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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有着友好的密切往来。在长达两千年的文化交流中，其佼佼者，当首推遣唐使。本文围绕遣唐使的派遣次数、路线及不同阶段目的的变化等问题试信探讨。
一 关于日本遣唐使的派遣次数，国内史学界意见不一。吕思勉认为，在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共十八次；岑仲勉则认为遣唐使有九次；郭沫若则认为有十四次；范文澜认为不下十三次，没有确定的次数；韩国磐则认为十九次，等等。而日本史学界对遣唐使的次数问题，意见基本趋于一致。即，在唐代，从公元630年到公元894年的264 年间，日本曾派出十九次遣唐使。
本文认为有唐一代，日本派遣到中国遣唐使共有十六次，其中包括三次“送唐客使”，一次“迎入唐大使”。
据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的《日中交流二千年》记载，日本曾先后十二次正式派遣唐使，情况如下表：（表1）
除了以上十二次正式派遣的以外，还有三次是为了护送来日的唐使而任命派遣的“送唐客使”。情况如下表（表2）
此外，还有一次是公元759 年特别派遣的为迎接第九次遣唐大使藤原清河而组织的“迎入唐大使”。原因是藤原清河当年入唐后被卷进安史之乱而未归国。但此次出使未达到目的，三年后空前而返。
以上，正式派遣的遣使12次，加上3次“送唐客使”， 一次“迎入唐大使”，共计16次。
另外，除这16次遣唐使外，日本还曾两次任命遣唐使，一次任命“送唐客使”。但这三次仅限于任命而由于某种原因没有派遣。现在也把这三次的任命情况列表如下：（表3）
如果把没有成行的这三次和前面成行的16次相加，则是19次，也就是大多数人的观点。
为了说明问题，有必要从概念上明确一下什么叫“遣唐使”。辞海关于遣唐使是这样下的定义：“遣唐使”：日本派至中国唐朝的使节。非常科学明白。关键是“派至”，也就是“遣”的含义，具有出发，成行的意义。前面表（1）和表（2）所列的十六次都具有这个意义，虽然其中第二次“送唐客使”只到了百济而未到唐本上，但已经具有成行的意义，只是中途由于某种原因而未到达唐。而后三次则不同，因为只是任命，后因故取消而没成行，所以不具备“派遣”的含义，因此，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算作遣唐使。基于以上观点，本文以为日本派出的遣唐使是十六次。
二 在唐代，日本派至唐的使节，主要有三条航路。这三条航路是北路、南路和南岛路。
北路：从三津浦出发，沿濑户内海西进——大津浦——壹歧——对马——朝鲜南岸，然后，沿半岛的西海岸北上（或从辽东半岛的西端）——山东半岛的登州登陆。之后，陆路经莱州——青州——兖州——汴州（开封）——洛阳——长安。
初期遣唐使除了第二次的第二船和第四次以外，几乎走的全是北路，归路也是北路。这条航路最长，反费时日最多，但是最安全。
南路：从博多出发——平户或五岛列岛暂泊，等待顺风而行，然后横渡东海——长江口或杭州湾附近登陆，经明州或杭州——苏州——扬州——楚州——汴州——洛阳——长安。
末期遣唐使多走南路，原因其二，一是此时新罗把唐朝的势力赶出了半岛，国威日盛，日本不得不避其锋芒而改行南线。二是七世纪末八世纪初，日本岛附近的一些小岛陆续落在日本手中，日本人从岛上居民那里解到了另一条可直通中国的航道，这就是横越大洋的南路。由于是横越大洋，陆路部分也比北路的好走，故南路所费时日最短。但这条南路也是最危险，遇难率极高的航路。
南岛路：从博多出发，沿九州西岸南下——萨摩——种子岛——屋久岛——奄美大岛——横越东海，以下路线基本上与南路的相同：经扬州——大运河——邗沟——通济渠——汴州——洛阳——长安。
这条路也有很大的危险性，而且从九州南下至众多小岛的时间也是很长的。
三 从630年第一次遣唐使到894年，日本废止遣唐使的派遣，二百六十四年中，派至唐朝的使节共十六次。二百余年的派遣活动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内内外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变化，遣唐使出使的目的，任务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漫长的遣唐使可分为初、盛、末三期。〔1〕不同时期，出使的目的、任务均不相同。
初期，时间从舒明天皇二年（630年）第一次遣唐使开始， 到天智天皇八年（669年）第五次遣唐使为止。
这一时期，遣唐使有两个目的。一是随团派出大量留学生、学问僧，学习中国的文物、制度及佛法，这也是其主要目的。另一个是有关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利益。
