供暖、垃圾处理、公共交通等领域的差距都已十分明显，更不用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了。要消除这种差距，需要有大量的公共投资。
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发展加速，与东部地区差距呈现缩小态势，但这种缩小主要来源于资源、矿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来源于区位优势对钢铁、有色、能源等产业发展的带动。在一般的加工、制造领域，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技术和管理水平上的差距仍然十分明显。伴随着产业升级和产业布局调整，对低端制造设备、落后生产工艺的淘汰、改造，也将创造出庞大的市场需求。
4.经济、社会体制不断完善，为产业升级奠定制度基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市场取向的。早在世纪之交，我国即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就深化经济体改革作出部署，勾勒了今后一段时期的努力方向；全会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明确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确立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提出：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经济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这些战略性的蓝图，为我们顺应社会矛盾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完善相关体制机制，防止出现大的经济扭曲和社会矛盾激化奠定了基础。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现阶段我国的产业升级也面临一系列不利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
1.作为后来者，受到先行者的打压。作为工业化的后来者，固然有大量成功经验可资借鉴。但在技术、市场、话语权都由发达国家把持的情况下，我们要突破现有的利益格局，赶超发达国家，就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例如，发达经济体人均资源、能源消耗远超过中国，只是因为中国进入特定发展阶段，资源、能源消耗增长加快，国际舆论就指责中国威胁到了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中国履行超出国力的国际责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大跨国公司更是将低附加值的、标准化的生产和加工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降低成本，同时大力加强研发工作，强化核心竞争能力；它们还借助专利保护等手段，打压、阻挠国内公司的技术进步和竞争力的提升。
2.市场机制不完善，资源配置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我国只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的残余、封建主义的传统，使我国经济运行在微观层次上仍然存在大量的行政干预。具体如，人为压低土地出让金以刺激投资；对基础设施、重大项目的商业贷款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政府意志的影响；在自然垄断行业(如自来水、公共交通、电网、铁路等)，将行业管制混同于对企业微观经营决策的干预，甚至为保护“国有企业”利益而牺牲社会总体效率；国有资本管理体制不完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选拔、国有资本运营受制于行政性考虑；等等。
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生产要素市场发育明显滞后，突出表现为：中小企业融资难，资本市场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把股票上市作为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政策工具，导致上市公司股权长期分割，流通股东难以对董事会发挥有效制约作用，企业的资产重组交易受到严重阻碍；在确保金融安全的旗号下，银行、保险、公司上市准入门槛奇高；建设用地出让价格(特别是工业用地)受到政府的强烈干预；人才流动受到户口、养老金管理制度的制约等。
3.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市场容量受到制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收入差距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这种差距扩大的趋势，不仅表现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而且还表现在城市内部，农村内部。据统计，从1985年到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从1.86∶1上升到3.33∶1。2007年，城镇居民最高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按十等分法计算)的8.7倍，是5％贫困户家庭的11倍。农村居民高收入户家庭人均纯收入是低收入户(按五等分法计算)的7.3倍。如果计入灰色收入的话，我国的真实收入差距则更高。
适当的收入差距可以激发社会活力，高收入群体的领先消费活动也有助于引导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但是，由于收入水平越高，居民用于储蓄的资金越多(如表11所示)，过高的收入差距则会抑制消费。如果收入差距持续拉大，高收入阶层的奢侈性消费、炫耀性消费与广大民众为基本生活艰难奔波尖锐对立，则会导致消费出现断层，使企业发展面临市场瓶颈。
4.企业发展后劲不足，适应外部环境能力较差。由于市场经济发育较晚，也由于国内市场庞大等原因，国内企业发展普遍遵循了注重生产规模和销售渠道建设、严重依赖引进技术和专利的道路。由于技术受制于人、产品同质性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只能主要依靠价格竞争。激烈的价格竞争在使“中国制造”价廉物美的同时，也挤压了企业利润，使企业难以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去开展研发，这就使国内企业普遍呈现出“大而不强”的特点，甚至被人贬称为“泥足巨人”。目前，我国一些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企业生产规模也十分可观，但企业竞争力和国际同行相比较弱，发展后劲不足。一旦外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便有可能面临严重困难。
(二)产业升级面临的潜在风险
上述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交织在一起，就使我国的产业升级面临一系列风险，主要包括：
