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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50（2000）02—0002—06
拉美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国在引进外资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先后创造了经济奇迹，这使得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资本流入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巨大促进作用深信不疑。一些国家巨额外资的流入与其令人惊叹的高经济增长率一起频见报端，这更加深了人们的这种认识。某些国际经济组织也不某寂寞，据此观点向落后国家发放了大量贷款，美滋滋地期望扶贫所能给其带来奇迹般的丰硕果实。而当我们静下心来，细心翻阅有关经典著作和研究资料的时候，却会惊奇地发现关于国际资本流入与国内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经济理论上一直未有定论，即使在其实证方面也是众说纷纭，并没有得到多少有力的支持。
一、国际资本流入与国内经济增长的理论回顾
早在重商主义盛行时期，经济学家们就开始关注国际资本流动问题。这方面的理论流派很多，如重商主义的货币中心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说、俄林的国际资本移动理论、金德伯格的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理论、马克罗普的国际投资乘数理论、卢卡斯的内生增长理论，等等。但这些理论不约而同地倾向于研究国际资本流动的短期效应及其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而对国际资本流动对输出国和输入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很少论及，或者言辞晦涩，或者一笔带过。
但列宁曾态度鲜明地表达过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国际资本流动在经济上带来的后果主要有以下两点：资本输出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输出国发展上的一些停滞；资本输入总要影响到该资本输入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加速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
马克罗普则认为，不同类型的国际资本运动对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的消费和投资的影响大相径庭。总体而言，资本输出对输出国和输入国都是有利的。尤其是对一些国内潜在盈利机会较多但缺乏资本的国家，以及一些国内投资机会较少而又拥有大量储备的国家，更为有利。这种理论对20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雷格那·纳克斯是从国际资本输入有助于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的角度进行分析的。他的著作《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1953年）被认为是研究国际资本流动问题的名著，也成为探讨国际资本流入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的基石。
纳克斯认为，资本形成问题是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核心，贫穷的恶性循环是阻碍不发达国家资本积累的最主要的循环关系。资本的供给取决于储蓄能力和储蓄愿望，资本的需求取决于投资的刺激。如上图，在不发达国家，资本形成的供求两方面都存在着循环关系。不发达国家资本形成的障碍，从供给方面说是由于储蓄的能力小，其解决方法是挖掘并化解农村中隐藏的大量隐蔽失业，并限制消费，弱化消费的国际示范效应；从需求方面说是由于投资的引诱力不强，投资刺激的微弱主要是由于市场容量太小，其解决方法是在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门中同时进行投资。他的观点倾向于肯定国际资本流入对接受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由此可见，经济学界对于国际资本流入对国内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研究明显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和论证说明。至于究竟是因为这个问题过于简单以致经济学家们不屑一顾，还是因为这个问题过于复杂而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便不得而知了。可以顺便提及的是，1968年赫夫鲍尔—阿德勒和在此之前雷德韦分别针对对外直接投资对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都涉及到一个基本假设：如果不发生对外直接投资，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结果也只是提出了古典派、逆古典派和反古典派三种可能的答案，孰是孰非，尚没有定论。
二、国际资本流入与国内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由于理论观点的不统一，更多的经济学者则从实证方面进行了考察。西方学者的实证工作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跨国比较分析来研究外国资本的流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常的做法是将经济增长率对外国投资水平和外国资本的积累额进行回归分析；另一种做法是通过生产函数导出的增长方程研究外国资本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对国际资本流入与国内经济增长的各种实证分析中，坚持国际资本流入促进了接受国的经济增长的观点占有较多的拥护者，例如：
V.N.Balasubramanyam和M.Salisu在新增长理论的框架内， 检验了在采用不同贸易政策体制的发展中国家中的增长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所起的作用。他们使用了包含46个发展中国家的样本的横截面数据，检验了最早由Jagdish Bhagwati在1978年提出的假设。研究证明，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接受国的经济增长，而且其作用在采取外向型贸易政策的国家要比在那些内向型国家更强一些。
Husian与Jun （世界银行学者）应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序列相结合的方法对东亚国家（不包括中国）1970—1988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Eduardo Borensztein在多国回归模型中，使用最近20 年来工业国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接受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是技术转移的重要机制，比国内投资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然而，仅当接受国有最小的人力资本存量下限时，对外直接投资才有更高的生产率。