日本官方不断派出遣唐使的目的，主要是满足其政治上的需要。推古天皇31年（623年），学问僧惠日等回国后奏称：“留于唐国学者， 皆学以成业，应唤。且其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2〕一语道破了留学生、学问僧主要学的是唐朝的“法式”， 即典章制度。唐玄宗也说：“戎狄归款，日夕归朝。”纷纷进入国学，观礼教，是由于“慕我华风，敦先儒礼。”〔3〕日本留学生学习的主要典籍， 是经史律令，礼仪。
在遣唐使团中，除有留学生外，还有学问僧随往。据载，学问僧的人数远大于留学生的人数。日本僧人在中国学习佛法，回国后除了传播佛法，还积极从事改革政治、传播中国文化的活动。这些佛教僧徒在保进中日两国的思想文化交流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
初期遣唐使的另一目的，是与角逐朝鲜半岛有关。〔4〕隋朝时期，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根据地是任那，但是随着新罗的兴盛，日本逐渐丧失对任那的领有，公元562年，新罗最终彻底吞并任那。自那以后， 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最大关心，可以说是在于任那能否复兴。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后退不久，新罗和百济之间的斗争便激化起来，特别是进入七世纪四十年代时，两者的斗争更加激烈。于是，新罗就积极地谋求接近唐朝，希望得到唐朝的支持，而百济则加强了同高句丽的联系。为了支持新罗，唐朝于644年强行远征高句丽，而另一方面， 日本则进一步加强了同百济、高句丽阵线的联系。第二次遣唐使（653 年）和第三次遣唐使（654年）就是在上述背景下派遣的。第四次遣唐使（659年）的目的则是为了救援百济而在外交上对唐王朝的某种牵制。这次出使的使者据说因在唐收集有关唐出兵百济的情报而几乎遭到处流刑的恶运。后来事件虽然被平息了，但在唐灭亡百济之前，日本使者一行一直被软禁在唐朝都城。〔5〕。 虽然遣唐使收集军事情报一事没有确凿的史料足证，但是当时的事态相当紧张确是无疑的。
668年高句丽灭亡，同年，新罗和日本互派使者，从新建立邦交。 669年日本派出了第五交遣唐使，这次遣使成为初期遣唐使的结束。
盛期：遣唐使的繁盛期时间是从文武天皇大宝二年（702年）， 到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四年（752年），第六遣到第九次遣使。
这一时期在唐朝正值玄宗开元盛世。在姚崇、宋璟等人的协助下，玄宗针对现实社会问题进行了许多整顿与改革，出现了有名的“开元盛世。”总之，盛唐王朝是继秦、汉之后出现的空前统一巩固、国力强大无比的封建王朝，社会经济异常发展、科学文化繁荣昌盛、物质精神文明显著进步，中华民族自信心大为高涨，当时的大唐帝国已经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头等强国，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邻国纷纷遣使与唐建立邦交。
这一时期在日本正值“大化革新”的初步完成时期，政治上的仿效中国三省、六部设二官、八省百官，法律方面，根据唐律制订和颁行了《大宝律令》，经济方面，仿照唐代“均田”和租庸调制，将土地收归国有，实行“班田收授法”。这些改革大大地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但大化革新的完成使得日本在政治上向唐朝学习的紧迫感已不存在。因为此时日本的律令体制已逐渐完备，向大唐学习律令的高潮已经过去，随后进入的奈良时期是日本的文化昌盛阶段。与日本社会的历史背景相适应，这时期遣唐使的政治任务似乎不象初期那样明显与迫切。盛期遣唐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学习唐朝的文化。因为学习文化不是少数人短期内就可以完成的，必须派出大量的人员进行长期的学习才能完成的。所以这一时期的遣唐使的规模相当庞大。例如第六次遣唐史，其主要成员是：
执节使：粟田真人 大使：高桥笠间（后辞职） 副使：坂合部大分 （后来任大吏） 大佐：许势祖父 中佐：鸭吉备麻吕 小佐：扫守阿贺流 大录：锦部道麻吕 小录：白猪阿麻留 小录：山于仁良 大通事：垂水广人、伊吉古麻吕
从这次派遣的使节上可见第六次遣使已具相当的规模。遣使船就有四只，而初期使船只有两只，这次大规模的派遣不仅使节与使船都较初期多，而且随行人员也相当多，与学习唐朝文化相吻合。第六次乃至以后的几次遣唐使派出大批人员，多达五、六百人。其中除了上述的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员外，还有翻译、医师、阴阳师、船师、射手、水手，还有相当数量的学问僧、留学生以及各种文化技术人员。这些人在中国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回国时将中国的文物典章制度、天文、历法、音乐、美术、建筑、雕刻以及一些生产技术输入本国。日本天时代是唐代文化输入的极盛时期，而被称作灿烂的天平文化之花，这与盛期遣盛使是不分开的。
