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字理论的发展与民族文字实践工作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理论论文,文字论文,论文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得到罗美珍导师的大力帮助，在此特表谢意。
本文关注民族文字现实问题研究。针对民族文字面临的问题，联系文字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发展，在对语言与文字、文字与社会其他因素、语言文字与民族发展之间的关系重新探讨及对具体中国语言文字国情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文章提出民族文字实践工作应有所调整。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字之路才是民族和民族文字的希望。
任何一种理论的创立，归根到底都是为指导社会实践，推动社会进步服务的。在实践的基础之上的理论的每一步提高，对实践都将有更好的指导意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近年来，随着脑科学、计算机、美学等相关学科的大力发展，语言文字学本体理论的进一步深入以及文字实践的全面展开，人们对文字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总结，这将更好地指导我们的民族文字实践工作。本文谈的民族文字实践工作的调整主要指南方没有悠久本民族文字历史的民族文字工作的调整，因为这一类文字基本都是在50年代新创制的，它们有着许多共同的背景乃至发展方向。本文将从以下三大部分进行论述：一、现实篇；二、辨析篇；三、方向篇。
一、现实篇
（一）几十年来我国民族文字工作所藉之理论基础
中国，是有自己的文字学研究的，而近百来年，我们的文字学理论则主要来自国外，如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1]以及著名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像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过去的语言的某些特点供给我们观察”[2]等文字观点。吸收了国外理论的中国语言学家的著作中，关于文字的论述基本也都是：“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系统”；[1]“文字是为了记录语言而发明的一种书写符号系统”；[2]“文字是用来写语言的符合”；[3]“代表语言是文字的本质”。[4]这些看法都是说语言是第一性、文字是第二性的，文字是服从于语言的。很长一段时间，语言学界在关于文字发展问题上，认为文字从象形到表意到表音体现的是一种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先进的变化过程。认为表音文字准确地记录了语言，最好地体现了它“存在的理由”，由此推论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拼音文字是最科学的文字，世界文字发展的方向便是拼音化。这些文字理论在世界文字学史上曾在相当长时间里占据了权威地位，并对世界各国文字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清末起，中国就开始了汉字改革运动。切音字运动、注音字母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直至建国后在汉字改革方针“文字必须改革，走世界文字的拼音方向”[5]的指引下《汉语拼音方案》的颁布、推行，这一切自然影响到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工作。1949年，在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大会上，黎锦熙老先生率先提出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创制和改革的基本原则：“中国文字改革的整体的工作，对于少数民族的各种语文，都要拉丁化起来”。[6]50年代，字母形式的拉丁化原则，成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创制和改革的一项基本原则。1957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起草了《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讨论后上报国务院。国务院第63次全体会议讨论、修改、通过了这个文件，正式确定了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原则：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应该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原有文字进行改革，采用新的字母系统的时候，也应该尽可能以拉丁字母为基础。
（二）少数民族文字实践工作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制、改革民族文字成了民族语文工作要解决的重大课题。1951年，中央政府提出了“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的要求。1956年，中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了“对于那些还没有文字或者文字尚不完备的少数民族，应该积极地帮助他们创制和改革自己民族的文字”。1956年开始，经过几年的人员培训和其它前期准备工作之后，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联合组织了700多人，分成七个大型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调查工作队，分赴少数民族语言主要分布的16个省区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进行了调查。到1959年，共调查了壮、布依、侗、水等42个民族的语言。其中先后帮助壮、布依、苗、彝、黎、纳西、傈僳、哈尼、侗、佤、景颇（载瓦支系使用的文字）、土等民族创制了16种文字，这些文字都是采用拉丁字母形式。其中为苗族创制了4种新文字，它们是：湘西苗文、黔东苗文、川黔滇苗文、滇东北苗文；为哈尼族创制了2种文字，它们是：哈雅哈尼文和碧卡哈尼文。
