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层次上统一竞争和服务的新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服务论文,层次论文,竞争论文,文化论文,上统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商业文化的核心问题是商业伦理文化。竞争与服务的矛盾，归根到底即经济与伦理的矛盾。”——胡平：《经济市场化与流通新秩序》
中国的商业文化学是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产物，商品经济越发展，市场竞争越激烈，流通在社会服务中的重要也越显著。随着改革的深化，各方利益关系的调整日益复杂，因而竞争和服务的矛盾也日益发展。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是利已主义的人格化。他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只在经济世界起作用，本能地推动市场竞争。那只手不受道德的影响，对社会协调的服务不在其作用范围之内。但是，人不仅是“经济人”，更是“社会动物”，是社会的人。人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而生存。社会关系是复杂的，多层次的。不管是哪种社会，都有它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次序。这种社会关系就是社会伦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把社会关系概括为五种：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就是所谓五伦。社会伦理的内涵随着社会变革而转化，但有一定的连续性。伦理世界和经济世界一样，各有自己的运行规则，两者不能混同。但任何经济体制，都要求有适应这种体制的伦理规范，才能使这种经济的发展更加有序和有效。我们所奋力追求的经济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原来的计划经济经过伟大的改革而进入市场经济，是史无前例的创举。要建立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规范，不是轻而易举的。可以想象，在改革过程中，一定要遇到许多经济与伦理的矛盾。开展商业伦理文化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认识这些经济和伦理的矛盾，并探索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途径。所以商业文化研究的本身，将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
一、两极分化和合理拉开差距
1.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
在商品经济社会，每个卖者都企图尽可能以高价出售，而每个买者都想在最便宜的市场上购买。这种利害关系的共同性，形成一种外在的压力，使一群买者和卖者，在相互利益的压力下进行剧烈的竞争。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竞争的结果，必然是优胜劣败，两极分化。所以，有商品买卖就形成供求关系，有供求关系就出现竞争，竞争总有胜负，从而导致两极分化。这是商品经济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它同样要受供求、竞争和价值规律的支配。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它也同样要出现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和社会伦理道德紧密相关。所以西方经济学家马歇尔也说：“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的”。这不是经济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所能解决的。
2.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收入分配
既然是商品经济，就难免出现两极分化。而社会主义制度又应该避免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源于商品经济规律，所以必须承认这差距。又因为社会制度要求避免两极分化，所以这贫富差距只能控制在合理扩大的范围之内。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个人收入分配，规定：“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报酬要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所以要承认贫富差距，合理拉开差距。但拉开差距又是通过先富后富而达到共同富裕，从而避免两极分化。这是辩证的统一。所以说，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
3.“不患寡而患不均”
这是孔子的格言。长期以来，它成为封建统治的政治哲学，而“均贫富”又成为农民起义发动群众的有力口号。在古代，生产力极低，群众吃不饱，穿不暖，但如果政治清平，还可免强维持社会安靖。所以说“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那时称老百姓为“齐民”。据叶适的解释，“天下号为齐民，未有特富者也”（《叶适集》659页）。这就是说老百姓都一样穷。司马光认为，善治家的均其财富，虽粗饭破衣，不饱不暖，也人无怨言。他说：“夫怨之所生，生于自私，及有厚薄也”（《家范》8页）。这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锅饭的破除，患不均的思想也就日益削弱了。因为这种思想的社会作用，和经济发展程度有关。经济越发达，群众对贫富差距的心理承受能力越大，反之则越小。这种贫富差距社会承受能力的大小，对社会秩序的安宁有重要影响。从研究差距角度考虑，古老的孔子格言，还是值得重视的。