遣唐使的繁盛期不只是表现在人员和船只的数量上，同样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遣唐使及随行人员，仪容端正、功贯卓著之士多而令人敬佩。这些人中有：才华和端正的仪容受到了高度赏识的栗田真人、大伴古麻吕；后留有在唐朝获得荣升的藤源清河等等〔6〕。 除以上大使、副使级的人员外，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阿倍仲麻吕于开元五年（717年）来到唐朝， 此人汉文修养很高，改汉名叫晁衡，后仕于唐，官至散骑常侍，镇南都护等，晁衡也是文化界著名人士，善诗文，与大诗人李白、王维等人关系甚密。晁衡居53上，埋骨中国，体现了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吉备真备的造诣也很深，他在唐朝逗留长达18年（也有说17年）。他全面考察了解了唐朝的社会情况。开元22年（734年）回国时带回许多重要文物典籍， 其中有《唐礼》、《大衍历》、《乐书要录》，测影铁尺以弓箭、乐器等，相传中国的轩棋就是由吉备真备带回日本的。吉备真备对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贡献颇大，与阿倍麻吕一样，在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是值得纪念的光辉人物。
末期：遣唐使的末期时间是从光仁天皇宝龟八年（777 年）到仁明天皇承和五年（838年），第十次遣到第十二次遣使。
这一时期共派出三次遣唐使，一次送唐客使。在这一时期的遣使活动中，船只仍然是四只，随行人员仍然达到600多人，可谓规模不减， 但从形势分析，这一时期已经是遣使末期了。这种变化应该从中日两国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从唐朝方面看，77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 唐王朝史员集权的统一局面为封建分裂割据所打破。握有军权的节度使纷纷独立，不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唐王朝由于安史之乱的破坏而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后叛乱虽被镇压下去，但王朝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外部有回纥、吐蕃、南诏的趁机入侵，内部由于宦官专政，朋党相争，唐王朝已日益衰败。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统治者由于穷于应付解决内部问题而无暇外顾。因此，再也没有精力和条件去显国威、徕远人了，此时，唐朝的开放政策逐渐褪色，对外交往也随之受到了阻碍。这是遣唐使进入末期的一个原因。
其次从日本方面看，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都已尼完成，似乎不再需要向唐学习典章制度和礼法了。再者，由于长达150 年间日本多次派遣使节到中国，因此到后来，开始萌生了一种该学习的东西已经吸收殆尽的思想〔7〕。这种思想倾向到了平安朝时期更加占了上风。 加上唐安史之乱后，政治衰败，混乱异常，旧制度被破坏而新制度尚未定型，因此，在政治上已经没有为日本所取的了。总之，以八世纪的中叶为界，遣唐使已经明显地失去了昔日积极的热情。
再次，古代中日两国之间的水道风大浪险，而当时日本的造船技术也不尽人意。在众多次遣使活动之中，遇难者大有人在。在渴望学习唐朝文明的迫切要求下，一批一批的日本留学生敢于踏破惊涛恶浪，历尽九死一生去大唐观摩。而在日本国内政局发生动荡，思想中产生不须向唐学习的倾向之后，在这种背景下，似乎再也没有必要去冒生命之险了。日本甚至很多人视遣唐为险事，而逃避入唐。加上统治者的消极无诚意，致使遣活动最后进入了尾声。
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年）， 日本菅原道真给天皇上了一道废止遣唐的奏折。这样，悠久的遣唐使的历史便闭幕了。
遣唐使作为古代中日两国友好往来的使者，完成了其特殊的历史使命，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东渐，为日本的文明起飞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其历史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1〕（日）藤家礼之助著《日本交流二千年》91页。
〔2〕《日本书记》22。
〔3〕《唐大诏令集》125《令蕃客国子监视礼教敕》。
〔4〕〔5〕〔6〕〔7〕（日）藤家礼之助《日本交流二千年》91页、92页、95页、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