壮文于1957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推行，黎文、碧卡哈尼文已于1958年停止试行，新创制的彝文也于1980年被改进的表意音节文字“凉山规范彝文”所取代，傈僳族新老两种文字并用。其余的文字经中央民委或有关省、自治区政府批准在试验推行。
50年代以来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积极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如今，这些民族文字在学校教育、行政和司法领域、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以及公共场所中都有所应用。
拼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各有利弊，从几十年的民族文字实践工作来看，拼音文字取得的成绩也是不小的，然而仍是步履维艰。群众虽然有对自己文字的感情需求，然而对新创制文字，“群众不是自觉喜爱它，应用它，每一步都好像是语文工作者在后面推着，在前面吃力地拉着。我们建机构，搞试点，树标兵，评先进，但追随者仍有限”。[1]总的说来，面临的问题有：
(1)新创制的拼音文字社会功能仍较低，无法突破地域方言差别，标准音点难于获得全民族认可的权威地位。推广困难，没有普及，也就难以有普及之上的提高。不少地区的群众感到学本民族文字如同学另一种语言一样，认为还不如直接学汉语。一些地区教学上实行了变通的办法，如找出语音对应规律教给群众或学生，但这也只能是在与标准音点变化不太大的少数地区行得通，难于掌握的繁杂的规则往往容易使人们失去兴趣，缺乏继续学习的动力。
(2)新创拼音文字是以记录民族当时语言、语音为基础的，而本有语言反映的只是少数民族现有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及其历史关系的，因此在其本民族范围和族际范围，本民族语言及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都能有较强的交际功能。而在更大的交际环境下，本民族语言和文字的交际功能就减弱了。另外，由于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汉族经济文化上存在不可否认的巨大差距，随着少数民族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大量现代词汇会通过汉语渗透到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来，而原有拼音文字听音知义只限于原有民族词汇，拼音文字的大量新词汇，人们仍需解释和翻译才能真正明白，这又是社会发展速度难以允许的。在面对同音异义词汇上，拼音文字亦很乏力。一般说来，文字要传于异地，留于异时，就要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往往与语言的变化速度有距离，不可能同步发展，记录语音的文字久之也会与语音有间隔，渐渐脱离语音，拼音文字听音知义，记录便捷的最大优势亦将削弱。以上也是为什么一些学者认为我们的拼音文字只能用于双语教育中作为拐杖去学好汉语和用于成人扫盲教育，而难于适应在汉文化大背景下少数民族现代化发展的原因。现今的拼音文字对本民族文化历史能有较好的记录和保存作用，但基本没有调整的弹性或发挥的潜力去适应我国少数民族现代化的发展。一些过激人士甚至认为：“民族文字没有前途！”事实上，民族文字仍是有着它存在的积极意义和作用的，一种科学适用的文字方案不会是没有前途的。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即拼音文字在我国很多民族的不适应性，造成了人们对民族文字认识上的不统一，感情心理与行为差距大，经费投入紧缺，双语教育的研究和操作也难以顺利进行，出现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的状况。那么，中国的民族文字工作如何走出困境？而中国民族文字的困境决不仅仅是经费的问题。
二、辨析篇
正是在“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交际工具”这一理论的影响下，长期以来，语言学界多注重语言研究，而忽略文字研究，这从我们的著述中就可看出，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关于语言方面的，少有关于文字的。然而，执着探索真理的学者还是关注了文字的问题，并有了对文字的进一步认识。在“文字是表现语音”的这一认识上，其实连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奠基者索绪尔也发觉：“我们的研究只限于表音体系”，[1]“对汉族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2]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索绪尔本人也隐约把文字这一交际手段提到了与语言并列的关系。
原有对语言和文字关系的认识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和较为正确的理论基础，但对文字性质的认识，我们必须把它放入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范围去考虑，这才有可能更充分全面地认识它。
从文字的发展历史来看，世界早期文字产生前期，一般都经历实物记事、图画文字、符号记事阶段。无论是汉民族的“上古结绳而治”，还是景颇族的树叶信、彝族的树枝文字，最初都是为记事或帮助记忆的。尽管早期文字还不是成熟文字，但就其产生目的来说，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即文字的产生是人类交流的需要，这种交流有时是人与人的交流，有时是人与自然、神（宗教）的交流。就这个意义上说，文字与语言都是人类表达思维的工具和交流信息或社会互动的符号。语言和文字之间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限制与服从的关系，它们是相对独立的。它们以不同的社会功用共同服务于人类不同层次交流的需要，互为补充，互为影响。这种关系是我们首先要明确而又常常忽略的。