Raghuram G.Rajan通过分析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了金融发展是否促进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是否减少公司外部融资成本等问题。结果表明，1980、1990年间许多国家的大量样本表明在有更发达的金融市场的国家中更需要外部融资的工业部门发展得更快，而更发达的金融市场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国际资本大量的自由流动。
G.Lee等人（1986）研究了在9个亚洲发展中国家中私人对外投资（FPI）和外国援助对经济增长和国内储蓄的影响。他们发现FPI对GDP 的增长在统计上有显著的有利作用，对国内储蓄有正效应，但不显著；对外援助对GDP增长有正的但不显著的效应，对国内储蓄则有负效应。
同样，对国际资本流入是否会促进接受国经济增长的问题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的经济学者也大有人在，如：
Gupta和Islam（美国经济学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时间序列与横截面序列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方法，考察了1950—1973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作用。
Steven J.Most和Hendrik Van Den Berg考察了11 个下撒哈拉非洲国家经济增长同3个主要的投资资金来源（外国援助、 外国直接投资和国内储蓄）关系的实证数据。由于传统的横截面分析存在缺陷，他们应用了时间序列方法，先进行单位根测试，继而详述反映揭示出的11国的变量的时间行为模型。结论是：在某种程度上、国内储蓄似乎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比外国直接投资或外国援助的作用更为重要，而后者的作用显著地因国家不同而异。
Joachim Scheide 使用了两个数据集来分析国际资本流动对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增长的作用。他检验了低收入国家的追赶进程因吸收国外资本而变得可能的假设，并最终否定了这种假设。虽然穷国多为债务国，但至少在一些时期，债权国而非债务国的投资份额更高。所以，他认为国际资本的流入提高了接受国的投资份额一说缺乏根据。
与西方学者相比，我国学者更多地是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研究引进外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于理论研究方面的困难，我国学者主要进行实证分析。这方面的一些研究结论包括：
李坤望和董加栋通过一个简单的宏观经济模型，将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解为几个不同的渠道， 通过估计然后加以汇总， 得出了1979—1992年外国资本的流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结论为：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统计上作用不显著；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活动各个方面的作用比较显著，但影响有正有负。
孙海顺研究了1979—1996年间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他发现，通过促进国内资本形成、增加出口和创造新的就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他所作的回归分析还表明，通过转移技术、提高出口和促进区域内和区位内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对外直接投资在总体上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提高中国国内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
贺执中和盛敏借助计量分析方法，对外商投资的流量与行业投向效应、资本存量效应、进出口贸易效应以及技术进步效应作了实证分析，他们认为，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明显。
罗云毅根据中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从投资作为需求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对中国经济增长中投资贡献率作了研究。他采用了中国1952—1997年、中国福建省1978—1997年、 美国1981—1996年、日本1977—1995年和英国1985—1995年间各需求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的经验数据，其研究表明， 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决定国际资本流入对国内经济增长作用的制约因素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症结在于：单纯从国际资本流入的数量和其占国内投资总量或GDP的份额的角度来分析， 就很难全面认识国际资本的流入对接受国经济增长的深刻影响。而国际资本流入对接受国经济增长的全部影响，包括直接和间接作用，又很难量化。例如，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给东道国带来了大量先进的机器设备、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它们对接受国的经济增长意义重大但却难以用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来代表。高度抽象的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或计量经济学模型都难以准确描述国际资本流入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全部影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赖于实践经验的进一步积累和对具体作用机制的更深入了解。也许，目前我们只能说：对缺乏必要的资本积累的国家而言，外资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外资又是万万不能的。
此外，争论的产生还可能是由于国际资本流入的经济效果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而变形，特别是国家的作用，它是战后世界经济所有外部影响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国际资本流入对接受国经济增长的具体作用不但受到资本流入量的影响，更是其它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正是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国际资本流入对接受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使得各种实证研究的结果失于片面，难有说服力。因此，对这些因素的深入研究和把握将大大有助于我们彻底了解国际资本流入对经济增长的全部贡献。这些因素包括：
1.国际资本流入的主要促成因素 国际资本流入所能发挥的作用首先在于这些资本主要是由合理的国内政策和市场导向的改革——“拉动因素”——造成的呢，还是由下跌的国际利率以及工业化国家股票市场上的低收益——“推进因素”——导致的呢？