1.过度依赖外需，固化既有分工格局的风险。近年来，我国外贸顺差持续快速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动机。巨额贸易顺差，不仅带来了频繁的贸易摩擦，也导致外汇储备远远超过合理水平。外汇储备的增加，使中央银行管理流动性面临巨大困难，增加了国民经济发生通货膨胀的风险。需要改变严重依赖出口的局面，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内需增长的基础上。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结构变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发达国家以跨国公司为依托，大量向发展中国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与此同时，着眼于构建核心竞争能力，不断强化研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国外直接投资(FDI)的特定背景，决定了“三资企业”、加工贸易依附于发达经济和跨国公司全球经营体系的本质。即使如此，与国内同行相比，其经济实力、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也要处于优势地位。在国内某些行业，国外资本甚至占据着主导地位。凭借其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拥有的优势，“三资企业”能够以更优越的生活条件、工作环境和个人发展前景，确保其在争夺国内高级人才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并以此来保证其在开拓我国国内市场方面占有持续优势地位。这样，民族企业就面临着因长期受跨国公司市场打压而沦为二流企业的风险。
2.生产资源“超前”转向非生产领域，资产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与产品市场相比，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信息不对称性高，市场竞争不充分，价格具有“自我实现”的特点，如果监管不力，大量资金持续进入很容易引发资产泡沫。在资产价格破灭后，股市、房地产乃至基础原材料价格大幅下滑、社会财富急速缩水，积极参与股市、房地产投机的企业、家庭损失惨重，甚至血本无归；再加上宏观经济形势恶化，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企业维持生存已经不易，哪还有力量来提高技术和加工水平、完善内部管理！东南亚危机前的“东亚四小虎”、20世纪90年代初的我国台湾、泡沫时期的日本，在这方面都有深刻的教训。近年来，温州“炒房团”、“炒煤团”被炒得沸沸扬扬，其原因很复杂。除了高度崇拜“一夜暴富”、浮躁心态弥漫于全社会之外，金融市场发育严重滞后，社会资金不能被有效疏导到新兴的、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投资领域，也是重要原因。
正像前面指出的那样，目前，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已严重制约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道理很简单：面对巨额物质财富和大规模的生产设施，要避免边际生产效率下降的局面；面对有限的劳动力供应，要把发展转到主要依靠提高生产效率的轨道，就必须发展、完善要素市场和无形资产市场，使有市场前景的创意、优秀的研发和经营管理人才与社会资本有机结合起来，加速社会创新的步伐。而创新的创造性破坏，从本质上看，就是发展过程，就是产业升级的过程。反之，如果创意、优秀人才与社会资金不能实现有效结合，社会就不能为财富的积累(大量的生产能力和资金)创造出足够的投资机会。大量财富出于逐利目的，必然会转向奢侈性消费，转向房地产、股票等非生产领域，从而为资产泡沫化埋下祸根。
3.公司治理不完善，制约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风险。拉动本轮经济增长的钢铁、有色、汽车、能源等产业，是传统意义上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代表。在这些行业，市场化改革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的严重制约。目前，这些领域的企业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国有和国有控股为主；在企业组织形式上，以国有独资、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主。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使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的政府机关与企业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政企不分仍然是制约当前企业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国有资本管理体制长期不能理顺，制约了这些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整个国家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都会受到严重制约，资源配置效率也难以有效提升。
4.创新动力不足，专利、知识储备不足的风险。研发活动具有典型的外部正效应。只有切实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加大政府对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的支持力度，才能使研发活动保持在社会合意的水平上。近年来，我国科研投入增长很快，科研队伍不断扩大，专利申请数量快速增长。但是，由于基础差，目前我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仍比较低。2007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不足1.5％，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研发投入强度。在政府资金的支配和使用、研发活动的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等方面，我国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创新是发展之源。我们只有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创新活力，才能为产业升级不断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5.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尖锐冲突，市场空间被挤压的风险。应当看到，市场机制在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也会拉大收入差距。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巨大的收入差距，严重制约着居民消费的持续增长，使我国经济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和产品出口的依赖度不断增大。近年来，我国工业化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具有明显规模经济效应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生产能力；而重化工业带动就业增加的效应较弱，这就使生产能力快速扩张与社会购买力增长相对滞后的矛盾更加尖锐。要稳固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为产业升级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转到主要依靠消费增长上来。
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争夺、瓜分殖民地来缓解这个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通过建立医疗、养老、失业保险制度，加大收入调节力度(如完善累进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金融创新(如发展消费信贷等)等手段来缓解这个矛盾。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大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推行“新村建设”运动，都发生在该国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都起到了缓和社会对立、拓展国内市场的重要作用；我国台湾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收入差距较小。反观巴西、阿根廷等国，伴随着工业化快速推进，收入差距持续拉大，抑制了国内消费的增长，削弱了产业升级的基础。在石油价格上涨、美元升值的冲击下，这些国家纷纷陷入债务危机。为了渡过危机，巴西、阿根廷等国政府迫于国际压力，大力精简公共支出，推行激进的结构改革(如开放市场、放松管制等)，不仅带来了恶性通货膨胀，还使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超出了企业的适应能力。结果，“欲速则不达”，拉美经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正反两方面的国际经验，值得我们深刻汲取。