1.语言和文字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用
语言和文字是人类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发展基础的产物，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用。语言随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没有没有语言的社会”。文字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那时，语言、思维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人们对语言的习得是自然的，语言便捷，是人类最主要的日常交际工具，是社会存在的必然条件。文字是在语言无法满足日益增长和更为复杂的交际需要下，甚至可以说是为弥补语言的无法突破时空缺陷而产生的，文字可以“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人们对文字要通过学习或受教育才能掌握，文字并不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但在社会历史的一定阶段上文字成了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必要条件，文字是交流、记载民族文化和历史的重要工具。现代社会，在人类对信息的大量获取和利用上，文字起的作用将更大。“现代人借助文字通常比借助有声语言所获得的信息更多。现代有文化的人花在阅读各种材料（报纸、杂志和书籍）的时间平均每天约两小时，而知识分子每天则达到八到十个小时，甚至更多”。[3]
2.语言和文字物质外壳及载体不同
不同的社会功用使语言和文字采取了不同的物质外壳及载体。语言是听觉符号，由物质外壳语音携带信息被人听觉感知，主要载体是人们身体的发音器官；文字是视觉符号，由物质外壳字形携带信息通过光波传送，被人视觉感知，载体由最初的树皮、贝叶、皮甲、兽骨到后来的印刷纸张、计算机软件等现代载体。不同的物质外壳和载体使得语言和文字表义方式不同、发展变化情况不同。语言是通过语音符号表义的。语音符号的表义形式包括不同音质的音素（一定数量的有区别性特征的元、辅音等）、音素的组合（音节）、音节的组合、音高的变化（轻重音、声调）、语调、音变（音素与音素、音节与音节连读时）、停顿等要素。语言的这些要素如音高、语调、音变、停顿等不是文字全能表现的。语言符号在表达一句完整的意思时，是以语流的形式出现的。内部的实体（表义的语音形式，如音节或音节的组合）是紧密相连的，是不易区分的。另外，人们在使用语言符号进行交际时可以借助语境，像面对面交谈时，人的视觉所获得的信息也可以帮助理解语义。文字符号系统则包括一定数量有区别性特征的、有规则的图形及图形组合，符号与符号间有一定距离，人们可通过上下文更好理解文字内容。语言和文字在表义上各有特点，各有优势。语言的一些局限也许正是文字的特长，一些文字不能表现的信息，人们通过语言一样也能心领神会。语言物质外壳及载体较文字的“便捷”，使语言易随社会发展而发展，随社会变化而变化，不断适应交际变化的需要。文字则较稳定，以其稳定性、准确性“传于异地，留于异时”。当它的稳定性与大有变化的社会、语言的距离达到一定程度时，文字才会有所调整和改变，以便人们更好地进行交流。语言消亡了，文字仍可作为人类获取历史信息的工具。
语言和文字不同的社会功能、产生的不同社会基础与不同的物质外壳、载体，决定了语言和文字不可能一一对应。现代英语的发音与15世纪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而文字的书写形式基本没有改变。汉语方言差别很大，但汉字一直是讲汉语的人们共同使用的书写符号。各种专业符号，如数学公式与语言是弱相关的，却具国际性、超民族性，能被世界人们共同理解和使用。汉语方言有大量形象生动的词汇是汉字不能表达的。这些，都是语言与文字不一致性的例子。
而人们为什么很容易接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这一说法？语言和文字又是怎样互相联系的？
1.文字体系不可能完全摆脱语言对它的影响
文字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所要承担的社会功能在其当时的社会基础上，是不能不受语言的影响的。早期文字和语言没有一一对应，没有和语词挂上稳定的钩。如云南纳
即使是已经形成文字体系的中国甲骨文也保留着这方面的痕迹。如一条卜辞“甲申卜御妇鼠妣己二
”，其中“”显然是“牝”（母牛）、“牡”（公牛）两字的合文，然而二指的是“二牝二牡”还是“二牛，一牝、一牡”？[1]初级的文字直接蕴含了信息，却不具有更大时空交际范围内的稳定性和明确性，满足不了更广、更复杂社会交际的需要。然而，文字的产生远远晚于语言，语言也是文字产生的社会基础的一部分，那时的语言和思维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语言基本都能反映社会事物及事物间的关系。语言社会中，语言既已形成的表义方式就不可避免地被文字便捷利用，因此文字的表义方式主要受语言启发，包括文字单位的字型设计以及文字单位的线性组合排列。当文字与语言表义上有了较稳定的对应关系，与语词挂上了稳定的钩，形成文字体系，具有社会性，成为了人们重要方便的交际工具时，文字便成熟了。文字基本可以读成语言，可记录大部分语言。不仅文字的形成受到了语言的影响，文字还随着语言的发展而发展，虽然不同步，却受语言制约。语言变化得较快，文字较稳定，但文字的稳定也是相对稳定。共同的社会及社会的发展是语言和文字共同表达的对象，文字与语言不对应达到一定程度已妨碍人们便利交流时，文字势必有所调整或改变。文字体系是不可能完全摆脱语言对它的影响的，因此，“文字的社会功能应超脱语言局限与羁绊，发挥文字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社会效应，直接与思维沟通，表达思维的符号化文字才是成熟先进的文字”[1]的说法是不尽科学的。文字与语言表义上大范围较稳定的对应关系及语言对文字所起的作用，往往就被人们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了，而事实上语言只是提示或启发了文字体系的形成和进一步成熟，人们或直接以语言的表“义”与文字的表“义”对应起来，伴以语音；或以语言的语音作中介再让文字与意义联系起来，让文字也有了更快更稳定的“约定俗成”性。“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只是文字功能某个范围、某个历史阶段的现象，而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是文字的本质显然不够贴切。