拉动因素通常与国内政策有关系。例如，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成功地贯彻通货稳定的政策、施行国内资本市场自由化和放开交易项目之类的制度改革以及执行旨在增强投资者投资收益信心的制度性政策来吸引长期的资本流入。推进因素是指那些国家难以控制并且因此与政策无关的外部因素。对一些较小的开放经济而言，这类因素的例子是世界范围内的利率下降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经济萧条，这两种因素都有可能减少在工业化国家获取利润的机会。类似的影响可能产生于主要的金融中心为引导有价证券投资国际多样性而采取的管理政策的变动。在这些外部因素中，有些因素很可能具有重要的周期性或反复起作用的成分。
如果推进因素在导致资本流入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那就有必要多加小心，因为国际环境的改变可以导致资本流动的逆转。资本的突然逆转将会增加经济突然恶化的可能性，最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而从另一方面看，如果这些资本流入主要是接受国的内部条件的结果，那就不必太关心资本流动的逆转。国际资本流入也比较能更深地介入接受国的经济增长，并发挥更大的作用。
2.接受国对待国际资本流入的政策 流入东道国的国际资本本身并不能直接起到推动东道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东道国还必须制订和实施合理的外资政策，把外资纳入促进本国（地区）经济发展的轨道，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在对待国际资本流入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接受国所采取的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二战过后，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持经济独立，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外资企业采取了国有化政策，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吓跑了外资。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功使更多的国家开始推行吸引外资的政策。而在吸引外资的实践中，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又被证明要比发展进口替代型经济更能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如今大多数国家对国际资本的流入均采取积极的态度，纷纷提供各种优惠政策。而外资的最终目的是获取利润，被引入之后并不会自动地促进接受国的经济增长。这更需要接受国政府使用各种手段和政策加以积极引导，以尽力抵消其负面影响。
此外，流入的国际资本若用之于消费，按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可能值得欢迎，但这样做却无益于接受国的资本形成。接受国必须对外资和本国资源的使用做出全面的计划和预算，以保证在分配国内外全部可用资源时首先用于资本形成。
3.国际资本的来源 国际资本按照提供主体可分为：政府对外投资、私人对外投资及国际经济组织的贷款。由于三者所追求的目标不同，所以它们对接受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自然也大相径庭。外国政府进行对外援助和投资往往带有鲜明的政治意图，大多带有附加条件，如必须用于购买本国的商品等等。国际经济组织所提供的贷款相比较而言更有助于促进接受国的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代价相对较小。只是这两者在经历了二战后的一度兴旺之后已日见衰弱，相对于私人对外投资的汪洋大海已成为涓涓细流。私人对外投资如今已占据了国际资本流动80%以上的份额。私人资本具有攫取利润的本性，它对接受国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最大也最难以琢磨。因此，如何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并将其纳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轨道已成为接受国所面临的艰巨课题。
4.国际资本流入的结构 国际资本可分为对外直接投资（FDI ）和对外间接投资，而后者又可细分为对外证券投资（FPI ）和国际贷款。国际资本流入的结构不同，对接受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不同。FDI 可以给接受国带来急需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但代价是本国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度会遭到削弱，同时民族企业的发展也会受到外资垄断的强烈冲击；国际贷款可以提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长期低息资金，但举债过多会带来通货膨胀和资本外流的双重压力，更何况国际贷款日渐稀少，而附加条件却与日俱增；对外国投资者发行证券代价似乎较小，但市场容量太小难以提起外国投资者的兴趣。从战后的发展来看，比世界上其它地区大约高4倍的人均外国援助并未给非洲带来繁荣， 而以吸收国际贷款为主的南美经济在债务危机的打击下轰然倒下，只有以吸收FDI 为主的亚洲新兴工业国似乎欣欣向荣（如果不考虑最近的金融危机）。这似乎暗示我们FDI 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要优于其他类型的外资。但无论是Papanek（1973）和Mosley（1987）的研究， 还是后续建立在他们模型之上的对部分国家所做的实证分析，都未能证明这几种类型的外国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有正效应，而且这些投资所产生的结果显著地因国家而异。
5.国际资本流入的持续性 在经历资本流入高潮的大多数国家中存在着一个关键性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外部和内部的发展共同使得资本流入持续下去？这一问题的答案部分地取决于国际金融体系基本趋势的连续性，即市场的全球化和有价证券的分散化趋势的连续性，提供绝大部分国际资本输出的工业化国家国内利率的变化和景气循环都可能使这种持续性产生问题。随着世界上其它地区的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变化，新的竞争者也很可能会出现。这些发展变化可能引起资本反向的流动。持续性也取决于东道国内部条件。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力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措施以及外向型对外贸易战略很可能提高政策制定者在国际投资者心目中的信誉。克鲁格曼的文章早已说明对于未能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和未能实现经济转型的国家而言，国际资本流入的持续性一旦发生问题将意味着什么。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长期依赖国际资本流入来促进经济增长，而必须不断地增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最终靠本国的力量实现宏观经济目标。
收稿日期：1999—12—15
标签：对外直接投资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经济学论文; 投资论文;