6.经济运行大起大落，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的风险。产业升级需要有稳定的外部环境。面对国际经济政治环境风云变幻，一国管理当局不能审时度势、主动解决国内错综交织的政治经济矛盾，那么，政策性失误和结构性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往往会导致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出现大的起落。面对动荡的外部环境(经济深度调整、汇率急剧变动甚至政治动荡)，政府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居民难以形成稳定预期，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被打乱。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更不用说企业推进技术进步、提升产业竞争力了。
目前，我国工业化正处在重化工业带动的发展阶段，钢铁、有色、水泥、能源等产业规模效益明显、上下游联系紧密，并且具有自我循环的特征(即钢铁生产为电力创造市场，而电力产业发展又会带动对钢铁业的需求)。在产业联系日益紧密的条件下，一旦供需失衡达到一定限度，很可能会引发宏观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当前经济运行出现困难局面，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地产热降温→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减少→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下降→对钢铁、水泥、建筑机械等产品需求下降→电力、煤炭等需求下降→基础原材料、能源价格暴跌→企业经营恶化→向其他行业领域扩散。在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迅速变动的条件下，只有密切跟踪运行条件的变化，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才能防止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为产业升级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推动产业顺利升级的政策选择
产业升级是动态的发展过程，需要有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改进、经济运行规则的调整，更离不开政府的适当干预和积极引导。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革命、专利法和自由贸易政策，使英国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以电动机为代表的技术革命、现代公司制度和功能完善的股票市场，则使美、德等国崛起为工业化强国。以公司实验室为代表的大规模研发投入、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使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明显加快。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将生产链条中附加值低的生产活动转向发展中国家，自身则专注于构建核心能力，专注于关键零部件和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是本轮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特点。出现这种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如：以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纳米技术、新材料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快速进展；原社会主义阵营转向市场经济，使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真正成为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企业回归和强化核心业务，推行扁平化管理；各主要国家将政策重点转向激发创新潜力、推动技术进步等。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保护知识产权、创业投资、中小板股票市场才受到全社会(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今后一段时期，要推动我国产业升级顺利进行，也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这些措施，概括起来大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保障能源资源供应，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1.以全球视野布局资源产业，保障能源资源可靠供应。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必须借助国际市场来布局资源产业，以弥补国内能源、资源禀赋相对贫乏的缺陷。我们不仅要加强国内资源勘探，提高资源开发和利用强度；还要积极“走出去”，鼓励国内企业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和资源勘探开发，来保障国内资源需求。即使所开发的能源和资源并没有直接供应国内市场，也有助于改善世界能源、资源供应格局，缓解资源、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为我国顺利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良好外部条件。
应当看到，勘探开发资源，是风险很高的事业，而从事国际能源勘探开发面临的风险更高，国家应当在资金、信息、外交政策等方面，给予国内企业大力扶持。
2.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进可持续发展。能源和资源使用的增加，也带来了废弃物排放的增加，给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对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要积极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变化，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要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企业顺应社会对环境的关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消除潜在经营风险；但也可能使企业面临短期利益与长期盈利、追求经济利益与兼顾社会效益之间的困难抉择。应采取措施消除这种不一致性，具体如：改变资源、能源价格偏低的局面；提高排污费收取标准；对企业用于“节能减排”的研发和资本投入、超出国家标准的生产安全和环境治理投入，给予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加强舆论监督，督促企业改正不讲公德、唯利是图的形象等。