2.文字体系不能摆脱语言影响，但文字有着自己的特点
文字扩大了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际功用，对人类文明起着很大作用。因为有了文字，人类历史才开始进入文明时代。有无传统文字，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积累是大不相同的。文字可以记录下人类生产劳动经验，可促使语言条理化和思维精密化。书面语言也就是这样得以形成。文字体系及其发展虽然无法完全摆脱语言的影响，但语言特点对文字特点的形成并不完全起决定作用。中国汉字这种意音文字能如此长期保持并高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受了汉语特点的影响（如词根孤立结构、大量只有声调差异的同音词、有差距很大的方言等）。而同样在中国，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契丹、女真语言和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西夏语言尽管跟汉语很不相同，可是他们采用了汉字式文字，虽在主观上抵抗汉语汉字，然而在客观上仍摆脱不了汉字形制的影响，勉强做到字形不同，而依旧落在汉字格式的窠臼之中。这说明，语言特点不能决定文字的形式和体制。由于各种语言都存在着由时空差异形成的异音现象，而文字的交际社会性又要求文字得有一定的稳定性和通行性，所以，“文字在表意时，可以跨越某些语言障碍”。[2]还有语言的同音异义现象，文字的字形可起到确定、区别意义的作用。汉语有大量的同音异义词，赵元任曾写过一篇《施氏食狮史》的游戏文章，“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在这里，字形帮助了更好地表义。拼音文字中一些词的频繁运用也使人们不必非通过语音才明白意义，字形也渐渐与概念直接联系起来。文字一定程度上还是对万事万物规律性分析后进行的设计，设计中也一定程度可以体现哲学、经济原则甚至美学原则。新事物大量增加、出现，但事物之间是有联系和有规律的，是“有限的”，汉字基本不用再造新字的极强的构词能力，体现了文学的哲学意义。拼音文字则在“开始”去表现它的简明，仅以几十个字母去代表语言音位，通过字母组合表达语言、意义。另外，一些语言系统中没有或没来得及有的词汇，文字也可以产生新词进入。如汉语中“举措”、“奇特”、“瑰宝”以及成语“杯弓蛇影”、“狐假虎威”、“守株待兔”等都是从文字进入口语的；还有一些词汇如“经济”、“文学”、“同志”、“机械”等等，都是先借用文字再用汉语发音去读而成为汉语口语词汇的；一些新事物如“电话”等语词则是受文字字形表义方式启发而发明的。文字对语言的能动性，应被充分认识并运用到新文字的设计中来。
对语言、文字关系进一步的探讨，各国文字使用事实的证明，文字中的象形、表意、表音特征不再被简单定性为落后或先进，低级或高级。拼音化不再被认为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目前，国际语言学界已至少承认世界文字发展方向的二元化。
再者，文字是社会现象，不仅受语言影响，还受社会其它因素影响。“某个民族在其发展的某个时期所使用的文字的类型和特点是许多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造成的”，[1]这些因素中每种因素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文字的发展，一些因素则在某个社会阶段对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决定作用。如政权支持下某些民族文字的产生。决定文字前途的主要因素是该民族的社会发展程度，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及该文字所含信息量或信息空间容纳力。
(1)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程度决定了社会对文字的需要程度。如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人们由许多比较小而分散的母系氏族集团组成，人们借助有声语言就能满足交际的需要。
(2)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主要指民族文化背景、民族间的历史关系和阶级地位，民族间文化交流状况等。
a.文字的形式和体制，不完全决定于语言特点，也不全靠政权，更重要的是依靠强大的文化背景。
b.文字的产生与所属该社会集团的阶级地位有关系。虽然文字、语言是为整个社会、为社会的全体成员服务的，不具有阶级性，然而阶级的影响在文字的历史发展和实际应用上是很突出的。如沙皇俄国曾对处于附属地位的少数民族使用文字实行刁难的政策。
c.民族间的往来、交流使直接借鉴发达文字体系文字的现象得以产生。这种来往、交流也许是宗教的影响，也许是经济的交往，也许是文化的交流。如受印度佛教影响的藏文借鉴了印度的梵文。
d.其它的文化因素对文字的字形风格也有不少的影响。诸如民族建筑、图案装饰等造型艺术特点，民族艺术风格的替换等等。例如，在哥特式风格的繁荣时期，拉丁文的字形变化特别显著：加洛林王朝的右小写字体被哥特式文字所取代。
总之，我们不能绝对地认为，文字是从属于语言的，虽然它不可能完全摆脱语言的影响，但语言对文字类型并不起决定作用。文字并不是对语言的全息记录，也不能对语言进行全息记录。一种文字类型可以记录多种语言。拼音文字不一定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文字的类型和特点是社会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对新文字，我们应该综合考虑社会各种因素，仅从“文字记录语言、记录语音”这个角度、这个层次去设计、确定文字方案显然是缺乏充分根据的。这就需要我们在重新构筑的更为科学、更为全面的文字理论基础上，为我们的民族语言文字寻找新的突破口。
三、方向篇
我们有必要对民族文字的创制、推行工作作进一步地探讨。我们为什么要给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少数民族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字？什么形式的文字才会更有生命力，才能更好发挥民族文字应有的功能？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有个较准确的定位和认识，而不是多项抽象政策的罗列叠加和对片面文字理论的简单运用，最要命的千万别是对既成事实的消极接受。走基于中国国情之上的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字之路，才是民族和民族文字的希望。这是时代的要求，民族的要求，也是跨世纪学者和决策者的责任。这项工作是需要胆识和气魄的。