二、何必曰利和利润最大化
1.无商不富
不管给经济学下什么样的定义，研究经济总离不开利。
无商不富，经商是致富之道。范蠡退休下海，“三致千金”。子贡善于预测市情，在孔门中最富裕。这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人物。至于为什么无商不富，道理很简单。因为商品价格要由市场供求形成，竞争胜负要在市场决定，资源的优化配置有赖于市场调节。关于利润的来源，有各种说法，争论不休。但无商不富，却是现实生活中明摆的事实。
在市场经济社会，亚当·斯密所设想的“经济人”（及其企业）只顾自己，精于打算，追求最大利益。对企业来说，最大满足等于最大利润。追求利润成为企业整个竞争过程的动力。企业的利润水平，反映着企业的竞争力，它又成为衡量企业成功的尺度和指导企业市场行为的风雨计。它又是刺激企业承受风险和鼓励企业竞争的强大力量，有些经济学家称它为“踢马刺”。它又是预防将来失败的缓冲器。利润对企业当前经营盛衰以及今后发展都如此至关重要，所以利润最大化当然成为企业行为的目标。
利润最大化的实现，有赖于经营者的才能和努力。在经济科学迅速发展的今天，利润最大化也形成一套严密推导的数学方法，找到数学公式以确定利润最大化的位置。这个公式就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费用(MR=MC)。即企业把它的产量扩大到从生产最后单位所得的边际收益，等于它的边际费用。需要注意，企业在实际经营中，很少是按照数学公式一步一步计算出来依以决策的。但掌握了利润最大化规律，对市场决策显然是很有用的。
利润最大化是不是企业经营的唯一目标，在现代经济中是否现实，这是有争论的。除利润外，可能还有其它目标为企业所重视，如市场份额、产量、声誉、公共设施等等。在所有权经营权分离情况下，股东和经理对利润的想法是有所不同的，因而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也有变化。经商总是要谋利，但谋利的目标和方法却是有变化的。
2.德财本末观
早期儒家的本末观是：“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十三经注疏》1675页，下同）。即精神修养为本，物质财富为末。
儒家认为本末关系普遍存在。“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1673页）。就是说，任何事物在其总体构成中，与其它有联系的事物，总有一种本末、终始的关系。本末是根本和枝叶，终始是结果和原因。本末、终始是就事物本质而言。掌握了事物的本质，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先后、轻重、缓急的次序，也就理解事物的运行规律了。
古代的本末观，一般是讲重本抑末，即重农而轻工商。但上引早期儒家的本末观，只谈精神与财富的关系，这需要更进一层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去考察了。
《大学》（同上书1675页）关于德本财末的论述，指出“君子先慎乎德”，这就是“知所先后”。然后申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的终始关系，从有德发展为有财。然后申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把生财之道归之于人的生产和消费。因而提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政治哲学思想。这种思想在处理政民关系上是相当宝贵的。
3.义利之辨
义和利，也是一种本末关系。本末不是对立的，也不是排斥的。它们是共存的。
“利者义之和也”（同上书2489页）。据《论语》注解，利者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于义，法天之利也。义就是韩愈所谓“行而宜之之谓义”，即行为适宜。各种事物各得其宜，符合自然规律的利益。这里，义和利不是对立，而是相通的。
“见利思义”（同上书2511页），“见得思义”（同上书2531页）。见利和见得是一个意思，都是指财货利禄。见到有利可得，要考虑是否“行而宜”。如应该取则取之。
“无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利有大小，主要不是指量的大小，而是指是否有关治国的大计。务见小利，有妨大政，则大事不成。大利主要指国计。“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同上1675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同上2535页）。这才是大利。以利为利的利，只能是小利了。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同上书2471页）。君子与小人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仕宦者或庶民，一种是指道德修养较高者或普通人，两者也常混用。所谓喻于义或喻于利，是指通晓义或通晓利。人的习性不同，因而他所通晓者亦异。君子小人只是社会地位和道德修养的程度不同，不是对立的两种人。所以义和利也不是绝然对立的。
但是孟子认为圣人之徒，鸡鸣而起，孳孳为善。大盗之徒，鸡鸣而起，孳孳为利。两者没有别的区分，只在谋利与为善之不同而已。这里，孟子把谋利与为善作为区别圣人和大盗的标准，这就把利与善对立起来了。至于梁惠王向孟子询问利国之道，孟子答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认为只要讲仁义，何必讲利，把利和义置于选择和替代的地位。到汉代的董仲舒，提出仁人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后来儒家所信奉。那是把道德观念和经济范围不加区别，从伦理学上把义和利完全对立起来了。
无商不富，经商就是要致富，不能“何必曰利”。但谋利之道很多，利也有多种多样，是否选择利润最大化，那就得分析主客观条件了。
三、节俭与奢侈