(二)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密集的比较优势
1.改变资源性产品大量出口局面。近年来，我国资源型、高耗能产品大量出口，既有生产工艺落后、产品附加值低的因素，也有环境成本、劳动力成本乃至安全成本被人为压低的原因。应尽快调整相关法律、法规乃至税费政策，加强对劳动者权益保护和环境保护的政策实施力度，使产品成本全面反映资源稀缺性和环境成本，扭转逆资源禀赋出口的行为。
2.树立“科技立国”理念，提升加工水平和产品附加值。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迅猛发展，全社会用于科技研发的投入不断增加。大量高级人才的培养、研发投入的快速增长，为国内产业快速提升科技实力、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奠定了坚实基础。应牢固树立“科技立国”的理念，加大对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研发；鼓励企业设立研发机构，从事研发活动；鼓励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开展产品创新。
3.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长期以来，许多人将现代化进程混同为工业化，过分强调发展第二产业，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服务业的发展。近些年来的“招商引资热”、政策优惠基本全部落实到了工业项目身上；在用水、用电等收费标准上，第三产业甚至也明显高于工业。要改变对第三产业的“政策歧视”，加大资金、技术、信息服务等方面的扶持力度，鼓励第三产业加快发展。
要积极承接服务业跨国转移，大力发展软件、数据处理、商务中介、工业设计、研究开发等服务外包，改善外贸结构，降低外贸发展对国内资源和原材料供应的依赖。
4.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有效利用农村劳动力。当前，农业生产分散，组织化水平低，严重制约着农业生产的结构升级。只有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才能有效克服农村劳动力老化、劳动技能低下与城乡居民对农产品需求升级之间的矛盾；才能降低交易成本，拓宽社会资金参与农业生产的渠道；才能将政府扶持与发挥农民积极性有机结合起来，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应认真总结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切实加强对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指导和扶持，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巩固农业生产基础，提升农业生产水平；应在发展规模经营过程中，鼓励农民从事农产品深加工，不断拓宽农民就业渠道。
(三)推动企业资产重组和技术创新，提升产业竞争力
1.加快企业兼并重组，改善产业组织结构。扩大经营规模是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强度、提高综合竞争力的前提和关键。目前，股票全流通改革已经为国内上市公司加快兼并重组步伐，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提供了广阔发展前景。但这些公司绝大部分为国有控股公司，而国有股又直接掌握在各级政府(国资委)手里。对国有资产流失等因素的顾虑，使国有企业的资产交易受到有形和无形的制约。钢铁业重组面临的重重困难，就集中反映了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内在弊端。目前风行的企业整体上市，固然是对既有政策(即企业只能将部分优良资产重组上市)的矫正，但也带来了企业资产质量下降、核心业务被模糊的潜在风险。应进一步深化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实现国有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相分离；同时建立以市场价值、增加值为主导的国有资本运营考核体系，以加快国有资本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步伐，推动国有企业剥离非核心资产、强化核心业务，不断强化其市场优势地位。
2.振兴装备制造业，为产业升级提供先进生产设备。发展装备制造业，用“高、精、尖”设备装备国内生产企业，是提升我国产业整体竞争力、摆脱对国外技术依赖的根本要求。要加快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鼓励骨干制造企业以系统设计技术、控制技术与关键总成技术为重点，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要以重点工程为依托，推动国内骨干企业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实现一批重大技术装备和重要基础装备的自主制造；要加快建设国家重大技术装备人才培养基地，推动产、学、研相结合；要落实有关支持和鼓励性政策(如修订产业标准、制定重点领域装备政策、鼓励使用首套设备、调整进出口政策等)，引导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升级。
3.协调大企业与小企业良性互动，加快创新推广步伐。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和社会分工的细化，许多大企业将非核心的产品和零部件生产分包出去，这样，核心企业与周边企业的协作关系就转换为系统集成商与标准化零部件生产商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核心企业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固然依赖于周边中小企业提供的零部件的质量和性能；但核心企业更可以通过制定、发布产品标准、提供生产技术指导、传播质量控制技术，引导和带动周边中小企业发展。我们要超越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对立起来的观点，一方面围绕强化核心竞争能力和开发关键技术，着力引导、支持核心企业发展成为提供系统设计、技术集成和综合服务的大型企业集团；另一方面，要制定相应政策，引导和支持核心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共同实现技术进步。
4.加强对政府科研投入的管理，提高公共资金使用绩效。目前，政府资助的许多共性研究开发机构(如工程中心、技术转移中心、技术开发基地等)都设置在大学和科研院所，但由于科研院所转为企业化经营，大学盈利性倾向加强，就产生了科研机构运行机制与功能错位的问题。应进一步澄清科研院所的功能定位，明确政府科研机构主要承担基础性、共性和长期性的研究任务。同时，要逐步完善与非盈利科研机构定位相适应的法人制度、税收制度和监管制度，以促进非盈利性科研机构的发展，壮大社会研究力量。
要切实加强对科技投入和科研项目的管理，增强科研计划项目与产业发展战略的联系。要以重大项目为龙头，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指导产业化的各个环节统筹规划，集中力量突破重点，使重大技术创新成为提升民族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力量。
(四)扩大国内需求，为产业升级拓展回旋空间