（一）尊重民族文化，注重多元文化发展，繁荣各民族文化，这应是我们积极为少数民族发展文字的动机。这是由民族差别仍将长期存在、文化需要彼此交流补充提高以及文字的功能所决定的。
这里的文化，指的是广义的文化，即民族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民族差别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而且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必然存在。那些否认民族差别，强迫统一或工作方法上采取“一刀切”的作法，都会给民族带来痛苦乃至灾难。而一味强调民族差别、否定人类民族发展共性的纯粹“民族主义”，也只能是民族主义的“乌托邦”。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不论大小、优劣都是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们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进行着选择和交流，共同丰富和提高了人类整体文化。而对于少数民族来说，这个“少”的意义不仅是数量上的，往往也是处境和状况的。在他们的社会发展中，传统与现代化、本体文化与外部强大文化等因素总是交织出更为复杂艰难的发展势态，而非线性消长。其中，民族独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问题更是突出。在我国，汉文化是融汇了多个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的主流，悠久的历史、强大的实力对少数民族文化产生着势不可挡的影响，各少数民族是无法摆脱汉文化这样的背景的。少数民族讲汉语的人不断增多，许多服饰、生活习惯、风俗也大体与汉民族趋同，这种“同化”引起不少民族人士惊觉，并呼吁民族文化的保存。民族同化是个自然的过程，我们用不着人为地去阻碍这一过程，民族文化中糟粕、落后部分的淘汰、涤除也是一种进步。然而，同化并不必以牺牲少数民族整体民族文化为代价，导致人类生活方式单一，扼杀人类创造的生机。各族的联系和文化的融合，是导致人类进步的主要推动力，每个民族都为世界文化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人类最终会认识到：文化的多样性对于人类文化发展是一种有创造力的要素。尊重民族文化，积极发展多元文化，将有利于人类公正的取得、文化多样性的创造以及社会凝聚力的保持，这也才更能促进民族的共同发展、繁荣，达到我们最后的目的。这个意义，是我们常常所忽略的，更该是决策者应高于普通民众主动意识到并着力促进的。
民族文化的形成和传承，往往是与语言分不开的。萨丕尔说：“真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知不觉地建立在该族的语言习惯之上的……语言是认识社会现实的指南……使用不同语言的各社会成员所生活的世界是多种多样的许多个世界，而不是具有不同标志的一个同样的世界。”[1]语言能够帮助不同民族的人形成特定的思维和表达习惯，帮助一个民族在进步过程中去构筑他们的个性和特点。世界语言的多样性使世界文化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多元互补局面。虽然语言在民族特征中算较为稳定的，然而如果没有文字，民族语言以及各种文化特征是难以存其久远的，民族独特文化也就谈不上积累和发展。例如我国土家族面临的情况是：“土家语与汉语的接触的频繁程度，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加深，时间不过300年，结果是土家族地区使用土家语的人口越来越少，使用汉语的人越来越多。时至今日，在2,832,743人中，仅有17万人在自己居住的边远村寨范围内，使用土家语，作为日常生活交际工具。土家语与汉语的消长趋势，据土家族人士估计，80年代土家族小学生都在学用汉语文，到2050年，现在的小学生那时候不过70岁，他们完全使用汉语是必然的。他们之后的子孙使用汉语也是必然的，总起来说，一种语言经过300-400年的变化，最后导致消亡，在语言发展史上是不乏其例的。”[2]民族的语言一旦消失，就无从寻觅，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一种民族特有文化的发展终止。文字在这方面则可以充分发挥其稳定性传承作用。中国能有世界罕有的几千年延续文明，很大作用取决于中国文字，中国汉字所积淀的民族文化是一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发展源泉。文字在民族语言、民族文化积累、传承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其它手段不可比拟和不可替代的。因此说，尊重民族文化、注重发展多元文化、繁荣各民族文化是我们为少数民族积极发展民族文字的主要原因。民族文字的发展、民族独特文化的发展就是在经济领域也是有利于经济开发的。“文化的差异”现在越来越被看成正是少数民族发展的另一种优势，少数民族在区域经济抉择上也应重视发展特色产业，如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旅游产业、特色工艺品加工、林药材加工等等。随着今后信息社会的发展、信息设备的发达，少数民族地区未被破坏的自然景色、独特的人文景观也将更被重视。民族文字可助于民族特色的保持，却并不阻碍民族的发展。