改革开放十六年，中国经济起了大变化。绝大多数的人已脱离饥寒进入温饱，有的已步入小康，少数则成了“大款”。过去，吃的是大锅饭，过的是没有特富的“齐民”生活。量入为出，计划供应。没有适度消费的问题，更没有钱富裕了不知该怎样的问题。现在，居民收入增加，各种新奇华贵的商品充斥市场，短缺经济也出现了疲软。居民进入这目迷五色的花花世界，恍然不知如何去适应这新环境。因而引导居民消费遂成为社会教育中的一个新课题。于是节俭和奢侈这个古已有之的争议，又重新成为热门的社会话题。
1.三种俭奢观。中国古代对节俭与奢侈的理论，大致可分为三种，即墨子提倡节用论，管讲侈靡论，儒家则主张俭奢中庸论。
墨子重视节约。《墨子》中有“节用”、“节葬”等篇，都是主张节用贵俭的。汉书艺文志称墨家“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墨家的中心思想是“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圣王勿为”即不做劳民伤财而无益于民的事。
《管子》中有《侈靡篇》，专门论述侈靡消费的作用。因而后人以管子为主张侈靡消费的代表人物。《侈靡篇》指出：“兴时化者莫善于侈靡”，认为侈靡消费最能适应时代的变移。因为侈靡消费的中心思想是“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就是说有钱人多消费，贫穷人多生产。因而“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事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就是说，侈靡加快市场流通，从而促进农业而带动工商（这里本末对举，指农业与工商）。没有侈靡，生产不得发展（这里的本、泛指生产）。从侈靡而论及通过市场以劝本起末，这是《管子》侈靡消费理论的关键。但是《管子》中也有主张节俭的论述，散见于各篇。如《八观》篇说“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这个思想和侈靡消费完全相反。它和近代西方经济学家萨伊讲的“贫困与奢侈是分不开的伴侣，“则很相类似。由于年代久远，文献不足，《管子》一书又是共认为非一人一时之作。所以书中二种矛盾思想并存的问题，只好长期悬而不决。
孔子的俭奢观可以概括为：“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孔子并不是说俭好。他认为奢和俭都有毛病。奢的弊是不顺，俭的弊是固陋。但两者比较，与其不顺宁可陋。所以董仲舒说，“俭非圣人之中制也，”孔子认为，奢和俭都是在礼的范围内的消费行为。奢和俭的区分是以礼为标准的。所以评断奢和俭要以礼为本。孔子说，礼不可不审察，礼有丰厚，有俭薄，不是一律的。古代完善的礼制是“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称也”（1434页）。所以子游问治丧之具，孔子答以“称家之有无”。但贫富不齐，家富不要过礼，家贫可以从俭。总之，俭奢以礼为准，礼之丰啬则各随其家计的丰薄有无而定。
2.俭为美德。从微观经济考察，节俭和奢侈只是个人生活费用高低的差距。但这个差距不仅表现在个人或家庭开支的数字上，表现在个人生活的逸乐或劳累上。节俭和奢侈对一代社会风气和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有很大关系。
首先，节俭和奢侈之间没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要确定从何处开始是奢侈，到何处为止是节俭，是极其困难的。歌德说：“你们叫做时代精神的东西，只是你们大家的精神，这精神反映了时代”。马歇尔则说：“经济状况是经常地起变化的，每一时代都是以它自己的方法来观察它自己的问题”。我们评论节俭和奢侈，也是如此。现在认为对生存不可缺少的物品或某种劳务，在其开始使用之初，很少不被斥为无用之物。例如衬衫，在现代生活中可算是重要的必需品了。可在某些记载中，它曾被认为是费钱而不必要的东西，甚至把穿衬衫说成带头枷。不少书籍充溢着对茶、咖啡、香料及其它外国奢侈品嗜好流行的指责。可是这些东西，也逐渐成为必需品了。经济在发展，时代在变化，生活要提高，节俭和奢侈的概念内涵也在变化。一般说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是生活方式演化的自然规律。因此历史上的开明君主，无不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服“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的称为贤君。认为“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语）。把节俭和奢侈的两种消费行为，完全放在道德学范畴来考察。
其次，节俭和奢侈是个人的生活方式，但它涉及社会消费与生产的平衡。如果个人的奢侈消费多于他所能支配的财力，这种消费对社会是不利的。麦克库洛赫认为“危害性不在于消费的物品种类，而在于它们的价值超过了消费者所拥有的购买手段。消费与再生产之间的平衡是一个国家发展或衰落的依据。如果生产超过消费，便能实现资本积累。如果消费完全等于再生产，社会将处于停滞状态。如果消费超过再生产，社会将逐渐陷于贫困。
3.侈靡消费的作用。英国的麦克库洛赫主张应该经常鼓励消费品的嗜好，这是刺激人民勤劳从而促进社会进步的最好方法。法国的启盟思想家孟德斯鸠则说过：“如果有钱人不多化钱，穷人就要饿死。”清朝江苏一位地方官，在争论封禁扬州的妓女和赌博时，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二句：“人言浪子销金窟，我道贫民觅食乡。”这和《管子》中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是一类思想。这种思想当然是错误的。富人的侈靡只能加重穷人的灾难，对穷人绝对没有任何利益。但在浮华城市，游民以此为生者众多，一旦取缔，何以善后，这是一个社会政策问题。宋代范仲淹任苏州太守，遇水灾，范大兴土木，修缮寺观，度过灾荒。虽然与前者性质不同，但也是兴修建、起百工的原理。凯恩斯在其《通论》中，提到配第为穷奢极侈、建造凯旋门等等辩护，说这些费用还是要流回酿酒师、面包师、裁缝、鞋匠等等之钱袋中去的。凯恩斯在这书中还一再引述《蜜蜂的寓言》，说明经济繁荣系于消费而非储蓄。但凯恩斯说的，当然主要是说明消费倾向不足问题，这就不是中国古代的侈靡论所能解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