1.降低人口流动门槛，推动城市化健康发展。应切实解决事关农民工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如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妥善解决子女入学、入托问题，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等，为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定居创造良好外部条件。应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和房屋使用权流转，便利农民进城生活和定居；要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完善社会保障的跨区接续、发放工作，便利人员跨地区流动。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是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的、重要的资源性收入，各级地方政府应更多地将其用于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加强失地农民技能培训和就业援助，援助外来人员在城市定居，以及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条件等方面，以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
2.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改变基础设施滞后的局面。要结合技术进步和管理手段的发展，对铁路、邮电、自来水、公共交通等行业的价值链开展深入分析，明确哪些是需要维持垄断经营的，哪些是可以引入竞争的；即使可以引入竞争的环节，也要明确其特定的市场竞争结构，并确定相应的监管架构。在此基础上，要加快国有资本布局调整步伐，将国有资本主要集中在需要维持垄断经营的环节，以缓解其长期以来面临的投入不足问题；对于可以引入竞争的环节，则要开放市场准入。要加强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力度，为不同企业利用自然垄断性的基础设施开展经营创造公平条件。
应改革、完善垄断产业服务定价制度，明确垄断行业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地位，保障其正常经济利益，为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也为企业利用金融市场开展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吸纳社会资金参与公共事业，提供良好外部条件。
3.引导社会资金进入金融、能源、传媒等“关键产业”领域，拓宽投资渠道。金融、民航、能源、传媒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产业，要多渠道引导社会资金有序进入，以强化市场竞争，改善服务质量，提升产业竞争力。要不断完善对这些产业的行业监管，将监管重点转向维持竞争秩序、维护公众利益上，减少对企业业务创新的行政审批；应明确、细化市场准入标准，切实落实备案制；要加快新闻、出版等领域市场主体的规范化改造；要完善这些“关键产业”的价格形成机制，发挥经济杠杆在调节供需，引导资源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
随着国家财富的不断积累，需要为巨额国民储蓄寻求稳定、高效的投资渠道。应着力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发挥其筛选项目、引导社会投资的功能。应逐步放宽对企业海外投资的限制，鼓励国内企业利用国外的人才、管理、研发和市场资源，培养壮大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要在严密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逐步放开居民投资国外证券市场，扩大居民财产配置空间，使我国居民能够分享世界经济增长的成果。
4.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扩大国内消费。30年来，我国收入差距持续拉大，既有市场化程度加深的影响，也有市场化改革滞后、收入分配秩序混乱的影响。要理顺收入分配秩序，需要深化市场化改革，遏制垄断性行业收入过高的现象；需要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需要加强反腐倡廉力度，遏制贪污腐败现象；需要切实保护职工权益，提高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
加大收入再分配的力度，是遏制收入两极分化，扩大居民消费的重要途径。要强化所得税征管管理，堵塞税收流失；要完善消费税政策，加大对奢侈性消费、炫耀性消费的调节力度；要完善社会捐赠管理办法，鼓励高收入群体捐赠收入，回报社会；要创造条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同时，要完善养老、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公众对未来的预期，保障弱势群体获得基本的生活水准；还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提供公平发展机会，以增加社会流动性，充分发挥家庭成员互助互济的积极作用。
(五)完善宏观调控，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资金流动性日益加大。依靠控制信贷规模、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传统的货币政策操作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今后的货币政策操作，需要更多利用利率、汇率杠杆来引导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需要加强银行、证券乃至保险等监管部门的相互配合，以防范规避性金融创新活动侵蚀货币政策效力；需要切实加强对跨国资本流动的监管，防范国际资本流动的负面冲击；需要增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增强货币管理当局的公信力，提高货币政策的灵活性。
要切实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监测，特别是加强对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等重点领域的监测，以准确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的发展趋势，提高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应根据经济运行的发展趋势，充分考虑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乃至行政法律手段的特点和实施空间，合理搭配政策组合，以提高政策效果。
实践表明，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主要依赖市场准入、行政审批手段遏制经济过热，并不能彻底消除需求膨胀的根源，相反，还为房地产、股市的急剧泡沫化埋下了伏笔。今后，要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切实消除片面追求高速增长的倾向；要更加注重运用经济杠杆来调节经济运行，以避免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
注释：
①资料没有注明出处的，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②资料来源：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网站、世界银行网站、联合国网站。
③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④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整理。
⑤如果以股价更高的2007年12月进行计算，居民持有的股票资产则增长了468％，增速更是惊人。
⑥转引自郑新立：《“十一五”间努力振兴装备制造业》，http://thoery.poeple.com.cn/GB/49154/49155/3825582.html.
⑦转引自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8-07/23/content-160558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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