（二）我们所需的民族文字，应能满足民族发展多层次交流的需要。简单说它应既便于继承本族的文化传统、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又便于接受先进的文化科学知识。我国一些民族传统文字在表达先进文化科学知识方面就显得乏力。在语言上，人们有着对自己语言的深厚感情，它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社会的发展，又使人们对语言有多层次需求，除固有语言外，还需有与其它民族交往语言的需要。这已是得到普遍承认的客观存在。世界各民族的许许多多成员都在为掌握那些能够满足自己不同层次需要的语言而努力。虽然按照世界多语言国家如东欧、北欧等国家的经验，一个民族学习一种以上的语言文字从能力上说是可以胜任的，然而，每个民族都要成为多语民族的观念却不是普遍被接受的。在我国，汉语已成为各民族交际的通用语。各民族不断在学习汉语汉文，又不抛弃他们自己热爱和惯用的民族语言。双语现象，实质就是人们交流的多层次需要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所使用的文字一定程度上应该满足和体现这种需求。因此，以族际通用语汉语汉文为基础，又保持各自民族语言特征的文字方案设计出来，将能相当程度地减弱多需求而产生多语言、多文字的繁复局面，既便于继承本族的文化传统，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又便于接受先进的文化科学知识。这也是少数民族（这里主要是指南方少数民族）处境、现状和发展所需要的。我认为，在我国也只有这样的文字，才是有希望和前途的。尽管这种局面目前离我们还较远。
（三）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设计更具生命力的文字方案。
1.少数民族的发展需要民族文字
解放前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封闭落后，社会对文字的需求并不大。解放后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基本打破了原来较封闭的自给自足状况，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改革开放的机遇和挑战，对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速度有了更高的要求。提高民族素质以适应现代化民族发展需要，是民族工作的一个重点。而双语教育对启发儿童智力发育，提高儿童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都是有效的手段。这为多年来的实践所证实。不少少数民族还把现代新知识、新科技用民族文字教给更多的群众，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促进了经济发展。民族文字已是民族发展到相当程度的需要。
2.少数民族所处社会文化环境
(1)中华各民族历史形成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格局，应是我们文字方案设计首要考虑的因素。历史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赖的关系，也确立了吸收多民族文化而形成的汉民族的主体地位。少数民族是无法脱离汉文化这个大背景的。语言上我国少数民族一直都有学习汉语的传统。文字上，汉字式文字中壮侗语族就有4种：壮字、布依字、侗字、水字；藏缅语族5种：白字、哈尼字、彝字、傈僳字、西夏字；苗瑶语族2种：瑶字、苗字；阿尔泰语系3种：契丹大字和小字、女真字；语系未定的3种：朝鲜文、喃字和日文。像古壮字“最早出现在唐代的碑文中，……很早以前就在古壮族地区广为流传……一直到目前，在那些壮族人口居住比例比较高，本民族文化保留比较多的县，壮族人民仍然沿用方块壮字编印山歌或壮戏，甚至用来书写译制壮语电影的脚本”。[1]近些年，通过对这些民族古文字进一步的研究和综合比较，学者们得出如下结论：(1)文字的形式和体制，不完全决定于语言特点，也不全靠政权，更重要的是依靠强大的文化背景。汉字式少数民族文字语言虽然跟汉语很不相同，可是他们采用了汉字式文字。即使在有强大政权作为后盾的契丹、女真、西夏文也一样不能摆脱汉字的影响。而经过了元、清两朝数百年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汉族，其文字却一直使用了下来。(2)历史上，越是靠近汉语汉字的，越是文化发展迅速。日本、朝鲜就比较成功地借助了汉语。而一些国内少数民族往往由于当时民族对立关系的影响，心理上要有别于汉族，因此，设计的文字人为地复杂化了，妨碍了文字交际功能的发挥，加上闭塞的环境，而没有发展成为民族通用文字。与强大文化背景相融，才能得到更好发展。强大文化背景下文字往往成为其他社会集团所借鉴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其他地区如在非洲，因许多国家曾是欧洲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法、意大利等国的殖民地，所以也大多采用拉丁字母（或变体字母）。在前苏联，许多文字也大多采用俄文的西里尔字母（或称斯拉夫字母）。新中国，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民族文字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有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在《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第21条、36条、47条中也有这方面内容的进一步规定。少数民族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民族关系氛围，但新拼音文字方案一味追求拉丁化、国际化而忽略了汉文化强大的文化背景，以致许多少数民族认为新创文字是“洋文”。“远水”是救不了“近火”的。我国少数民族需要的文字必须基于汉文化大背景，我们应对原来少数民族汉字式文字给予足够关注和利用。在壮文十几年来推广工作效果并不理想的情况下，近来有壮族学者提出，应发展古壮字为壮文。这声音尽管微弱，但应引起我们重视。
(2)我国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势态，对少数民族来说必须有一种具有超地域、超方言特征的文字，才能适应这种状况。各少数民族在这种大体的分布势态下，又因各地人口数量、居住环境、历史传统、心里素质等等方面的差异，情况更为复杂。8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中，有方言、土语差别的近90%。如彝语、朝鲜语有6种方言，黎语、布努语有5种方言，藏语、苗语、蒙古语、维吾尔语、佤语等都有3种方言，壮语、侗语、土家语、哈萨克语有2种方言；少数语言只有土语差别，如布依语、水语、东乡语、达斡尔语、撒拉语等。没有方言、土语差别的语言如傈僳语、毛南语、乌孜别克语、鄂伦春语等。就省份来说，少数民族及其语言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西藏、宁夏和黑龙江、吉林、辽宁、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贵州、广东、湖南、河北、湖北、福建、台湾等省区，而尤以云南、新疆、四川、贵州、台湾更为复杂。仅云南省，就有25个民族，26种语言。就使用情况来说，不同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同一民族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语言现象亦很普遍，如瑶族使用布努语、勉语、拉珈语3种语言；景颇族使用景颇语和载瓦语两种语言；裕固族、门巴族、珞巴族、高山族等民族都使用两种以上本民族语言。复杂的分布势态使少数民族地区难有一个点的语言可以取得该民族语言的权威地位，这就形成了以记录某个标准音点语音的民族拼音文字推行工作中的巨大障碍。从实际出发，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基点。分类指导也是具有针对性的对策，但如果分类分得太细，就会失去规模化，不利普及，民族文字交流功能也将受到削弱。很多民族都有要求文字统一的意向。如我国“滇川黔桂省的彝族知识分子于1958、1980、1989年多次讨论了彝族统一文字的问题，他们认为‘彝文一开始就是统一的，完全应该统一起来。’云南彝族的领袖人物和知识分子考虑到彝语六大方言分歧较大，统一语言比较困难，从而决定走统一文字的道路，现已提出以表意为主的超方言文字方案，已经省政府批准试行。广西、云南、广东、泰国、美国的瑶族代表在广西设计了国内外统一的瑶文。苗族50年代以来试行4种方言文字，1989年在贵州的苗学会也有人提出要求统一文字，而且已经拿出了统一的苗文方案（草案）”。[1]文字和语言是相对独立的，语言的方言差异，并不一定影响文字的统一。
3.关于文字方案
(1)汉字
a.汉字是历史悠久的哲学性文字。
汉字历史悠久，自商朝甲骨文算起，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汉字是世界上从产生、发展到现今还在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历史上埃及的楔形文字、圣书字以及印度的象形文字、中美洲的玛雅文字、波罗米文等古文字都因种种原因停止使用了。持续发展几千年的汉字，经过了中华民族长时间的思考，积淀和物化了中华民族无穷无尽的智慧。最初的象形汉字，是人们丰富的形象思维的产物，而后日益发展的汉字，多种造字方法的运用，则是人们形象思维和理性逻辑思维相结合的产物。汉字的字形结构并不是随心所欲臆造或简单的“约定俗成”，而是有其特定的轨迹和逻辑关系的。汉字的内涵、结构及外延均充满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抽象、概括、综合和逻辑推理，汉字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对社会、自然认识的物化。如与“羊”有关的“美”、“善”、“羲”均有“好”的意思，再如与“水”有关的“江”、“河”、“溪”、“泽”、“湖”、“清”、“池”等等。安子介先生通过分析组成汉字的部首，把它们归为十二类：人类及人间关系；人体的部分及其机能；大自然；居住与交通；生物及其对人类有利用价值的部分；农产品；手工艺品与容器；工具与武器；行动；情况；颜色与估量；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感受等。汉字的构字体现了社会事物关系。汉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多种造字方法的运用，使汉字多层次、多方面的外衍成为了可能，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到楷书、行书、草书的行体演变也不断适应了社会的发展。生动的形象、丰富的观念、巧妙的构思、积累的文明都在其中，使汉字具有极强的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社会的弹性和潜力，几千个汉字就可以表达几百万个词。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新事物、新语汇层出不穷，汉字表现出了它极大的优越性。而拼音文字是通过形态的复杂变化和大量增添新词来表达日益发展的观念，语音与文字的脱节，又越来越给人们进一步的交流带来不便。古英语词汇约为5-6万，现代英语词数则近百万。据钱伟长先生估计，现在英语每年新出现的词汇数以千计，而汉字则基本不用造新字，只在原来基础上充分活用就可以表达新观念。日本著名学者大野晋说，汉字的构词能力很强，并且这些新词可以触类旁通地容易地理解。拼音文字字母容易掌握，但要花很多力气去不断学习词汇。汉字开始难学，但只要掌握三千左右基本常用词汇就大体够用了。总之，延续发展演变了几千年的汉字，充满着哲学性与生命力，有了相当的成熟度。长期以来它所积累的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和形成的深远博大的文明历史更是它生命不竭的源泉。
b.汉字的超时空性。
汉字产生的殷商时代，汉语已经有了明显的方言分歧。殷商以后，汉语方言的分歧仍然很大。至秦“书同文”以后，汉字对书写不同的方言仍是最有效的，在众多的汉语方言差异的情况下，汉字对汉文化的交流、统一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由于汉字是语素文字，每一个字都和语素的意义相联系，不同方言区的人可以借助汉字，越过方言语音差异，直接阅读文字意义。对于《红楼梦》、《阿Q正传》、《围城》等作品，尽管不同方言区读者在以不同的语音系统阅读，但是它们可以在文字上直接传递意义。作为一种和表意相关的语素文字，汉字的超空间性不仅体现在超方言上，甚至还体现在超语言性上。如古壮文、方块白文以及日语、朝语的文字等。汉字的超空间性、多语言适用性，有利于文化的传播。
汉字的超时间性可使现代人借助汉字直接阅读古人的思想。先秦的文章，我们并不陌生。汉字的超时间性，有利于文化的传承。
c.汉字是复脑文字，有利于智力开发。
当代脑科学、思维科学、认知科学的最新成果证明了汉字是有别于单脑文字拼音文字的复脑文字。拼音文字主要是音码在左脑起作用，汉字是音码、形码、义码在左、右脑同时起作用。个性突出的方块汉字适应儿童右脑整体模式识别的认知方式，使儿童左、右脑得以同时开发，易产生联想和形成初步推理能力，有利于儿童智商的提高。日本著名学者日井勋博士对此专门做过测查，结果是孩子辨认复杂方块汉字反比字母快，智商测试也更高。
d.汉字的计算机处理。
随着计算机对汉字处理技术的提高，汉字在计算机上的输入速度已不再落后，还大大高于西文输入速度。汉字并不是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更加简单便捷的汉字输入方式正在不断地被开发出来。
(2)近些年文字工作的反思
规范彝文替代新创制拉丁彝文在彝族群众中的成功推行；新疆对阿拉伯字母的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的恢复使用；西双版纳傣族新傣文的停止使用，老傣文的全面启用，从这些变化我们可看出，拉丁化原则已渐渐地被具有传统文字的民族大家庭成员抛弃，表意文字的超方言特征利于民族统一和发展的意义正重新被重视起来。从1953年受“韩字专用”影响的我国朝鲜族从40余年的历史实践总结中，也意识到：废除汉字虽短期内促进了文盲的扫除，促进了基础教育的普及和文化事业的大众化，民族语言的通俗化，但也带来了一些弊病：主要是从长期看来，在某种程度上阻碍后代智力发展，增加双语教育的难度，影响民族教育质量提高，阻碍朝鲜族文化对外部文化的吸收和发展等等。近年来，日本、韩国也更加重视了汉字的教育，文字中夹用汉字数量不断在增多。
(3)原设计文字拼音方案的作用
50年代，为少数民族新创制的拉丁字母文字方案是有着它的理论背景和政治环境的，它是时代的产物。它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50年代少数民族工作者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基本摸清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大体情况，了解了各个语言语音、语法、词汇特点以及相关的人文背景。拼音文字的试验推行，一定程度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推动了经济发展，为民族文化教育奠定了基础。原设计文字拼音方案今后可以作为注音和学习的工具，继续发挥作用。如新疆维吾尔和哈萨克民族把60年代创制的维吾尔和哈萨克新文字（拉丁文字）作为拼音方案使用。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摆脱文字服从、决定于语言的片面理论观念影响，摆正我们的文字理论基点，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我国的文化背景、民族关系出发，从我国各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使用关系出发，充分利用汉字优点去调整我们的民族文字方案。蒙、藏、维等民族，有较长历史的文字和诸多文献，在影响文字的诸多因素中，文字的文化属性、文献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作用这方面因素较突出，文字类型、形式不便轻易改动。而南方少数民族受汉字文化熏陶久，影响深，杂居状态更普遍，因此他们的文字方案设计应以原来汉字式文字为基础，继承他们历史上汉字式文字经验，借鉴国外成功汉字式文字经验，简化、统一和规范出一两千常用字作为各民族文字共同基础成分，以不同的音读和训读等等方式进行处理，还可以以拉丁字母辅助表示一些语法特点。这一主张，清格尔泰先生最早提出，并作了很多研究。这样的文字既能保持民族特点，又能适应在民族现代化进程中新词大量增加、交际范围扩大的发展需要。这对民族文字的普及与提高、当前与长远关系问题的合理解决，对少数民族语文之间、民族语文与汉语文之间的沟通，以及对各民族共同的繁荣进步都将大有助益。这样的文字，根据文字功能大小不同，在各自的适用范围内发挥着它们应有的作用。随着社会、语言的发展，这样的文字也许还会呈现出别样的中国特色的发展前景，亦将丰富世界文字学发展理论。
然而，民族文字的重新整理和调整，需要很多人力、物力、财力，最需要的更是改革的胆量和韬略！在少数民族前途与发展问题上，对少数民族脱离实际情况的帮助，也许会让我们走得离我们的目标更远。
时代呼唤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字之路。
注释：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7页。
[2]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57页。
[1]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6页。
[2]叶蜚声、徐通锵：《普通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4页。
[3]吕叔湘：《吕叔湘语文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0页。
[4]吕叔湘：《谈语言和文字》，《现代汉语参考资料》中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5]参见黄德宽、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78页。
[6]黎锦熙：《国语新文字论》，《文字改革论丛》，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第83页。
[1]张公谨：《文化环境与民族语文建设》，《民族语文》1991年第6期。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1页。
[2]同上。
[3]B·A·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1]叶蜚声、徐通锵：《普通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页。
[1]毕可生：《汉字的社会学研究》，《汉字文化》1993年第2期。
[2]张公谨：《文字的文化属性》，《民族语文》1991年第1期。
[1]B·A·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66页。
[1]转引自伍铁平：《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
[2]罗安源：《土家语/汉语消长趋势》，《民族语文》1989年第4期，第30页。
[1]郑贻青：《壮族文化的宝贵遗产》，《民族语文》1991年第1期。
[1]杨应新：《论语言发展趋势的多向性及对策》，《民族语文》199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